牛津大学与王权的分析介绍

三、牛津大学与王权

从诺曼王朝（1066～1154）到斯图亚特王朝（1603～1714），牛津大学的形成和发展与英国国王及王室成员的关系密不可分。牛津大学为教会和国家培养了必要的专业牧师和管理人才，并为他们带来了财富和声名。于是，在教会和王权的双重支持下，牛津大学在成立后不久就获得了国家性质的教育机构地位，享受到与巴黎大学一样的威望。在牛津大学发展历程中，国王通过采取给大学颁发特许状、拨款捐助和皇家巡视等方式，使它获得了学术自治权以及其他特权，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王国”，拥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从而使其基本管理框架延续至今。当然，王权也曾试图通过干涉大学内部事务来控制牛津大学，就像对自己领地上的居民那样，对大学成员行使自己的权威，也想通过宗教信仰的转变来改造大学，使之成为利于自己统治的御用工具。对此，牛津大学也妥协过和无奈过，但最终，大学的成员团结起来，维护了自己的权力和传统。

（一）初期的大学与王权

牛津大学的身世扑朔迷离，说法很多。与王权有关的说法是：金雀花王朝时期（House of Plantagenet，1216～1399），英国国王亨利二世与当时法国卡佩王朝（Capetian Dynasty，987～1328）路易七世（Louis VII，1121～1180）因领土问题争吵不休。1167年，法国开始驱逐外国学者，把很多住在巴黎的英国学者赶回老家。亨利二世对此给予反击，颁布法令禁止英国人前往法国学习或游学，并召回在巴黎深造与学习的学者和学生。这些人回来后，学生需要找一个能学习的地方，教师也需要找一个地方讲课。他们发现，牛津城是一个理想之地。于是，大量学者和学生齐聚牛津城，并给牛津城带来了声望。^[31]在亨利二世统治后期，牛津城成为一个拥有众多学者的地方，形成了自己的行会，并初步享有独立的地位。正是亨利二世的这一决定，使高等教育落后于法国的英格兰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会。1191年，集结在牛津城的学生团体和学者们开始称牛津为“公共讲习所”，意味着一个保护教师和学生免受牛津城市民迫害的团体诞生了。^[32]这是世俗政权与牛津大学相互依赖又彼此冲突的开始。

沃尔特·斯戴普敦

理查德·弗莱明

1214年，罗马教皇解决了牛津大学与牛津城市民的冲突后，国王和王室成员以及那些在国家机构中高居显赫地位的主教等都为大学和学院提供了捐助。从亨利三世到亨利六世这一期间，罗彻斯特教区主教沃尔特·默顿于1264年创建了默顿学院并连续两次担任大学的校长；埃克塞特大教堂主教沃尔特·德·斯戴普敦（Walter de Stapledon）是爱德华二世（Edward II，1307～1327）的财政大臣，于1314年创建了埃克塞特学院；温切斯特主教威廉·威克姆是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1327～1377）的大臣，于1379年建立了新学院；林肯教区主教理查德·弗莱明（Richard Fleming）于1427年创建了林肯学院；坎特伯雷大主教亨利·奇切利于1438年创建了众灵学院；温切斯特主教威廉·韦恩弗利特是亨利六世的大臣，于1458年创建了莫德林学院。在这些学院的创建过程中，这些身居主教职位的创建人最为关心的是为未来培养在教会和国家机构中服务的牧师。尽管大学所获得的捐助与学院相比微乎其微，且没有受到在教会和国家机构中那些达官显贵们如此般的青睐，然而，其不久就以经院哲学研究的摇篮而赢得了国内外的声誉，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包括：牛津大学最早的校长之一和林肯教区的主教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逻辑学家邓斯·司各脱、哲学家威廉的奥卡姆（Ockham of William，1300～1349）、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神学家托马斯·布拉德沃丁（Thomas Bradwardine，1290～1349）以及宗教改革家和罗拉德派领袖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1329～1384）等。^[33]此外，国王以及王室成员还向大学捐赠土地、粮食和书籍等，使早期牛津大学的有形资产初具规模。

