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与城市的分析介绍

二、牛津大学与城市

牛津大学的所在地是牛津城。中世纪大学的诞生源于城市，先有城市，后有大学。牛津大学与牛津城既是一个概念，又是两个概念。因为从地理概念上讲，它们是在一起的，而从行政管理和社会功能来说，它们又是分开的。所以，牛津大学的历史是牛津城历史的组成部分，而牛津城的历史在牛津大学历史上是不可或缺的。由于文化和利益的缘故，它们两者之间从一开始就冲突不断，但最终牛津大学占了上风；城市最后拜倒在大学的特权之下，尽管有些不太情愿。这种关系为牛津大学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空间。由此看来，城镇与学袍（Town and Gown）这两个英文词并不是随手拈来的，它们既代表着两个彼此独立的群体，又体现出一种和谐的韵味，这是因为它们是用英文的并列词“and”连接，并且这两个英文词除了第一个字母不同外，后面的音节（一个双元音和一个辅音）都是相同的，十分押韵。

（一）早期的城市与学者

牛津城是一个自治的市镇，位于泰晤士河和查韦尔河交汇处的南端，是一个人们很容易赶牛涉水过河的地方。据考证，8世纪就有人在此定居。根据最早的文字记载，10世纪初，撒克逊人靠土城墙垒起了一个城堡式的城。从牛津城中的卡菲克斯塔（Carfax Tower）教堂，人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街道是以直线模式来规划的，已具有专业的水准。到1066年时，牛津城已有1 000多幢房屋，成为英国继伦敦、约克、诺里奇、林肯和温切斯特之后的第六大城市。1071年，通往牛津城西部的道路由于建造了诺曼城堡而改道，导致大量房屋被拆毁。据1086年的《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记载，有583间房屋成为“废墟”。12世纪，城里有了织布产业。1155年，城市颁发的第一个特许证赋予“行会商人”的特权是：他们可以在英国和诺曼底全境自由运输和销售商品而无需缴纳通行税和关税。当时是牛津城这个忙碌和繁荣的自治城镇最辉煌的时期。撒克逊人建立的篱笆防御工事被石头城墙所取代，自由民选举了自己城市的市长、执行官和市议员。英国历史学家格林（J.R.Green）认为，当时曾将牛津城描述为“一个已经拥有500年城镇生活历史的城市，而第一批学生出现在街头是以后的事情”。^[18]

从1086年至1135年，牛津城周围建起了3个教区和1个非宗教社团。其中两个教区归奥古斯丁教派（Augustian canons），一个教区归本笃会教派（Benedictine nuns）。奥古斯丁教派在圣弗里茨维德和奥森尼传教，本笃会教派在高德斯顿传教，而非宗教社团则围绕圣乔治教堂建立起来。中世纪时期，学者们可以随处游学，无人知晓牛津大学是何时兴起的。牛津城周围涌现的教区和教堂以及伴随着的传教活动，或许是吸引学者纷纷前来的原因之一。^[19]到12世纪时，牛津大学开始发展起来。1133年，著名神学家罗伯特·普伦开始在牛津城讲授《圣经》。据编年史记载，他从埃克塞特来到牛津城教了5年书。1141年，在主教西奥博尔德的帮助下，一位名叫马斯特·瓦卡留斯（Master Vacarius）的律师来到牛津城传授民法和教会法，不久，民法便在牛津城成为一个受欢迎的科目。随后，陆陆续续有教师来到牛津城。1187年后，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在牛津住了3天，宣读他的有关地形学（Topographia）的博士论文时，他记录了牛津大学拥有几个不同学科存在的事实。当时，牛津大学正成为公共讲习所^[20]（Studium Generale），学生来自英国各地。当大学变成了一个学者社团时，牛津城成了一个拥有两个相互成为对手的组织的地方，一个是市民群体，一个是学术群体。^[21]大学之所以在牛津城出现，那是因为牛津城城区繁荣、人口集中以及商业发达，许多学校毕业的学生成为大学的后备力量。就牛津大学的早期发展而言，城市与大学彼此间相安无事，尚处于自然的状态中。

