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经营的理念的分析介绍

第一节　经营的理念

一般而言，高等学校是非营利性组织，但是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它要以一定的资产为运行的基础，因此也属于经济组织，必须遵循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基本规则。这里所谓的“资产”，按我国《高等学校财务制度》第29条的界定，“是指高等学校占有或者使用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

“经营”是一个在经济领域使用十分频繁的字眼，人们通常认为企业是需要经营的，因为企业的目的是创造利润。在很多人看来，大学的经营则是不可思议的，认为大学不同于企业，大学是探索高深学问的场所;也有人认为，大学是通过传递知识和技巧来改善学生的生活质量、增加他们就业机会的地方，大学无法精确计算教育成本，更无须也不能争取收益;还有人说，大学自身的组织特点决定了大学不可以经营。因为大学作为一个“松散结合的系统”，是由多种目标的学院构成，其组织内部运作越无序，越“需要专业人员依据自己的判断来从事教学，而并非按照管理者的命令去工作”。也就是说，严格管理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教师创造性的发挥。固然学院与学院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松散结合有利于大学维护内在逻辑，减少整个组织为外部环境每一细小变化而作出反应的可能性。但是，大学组织结构的过于松散将导致不同部门相互隔离和资源分配上的冲突，从而增加运作的内耗与成本，降低资源的使用效率。事实上，经营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机构，只要有资产和人力资源就有经济或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追逐，即存在经营活动。大学经营是以提高学校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争取更多社会资源为主要方式，以学校内外部资源多层次优化配置、整合为基本途径，以提升教育教学效能和教育品牌为根本目的的办学实践。“经营”与“管理”的区别是经营比管理更重视大学以外的社会和市场，同时，经营更讲究学校内部资源配置的优化。关注前者是为了寻找和开发更多可利用的资源，关注后者是为了平衡经营预算和资本预算，提高成本收益率。大学经营并非意味着政府不再承担责任或者是大学完全私有化，更不意味着大学必然把盈利作为主要目的，大学的经营有助于改变无政府状态、提高办学质量、满足社会需求。

毫不否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学依靠传统封闭式管理是有效的，维护了学术自治，保证了大学运作井然。当大学逐步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开始学会经营。首先，大学与社会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大学不得不关注社会需要，对生源市场、人才市场进行细分，对技术研发与产品转化进行市场定位，寻找潜在的目标市场，最终来满足社会需求和创造更有价值的知识。其次，大规模通讯技术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及其大量新理念的产生和流动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方式，而且迅速、彻底地改变着整个世界，大学需要适应整体外在环境变革的需求，重新思考自己的使命以及完成使命的方式。第三，大学自身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大学必须整合各种资源，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总之，现代社会，伴随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财政危机、生源危机，甚至生存危机困扰着大学的发展，大学已无法延续传统的管理理念和模式，经营理念的引入和经营方式的转换成为各国高校革新政策的主轴。

大学经营能力的提升是大学组织结构的变化和职能拓展的必然选择。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大学在自觉不自觉地融入经济和社会之中，然而，在办学实践中，由于受传统单一职能的误导，大学常常缺乏经营理念。一方面大学越来越无法抵制社会的种种诱惑;另一方面，大学又固守着传统的教育理想，抗拒着来自企业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各种力量，在封闭的状态下培养人才。据天野郁夫介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学与产业界仍然是保持着对立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大学纷争中，大学的这种反企业的态度又增强了，产业界也由于大学和大学教授在解决问题时缺乏必要的自治能力及当事者的无能而感到失望，因此两者的关系更加恶化。由于对于企业和社会需求的不屑一顾，导致大学固步自封、办学效益低下，社会谴责纷纷。80年代后半期开始，面临着高度经济发展期的结束，企业不得不把眼光转向了大学，重新审视大学在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同时，大学也更深刻体会与企业精诚合作的意义，在研究和教育方面的交流和研究经费的获取上，采取了灵活的对策，经营理念不再被日本的大学所排斥。美国的大学比其他国家更早重视经营，采用经营策略、多元化筹措资金成为美国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生存的重要支撑。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了硅谷，通过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实现了企业与大学的双赢。进入8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面临强大的国际挑战，为了在国际贸易和竞争中取胜，更加重视大学在技术开发与转让中的作用。美国州立学院和大学联合会于1986年发表了题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指出:“今天高等院校构成了能够影响经济发展唯一最有意义的资源。联邦政府官员、经济界、劳工领导和州政策制定者正日益靠学院和大学支持经济问题。”^［1］大学利用这一契机加强了自身的经营能力，延伸了社会服务的内容与范围，扩大了资金筹措的渠道，提高了办学效益。多种力量的介入使得大学的类型多样化，特别是随着大学职能的拓展和大学的价值逐渐被人类社会所认识，促使大学自身经营能力的提升。20世纪9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的高等教育发生了重大变革。在政府的敦促下，公立高校的重心向为国民经济和工业发展服务大面积倾斜，洪堡式研究型大学逐渐向服务型大学转变。这种具有很强服务功能的现代大学其学术功能仍然是最为主要和不可撼动的部分，但随着经济功能的衍生，在某种程度上也具备了企业的一些特点。总之，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使大学肩负了更加沉重的使命，传统的组织管理模式与大学新的使命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大学管理者无法简单和单纯地把大学看作是一个学术性组织，而忽视其他特性，大学必须对大学的组织管理模式进行变革与创新才能发挥大学的人才与科技优势，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财政危机是大学提升经营能力的直接动力。20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存在着经费、质量、观念3大危机，其中经费的危机是最直接的也是最严重的。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高等教育需求的不断膨胀，另一方面高科技手段的运用、教学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了高等教育投入的迅速扩大。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财政经费的增长远远落后于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高等教育经费的危机日益突出。据世界银行调查，在20世纪80年代，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校生平均每年以8.8%的速度递增，而生均公共教育支出则以平均每年12.3%的速度递减。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一趋势也同样存在，只是递减的速率缓慢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的10年中，非洲撒哈拉地区，每学期学生平均公用经费由6300美元降到1500美元;在中东和北非，则由3200美元降到1900美元，匈牙利目前的大学费用从1991年到1993年以21%的比率下降^［2］。即使在高收入的发达国家，高教经费状况也不容乐观。美国从1984年到1994年，全日制公立大学学生生均政府拨款在绝对值美元和占公立大学总收入的份额都下降了，分别由8327美元降到7393美元，由53%降到42%。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公立大学的财政经费几乎每年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滑落，其削减幅度由百分之几增加到百分之十几。在这一背景下，大学不得不提高自身经营能力，以适应日益恶劣的财政状况。

