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与政府的分析介绍

四、牛津大学与政府

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十几年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英国资产阶级立宪君主政体逐步建立起来。牛津大学对外的主要关系发生了变化，开始由与教会和王权的关系转为与议会和执政党的关系，即与政府的关系。18世纪以后，英国政府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基本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态度，大学享有一个单纯的学术机构所拥有的学术自治权力，但此时的大学却变得衰落了。直至19世纪中叶，英国政府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改变了不干预的政策，先后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内部进行了改革。1914年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牛津大学开始了转型，政府采取“支持而不控制”的政策，为大学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自由和宽松的学术环境。1976年后，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英国政府不得不削减教育经费并实行竞争拨款机制，牛津大学的自治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牛津大学前副校长考林·卢卡斯曾就牛津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指出：自19世纪末以来，牛津大学就不断适应工业化生产的需要，为英国企业界培养管理者。^[44]

（一）《1854年大学改革法》的颁布

自1636年《劳德规约》实施以来，牛津大学是清教徒和托利派^[45]的天下。大学的民主权力从住校教师的手中被拿走，管理权都交给了各学院的院长，寡头政治开始统治牛津大学。以学院制、寄宿制和导师制为一体的牛津大学对社会的变革和需求视而不见，栖身于“象牙塔”内，远离世俗事务而不思进取，所遵循的是过去的传统，根本不去考虑国家和学生的未来需求。从17世纪至19世纪，牛津大学的招生人数明显下降，这种情况与欧洲大陆的大学形成了鲜明对比。^[46]为此，牛津大学成了社会批评家的靶子。英国作家尼古拉斯·安珀斯特（Nicholas Amburst）就批评牛津大学不仅是政治颠覆的老巢，而且是腐败、懒惰和毫无效率的温床。^[47]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杰罗米·边沁和亚当·斯密也对母校的弊病极为不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人们还对牛津大学学费涨价、教师懒惰等现象抱怨不止。

面对社会的强烈呼声，1850年，英国政府决定成立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开始对牛津大学的纪律、课程以及收支进行调查。1852年，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其中的一些主要建议都体现在了《1854年大学改革法》之中。《1854年大学改革法》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整大学的管理机构，将以往由学院院长轮流担任理事的七日理事会改组为通过选举产生的七日委员会；重组大学课程以期适应社会的需求；允许非国教徒入学并获得学士学位；改组全校教职员大会；授权校长开设私立学堂；废除院士终身制；修改过时的学院法令；加强导师制建设；将学位考试由文科和数学扩展到现代历史、法学、自然科学、英语等学科。^[48]

《1854年大学改革法》是在当时的阿伯丁政府（Earl of Aberdeen，1784～1860）强有力的干预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通过的。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该法案的改革力度不够，例如，尚未触及各学院的实质性问题，即捐赠的财产，但这为政府干预牛津大学内部事务开辟了先河，也为牛津大学今后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1868年，牛津大学内部首先达成了一致意见，即让大学职位和学院院士职位对所有申请人开放，而不管其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如何；让那些无钱进入学院学习的学生进入大学学习，从而为付不起学院学费的学生提供了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接着，1871年，英国议会通过《大学考试法案》，规定除神学学位外，废除所有申请学位前的宗教考试。该法案的出台进一步削弱了国教在大学的垄断地位，体现了大学更多地回应国家开放性教育政策的姿态。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让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摆脱了英国国教的束缚，斩断了大学与英国教会的关系，使大学成员由牧师身份向单纯的教师身份转变。

1850年皇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并未触及牛津大学各个学院的资产问题，有鉴于此，英国政府决定于1872年成立第二个皇家调查委员会，彻底调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及所属学院的收入和资产。1877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决定对学院的收入进行再分配，措施之一就是建立大学公共基金，为高级讲师和新的学术职位提供资助。这是在政府主导下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财政所进行的改革，目的在于促使大学更加注重科研和新学科的发展，提高教学人员的专业地位，让大学手中掌握更多的资源来进行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改革。