（二）特许状与大学的地位

与有形资产捐助相比，王权及其成员以特许状的形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牛津大学的无形捐助，使得牛津大学成为一个享有很多特权的学术机构，拥有学术自治权。特许状是教皇或国王批准保护大学自治权力的最高法律文件，是大学行政合法性的基本依据。从1231年亨利三世颁发给牛津大学第一个特许状起，牛津大学的特权和自治地位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王权如此支持牛津大学的特权地位，是因为它认为大学是为国家的利益而服务的，大学可以为自己赢得社会的声望。但是，特许状也是一把双刃剑，使得牛津大学在获得特权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王权。

1231年，为了维护牛津城的治安秩序，解决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师生抱怨租房价格上涨的问题，亨利三世签署法令，规定学者所住的房屋租金在一定时期内不能涨价，租金由牛津大学两名学者和牛津城两位市政官员决定。以后，随着物价上涨，固定房租成为学者与市民冲突的焦点，国王法令的天平逐步向牛津大学倾斜。^[34]

1355年发生的骚乱使牛津城市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同年6月，国王又颁布新的特许状，不仅恢复了牛津大学已有的特权，而且还授予牛津大学新的干预牛津城商业和行政管理的权力，其中主要包括拥有管理面包和啤酒价格以及度量衡的权力、监督商业市场和街道的权力、评估特权人士缴税以及惩罚平民和牧师携带武器的权力等。与此同时，牛津大学校长的管辖权也得到巩固和扩大。此后，牛津城每一位上任的市长都必须宣誓保护学者的特权、自由和大学的秩序并缴纳罚金。其结果，牛津大学的地位不断上升，牛津城的地位日趋低下。实际上，牛津大学反倒成了牛津城的主人。一直到1825年，在牛津城市政官员和市民的持续诉求下，罚金得以取消；悔罪仪式于1859年才得以废除。^[35]

宗教改革后，牛津大学进一步受到王权的控制，处于两难的境地。1558年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后，确立了英国国教的地位。根据1559年《至尊法案》和相关的信仰条例，王国所有的人都必须信奉安立甘宗。1581年，牛津大学也随之改变了立场，将非英国国教徒统统排斥在校门外，并服从英国国教教义。都铎王朝采取统一教会的办法使得国家更加集权化，形成了寡头统治的趋势。1564年至1565年间，伊丽莎白女王在亨利八世1566年特许状的基础上颁布了《伊丽莎白法令》，为牛津大学教师和学生阅读的书籍、辩论的形式和获得学位的要求等制定了新的规定，强化了安立甘宗的地位，这使得大学的自治权力被大大削弱了。^[36]

1630年至1641年间，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担任牛津大学校长。他的任职标志着牛津大学与教会和国家高层人士结成了联盟，王权开始通过校长职位的变化间接控制大学。^[37]1636年6月，在查理一世的授意下，牛津大学评议会通过并颁布了《劳德规约》。这是牛津大学第一部完整的校规，其影响巨大。在牛津城市民看来，这部规约是牛津大学特权的集中体现。在宗教事务方面，该规约成为牛津大学捍卫英国国教的坚强堡垒。劳德将伊丽莎白一世制定的《公祷书》和《讲道集》重新审定纳入规约，对教规、职位和圣餐仪式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使大学与国教建立了牢固的关系。该规约还为牛津大学师生订立了许多行为规范，明确学院制的确立以及学院在本科生生活和学习中的中心地位。从此，牛津大学进入了从属于学院的阶段。该规约一直沿用至1864年才被终止。

（三）国王对大学的巡视

国王对牛津大学的巡视从牛津大学形成初期就开始了。所谓巡视，是指对某一个机构进行的官方访问或随访，其目的是考察或审查该机构的运行情况，尤其是指主教对自己所辖教区的访问。亨利二世重建国家政权时，屡次外出巡视。国王的这种巡视有助于人们对他保持忠诚，还能使他广泛了解到地方行政和司法领域的各种弊病。^[38]牛津大学既然是王国土地上的一个组织，受到国王的巡视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牛津大学是一个为教会和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其地位显得尤为突出，自然就会受到教会、王室及其成员的特别关爱。国王巡视大学往往会解决大学所遇到的问题，以特许状、捐助或法令的形式为大学争取到特权，间接地提高大学的自治地位。与此同时，国王巡视大学也间接或直接地干预了大学的内部事务。