（二）大学与城市的冲突

随着城市和大学的发展，彼此对立的群体开始为各自的利益而争斗。即使13世纪初期大学的组织结构还没有成形，牛津大学的生命力已经很旺盛了。数以百计渴望求知的学生从各地蜂拥而至，使得牛津城的住房出现了紧张状况，不少人住在简陋的房舍里挨饿受冻，但多数人还是温饱无忧。学生中有来自教会和王室的人，这为后来牛津大学获得教会和王室的庇护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大学内部，学生们将自己划分为以北方人和南方人组成的“同乡会”。当两个同乡会之间相安无事的时候，学生们就会抱怨当地的面包、啤酒以及租金等问题。市民视学生为外来者，在销售食品时经常漫天要价，使得学生对此极为不满。由于学生在缴纳食品税和房租税方面享受市民没有的优惠，这又使得市民有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感觉，再加上个别学生有拦路抢劫和入室盗窃的行为，因此，学生与牛津城市民的冲突不断发生。1209，牛津大学的一位学生杀死了情妇，市民将他的同学一起捉住并将他们吊死。这种对大学司法豁免权的公然冒犯，导致了整个城市的学者罢课和学生流亡。教师和学生逃离牛津城的结果是，在剑桥（Cambridge）又建立了一所大学，即剑桥大学，因而牛津城的商人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于是，在罗马教皇使节的斡旋下，林肯主教、牛津大学和牛津城于1214年达成了一项协议。在之后的150年内，牛津大学与牛津城之间基本相安无事。然而，好景不长。1355年修士节（St.Scholastica）那天，牛津大学几名学生在卡菲克斯塔的斯温德尔斯托克客栈里因葡萄酒质量不好与店主发生争吵，演变成斗殴。接着，酒馆的斗殴演变成为街头大战。本来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此类的事情经常发生。但在随后的几天里，城里的暴民横扫大学生的居住区，抢劫凶杀，导致63名学生死亡。^[22]从1209年到1355年期间，牛津城市民对自己处境的反应就如同当地人抵御王权入侵一样，早就心怀不满。正如欧洲大学历史学家黑斯廷斯·拉什达尔（Hastings Rashdall）面对牛津城高街时所发表的感慨，“这是一个为数不多的血腥对峙的历史战场”。^[23]

尽管牛津城市民在与大学的冲突中屡占上风，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市民被上层的权威所征服，作出让步和妥协。在早期的冲突中，牛津大学成员求助于教会当局并获得了对抗市民的特权。13世纪，牛津大学竭力维护自己的教会赦免权，即一旦大学成员落入牛津城当局的手中，他们就必须将当事人交还给大学审判。自1248年后，历任牛津城市长和执行官在就职时每年必须宣誓他们遵守大学的特权。1355年后，市长、市政官员和议员必须在骚乱纪念日到大学教堂向大学校长鞠躬并在祭坛上放一便士，为63名被杀的学生做弥撒并表示忏悔。

尽管其他城镇都逐步获得了城市自治权，但牛津城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牛津城的每一次反抗，最终都以大学获得新的特权而结束。到14世纪中叶，牛津大学通过连续几任国王的青睐而获得了对牛津城的行政管理权。王权希望牛津大学仰仗这些权力从与市民的冲突中解脱出来，不再为住房、食物、公共安全、债务等问题而烦恼。为此，牛津大学获得了控制市场的权力，例如，有权颁发酒吧许可证、制定各种法令来调节各种商品供给的价格、检查市场商品的重量和度量衡工具等。校长有权“禁止”商人与大学成员及学生之间进行买卖，一旦双方产生争议，即禁止牛津大学的学生与他们进行交易，从而危及他们的生计。牛津大学在城市的法令中列入一条规定：限制那些出生在牛津城并在牛津城从业的商人，欢迎那些牛津大学喜欢的商人在牛津城经商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牛津大学还获得了在晚上对牛津城进行巡视的特权，实行针对居民的宵禁。尽管城市当局被禁止进入牛津大学的地盘，但牛津大学的学监在追捕嫌疑犯时可以强行进入任何一个他们认定的房屋。牛津大学获得的这些特权，使得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稳定的发展。

