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与协调的涵义，社会的竞争与合作

第一节　竞争与协调

自然界除了“适者生存”这一面之外，还有协同延续的一面；国家间、经济集团间诚然有竞争，但更少不了合作。生物界的生存竞争原则被直接引入教育领域，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市场竞争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教育竞争显然不能简单地加以仿效。我国政府一方面实行重点制，保障极少数高校享有优质资源，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项目和法规鼓励各高校及其教师与学生参与竞争。教育主管者们以为这是管理教育的不二法门。然而几十年下来，其效果却实难恭维。相反，由此种竞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正日益暴露在人们面前。

一、竞争与协调的涵义

竞争是双方或多方的个人或集团互相争胜的关系。《庄子·齐物论》：“有竞，有争。”郭象注：“并逐曰竞，对辩曰争。”古代称比赛、角逐为“竞”，如“竞走”、“竞渡”等；称抢先、决胜负为“争”，如“争标”、“争锋”、“争衡”等。

竞争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的竞争指人类一切有意识、有目的竞赛、争胜、角逐、抢先等活动。近代史上进化论者把生物界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解释为竞争，这是不科学的。人类以外的生物界的上述活动是无意识、无目的的自然演化，系本能所致。广义的竞争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各社会领域的争胜活动，如我国春秋末年的诸侯称霸，秦末楚汉相争，汉末三国争雄，以及国际上大大小小的战争和一国之内为争夺统治权而进行的竞选等等，都是政治领域的竞争，考试、赛诗、赛歌、赛马、赛球等等是文化娱乐领域的竞争。狭义的竞争仅指经济领域的争胜活动，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后商品经济的竞争。农业社会中小商品生产者之间也有竞争，俗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就是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但那时的竞争不甚激烈，故通常说的竞争是指商品经济领域的竞争。本书的“竞争”概念主要是在广义上使用的。

我国农业社会的历史很长，“和为贵”是非常传统的观念，人们崇尚“和衷共济”、“急流勇退”、“退避三舍”、“与世无争”的性格，而对于“争强好胜”、“争权夺利”、“争长竞短”、“争风吃醋”、“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言行，往往持贬斥态度。我国历史上也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但除了抵御异族入侵之外，大多是帝王将相为争夺统治权而战，百姓不过是被他们绑在战车上的工具罢了。故就传统的主要倾向而言，中国历史上是尚和不尚争的。

“协调”，和谐一致，配合得当之意。“协”，和睦、合作。《说文》：“同众之和也。”《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扬雄《太玄·玄数》：“声律相协而八音生。”“协”也就是“和”，是使众人同心合力的“和”。“协”除了表示一般的“和谐”外，多用于行动、行事上，表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表示行动上的和谐一致^[1]。“调”，协调，使协调。《诗·小雅·车攻》：“弓矢既调。”郑玄笺：“调谓弓强弱与矢轻重相得。”桓宽《盐铁论·本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罢之不便也。”

我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注意到事物的和谐和协调问题。《尚书·舜典》：“八音克谐，无相争伦，神人以和。”认为八类不同的声音若能够协调配合，摆正相互的位置和次序，那么神和人都会因此和谐。《国语·郑语》记载了史伯关于“和”与“同”的看法。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史伯认为，多样事物和谐共处，派生万物；若强求一律，就不得发展。“他”和“他”应是相异而平等的融合，不应是你死我活，一方吃掉另一方。正是这种多样事物的平和相处，使得万物丰长，倘若以单一来增强单一，结果还是单一，事物就不能发展了。所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和五味以调口”。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杂处形成万物，酸甜苦辣咸五味调配才令人口爽。反之，则“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一种声音不好听，一种花纹不好看，一种味道不好吃，一种东西就无法比较和融合。《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晏子也有同样的思想：“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晏子认为，用清水调剂清水，叫人怎么吃？琴瑟弹奏的是一个声音，谁会去听呢？所以单调的同一是不可取的。我国古代思想家有着重要的“一”与“多”的辩证思想，他们在古代条件下，朴素地认识到一个统一体是由多种不同元素融合而成的，“一”包含着“多”，“多”合而为“一”。美乐不能只有一种旋律，美食不能只有一种食料，而必须有其他多种旋律、多种食料的参和配合，如只有一种成分称霸独大，势必不可听、不可食。

二、自然界的“适者生存”