爱德华四世

约克王朝（House of York，1461～1485）爱德华四世（Edward IV，1461～1483）曾于1481年巡视过牛津大学，尽管时间很短，但让牛津大学的师生感激不尽，因为当时牛津大学是站在兰开斯特王朝（House of Lancaster，1399～1471）一边反对约克王朝的。爱德华四世的巡视，除了使牛津大学免除学院财产被没收的危险外，还设立了一个神学讲座并授权大学自己任命牧师。1483年7月，理查德三世（Richard III，1483～1485）在伯爵和主教的陪同下来到牛津大学，下榻在莫德林学院。两天巡视的内容包括听神学和哲学辩论、向大学宣布国王的恩赐以及巡游牛津城等。理查德三世在位时间很短，但他希望把牛津大学师生作为朋友来对待。之后，理查德三世对牛津大学的巡视是中世纪结束前牛津大学历史上最后一个值得记忆的事件。可见，在中世纪时期，牛津大学在王权者心目中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都铎王朝时期是英国宗教改革的关键时期，天主教与英国国教之间的斗争使得牛津大学的处境随着王权的更替以及宗教主张的不同而变化。当牛津大学决定确立英国国教在大学的主导地位时，爱德华六世于1549年对牛津大学进行了巡视。他任命了一个九人巡视委员会，对牛津大学的校规重新进行审查。巡视员有权询问、调查和终止大学的官员任职、经费的使用以及捐助财产使用的目的，必要时还可以惩罚甚至逼供。总之，大学及其学院所有的校规、特权和条例都可以根据巡视员的建议加以修改或删减。学生的礼拜仪式、辩论、讲座和学位授予都在巡视员审查的范围之中。最终，该巡视委员会为牛津大学制定了一套新的法令。在该法令前言中，就有一句话：“敬畏上帝，荣耀国王。”^[39]显然，爱德华六世巡视的目的是整饬大学，让大学与王权在政策上保持一致。

由于玛丽女王的鲁莽和暴政，牛津大学受到了很大伤害。因此，伊丽莎白一世上台后吸取了其妹妹的教训。虽然她支持宗教改革，但步伐却放慢了许多，表现出谨慎和节制。当牛津大学派代表去觐见她时，她承诺做大学的朋友，保证大学所享有的特权和免税权利不变。然而，伊丽莎白一世取消了牛津大学自己推选校长的权利。从16世纪中期后，校长一职经常是由诸如罗伯特·德达利·莱斯特伯爵这样的宫廷大臣来担任。莱斯特在担任校长期间不断干涉学院的选举和大学的事务，以进一步维护王权的利益。他还通过任命副校长来达到这一目的。

1559年，伊丽莎白一世首先任命了一个皇家巡视委员会到牛津大学为女王的巡视探路，这一举动表现出她的谨慎态度。经过精心的准备，1566年秋天，伊丽莎白一世第一次巡视了牛津大学，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她的巡视标志着英国国教在牛津大学站稳了脚跟。伊丽莎白一世表现出的优雅、睿智和谦逊征服了牛津大学的师生。她在拉丁文发表的演讲中这样说道：“我第一次来牛津，看到和听到了很多。我为这一切感到欣慰。我自己有过很多老师，他们都努力让我成为有学问的人，但他们自己却在贫瘠的土地上劳作。我知道自己不值得你们赞美。但如果我的演讲中有鲁莽之词的话，我会以祈祷来结束我的演讲——祝愿你们在我有生之年事业昌盛，在我死后永远幸福。”^[40]

可以说，伊丽莎白一世的巡视是牛津大学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王权巡视。因为它提高了牛津大学的地位，而且使之声望越来越高。同时，它也保住了牛津大学享有已久的特权和自治传统。尽管伊丽莎白一世为牛津大学制定了严格的法令和条例，控制了大学校长的选举，但正如1592年伊丽莎白一世第二次巡视牛津大学时所言，她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为使国家免于国外敌对势力的入侵和避免国家的分裂，已尽到了自己的职责。而对于牛津大学而言，她为牛津大学古老的传统提供了保护。但这种传统要靠牛津人自己去保持和发扬。^[41]