（三）牛津大学在牛津城的扩张

乔叟

黑死病后的14世纪，英国的城镇萎缩了，牛津城的人口也下降到11世纪有记录的水平。很多房屋无人居住，但这却为学院结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最终使得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有别于所有欧洲其他大学并决定了城市的未来。当12世纪第一批学者来到牛津城的时候，一些人如英国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0～1400）就住在出租的房子里，而其他的学者和教师住在寄宿舍里。到14世纪末，牛津城寄宿舍已过百间。然而，伴随着捐赠学院（endowed college）的建立，寄宿舍的方式开始走下坡路。虽然12～13世纪法国和意大利出现的捐赠学院后来都消失了，但英格兰的大多数捐赠学院却生存和发展起来。尽管牛津大学各学院总体上扩张并不快，但在当时的情形下能够生存下来已属不易。^[24]

学院的建立改变了大学状况，使得那些以前没有固定住所的学者拥有了一个永久性的属于自己的地方。到13世纪时，牛津大学迎来了自己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在此期间，大学最早的学院如大学学院、巴利奥尔学院和默顿学院相继成立。当时建造这些学院的主要目的就是安顿我们今天称之为“研究生”的学生，攻读的是更高级的学位。默顿学院是第一个建立集长廊、宿舍、教堂和食堂等为一体的围成四方庭院的学院。这种建筑风格迄今仍被世人公认为牛津大学的象征。到14世纪，在私人的捐赠下，埃克塞特学院、奥里尔学院和女王学院也相继建立起来。1369年，温彻斯特主教威廉·威克姆利用牛津城房价暴跌的机会购置了一块土地创建了新学院。

15世纪，牛津大学的学生人数开始下降。到16世纪时，寄宿舍的方式开始逐步瓦解，因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住在私人捐赠学院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了。又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已建立的学院扩大了自己的地盘，新的学院又相继成立，具体包括15世纪的林肯学院、众灵学院和莫德林学院，16世纪的布雷齐诺斯学院、基督圣体学院、基督教堂学院、三一学院、圣约翰学院和耶稣学院，17世纪的沃德姆学院、彭布罗克学院，以及18世纪的伍斯特学院、赫特福德学院和圣埃德蒙学堂（该学堂是自13世纪以来在没有获得任何资助的情况下生存下来的）。随着学院的不断扩大，牛津城东部约三分之二的土地都被占用了，从北到南，连接着圣贾尔斯教堂和圣阿尔达斯教堂。商业都集中在城市的西边，范围包括玉米市场街和城堡街，而市政厅、郡府以及城市居民都散落在城市的其他地方。这也是大学拥有特权后的体现。

（四）大学对城市的特权

在与牛津城的几番较量后，牛津大学相继取得了针对城市和市民的特权。这些特权包括牛津城市场管理权、市政监督权、大学法庭、治安管理权等。从14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牛津城在这一期间的地位有多卑微是一个很难下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牛津城一直都希望剥夺大学的特权。16～17世纪期间，市民曾有一段时间被授予了祈祷的权利。在1355年骚乱后，林肯主教颁布了宗教禁止令，不准牛津市民参加圣礼祈祷仪式，也不准牛津市民死亡后按照基督教仪式安葬。该禁止令强制执行一年后，牛津市民被迫答应向大学忏悔。与此同时，大学校长拥有全权管理牛津城的面包、啤酒、白酒的价格和度量衡以及租金和税率的权力，所有的商业纠纷他都有权干预。^[25]不仅如此，大学还有权裁定涉及教士的案件，有权对城市实行宵禁。大学获得的司法赦免权，可使大学师生免于被市政当局传讯，学者即使犯罪也只受大学法庭的审判。大学拥有自己的一支警察队伍，主要负责晚上巡视。然而，大学对这些权力的行使也是十分谨慎和克制的。按照大学辩护者的话，大学的权力也只是偶尔行使一番。16世纪30年代，亨利三世曾试图通过解散学院的形式来摧毁修道院，因为许多学院都与修道院有关。然而，他后来还是改变了主意，因为牛津大学作为一个培育政治家的摇篮，其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亨利三世对牛津城市政官员说：“捐赠的方式不如我们授予大学特权的方式，因为通过大学的存在，当我们死去和腐朽后，我们的王国依然将得到良好的管理。”^[26]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起，在英国做弥撒是非法的，而牛津城希望圣修士节的弥撒仪式能被保留下来。