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认为食物增加的速度落后于生物繁殖的速度，因此生物之间为了争夺食物和空间便发生生存斗争。斗争的胜利者得以生存并繁衍较多的后代。这是一种自然选择。在自然选择过程中，被选择的有利性状在世代传递中逐渐积累，从较小的变异到较大的变异，最终产生新的物种，而一些适应能力差的变种被淘汰了。达尔文认为，物种通过生存斗争实现个体有益变异的保存和有害变异的淘汰，是一种自然选择，是生物界进化的普遍形式。比如长颈鹿就是因为变异所致，有些鹿生来脖子比别的鹿长一些，这些长颈的鹿因能吃到更多的树叶而更能生存下来。经过世代延续，脖子变长的变异因素在自然选择中总是保持着优势，并不断积累这种优势，终于形成了长颈鹿这一物种。达尔文分析了自然条件下的生物多样性分布，分析了生物化石所呈现的时间上的生物进化现象，说明生物自然选择的进化规律。达尔文还研究了生物在人工培养下的进化现象。他认为，家养物种起源于少数野生物种，由于物种本身具有的遗传和变异的两重性，其中对人类有用的变异性在人工选择的过程中被保留下来。保留下来的有用的性状通过遗传继续传给后代，后代中又出现的变异再一次被选择，这样，家养物种就沿着对人类越来越有用的方向进化^[2]。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结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看到了生态系统内存在着的一个庞大的自然平衡机制。他在讲述生物间为生存而相互制约、相互争夺“资源”而进行的“物竞天择”的时候，还讲到了“生物链”，讲到了自然生存的因果关系。他在《物种起源》中提到三叶草、蜜蜂、田鼠、猫等相克又相生的故事。英国盛产三叶草，这种草是牛的主要饲料。英国的野蜂很多，野蜂舌头长，有效地替三叶草的花朵传授花粉，促使三叶草茂盛生长。然而田鼠爱吃野蜂的蜜和幼虫，从而影响三叶草的授粉。好在有猫吃田鼠，有猫的地方，田鼠就少，于是三叶草就长得好，养牛业就发达。而猫少的地方，田鼠就多，三叶草少，牛饲料不足，养牛业势必受影响^[3]。达尔文描述的故事告诉人们：对生物界仅仅用你死我活、优胜劣汰来解释是不够的，生物界除了你死我活一面之外还有你活我也活的关系。如果说，生存竞争是生物界的自然选择，那么生存协调同样也是生物界的自然选择。自然界是一个庞大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内，各种生物既相克相胜又相辅相生，它们既矛盾又统一地共生共存。

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在进行激光实验时发现，激光系统中不同的光模存在着竞争和协同两种此消彼长的动荡变化状态。他对激光系统中不同的光模施入同样数量的光子，开始时各光模同步增长，但随着增殖频率出现差异，光模便产生了竞争。原子选择那些快速增殖的光模，最后只剩下一个光模，其他都消失了。哈肯认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原理对所有有机物和无机系统的进化和发展都是适用的，竞争是系统中各子系统和要素之间在时间、空间和功能等相关“资源”上为取得优势地位而进行的活动与过程，协同则是系统中各子系统和要素之间在运动过程中的合作、协调与同步^[4]。我们不赞同哈肯关于无机物会进行“竞争”的说法，但他关于事物系统中各子系统及要素之间有某种“同步”或“协同”的现象则是值得注意的。正如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对“自然选择”这一概念所作的说明，他说：“照字面讲，没有疑问，自然选择这一用语是不确切的；……但我所谓的自然，只是指许多法则的综合作用及其产物而言，而法则则是我们所确定的各种事物的因果关系。”^[5]应该说，达尔文关于事物“法则的综合作用”和“因果关系”就已经蕴含着被哈肯称为“协同”的思想。

三、社会的竞争与合作

在达尔文之后，一些支持达尔文学说的人把自然界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规律套用到对社会生活的分析，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英国哲学家斯宾塞认为，社会进化与生物进化一样受优胜劣汰规律支配，人类的种族天生有优劣之分，有的民族是天生的优等民族，理应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俄国社会学家古姆普洛维奇认为，社会是一些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团体的总和，在社会环境中最适合于生活条件的团体得以生存并处于支配地位是理所当然的。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认为，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是万能的和普遍的。正是生存竞争为社会进化开辟了道路，因而他反对国家对社会生活的调节^[6]。社会达尔文主义混淆了生物和社会两种不同性质的生存现象，片面强调竞争和冲突的永恒性和普遍性。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曾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掠夺、侵略行径提供理论支撑，受到有识之士的批评^[7]。

