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二柄论的含义是什么？

功利与权术的内在本质:权力机制⁽⁵¹⁾——论边沁与韩非子思想的相似性

□ 郝长墀

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J. Bentham，1748—1832年)与韩非子(死于公元前233年)在哲学上有什么相似性呢?一个生活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个生活在战国后期的中国社会，他们在思想上怎么会有类似的地方呢?在本文，我将把经典功利主义的核心概念以及对于它在社会制度中的具体应用和韩非子的哲学作个比较。我们会发现，在中国先秦哲学中，韩非子的哲学与经典功利主义有着内在必然的相似性，都是权力(power)结构的内在要求的体现。⁽⁵²⁾我的假设是，如果韩非子生活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将是一个功利主义哲学家;同样的，功利主义哲学家如果生活在战国时期也将是法家。我将从如下两个方面对于我的假设进行论证。我们首先看看韩非子哲学中人是什么，以及政治制度为什么应该以赏罚为基础。然后分析功利原则是什么，进而看其在社会制度的设想中的体现。

一、政治性和算计性的人

君臣关系是韩非子哲学关心的中心。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家而言，社会有两大基本关系:父子关系代表家庭，君臣关系代表国家。家庭和国家是社会的两个基本单位。在韩非子看来，君王的权力稳固和利益就是国家的稳定和利益。君王如何能够使得臣民服务于自己，这是君王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

韩非子说:“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二柄者，刑德也。何为刑德?曰杀戮之为刑，庆赏之为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二柄》)⁽⁵³⁾韩非子的“二柄”论所包含的哲学含义是什么呢?

首先，韩非子假设人在其本性上都是趋利避害的;用西方功利主义的话说，人都是寻求快乐，逃避痛苦的。人的这种天性决定了人的行为特征。韩非子和西方功利主义的相似性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在哲学上都以欲望的个体为前提来审视人的行为。下面我们会看到，韩非子关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思想在边沁的监狱建筑思想中得到形象的表达。

其次，由于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然本性决定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自我关于痛苦和快乐的感受是一个人行为的标准。人的这种自私性，决定了臣民不会自觉服务和服从于君王。君王如果要使得臣民服务于自己，必须首先认识到人都是自私的，进而根据人的这一自然本性，运用手中的武力和权力，迫使臣民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二柄”说认为，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服务于他人，君王要想使臣民服务于自己，必须对于臣民的劳作进行奖励;同样地，人都是回避痛苦的，如果君王对于违背自己意愿和命令的人进行惩罚，人就会服从自己的权威。奖励与惩罚之所以有用，就是因为人的自私性决定的。如果人自愿服务于他人，这两种手段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里有必要提示读者，墨子中天与人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其含义是不同的。

再次，对于韩非子而言，君王和臣民之间的等级制度是既成的事实。君王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二柄”的运用就是要帮助君王获得自己最高的利益。正是对于社会制度的认识的不同，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因为韩非子和功利主义者生活的社会制度不同，尽管他们对于人性的认识相似，但是他们针对这种本性所提出的哲学理论是非常不同的。功利主义者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是平等的，都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力追求自己的利益，因而，对于他们来说，如何能使得社会最大多数人获得自己最大的利益，这是一个社会应该做的事情。如果韩非子生活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他将是一个功利主义者。

基于以上的理论假设，韩非子认为，君王必须认识到下面几点:

首先，在这个世界上，君王和臣民之间的关系不是由血统(儒家)或者宗教(墨子)关系决定的，而是由单纯的武力或者强弱决定的。权力或者武力的结构是不变的，但是，谁占据在这个权力中心，这是会变化的。韩非子说:“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二柄》)刑德或者赏罚是行使权力的工具;谁掌握了这个工具，谁就保住了权力。正是以上的原因，奸臣会通过君王来行使刑德或者赏罚，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故世之奸臣则不然，所恶，则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爱，则能得之其主而赏之。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己业，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二柄》)如果君王让奸臣掌握了刑罚的权力，奸臣就会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培植自己的人，从而架空君王，最终废黜君王。谁把权力把握到自己的手中，谁就能统治天下。统治天下不需要什么才能和品行，关键就是如何行使赏罚或者刑德。下面，我们将看到韩非子的思想:在权力面前，人人平等;只要你能够占据统治地位，而且能恰到好处的运用刑法，就能统治整个国家。⁽⁵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当然韩非子的这种思想也反映了战国后期，宗法思想在人们心目中完全失去了地位。在《主道》篇，韩非子说，“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比诛。疏贱必赏，近爱比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在利益面前，没有亲疏和贵贱之分，因为每个人都是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和权力，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争斗。