（二）“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成立

从1850年英国政府成立第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60多年里，英国政府先后成立了三个皇家调查委员会，对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所古老大学展开调查。此外，牛津大学基本上没有受到外在机构的干预，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发展模式。然而与欧洲大陆的大学相比，牛津大学却落伍了。究其原因：一是政府迫切需要大量的素质较高的文官，而牛津大学（包括剑桥大学）则秉承绅士教育的理念来试图满足这一要求，这与欧洲大陆的大学改革理念背道而驰；二是从19世纪70年代至1922年，由于政府对大学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牛津大学享受到空前的财政独立和学术自治，可以说这一时期是牛津大学的黄金时代，使得大学养尊处优而不思进取。^[49]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一切，成为大学与国家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为了国家的利益，牛津大学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全力支持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和民众发现，科学研究对打赢战争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认为，英国的古典大学应该在科学研究领域有所作为。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而这个财政包袱仅仅依靠大学的资源是难以解决的。1919年，牛津大学非常不情愿地授权大学校长向政府申请援助。尽管这一举动引起了部分教师的强烈反对，但是，那些支持该项动议的人们发现，拥有完全的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想，如果不接受政府的帮助，牛津大学作为一个卓越的学术中心而存在下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1919年11月14日，英国政府成立了阿斯奎思委员会（Asquith Commission），负责调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及其学院的财政状况，授权将一次大战后的部分公共经费划拨给这两所大学。一次大战前，政府对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援助主要仅限于它们的几个系部，如林学系和工程系，资助的经费少且不定期。但当政府开始为战争相关的科研工作向大学提供经费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为了分配公共经费，也为了保持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自治传统，1919年，英国政府成立了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Funding Council，简称UGC）。大学拨款委员会的任务是在保持大学学术自治的前提下，给予大学经济上的支持。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几年，英国政府都是以每五年一次性拨款的形式向大学提供经费的，而大学无需对经费的使用做任何解释。牛津大学在二次大战后才从政府那里得到大批拨款。据统计，1945～1946学年，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拨款为24.2万英镑；1951～1952学年，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拨款增加为971.6万英镑。^[50]到1952年时，政府的拨款已占牛津大学年开支费用的60%以上，而牛津大学自己仅需要筹集少量的经费。^[51]总的来说，二次大战后英国政府针对大学的政策是“支持而不控制”，大学拨款委员会作为政府与大学之间的缓冲机构，两者之间配合默契，使得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模式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牛津大学虽然成了政府大学拨款委员会资助的对象，由过去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独立大学变成了一个受国家公共经费支持的“国立大学”，但由于牛津大学独特的历史地位和自治传统以及英国政府对大学的宽容态度，牛津大学的自治地位和学术自由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害。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高等教育扩张中，政府与大学之间的这种关系再次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到70年代初，随着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大学拨款委员会这种每五年一次性拨款的制度不得不加以修改，政府与大学的亲密合作关系就此终结。

（三）“大学基金委员会”的成立

1979年，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上台，二次大战后英国政府与大学形成的良好合作关系开始发生转变。其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80年至1986年，政府大幅度削减高等教育经费，但没有针对大学提出具体的指导政策；第二阶段为1987年至1989年，政府实施干预和中央集权政策，对大学进行微观控制。这使得大学的自治权力被大大削弱了。

在第一个阶段里，英国政府先后实施了两轮经费削减计划，1981年的第一轮经费削减计划是大幅度减少对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的经费支持，而对商科和大多数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则是采取小幅度增加经费的办法加以扶持。另外，大学拨款委员会还明确规定了人文学科、自然科学以及医学的招生名额和具体的经费额度。在这一轮经费削减中，牛津大学的经费被削减了8%，招生人数被缩减4%。