有人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竞争史。此话说对了一半。应当说人类的历史既是一部竞争史，又是一部合作史；要是只有竞争没有合作，人类早就灭亡了。诚然，从原始人到当代人，社会领域始终存在对生活资源、经济利益、政治权力和其他东西的争夺，为此常常大打出手，发生了无数次的战争。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人们为了自己生存下去或活得更好，就不得不让别人也生存下去。原始部落之间除了争夺猎场、草地和抢劫牲畜、战俘之外，有时还要互相交换各自特有的猎物、采集物和手工制品。人类学家发现，在原始人群里几乎到处存在农业部落与狩猎、游牧部落之间的产品交换，他们往往采用“沉默的物物交换”形式。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我国云南省深山老林里生活的苦聪人，常常拿出自己的猎获品置于其他民族人员进出的路口，自己躲进路边草木丛中等待他人前来。附近其他民族的人路过，一看就知道苦聪人来换东西，便拿出自己多余的农副产品或手工艺品置于一旁，取走苦聪人的猎获品。等人走后，苦聪人出来取走他人物品，一次无声的物物交换就完成了。如果来者不善，只取不予，那么躲在暗处的苦聪人的毒箭将毫不客气地射向他。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奴隶的一切，但奴隶主必须让奴隶活下去并生育后代，否则就威胁到他自身的生存。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必须掌握在一定的幅度之内，农民一旦到了以树皮、草根充饥的时候，往往揭竿而起，地主老财也就大难临头了。资本主义是以竞争为主题的社会，每个经济体都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8]。当然，话还得说回来，每个企业主还必须考虑与自己相关的企业也分得一杯羹，如果好处全归一家独吞，别的企业统统倒闭，那么最终自己也难以生存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竞争与合作，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有系统的论述。恩格斯说：“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爱群居的动物……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9]马克思说：“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10]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即进行物质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进行，于是人们就免不了要结成一定的关系，既然结成关系，那就有合作。他们说：“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11]合作不仅为社会生产所必然，所必要，而且它还会产生出一种新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单个劳动者力量的机械总和所不可比拟的，马克思把这种新的力量称为“集体力”，“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12]。协作与单个劳动者力量的机械总和有本质的区别，协作的效果——“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13]；“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14]。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和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集体力”受到无休止的、疯狂竞争的纷扰，使它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仅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且存在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工作，每一个人都在竭力使自己发财致富，根本不理会别人在干些什么。这样就谈不上合理的组织，谈不上分工。相反，每一个人都想超过别人，都想寻找一个好的机会来谋取私利，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去想一想，他自己的利益和其他一切人的利益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各个资本家同其他一切资本家进行斗争，各个工人同其他一切工人进行斗争；所有的资本家反对所有的工人，而工人群众也必然要反对资本家集团。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到处都很混乱，到处都在剥削的现象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15]资本主义社会公开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利益冲突造成的竞争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工厂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人们的协作劳动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工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死存亡都取决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淘汰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来的达尔文的个体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16]众所周知，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而生产活动必须通过人与人的合作才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与人的根本关系应当是合作的关系。如果说，生物界的“生物链”、“因果关系”是一种盲目的、无意识的“合作”和“协商”，那么人的活动，尤其是人的生产活动应该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合作和协调。正因为如此，恩格斯认为，不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运用于人类社会，他说：“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17]所谓不能把动物界的规律搬进人类社会，主要就是不能片面强调和夸大竞争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它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当我们在承认竞争的历史作用的时候，切不可忘了合作、协调对社会进步的必然性、必要性及其推动作用。有人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是自然界演进的法则和基本动力，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自1895年英国人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这条永恒的真理就在所有的时空中展示出它的力量：自然界竞争、人类社会的国家竞争、经济竞争、政府选举、军备竞赛……竞争乃社会进步之母。”^[18]对于此种把“物竞天择”奉为永恒真理和普遍规律的说法，笔者实在不敢恭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此早有深刻的批判，毋庸赘言。笔者在这里仅提醒一句：人类社会不仅需要竞争，还需要合作，尤其当前正面临金融危机、恐怖袭击、核扩散、生态恶化、粮食不足、疾病传染、气候异常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时候，合作比竞争更重要。

四、教育的竞争与协调

教育属于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教育的竞争自然是社会竞争的一部分。我们在上面已经论述了在社会领域里不能只有竞争没有合作，尤其在当今世界，合作比竞争更重要。下面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性，故不能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竞争法则直接搬到教育领域中来。在教育领域，协调比竞争更重要。

政治领域的竞争如战争、竞选等，是一种你死我活、你败我胜、你下我上的此消彼长过程，往往靠暴力、强权作为后盾。在敌对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主要的关系是弱肉强食，以势压人，有时也有和谈、退让等“合作”形式，如结束战争状态、停止相互攻击等，但“合作”是次要的，争夺是主要的。政治竞争的目的是一方压倒甚至压垮一方，任何一方都希望最终的结果是消灭对手、壮大自己。政治竞争说到底是对权力的角逐，争的是霸权、统治权、话语权、占有权、参与权，直至经济、文化权。政治竞争往往可以在短时间内见效，除个别大规模战争外，一般的战争或竞选活动可以通过强力在短期内决出胜负。