其次，在实际的事务中，君王如何行使赏罚呢?韩非子认为，君王应该赏罚分明，论功行赏，以罪责罚。“人主将欲禁奸，则审核形名。形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其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事，事当言，则赏;功不当事，事不当言，则罚。”(《二柄》)群臣向君王表明自己的能力有多大，适合做什么事情。这就是言。君王根据群臣的自述，委之以事，授之以官。然后，君王察看群臣所做的事情的结果，即功。形名相符，是指臣对于自己的能力和建议所做的表白和自己被授予的官位(负责处理事务)符合，进而官位和功劳相符合。韩非子特别强调，功、事、言三者相一致。为什么呢?“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二柄》)。大家都知道，言大功小，要罚。为什么功过于言也罚呢?

在《主道》篇中，韩非子也说，“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陈言而不当”有两种情况，一是为了骗取官位，欺骗君王，夸大自己的能力和提出不现实的建议，二是故意把自己的能力说低，提出小的建议，给君王以小的期待，却做出大的结果，从而博得君王的赏识。这两种情况都是犯了欺君之罪。欺君是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赏罚分明必须是功名相符。在权力争斗中，任何不符合的现象，特别是功过其言的现象，是很危险的。

韩非子在提出了关于人的本性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统治策略之后，他进而提出了更具体的社会结构，或者更准确地说，理想的君王统治的社会权力结构。

在人人为己的社会，君王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呢?在这个社会，是没有任何诚信可言的。每个人都在窥视他人，防止他人对于自己的侵犯。把他人暴露在自己的视野之中，而隐藏自身，这是最基本的策略。韩非子从群臣和君王应该处的位置来探讨人和人之间的最基本关系:猎物和被猎者，窥视和被窥视的关系。

韩非认为，赏罚得当，形名相符，必须体现在具体的政治权力结构中。这种结构，首先表现为:每个官员必须是直接对君王负责，听从君王的领导，做自己职责分内的事情。“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寇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寇。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寇。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寇，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二柄》)每个官员只要恪守职责，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没有机会和其他人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君王。由于人的行为的出发点始终是自私的，对于君王而言，最好的官僚机构就是把每个官位等同于监狱中的狱室，不得互相交流。结党营私是君王之大患。“君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主道》)当群臣格守职责，百官都有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君王以其能而用之，这就是稳定的常态。“官置一人，勿令通言，则万物皆尽。”(《主道》)给每个人一个职位，不让他们互相说话，这样他们就都能够尽最大能力服务于君王。“欲治其内，置而无亲;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大臣之门，唯恐多人。”(《扬搉》)对于内宫之事，要吩咐他们做事，但不亲近任何人。对于外面的事情，要一个官职一个人。不让任何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允许任何人自己调换职位和兼任两职。当大臣门外聚集很多人的时候，这就是警告。“凡治之极，下不能得。周合形名，民乃守职。去此更求，是谓大惑。”最好的统治就是不让下级占你的便宜，做到形名相符。这样，人民就会坚守职责。“故曰:毋富人而贷焉，毋贵人而逼焉，毋专信一人而失其国焉。”(《扬搉》)不要让一个人富到足以反对你的地步，不要让一个人尊贵到对你构成威胁，不要完全相信一个人而失去自己的国家。