面对政府第一轮的经费削减的政策，牛津大学起初的反应是愤怒和被动的。牛津大学总学科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柯万（Christopher Kirwan）认为，当撒切尔政府的部长们将教育与经济目标捆绑在一起并声称有权对大学进行更加具体的指导时，这表明，他们对大学使命的认识基本上是错误的。他指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政府不应该告诉学者该教什么和研究什么、学生该学习什么。大学的教育目的不是追求企业的利润，而是去丰富一个人的身心。换言之，大学是帮助个体去追求个人的人生目标，如同健康服务是为了病人的终身需要一样。他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牛津人的想法。然而，现实是无法回避的。

为此，牛津大学召集全校教职员工商讨应对策略并制定了长远实施规划。首先，根据政府的要求减少招生规模。依据经费削减的比例以及招生指标减少的比例，牛津大学共减少招生名额467人，其中人文学科占50%，社会学科占30%，自然学科占20%，而唯一增加招生的是临床医学专业，多招58名；其次，随着学生人数的减少，也相应裁减教师的人数，为此，102位教师失去了工作；第三，重新审查大学的学科布局，撤销农业和林业学科荣誉考试科目，以减轻师资和招生规模缩小带来的压力；第四，将政府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尽可能降到最低程度，制定长远师资队伍规划和师资队伍聘用政策。^[52]另外，经费的削减对大学与学院的关系也产生了影响。从1945年政府大规模增加公共经费支持大学的发展到50年代末牛津大学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策环境发生的变化，大学与学院之间的权力平衡开始向大学倾斜。学院应对财政压力的能力在减弱，有些学院有时需要靠大学来接济度日。以往学院单独招聘教师的做法逐渐被与大学共同招聘所取代。大学资源的减少使得大学与学院更加团结，共度时艰。同时，牛津大学也不遗余力地争取政府的支持。例如，1983年，大学拨款委员会决定拨专款为英国的大学引进新教师，共312个名额。牛津大学最终获得了17名理科教师、1名文科教师和4名信息技术教师的名额，争取到的引进名额紧随剑桥大学之后。^[53]

为了表达对撒切尔政府的不满，牛津大学不顾媒体的猛烈抨击，以738票对319票否决了为撒切尔夫人颁发法学荣誉博士学位的动议。

牛津人否决授予撒切尔夫人荣誉学位4个月之后，1985年5月，英国政府宣布了第二轮的大学经费削减计划。牛津大学的经费又被削减了6.4%，被冻结的教师职位达100个。这样，从1981年到1986年，牛津大学的经费总共被削减了14.4%。相比之下，英国的大学经费平均被削减约15%。一些大学的经费只被削减了5%，而另一些大学的经费削减的程度达到40%之多。^[54]与第一轮经费削减相比，第二轮的经费削减让牛津大学的日子比其他英国大学好过一些，这是因为政府通过选择性和区别性拨款的方式，先将英国的大学分为三个等级：最顶层的是学科研究和教学都很全面的大学；中间是部分学科研究较强的大学；最底层的是教学型的大学。最顶层的大学获得的经费最多，而牛津大学属于最顶层的大学。