大学管理的主动权、自主权的回归为其自主经营权利的获得奠定了基础。大学只有拥有自主的权利才能够有效地经营与管理。伯顿·克拉克指出，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应是政府、市场、学术寡头3种力量平衡的结果。其中，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是大学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但是，一直以来，大学穷于应付各种官僚机构网络提出的形形色色的要求而难以自拔，致使学术自身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变得微不足道。随着政府的放权，市场的力量才得以凸显。特别是20世纪后期开始，维护大学自主权与法人地位的诉求与声浪渐渐高涨起来。面临日益增加的对大学“放权”的压力，各国政府纷纷通过改革立法以协调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从法律上极大地巩固了高校的自主性，从而使大学的自主经营和管理得以充分的实现。奥地利政府于2004年1月1日在实行新修订的《大学组织法》中规定:“大学完全属于国家，是一个国家单位;而在将来新的法律当中，政府仅负责制定基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具体的做法则完全由大学自己自主决定。未来的大学将拥有更多的独立和自由。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决定自己的规模大小和内部组织，可以办成很大的综合性大学，也可以办成较小的富有特色的学院。而且大学完全可以决定自己学校的专业、课程设置，可以决定是否与别的学校合作或者合作的方式，拥有更广范围的办学自主权。”^［3］同样，英国政府也从对高等教育管理的控制和监督角色，逐步转变成为对高等教育经营能力的疏导和咨询角色，这其中虽难免会透过政策上的影响，进而要求高等教育在经营绩效上能有所展现，而政府的最终目标就是希望各个学校能够具有经营多样化与突显学校特色的能力。也因此，从最近几年英国政府所颁布的法律中，多少可以看出其推动的原动力是来自于教育机会均等、经营多样化与提供更多的教育选择^［4］。

中国早在10年前，就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把高等学校办成独立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由于国家供养、缺乏市场意识，也没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内在压力，从而导致效率低下。直到近几年政府职能转变，高校法人地位得以保障，高校自主经营管理和自我发展的意识被强化，大学开始从以往政府集中管理的模式中真正走向依法自主办学。

高等教育多样化与教育竞争的加剧，客观上促进了大学经营能力的提升。马丁·特罗在比较精英和大众高等教育时说，“精英高等教育具有高度统一性，各高等院校十分相似，大学具有较高的共同标准”，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性组织的特点更加鲜明，其宗旨只是探索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但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更具有综合性，标准更加多样”，普及阶段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更是“没有共同的标准”^［5］。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特点院校的存在是市场的选择，也是经营能力竞争的结果。面对多元开放的教育市场，大学无论是作为一个选择者还是被选择者都需要强化自身优势、争取生源、赢得各种支持。因为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首先教育对象——学生自主选择的意识和权利增强。在以往人们的观念中，学生只是受教育者而不是消费者，学生到高等学校来接受教育，其选择权利是很有限的。所以，学生总是处在被动的地位，他们的需要得不到关注。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时代，学生将不再是盲目求学者，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进入何种类型、水平、专业的学校学习。大学必须把自己放在服务者的位置上，办出自己的特色，供所有学习者“挑选”。正是这样，有学者甚至把大学的宗旨表述为:“要对消费者的兴趣、需要、要求和期望承担起责任和义务。”^［6］大学经营的意识与经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最终其能否得到消费者认可。其次，学生的构成更为复杂，大学无法按照传统方式进行教学与管理。据统计，如今接受传统大学教育的学生只占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56%，另外44%为非传统的在职成年学生，非传统学生作为消费者的出现与增长致使大学必须重新审视教育目标，改革大学教育形式、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增加实效性，回应新的教育需求。第三，由于科技的迅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大学还想在企业界和用人市场继续保持它们的活力和优势，就毋庸置疑地要重新思考它们和企业乃至社会的关系，反思它们的教学内容与方法等是否符合时代需要。总之，竞争中无法安于现状的大学，通过向教育市场提供全方位的产品和服务提升着经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