在君臣关系上，时刻要记住:“主失其神，虎随其后。主上不知，虎将为狗。主不早止，狗益无已。虎成其群，以弑其母。为主而无臣，奚国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将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宁。法刑苟信，虎化为人，复反其真。”(《扬搉》)如果君王失去他神秘的特征，老虎就会尾随其后。如果君王没有觉察，虎就会变得如狗一样多。如果君王不及早制止，党羽就会越来越多。猛虎结成党派就会篡夺王位，杀死君王。如果群臣都变成老虎，那么，自己如何还拥有国家?换句话说，君王应该知道:群臣虽然对于自己的权力和王位时时刻刻觊觎，但是他们的存在是君王的利益的需要。关键是如何统治和支配群臣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而不被他们所推翻。因此，君王应该明白，如果他实施刑法，凶猛的老虎也会颤栗。如果他实行严厉的惩罚，猛虎自然会安宁下来。如果刑法和惩罚得到合理的运用，老虎重新化为人，恢复本来的面目，即成为服务于君王的工具。

这里有个问题是，群臣的数目是很多的，而且每个人职责都不一样，君王如何才能对于君臣的状况了如指掌呢?如何才能够知道每个臣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韩非子认为，君王的权力的有效性有赖于下面两点。第一点:君王必须意识到君臣关系是互相利用的关系，群臣时时刻刻都在觊觎君王的权力。君王必须让群臣对于自己露出真正的面目，而群臣却不知道君王的想法，因为一旦知道君王的想法，群臣就会利用君王欲望和爱好的弱点，巧妙地驾驭君王，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第二点:君王不可能时时刻刻监视群臣，因而，君王必须发明一种方法，让群臣自己有一种感觉，觉得君王时时刻刻都在看着自己。所以说，对于君王来说，首先是隐藏自己的欲望和爱好，其次让群臣在心中感到自己无时无刻都在看着他们。在监视和被监视的关系中，君王必须避免自己被监视，而让他人觉得时时刻刻在被监视。针对这两点，韩非子在多处做了论述。

韩非子说:“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宝也;党與之具，臣之宝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寻常。”(《扬搉》)上下级之间经常处于一种没有硝烟的战争。下级把他们的私欲隐藏起来，看看能从上级得到什么好处。上级用标准和尺度来衡量下级将欲何为。所以说，标准和尺度是君王的法宝，成帮结派是下级的法宝。下级群臣不杀君王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的帮派还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所以，君王失去一寸，臣下得到一尺。在《备内》篇中，韩非子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群臣服侍于君主完全是由于时势的力量，因为自己还不具备推翻君王的势力。所以，群臣在窥视君王的爱好和欲望，从而用一种被动的和微妙的方式控制君王，达到自己的私利。“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二柄》)

韩非子认为，个人的情感和欲望是人性的弱点;人很容易成为自己情感和欲望的奴隶。要想控制一个人，必须对于这个人的情感和欲望有细腻的把握。投其所好，是控制敌人的有效方法。由于群臣和君王在武力和权力方面无法抗争，群臣就应该用软的方法来利用君王，要善于利用君王的弱点。“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将自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主道》)君王不要显露自己的欲望和爱好。如果君王显露自己的欲望和爱好，臣下就会迎合君王的爱好。君王不应该表达自己的看法。如果君王表达自己的看法，臣僚就会迎合君王的看法。“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二柄》)如果君王喜爱贤者，群臣将竭力把自己扮演成贤良之士。这样的话，君王就无法看到群臣的本来面目，不能够分辨群臣的好坏。“故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矣。”(《二柄》)如果君王表现出自己不喜欢，群臣就会小心翼翼的掩盖自己的动机。如果君王表现出自己喜欢，他的群臣就会假装具备他们不具有的能力。总之，如果君王让自己的欲望和爱好显露出来，他将给他的群臣一些暗示，从而他们可以假装具有应该具有的态度。

如果群臣摸不透君王的思想和爱好，他们就无法投其所好，只好用本来面目来对待君王，以免因耍弄伎俩而被识破后受到严惩。“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则人君不蔽矣。”(《二柄》)。只有这样，君王才不受蒙蔽。不仅如此，群臣还时时刻刻觉得自己被君王监视:“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懼乎下。”(《主道》)当群臣无法猜度君王的心思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诚惶诚恐之中，有一种被君王监视而看不到君王的感觉。君王的眼睛时时刻刻在监视自己。“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主道》)在《扬搉》中，韩非子说得更为形象:“上不与义之，使独为之。上固闭内扃，从室视厅。”君主不告诉他人如何做事，而让他们自己做。君王把自己的小屋关得严严实实，从中窥视庭院中发生的一切。统治的策略是不能被看到的;它的作用就在于不可知。保持虚静和无所事事的心态，从你所处的黑暗之处，来观察别人的瑕疵。看，但是不要显示出在看;听，但是不要显示出在听;有知，但是不要显示出你知道。君王就是要自己处于黑暗之处，而让群臣暴露阳光之下。