面对第二轮的经费削减，牛津大学应对起来显然要比第一轮沉稳自如得多。除了按照前一次制定的长远规划外，牛津大学在教学质量和科研方面加大了力度。减少招生规模确保了合理的师生比，使得导师制教学能够正常开展。学科布局调整后，牛津大学按照政府的公式拨款制度（formulation-based funding model）和评估指标加强了学科建设。1986年，“选择性科研评估办法”（Selectivity Assessment Exercise）的结果公布，牛津大学的各项评估指标都获得了满分或近乎满分，仅次于剑桥大学。通过这次评估，牛津大学作为研究型大学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然而，自此以后，大学的中心工作都是在围绕着政府的指挥棒转。撒切尔政府所谓引入市场机制的高等教育政策，实际上就是通过控制大学的开支来引导和控制大学，使它们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律和政策都在一步步削弱大学的自治地位。从1946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牛津大学获得政府慷慨经费支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第二阶段里，英国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大学的文化氛围以及政府与大学的法律关系。政府的这些想法都在随后的《1988年教育改革法》（Education Reform Act of1988）中体现出来。就大学的文化氛围而言，政府指责大学轻视商业，缺乏创业精神，忽视社会发展的需求，不愿意与地方企业联系以及关注国家的利益。于是，根据《1988年教育改革法》，英国政府于1989年成立了大学基金委员会取代大学拨款委员会，以加强对大学的干预。这样，大学拨款委员会、教师聘任终身制以及一次性拨款（block grant）这些专有名词都成了历史。大学基金委员会的主席及其一半组成人员都来自工商界，这使其管理上具备更多的商业经营的特点。基金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大学之间进行经费分配，而总经费则由政府决定。政府不过问大学经费的分配，而是通过对基金会下发指导性政策，规定使用经费的具体要求或附加条件，明确经费的用途和目的，以此来达到对整个高等教育的宏观控制。实际上，大学基金委员会的成立加大了政府对大学经费运作施加影响的力度，将大学拨款委员会在1963年前担当的政府与大学之间的缓冲机构变成了政府执行机构。^[55]大学成了市场上的竞争者，而投资者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值得庆幸的是，尽管牛津大学在保守党政府重新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和政策的过程中已是遍体鳞伤，但并没有一蹶不振。政府让大学为科研经费展开竞争并以此来评价大学的业绩的努力未能使牛津大学伤筋动骨。相反，重新振作并适应改革后的牛津大学仍然欣欣向荣。

（四）“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成立

1992年，英国政府颁布了《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Act），废除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双轨制”，即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实现了统一的高等教育拨款体制，并成立了四个基金委员会，分别为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苏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Scotland）、威尔士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Wales）和北爱尔兰就业与学习部（Department for Employment and Learning，Northern Ireland）。这四个基金委员会统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以取代大学基金委员会和主管大学以外的依赖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支持的多科技术学院与高等学院基金会（Polytechnics and Colleges Funding Council，简称PCFC）。从1993年4月1日起，这些机构开始为包括牛津大学在内的英国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经费支持。^[56]大学基金委员会的终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英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共有15名成员，其中来自高等院校的成员有8名，其他都来自工商界。成立该基金会的目的在于鼓励大学与工商界和社区合作发展，同时让校外人士为大学的发展出谋划策，让大学了解社会的需求和发展状况，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该基金会还设有1名估价师和4名观察员，分别来自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以及学习和技能委员会（Learning and Skills Council）。基金会还下设若干个分委员会。^[57]

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任务包括：为英国高等院校划拨公共经费，主要资助130所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资助124所继续教育学院的高等教育课程，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高等院校则由所在地区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资助高等院校完成政府制订的四项战略目标，即提高教与学的质量，为每个人提供成功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鼓励科学研究为经济和民生以及传播知识服务，提高高等教育对经济和社会的贡献率，^[58]实现2003年政府的白皮书《高等教育的未来》（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提出的改革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的目标。^[59]

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是一个无隶属关系的公共机构（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y），即它是在英国创新、大学和技能部（Department for Innovation，Universities and Skills）所制订的政策框架中行使职权，但又不隶属于该部。该基金会拥有明确的法律职责，不受政府直接控制，但其行使职权的政策框架是由政府与基金会达成的管理协议（Management Statement）共同制订的。在创新、大学和技能部与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达成的《财政备忘录》（Financial Memorandum）中规定，政府向基金会下拨款项，基金会全权决定经费的分配事宜。基金会则与受资助的高等院校签订《财政备忘录》，指定他们必须遵守相关的条件，而且在经费使用上接受创新、大学和技能部的严格监督。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作用与过去的大学拨款委员会基本相同，仍然扮演着政府与高等院校之间一个缓冲器的角色。所不同的是，该基金会需要对其经费支持的高等院校的教育质量进行评估。1997年4月，该基金会的这项职能转交给了一个新的机构，即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其运作经费来自高等院校的会费以及通过与主要的高等教育基金机构签订委托评估合同获得经费。从此，英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不再由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这些在政府的政策框架内运作的机构来操作，从而避免了高等教育基金会集评估与拨款于一身的做法。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由一个董事会来管理，主要负责评估活动和战略方向。^[60]