需要说明的是，在安立甘宗统治的时代，大学于1604年受到邀请选派自己的人进入下院参政议政。1636年，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的主持下，大学采用了新的校规，即《劳德规约》。牛津城市民将这部法令视为大学“特权的海洋或特权的大海”。在大学内部，各个学院承担起绝大多数教学活动，并进行了有益的创新。牛津大学首次成立了七日理事会。后来，该理事会成为大学的执行内阁。这样，大学就成了一个松散的学院联盟。在以后的300年里，学院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大学大得多。从此，牛津城市民开始使用“学院”一词来指牛津大学。

英国内战（1642～1651）爆发后，牛津城和牛津大学站在了对立的立场上。大学成为国王军队的司令部，各个学院成了保王党成员的兵营，而市民由于同情议会而被解除了武装。随着1649年国王查理一世被斩首，市政当局希望解除自己所遭受的最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压迫，但他们再一次失望了。尽管英国议会将保王党分子赶出了学院，并对大学相关人员做了变动，但并没有对大学的特权采取任何行动。25年后，牛津城曾抵制过牛津大学行使詹姆士二世所赋予的非法特权，但收效甚微。牛津城还曾指望威廉三世站在他们的一边，但也落了空。牛津城唯一可能的同盟军是牛津郡，但牛津郡的绅士们却同情牛津大学，结果，牛津大学的特权依然如故。

与意大利、法国或德国的一些拥有大学的城市不同，牛津城本身是一个大学城。18世纪，牛津城市政当局的屈辱地位带来的是市民士气的丧失。在以后一段时期，市政当局债务缠身而不得不于1768年将代表牛津城的两个议会席位贱卖，以换得一笔费用偿还债务。可以想象，与一个拥有凌驾于自己众多特权的大学为邻，牛津城的确度日维艰。

（五）大学与城市的和解与合作

1771年，为了修建一条从莫德林大桥到牛津大学和牛津城的宽敞道路，清扫街道和设立街道照明装置，牛津大学和牛津城市政当局同意联合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这项工程的建设。这是双方的第一次合作。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牛津城和牛津大学，他们的名字按照社会和学术地位的高低进行排序。实际上，大多数成员来自牛津大学。1774年，该委员会颁布了第一个法令，建立一个新的贸易交易市场，并成立一个联合市场管理委员会（成员分别来自牛津城和牛津大学，人数相等）。通过这种合作共事的体验，牛津大学和牛津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1825年，牛津大学停止了要求牛津城市政当局在圣修士节表示忏悔的活动。当然，这并不是说此后一切都进展顺利。根据联合市场管理委员会的法令，牛津城必须支付城市改造税的五分之三，而大学只需支付五分之二。显然，这样的税率分担是不平等的，但大学毫不退让。此外，当时牛津城还有一项贫穷税，规定由市民和牛津大学各学院上缴。牛津大学各学院根本不愿意上缴贫穷税，那些试图向学院征收贫穷税的税官受到了威胁。牛津大学不仅不上缴贫穷税，而且还在1848年获得了议会一项法令。该法令规定，减少牛津大学承担城市改造税的比例，即从过去的五分之二降为三分之一。^[27]牛津大学还认为，牛津城的人口从1801年的12 279人增加到接近30 000人，而与此同时，大学的人数却根本没有任何增加。为此，双方僵持着，争论不休。

但是，牛津城市民对大学的抱怨最终赢得了人们的同情。英国议会也认为，大学应该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1854年，牛津大学的各个学院同意上缴贫穷税。1859年，牛津大学同意一项法令，解除牛津城市长和其他市政官员每年必须参加的遵守大学特权的宣誓活动。作为交换，牛津城承诺以后的一切行为都将遵守议会颁布的法令。^[28]1864年，牛津大学与牛津城又成立了一个地方健康卫生委员会，大学、市政以及各教区在代表权上平等分享。这样，“城市和大学第一次处于完美的和谐状态之中……大学过去那种压倒一切的优势被彻底摧毁了，与之相应的，其被赋予的代表权得到了公正的和公平的分享”。^[29]1868年，牛津大学与牛津城还成立了统一的联合警察力量，从而取代了白天巡查街道的城市警察以及由大学招募和付薪的职业夜警。有了统一的警察队伍后，牛津大学只承担三分之一新警察队伍的开支，从而减轻了大学过去单独承受夜警的开支。