所以说，君王的无为，不仅不给群臣可乘之机，而且还使得群臣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显示本来面目。这就是韩非子的无为而治。“权不欲见，素无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扬搉》)就是说，不要让你的权力被看到。要做到空虚无为。这样，你的统治就能达到四方，但是，其根源是在中央。圣人身处中央地位，而四方会来效力。他在虚空无为的状态下等待他们，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这就好比一个圆形监狱，狱卒处于中央地位，能看到周边每个犯人的房间，而犯人看不到狱卒。这样犯人就无法知道狱卒的行为和眼光是不是在监视自己。犯人就必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种统治和管理依赖于一种结构和制度，而不是人力。这一点，韩非子和当代西方功利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政治制度思想有很大的相似性:建立在人人都是自私的基础上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必须是用体制来规范人，不是依靠人自己的自觉性。这样的制度会是非常经济有效的，因而它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结果。这就是下面的观点。

韩非子认为，君王所要做的就是无为，就是建立很好的统治制度。一旦制度建立起来了，所有的人都会服务于君王，即使君王是一个没有任何才智的人。说到底，君王所体现的是中央政府的权力，而不是他个人。在这个机构和制度中，每个人都是权力分配的结果。“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能弊，败者不能饰，誉者不能进，非者不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辨而易治，故主雠法则可也。”(《有度》)明智的君王不以个人的能力和爱好来统治国家，而是根据简单的刑德或者赏罚来治理。这样，君臣关系就变得非常简单:百官都以真实面目展现在君王面前，君王以他们的才能和谋略来委以重任，然后根据名实相符的原则进行赏罚。韩非子说，“去智去旧，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行而不以贤，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效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主道》)⁽⁵⁵⁾君王所要做的不是自己有什么智谋，而是让有智谋的人为自己出谋划策，不是自己有什么才能，而是利用所有有才能的人为自己服务，不是自己到战场杀敌，而是让勇猛的战士为自己而奋战。君王唯一能做的就是坐享其成。功劳和成果是自己的，而劳役和过失都是群臣的。

韩非子意识到，一个有效的权力机构的运行不可能依赖于君王个人的能力:“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海之内，聪智不得用其诈，险躁不得关其佞，奸邪无所依。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不敢蔽善饰非。朝廷群下，直湊，单微不敢相逾越。故治不足，而日有余，上之任势然也。”(《有度》)如果君王对于百官进行管理和监督，他将发现精力不济，时日不够。如果他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百官将粉饰表面;如果他用耳朵来判断，百官将美化语言;如果他用脑子来思考，他们将用无尽的言语扰乱他的心。先王意识到这一点，抛弃自己的能力，依赖法规，进行治理。法制虽简单，但是四海之内，无论远近，都不敢欺骗朝廷。每个人都恪守职责，不敢乱用权力。正是因为依赖法度，君王才能轻松治国。社会机构和制度的有效性不是依赖于最高权力者的个人能力和魅力，而是依赖于权力制度分配的合理性。君王作为这种等级制度中的最高权力拥有者，他的最终目的是让整个国家的臣民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君王的利益就是公，而臣民的利益是私。如何使得全民的“私”为一个人的“公”服务，这是君王关心的唯一的问题，而这与君王个人的能力无关。

所以，我们可以说，韩非子所设想的理想政治权力机构是为了给君王带来最大的利益。这种利益是与君王本人的特征，即君王是什么样的人无关的。韩非子所论述的实际上与功利主义观的权力分配和利益最优化原则相关。