面对政府拨款方式的变化，牛津大学则想方设法增加收入，确保自治传统的延续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首先，是争取到更多的政府拨款如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拨款，以及校外研究机构如英国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uncils）和英国医学研究慈善基金会（UK medical research charities）等的科研经费拨款。据统计，在2008～2009学年的经费中，牛津大学从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获得拨款1.953亿英镑，比前一年度增长4.9%，是牛津大学收入的第二大来源；牛津大学从校外机构获得的科研补贴和合同金额收入为3.405亿英镑，是牛津大学最大的收入来源，比上一年增长了19.3%。^[61]在2008年度英国全国科研评估公式拨款中，牛津大学在世界顶级学科领域所获的4＊等级比英国其他大学都多，也是英国所有大学中拥有世界顶级或国际领先的学科（4＊或3＊等级）最多的大学。^[62]第二，是通过走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子，与校外工商业合作，加快科研成果的转换，在促进研发的同时，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牛津大学通过创办科技园区和校办企业，发展大学出版社以及进行风险投资等手段，每年都为牛津大学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这既缓解了大学经费不足的矛盾，而且促进了大学的全面发展。在2008～2009年度，牛津大学出版社向大学上缴了1.013亿英镑的收益，其中直接利润为3 830万英镑，其余则以投资大学的科研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形式来转移。牛津大学的衍生公司和科技园的投资回报收入为3 710万英镑，而包括艾西斯技术创业公司和牛津萨德商学院有限公司（Oxford Said Business School Ltd.，简称OSBS）在内的牛津大学附属公司的收入是1.669亿英镑。第三，通过减少本土和欧盟国家的学生入学名额来扩大招收海外留学生的规模以此增加学费收入。在2008～2009年度，牛津大学的学费收入为1.227亿英镑，比前一年度增长了11.1%。第四，2008年，牛津大学发起了有史以来第三次筹款运动，筹款目标为12.5亿英镑。截至2009年7月，该筹款运动已筹集到7.3亿英镑。^[63]筹款主要用于大学的各个学院、学科委员会和系部、博物馆、图书馆、学生福利、新老校舍的建设和维护以及设立新的学术职位和专业等。牛津大学的未来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筹款的成功给予如此大的期望。尽管大学的收入在连年增长，但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牛津大学在财政方面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这些挑战包括政府减少拨款的趋势，继续保持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和导师制所需的昂贵开支，较低的投资回报率以及承诺对图书馆和部分校舍进行重大改建所需的经费等。

由此可见，英国政府对大学的干预是通过教育立法、拨款和评估来实现的。虽然政府与大学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中间机构，例如大学拨款委员会、大学基金会以及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等，但政府对大学的干预力度越来越大，毕竟作为“投资者”的政府还是要关心其投资的安全性和回报率的。而对牛津大学而言，响应政府的政策，不断调整和适应新的环境并以自身的努力勇于面对挑战是必然的选择。在保持自治传统的道路上，牛津大学未来仍有很多坎坷和机遇。

牛津大学历史上的特权和现今的学术自治地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也是一种文化传统的沉淀和延续。综观西方大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大学是12世纪城市发展的必然产物，并逐步获得了自治与特权。正如法国史学家雅克·勒戈夫（Jacques Le Goff）所指出的：“中世纪大学的基本权力，包括法律上的自治……罢课和退出的权力以及授予大学学位的垄断权力。”^[64]但是，应该看到，从中世纪起，大学为了获得自治地位与特权，需要与教会、城市、王权和政府进行抗争。应该说，这种抗争伴随着大学发展的每个阶段。正是由于大学拥有颁发知识证件的垄断权力，因而，大学的学者们可以与一些外在的权力展开博弈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这一点是在牛津大学的发展历史中显而易见的。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牛津大学的自治与特权内涵发生了变化，但其自治地位一直延续至今。究其原因，是因为“政府尊重大学自治的文化……英国的机构、价值观和惯例等文化传统促成了直接的不可思议的大学责任感”。^[65]总之，牛津大学发展历经800多年，其自治的传统绝非一蹴而就，有其历史的必然。