经济领域的竞争如贸易竞争、价格竞争、人才竞争等，争的是市场份额、投资机会等。所有经济竞争都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说到底是对金钱的竞争。经济领域的竞争有时可以在短期内加大投入快速取胜。同样生产一种新产品，人家用一年，你用半年就投放市场，你就可以占得先机，多赚一笔钱。种菜、养家禽家畜都可以通过追加肥料或强行灌食、填食的办法取得速效。

教育领域的竞争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竞争明显不同，至少有下列区别：

第一，竞争的目的不同。政治竞争的目的是权，经济竞争的目的是钱。教育竞争的目的一不为权，二不为钱。如果教育为权力而竞争，说明这样的教育已被政治绑上了战车；如果教育为金钱而竞争，说明此种教育已演变为经济的附庸。教育竞争的目的是为了人，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学校之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固然有竞争，但不应以压倒、挤垮、排斥对方为目的，自己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别人不发展，双方都应该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和发展途径。

第二，竞争的手段不同。政治竞争的主要手段是以势压服别人，经济竞争的主要手段是以钱挤走别人，教育的竞争一不靠权势，二不靠财富。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强权政治之下，教育会被异化为宣传机器，一所完全被政治控制的学校很可能会蜕变成政治别动队。教育也不是商场，不是以钱的多少论优劣的地方，教育需要钱，但不仅仅需要钱。如果光靠钱就可以把学校办好，那学校岂不成了储蓄所？教育竞争靠的是先进的教育制度和科学的教学方法，只有以先进的教育制度管理学校，以科学的教学方法指导教师和学生，才会使学生得以健康发展。

第三，竞争的基础不同。政治竞争的基础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去民心的政治集团犹如一具僵尸；经济竞争的基础是用户和消费者，是民财，失去民财犹如鲨鱼上岸，必死无疑。教育竞争的基础在民智，在全体国民的素质。办教育如同建塔，塔基务必宽厚，塔尖才能高耸。教育的塔基便是中小学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因为它关乎全体国民的素质基础。如果不首先注重小学教育，而倾全国之力去创建世界级大学，无异于沙滩上盖摩天大楼。

第四，竞争的周期不同。政治、经济的竞争周期都比较短，一届政府四五年，一个新产品的生产一般也就几年。农民种粮通常是春播、夏培、秋收、冬藏，山民种树一般十年见效，民谚云：“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业，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世界名牌学校大多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办学者真有宏图大志，必须从长计议，在教育教学制度建设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进。如果以为用几年、十几年就可以在现实基础上把中国大陆的若干所大学建成世界一流，这与其说是教育家的计划，倒不如说是政治家的口号，然而办学的本应是教育家不应是政治家。

以雅克·德洛尔为主席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对普遍的竞争气氛在教育领域的蔓延深表忧虑。该报告说：“普遍的竞争气氛已成为各国内部尤其是国际上经济活动的特点，它愈来愈突出竞争精神和个人的成功。事实上，这种竞争现在终于导致无情的经济战争，导致贫富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造成各国和整个世界的分裂……教育有时因为对竞争概念的解释不正确而有助于这种气氛继续存在下去，这是令人遗憾的。”^[19]普遍的竞争未必会给各国带来福音，更不能在教育领域套用政治、经济领域的竞争手法。在教育领域，协调比竞争更重要；若要开展竞争，就必须给教育一个协调的环境。

首先是教育的外部环境的协调。国民经济各部门，工、农、商、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发展，必须有个合理的比例。在1970年至1991年间，世界各国的公共教育经费（或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世界的平均水平在5%—5.8%之间，发达国家在5%以上，发展中国家在2.9%—4.1%之间，最不发达国家在2.6%—3.3%之间。中国在2.3%—3.02%之间，中国比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数还要低^[20]。1992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美国是5.3%，加拿大是7.6%，日本是4.7%，中国是2.2%^[21]。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投入一直很低。1993年，中国官方提出到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要占GNP的4%，但直到2011年还没有实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在2003年9月考察完中国的教育状况后表示：“中国政府在公共教育经费方面的支出，排在全世界最后几名，尤其在贫困的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往往为了支付基础教育费用而欠下债务，某些农村地区的情况更是令人震惊。”^[22]据统计：2006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是3%，2007年是3.32%，2008年是3.48%。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或GNP）的比例表明，我国的教育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是世界各国中最低的国家之一。我国政要早就表示要优先发展教育，但事实上至今未实现优先，反而被放在了“较后”的位置上。由于我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国家对教育投入的总量没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或GNP）的比例是可以比的。这个比例的协调与否可以说明教育在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真实地位。既然中国的教育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那么它的发展显得步履蹒跚也就不奇怪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怎么跟别国竞争？