二、功利与权力机制

对于功利主义，重点是看它的核心概念和在社会制度设想上的应用。单纯的概念和理论有时候很难看出它在实践生活中的含义。下面我们首先看看功利在边沁和密尔那里的含义，以及边沁的《全方位监视监狱》与功利主义所包含的最经济的方法获得最大的利益的原则。

首先，功利的含义。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主要创始人是边沁(J. Bentham)、密尔(J. S. Mill)。边沁是这样定义“功利”(utility)的:“就功利而言，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性质，靠它能在任何问题上给利益相关的当事人带来利益、好处、快乐、善或幸福……或……阻止损害、痛苦、邪恶或不幸福的发生。”⁽⁵⁶⁾他们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正确与错误是由这个行为的后果所决定的:正确的或善的行为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pleasure)和幸福的行为，而错误的或恶的行为是产生痛苦(pain)的行为。在道德上正确的行为应该是那些能够在所有的选择里，能产生最大的快乐、减低到最少的痛苦的结果的行为。每个人关心的是如何获得快乐(pleasure)，避免痛苦(pain)。快乐就是善本身，而痛苦是恶。根据摩尔的观点，密尔说，“快乐是我们应该作为目的的唯一的事物，唯一的本身就是目的而且是为了自身的善的事物”。⁽⁵⁷⁾密尔说，功利主义原则就是最大限度的幸福原则，它的意思是指，最终目的就是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离痛苦越远越好，尽可能多的获得享受;所有其他事物都是参照系。⁽⁵⁸⁾密尔强调，功利或者幸福在社会中不可能依靠一个人来获得，而必须依赖于整个社会的努力。密尔说，功利不仅仅包括对于幸福的追求，还包括防止和减少不幸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摩尔把功利主义看作享乐主义(hedonism)伦理学里的一种主要流派。

如何获得快乐是功利主义的核心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与“当事人”有关的，也就是说，如何获得快乐总是一个“当事人”所关心的自己的事情。密尔说，“每个人的幸福是对于那个人的善，而普遍幸福，因此，是对于所有那些人加在一起的善”。⁽⁵⁹⁾把这句话和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里的话联系起来:“自然已经把人类置于两个最高的主人的统治之下，即痛苦与快乐。正是它们决定了我们将要做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做什么”。⁽⁶⁰⁾从密尔和边沁所说的，不难看出，他们所指的道德主体的行为原则是自己如何获得最大的快乐与尽量远离痛苦。他们认为，我们应该选择的行为是能给我们自己带来最大快乐的行为。我们很自然地会帮助别人获得幸福，因为这样做的话能使得我们自己的幸福得到保证。我之所以帮助别人是首先为了我自己的幸福考虑的。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只追求满足自己的快乐的话，他们之间的冲突会反而不利于实现个人的幸福。在不损害自己快乐的前提下，帮助别人也是间接地保护自己的快乐。

所以，密尔认为，从社会的角度看，关心他人主要是通过社会机构，包括道德规则和法律，来尽量协调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社会对于人们的道德教育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上的:教育可以使得人们认识到每个人自己的幸福是与社会整体的幸福不可分开的，促进公共利益的发展也是间接地发展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整体利益是实现个人幸福的手段。在所有的道德计算考虑内，我，作为个体，是坐标的中心点。边沁的著名的“快乐-痛苦演算”法则背后所隐含的思想就是对于个人的利益要斤斤计较。在采取每个行为之前我要计算一下快乐与痛苦的程度、范围等谁多谁少。由于只有快乐和痛苦赋予了我们的行为以价值，因此，在私人和公众生活里，最终我们所关心的是如何尽可能地扩大幸福。

如何根据功利主义的原则，来衡量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增强整体利益同时也是增加个人利益。如果把整体看作是一个个体，那么，整体行为的决策必然是用数学的方法来计算如何增强它的最大利益。凡是不符合增加最大利益的行为都应该避免。比如，社会上的老弱病残者，是社会财富的纯粹的消耗者，严重影响整体利益的优化原则。功利主义的原则将是把这些人从社会里清除出去。这是一位当代西方功利主义哲学家的观点。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功利主义的整体观念是一个“我们”的观念，是社会大多数或社会主要财富权利占有者的集团概念，不是涵盖每个人的。所以，当功利原则表达为，一个善的行为就是能给社会的最多成员带来最大的幸福的行为的时候，这里的成员整体显然包括我自己在内。而且，更准确地说，整体概念是以我为中心的概念，是我的一部分。这是从快乐或利益方面考虑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小我与大我的关系问题。