牛津大学自治地位和特权的获得是渐进式的，是在不断的斗争和妥协中发展的。从大学形成之时到宗教改革前夕，牛津大学曾受到罗马教皇的庇护达300年之久。这一期间，牛津大学虽然与牛津城市民发生过流血冲突，为了推选自己的校长与教会有过争执，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平稳中得到发展。宗教改革开始后，在英国国王与罗马教皇的激烈冲突中，牛津大学与国家站在了一起，既保住了自治传统，又为国家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自19世纪以来，牛津大学的改革也是温和的和渐进式的，这使得大学更加符合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尽管在20世纪末因财政问题与政府周旋，牛津大学的自治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不断加强对大学干预的同时，还是充分尊重牛津大学的自治地位。牛津大学自治地位的发展所表现出的这一趋势，也正是英国社会发展模式表现出的一种趋势，那就是既是“传统”的自然传承，又是“现代”的逐渐变革。因为正是在“传统与变革之间”造就了英国的和平、渐进、改革之路。^[66]

牛津大学的自治地位与大学的财政状况密切相关。对于大学来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几百年来，实际上还没有一所西方大学拥有足够的经费资源而不需要依赖捐助者或校外拨款的。^[67]此外，大学的学者们在追求学术自由的同时，还必须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这实际上是一对矛盾体。牛津大学的发展历史也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由此看来，任何大学要想生存下去，办学经费是至关重要的，历史悠久、享有盛誉的牛津大学也不例外。从大学成立之初，牛津大学的经费来源就遵循着这样一条规律：既为教会、王权、政府培养人才，又要获得应有的回报。当然，由于牛津大学有其独特的学术结构和传统的自治地位，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末以来国家在财政制度上的安排。政治家和学者们都认为，牛津大学的模式是既要有自治的地位，又要有制度的独立；政府部门给予大学经费，但大学的学者有权决定如何使用经费。从牛津大学自治的发展可以看到，撇开财政经费问题谈大学自治是不可想象的。

【注释】

[1]Alan B.Cobban.The Medieval English Universities：Oxford and Cambridge to c.1500［M］.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9.

[2]Walter Ruegg.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Europe，Vol.I［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108.

[3]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18.

[4]J.I.Catto.The Early Oxford School［M］//Aston，T.H.（ed.）.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13.

[5]J.I.Catto.The Early Oxford School［M］//Aston，T.H.（ed.）.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40.

[6]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84.

[7]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123.

[8]阎照祥.英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9.

[9]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33-34.

[10]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40.

[11]［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4.

[12]J.I.Catto.The Early Oxford School［M］//Aston，T.H.（ed.）.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240.

[13]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43.

[14]阎照祥.英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47

[15]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129.

[16]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136-137.

[17]阎照祥.英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00.

[18]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2.

[19]J.I.Catto.The Early Oxford School［M］.//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4.

[20]“Studium Generale”一词，我国学者有不同的译法：一译“总学”（裘克安.牛津大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21.）；一译“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刘宝存.大学理念的传统与变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7.）；一译“泛邦学校”（陈洪捷.何谓Studium Generale？——《大学理念的传统与变革》读后献疑［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2）；一译“各地学者集中学习的场所”（顾明远，梁忠义.世界教育大系·英国教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71.）；一译“大学馆”（张斌贤，等，译.欧洲大学史（第一卷）［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38.）。有些学者对“Studium Generale”进行了解释，但没有翻译，而概括其为中世纪大学的称谓（见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6—57；贺国庆.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47—48。对于“Studium Generale”一词，英国教育学者拉什达尔进行了这样的解释：第一，它是一个吸引或至少邀请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而不是某一个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教师和学生前来讲学和求学的学校；第二，它是一个高等教育场所，至少设有高级学科如神学、医学和法学中的一门；第三，这些高级课程不是由个别学者，而是由许多学者集体开设（Hastings Rashdall.The University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Vol.I［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6：5-7.）。实际上，应该再加一层意思，即它是由神圣罗马帝国批准备案的学术机构。（http://en.wikipedia.org/wiki/Studium_Generale）。据此，本书把“Studium Generale”译为“公共讲习所”。

[21]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3.