其次是教育内部环境的协调，这一领域的协调至关重要。

一如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协调。国家教育系统内三级教育的投资比例是否协调，也是教育整体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按世界通例，国家公共财政对初等教育的投入最多，中等教育次之，高等教育最少。20世纪90年代末，中等收入国家的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所占日常经费的比例的平均值分别为45.83%、33.497%、18.526%；而我国则分别为37.4%、32.2%、15.6%，清楚地表明，我国对初等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23]。另外，从初、中、高三级教育生均日常经费占人均GNP的比例看，20世纪90年代末，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分别为11.89%、18.17%、50%，我国则分别为6%、12%、67%。我国中小学，尤其是小学，相对于大学而言，生均日常经费远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24]。这一侧面再次说明，我国基础教育的投入相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是很不到位的。

二如地域和城乡教育经费投入的协调。我们姑且勿论我国的高等教育过分集中于东部大城市的问题，就基础教育而言，也是极不协调的。这里以2006年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为例，根据2006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报告，全国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上海地区最高，为9409.78元，最低的是河南省，只有948.57元^[25]。

三如各级学校课程的协调。我国教育系统早就出现偏废现象。从小学到高中，课程被分为三六九等，语、数、外是主课，其他都是副课，音、体、美更处于可上可不上的地位。整个基础教育都为中考、高考服务，主要是为语、数、外的考试服务。在大学里情况更糟，表面上看每个专业都有几十门课程，还有不少选修课程，但事实上却是英语一门独大，一般高校安排的英语课的学时都是各门课程中最多的，学生至少把50%的学习精力用在英语上。平时在公共课上读英语属司空见惯，每到四六级考试前夕，即便在专业课上也有不少学生在备考英语。这样看来，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毕业，中国学生到底学到了些什么？如此不协调的课程安排，怎么造就合格的毕业生？他们又将如何作为各类人才投身职业并参与国际竞争？

四如高等学校之间和各高校内部的协调。现在，我国高校之间争重点，争经费，争学位点，争生源；各高校内部教师之间争职称、职务，争科研立项，争教学科研奖励，竞争旷日持久。教育部控制着众多的经费巨大的评审项目，如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基地、学科带头人、跨世纪人才工程、百千万人才工程、学位点等等。此外还有非教育部控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项目，五花八门，数不胜数。一位在美国某知名州立大学工作多年的教授、系主任，应聘回国在一所大学里当院长，对国内的科研评奖之类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说：“国内比较关注表面上的指标，评审花样太多，各种人才计划和奖项充满偶然性，增加了腐败的可能。这样的环境不能使教师安心做工作，有了一个奖还惦记着其他的奖，进了一个计划还要盘算另一个计划。国外基本没有奖，美国一年就一个最高科学奖，大家更多埋头做事，不是把人才计划、获取多少经费和各种评审看得那么重，最看重的是你作了什么科学贡献，这样教授们申请到的经费够做研究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复杂。”^[26]

教育需要协调，教育必须协调。失调的教育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反教育行为。一个国家用少得不成比例的经费投入教育，把大量经费投入很快见效的行业，是缺乏战略眼光的，甚至可以用杀鸡取卵、饮鸩止渴论之。因为这样做表面上在短期内取得了一些政治、经济效果，但教育是基础行业、先行行业，教育滞后，人才储备、技术储备、科学储备等都跟不上，所有行业都缺乏后劲，谈什么与别国的竞争。这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与教育失调给我国造成的严重后果。本来我国对教育的投入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投入已不协调，在此前提下又出现教育系统内部的三个不协调：一是轻基础教育而重高等教育，这同样是急功近利的表现。结果，头重脚轻根底浅，基础教育给高等教育输送的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难以保证。二是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基础教育不协调，广大中西部农村的基础教育缺教师，缺资金，缺校舍，缺设备，许多师生在危房中上课。三是课程不协调，所有大中小学都把外语奉为超级课程，无论学校还是个人都主要在外语上拼高低。我们的高等教育就是在上述不协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此基础上政府又控制了几乎全部的教育资源，驱使高校和教师参与竞争；竞争的规则又明显向知名大学和精英人物倾斜，结果赢者通吃，胖的愈胖，瘦的愈瘦。这样的竞争究竟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