其次，自我的绝对独立性。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个人或者个体是绝对独立的。密尔说，“仅仅就个体而言，他的独立，依据权利，是绝对的。对于他自己来说，对于他的肉体和心灵来说，每个个体都是绝对自主的”。⁽⁶¹⁾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君主，都有自己不可侵犯的空间。韩非子的世界中，只有一个人绝对独立和权威;在功利主义者的世界中，每个人都是如此。韩非子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君主的幸福或利益问题;功利主义者的哲学中的中心问题是社会成员的利益问题。在功利主义者看来，每个人都类似一个原子，而这些原子是互相碰撞的。如何来处理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密尔说:“在对于社会任何成员的行为自由进行干涉时，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得到允许的唯一目的就是自我保护。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对于任何一个成员违反他的意志而施行正当的权力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他伤害他人。”所以，社会不能强迫一个人去做什么，即使他自己不明白他所应该做的是有利于他的幸福的。因此，在功利主义者看来，社会和政治机构的最大功能就是如何防止个人权利和空间被侵犯，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划清明确的界限。如果每个人都被限制在自己的自由空间，那么这个社会就会稳定。这在边沁的全方位监视监狱的设想中表现得最为明确。

在理论上，韩非子所关心的是一个人的利益和幸福，而功利主义所关心的是社会上多数人的利益和幸福。但是，很明确的是，功利主义的功利概念背后隐藏的核心假设是，人都是自私的，都是为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活着的。我们将看到，这一点也体现在韩非子的哲学中。更为明显的是，在社会制度的建立上，功利主义和韩非子的思想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再次，如何才能在现实的社会制度中使得多数人获得利益呢?如何才能防止一部分人侵犯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呢?西方的法律制度的前提和假设就是对于每一个人不信任: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边沁对于功利主义哲学在社会实践中的运用的说明，是非常令我们深思的。边沁“快乐-痛苦演算”法则在社会制度的具体设想上，就是采用最经济的原则最大化地谋求利益。边沁写的《Panopticon》(《全方位监视监狱》)，阐述了如何建立监狱的建筑设计思想。我们下面看看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是如何解释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的理想监狱设想的。

福柯在《管教与惩罚:监狱的诞生》⁽⁶²⁾一书中谈到欧洲17世纪以后由于瘟疫、麻风病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引起的对于乞丐、游民、精神病等人群的控制中，权力的监视和控制如何体现在社会制度和具体的管理中。权力分配的具体化和经济化体现在边沁的《全方位监视监狱》中。⁽⁶³⁾福柯把边沁这本书中体现的思想称为“全方位监视主义”(panopticism)，其意思是对于被控制的个体进行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的监视，让他永远暴露在光线中或者视野中。福柯说，对于个体的监视必须做到“如何以特殊的方式对于他进行不间断的监视”(DPBP，199)。这需要一种新的权力机制。福柯认为，边沁的《全方位监视监狱》在建筑构想上给予这种权力机制提供了形象的模型。下面我们看看福柯是如何描述边沁的观念的。

福柯说:“边沁的《全方位监视监狱》是在建筑上对于这种［权力］构成的体现。我们知道它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则:在它的周边是环形建筑;在它的中央有一个监视塔;这个塔有很多窗口，都面向周边环形建筑的内侧;周边建筑由狱室构成，每个狱室的宽度都和周边建筑一样;这些狱室有两个窗口，一个在内，与监视塔的窗口相对应，一个在外面，阳光可以从外面进来并穿透整个狱室。因而，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塔楼中安置一个监视者，在每个狱室中关闭一个疯子，一个病人，一个死囚，一个工人，或一个学童。由于反光的效果，人可以在塔中面对光线观察到周边建筑中狱室中被关押人的影子。它们就如很多笼子，很多小的剧场，其中每个演员都是唱独角戏，被完全的个体化和无时不被看到。全方位被监视的机制是这样安排空间单位的，它使得监视不间断而且能够立即知道是什么样子。”因此，“突出在视野之中是一个圈套”(DPBP，200)。