（四）大学摆脱王权的控制

王室的眷顾让牛津大学感激涕零，因而淡化了对王权干预大学事务行为的反感。在随后出任的牛津大学校长中，不少人都是由王权委任的，尽管校长一职还是一个需要选举的职务。威廉·劳德作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曾于1630年至1641年担任牛津大学校长，成为王权忠实的奴仆。1636年8月29日，查理一世在大学评议会通过《劳德规约》之时，曾巡视了牛津大学。查理一世的巡视不同于以往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的巡视，不是去听辩论和到圣玛丽教堂做礼拜，而是去参观新建筑、查阅手稿以及欣赏大学所收藏的钱币。临走时，他对牛津大学的款待表示满意。这似乎表明，王权对牛津大学的态度又发生了微妙变化，开始将大学变成了自己宫廷的后花园。接着，英国内战爆发，议会派与保王派之间的冲突到了白热化的阶段，牛津大学一直坚定地站在王权一边，与市民和议会派军队作对。1642年10月29日，查理一世被赶出伦敦时，带着自己的残兵败将逃遁到牛津大学，并在那里设立了自己的大本营，指挥保权派军队继续与议会派军队作战。牛津大学的师生似乎为了报答国王以往的厚爱，尽全力帮助查理一世东山再起。但随着战局的发展，查理一世似乎意识到自己已陷入绝境，于是悄然撤出了大学。让牛津大学感到幸运的是，议会军并没有炮击牛津城。^[42]

随后，牛津大学又落入议会军首领奥利弗·克伦威尔手中，保王派的校长和教师大多数都被撤换，大学为对国王的忠心付出了代价。1651年，克伦威尔兼任牛津大学校长，一时间清教徒主导了大学的各个领域。然而，好景不长，1660年君主专制复辟。查理二世上台后不久，就赴牛津大学巡视，又恢复了英国国教在牛津大学的主导地位。查理二世的首席大臣爱德华·克拉伦登在他任职期间颁布了《克拉伦登法典》（Clarendon Code），竭力将非国教徒从政治和宗教领域中完全排挤出去。在随后颁布的《信仰划一法》（The Act of Uniformity，1662）、《五英里法》（Five Mile Act，1665）以及《秘密集会法》（Conventicle Act，1664）中规定，所有大学的教职员都必须接受《公祷书》，否则就会失去教职和薪俸；所有教师不得反对国王和国教会，否则就会遭到罚款和监禁。清教徒被赶出了大学，那些10年前被议会驱逐的学院院长和院士又回到了牛津大学。牛津大学对王权再次表现出无条件的效忠，毫无迟疑地将异端邪说的著作堆放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庭院中央的篝火之上焚毁。牛津大学与王权的同盟关系使得大学再次成为教会和国家政治及社会秩序的支柱，但这一同盟关系却受到了挑战。

1685年，詹姆士二世继位并在牛津大学引发了一场宗教和政治危机，使得大学对王权产生了离心力。詹姆士二世试图将大学置于罗马天主教的控制之下，而大学所效忠的是英国国教。1686年，詹姆士二世任命天主教徒约翰·马西（John Massey，1651～1715）为基督教堂学院院长。不久，马西在学院里建起了一座天主教礼拜堂。1687年，詹姆士二世又企图任命天主教徒安东尼·法默（Anthony Farmer）为莫德林学院院长，这引起了牛津大学院士们的强烈反对。从表面上看，牛津大学是为了维护英国国教的地位，但实质上是反对詹姆士二世侵犯大学和学院自治的权力。经过抗争，国王詹姆士二世的目的最终没有得逞，牛津大学在这次冲突中赢得了胜利。1688年随着“光荣革命”^[43]的爆发和詹姆士二世的倒台，王权最终置于议会之下，大学逐步摆脱了王权的控制。这使得牛津大学自治的传统得到了延续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