[22]［德］彼得·扎格尔.牛津历史和文化［M］.朱刘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6.

[23]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5.

[24]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8.

[25]Alan B.Cobban.English University Life in the Middle Ages［M］.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9：191.

[26]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9.

[27]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13.

[28]M.G.Brock and M.C.Curthoys.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VI［M］.Oxford：Clarendon Press，1977：442.

[29]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16.

[30]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28-29.

[31]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23.

[32]杨薇.牛津的故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4.

[33]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41.

[34]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34-35.

[35]J.I.Catto.The Early Oxford School［M］//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136-137.

[36]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119.

[37]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44-45.

[38]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4—35.

[39]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82-84.

[40]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14.

[41]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154.

[42]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50.

[43]指1688～1689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的推翻詹姆斯二世的统治、防止天主教复辟的非暴力政变。从此以后，英国开始逐步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奉行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西方史学家因为这场革命没有流血，故称之为“光荣革命”。

[44]［英］考林·卢卡斯.21世纪的大学［M］//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第一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84—86.

[45]1679～1681年间，在英国议会中形成的政治派别。当时围绕国王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斯公爵是否有继承权的问题，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一些议员提出了“排斥法案”，主张将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排斥在继承权外。他们被政敌称之为“辉格派”。“辉格”一词源于爱尔兰语，意为盗马贼。辉格派后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合并，成为英国自由党的前身。而另一些议员则反对“排斥法案”，主张詹姆斯有王位继承权，他们被政敌辉格派贬称为“托利党”。“托利”一词源于爱尔兰语，意为不法之徒。托利党日后发展成为英国的保守党。

[46]Hilde De Ridder-Symoens.A History of University in Europe，Vol.I［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311.

[47]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55.

[48]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I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327.

[49]Joseph A.Soares.The Decline of Privilege—The Modernization of Oxford University［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22.

[50]Brian Harrison.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VIII［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650.

[51]Joseph A.Soares.The Decline of Privilege—The Modernization of Oxford University［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24.

[52]Joseph A.Soares.The Decline of Privilege—The Modernization of Oxford University［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234-238.

[53]Ted Tapper and Brian Salter.Oxford，Cambridge，and the Changing Idea of the University：The Challenge to Donnish Domination［M］.Buckingham［England］：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80.

[54]David Jobbins.UGC Finally Hits Cash Cuts Target［N］.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1986-06-13（710）：5.

[55]Michael Shattock.The UGC and the Management of British Universities，Buckingham［England］：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M］.Bristol：Open University Press，1994：27.

[56]http://www.hefce.ac.uk/aboutus/history/history.htm［OL］.［2009-03-23］

[57]http://www.hefce.ac.uk/aboutus/board［OL］.［2009-03-23］

[58]http://www.hefce.ac.uk/aboutus/mission.htm［OL］.［2009-03-23］

[59]http://www.dcsf.gov.uk/hegateway/strategy/hestrategy［OL］.［2009-03-23］

[60]http://www.qaa.ac.uk/aboutus/default.asp［OL］.［2009-03-24］

[61]Oxford：Financial Statements 2008/2009，University of Oxford.

[62]http://www.ox.ac.uk/this_is_oxford/oxford_is_unique/http://www.ox.ac.uk/this_is_oxford/oxford_is_unique［OL］.［2009-03-24］

[63]Oxford：Financial Statements 2008/2009，University of Oxford.

[64]Jacques Le Goff.Intellectuals in the Middle Ages［M］.Cambridge，Mass.：Blackwell，1993：75.

[65]Joseph A.Soares.The Decline of Privilege—The Modernization of Oxford University［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30.

[66]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2.

[67]Joseph A.Soares.The Decline of Privilege—The Modernization of Oxford University［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