福柯对于上面的监狱结构作了如下的评语:“每个人，在他所处的地方，被很安全地限制在一个狱室之中;在其中，他可以被前面的监视者看到，但是，狱室两面的墙阻止他和其他被关闭的人接触。他被看到，但是他看不到别人;他是信息的对象，从来不是交流的主体。”(DPBP，200)“边沁给出了这么个原则，即权力应该既是可见的又不能被证实。可见性:在被关押人的眼中不断出现一个中心高塔的形状，这是监视他的地方。不能被证实:被关押人从来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刻被监视;但是他必须肯定他也许是一直被监视着。”(DPBP，201)每个被关押者都被塔楼中的人不间断的监视，他始终感觉到一双眼睛在盯视着自己，而自己却看不到对方。由于不能和其他人交流，就失去了共同越狱的可能性。这和韩非子所设想的君主和群臣的关系很相似。每个官员都直接对君主负责，不能越职，不能互相交流，以免结党营私。君王把自己的欲望和爱好完全隐蔽起来，而让群臣把自己的本来面目完全暴露在君王面前，这和塔楼中的士兵与被关押人员的关系是一样的。君王隐藏在没有形体的塔楼中，对于百官进行不间断的监视，这种不间断的监视是因为权力的分布造成的，因为百官根本不知道君王什么时候在看他，什么时候没有看他。这就是韩非子所说的无为而治的原则。这种原则体现在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的关于监狱的经济化管理原则之中了:“把他［被关押者］的房间设置成与中心塔楼相对，从而在他身上强加了一种轴形的可见性;但是，对于环形建筑的隔离，即分开的狱室，意味着左右两边的不可见性。这种不可见性保证了次序。如果被关押者是犯人，就没有阴谋的危险，没有集体越狱的尝试，没有谋划将来犯罪的计划，没有坏的影响。”“如果是工人，那么就没有混乱，没有盗窃，没有联盟，没有减慢工作效率的分散因素。”(DPBP，200～201)所以说，“全方位监视监狱的主要效果:在被关押者的脑中注入一种［被监视］的意识状态和永久的可见性，从而保障了权力的自动行使功能”(DPBP，201)。权力最有效的行使方式就是权力的无形化，就是存在于每个角落，存在于每个被管理者的脑中。权力谋求的是最大的利益和最坚固的稳定性，这与权力拥有者本身的能力、品德、习惯、性别等都无关。

所以，韩非子所陈述的权术思想和边沁的监狱设想都体现的是权力本身所要求的机制:“在周边的环形建筑中，人是被完全看到的，没有可能看到别人;在中央塔中，人是看到一切而不能被看到。”(DPBP，202)韩非子也明确说，“上固闭内扃，从室视厅”。其效果是“不见其采，下故素正”(不露出想法和爱好，群臣就无法看到，自然会自觉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扬搉》)。韩非子所说的和边沁的监狱建筑思想多么相近，很像是一个人说的。

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一方隐藏起来，一方完全被暴露出来，那是因为在根本关系上人和人是处于不断的互相窥视之中。君王之所以隐藏自己的爱好和欲望是因为君王被百官时时刻刻所觊觎。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你窥视我、我窥视你的关系充分说明了人的自我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同上它还说明，看和被看，首先是一种权力和力量以及生死的较量，不是认知上的关系。

结论

本文认为，如果把人作为一个纯粹的利益的载体的话，权力机制所要求的就是以最经济的原则谋取最大的利益。权力，就其本质来说，没有实质性的区分:在独裁的体制下，权力所谋求的是独裁者的最大利益;在人人平等的社会中，权力所谋求的是社会的最大利益。这两种社会中，权力的渗透和实施是无处不见的，每个人都处于一种被监视的状态。韩非子的哲学思想和功利主义都体现了权力话语的内在机制。在韩非子的专制和权术中，在功利主义的自由、平等和幸福中，所缺乏的是正义。⁽⁶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