1870年，牛津城与牛津大学又联合成立了中小学委员会（school board）。在该委员会里，牛津大学再一次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席位并只承担三分之一的费用。1874年，牛津大学哲学教师格林（T.H.Green）担任该委员会成员。2年后，他又当选为牛津市政委员会成员。格林指出，牛津城作为一个大学的中心而没有为当地居民提供教育的场所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于是，他积极倡议建立文法学校，招收那些毕业于初等学校的贫困学生，从而开辟了让牛津城普通市民的子女进入牛津大学的渠道。他的倡议带来的成果是，建立了牛津城男子高级学校，并于1881年正式开始招生。格林是第一位打破牛津城与牛津大学老死不相往来之传统的牛津大学教师。在他1882年去世后的几年里，牛津大学和牛津城开始合作，将各种联合机构的所有权力和责任都交给了一个新的市政管理委员会的手中。牛津城分4个行政区，牛津大学构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区，这样就可以推选第五名市政委员。1897年，市议员罗伯特·巴凯尔（Robert Buckell）成为第一位获得牛津大学荣誉学位的市民。1913年，一位来自牛津大学的市议员被推选为牛津城市长。

牛津城市政厅

19世纪中期，牛津城开始转型，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大批市民失去了工作。然而，牛津大学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学生依然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他们攀比风盛行，这为城里的裁缝、食品商、贩酒商以及银匠提供了赚钱机会。贴上“牛津”两个字商标的产品销售大增，远销大英帝国的每个角落。到19世纪后半期，牛津大学又有了新发展，学生人数翻了一番，已有的学院得以扩大。大学又先后建立了基布尔学院、玛格丽特夫人学堂、萨默维尔学院、圣休学院、圣希尔达学院以及一个女子走读生学院，即后来的圣安妮学院（1942年）。根据1874年的议会法，牛津大学重新建造了赫特福德学院，并允许非牛津大学的学生居住在宿舍里。随后，如同13世纪一样，牛津城再一次掀起了建立私立宗教学堂的浪潮，例如，曼斯菲尔德学堂（公理会教，1886年）、曼彻斯特学堂（一神派教，1889年）和摄政公园学堂（浸礼派教，1927年）三个非国教徒学堂，以及坎皮恩学堂（Campion，1896年）、圣贝内学堂（Benet，1897年）和黑衣修士学堂（Blackfriars，1910年）三个罗马天主教学堂。^[30]

威廉·理查德·莫里斯

与此同时，牛津城也发展很快。1879年，牛津城开始朝四面拓展。1801年，牛津城人口为12 279人，牛津大学占城市总人口的10%；而到1901年，牛津城人口达到49 336人，大学人口占7.5%。牛津城是一个消费型城市，而不是一个生产型城市。新的商店、便利店和裁缝店应运而生。原是一名自行车修理工，后来开了一家汽车制造厂的威廉·理查德·莫里斯（William Richard Morris）即纳菲尔德勋爵，曾先后捐款3 600万英镑资助牛津城的改造和牛津大学的发展，其最大的贡献是将牛津大学与牛津城紧密结合在一起。

1974年，当地方政策重新调整后，英国议会取消了牛津大学在牛津城市政会中单独享有席位的权力。这表明，在牛津大学成立600年之后，大学的成员最终成为普通的市民，再也没有昔日的特权了。20世纪50年代后，牛津城和牛津大学争斗的传统似乎已经中断了。1954～1956年间，牛津城将原来的艺术、商业和技术学校合并成立一个新的牛津技术学院（Oxford College of Technology），1970年牛津技术学院升格为牛津多科技术学院（Oxford Polytechnic），1992年又改名为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拥有超过4 000名全日制的学生和更多的非全日制学生。从此，牛津城拥有了隶属于自己的大学。

牛津城与牛津大学之间是一种斗而不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回顾历史，牛津大学无论是在政治和经济地位方面，还是在对外影响等方面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这与它自形成以后所获得的特权和自治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牛津大学在历史上曾有一些消极的地方，但其辉煌的历史和自身的魅力为牛津城赢得了声誉及世人的青睐。在这个意义上，牛津大学可以说是牛津城的保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