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与合作的成长

一、竞争与合作的成长

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着竞争行为，这是因为，只要人是以个体的形式而与他人共存，就会为了个人的目的和需要去与他人开展竞争，不管这种个体是自然的个体还是社会的个体。但是，有了竞争行为并不意味着由人所构成的社会也拥有竞争的特征，或者说，我们并不能以个体之间存在着竞争而把社会定义为竞争的社会。竞争的社会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作为竞争社会标志的是竞争行为的普遍化，是因为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都普遍地存在着竞争行为而使社会呈现出了竞争的特征。也就是说，由于竞争行为的普遍化而使社会获得了竞争的特征。在竞争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竞争性的关系，人们的社会生活也表现为竞争，是通过竞争去诠释人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的，社会的各项制度设置也主要是为了规范人的竞争行为，是出于把人的竞争行为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的需要，是为了保证人的竞争行为不至于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不至于在竞争所引发的斗争中破坏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总之，竞争的社会鼓励竞争，希望从竞争中获得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时又努力控制竞争，使竞争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不至于对共同体造成破坏性的冲击。

竞争的社会也是陌生人社会，竞争行为是在陌生人之间展开的。陌生人社会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或者说，城市化本身造就了陌生人社会。事实上，“城市环境被定义为一个人们最有可能在其中经常碰到陌生人的环境。”^[1]就欧洲工业化的进程来看，它是与城市化运动相伴随的，到了19世纪，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化运动也变得汹涌澎湃。根据桑内特的考察：“在19世纪的西欧、南欧和东南欧，大量的农民离开了他们的祖辈世代生活的家园。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饥荒，部分原因在于农村出现了一种新的财产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圈地运动。大量的农民和山民因此被迫离乡背井，前往欧洲各地的城市、其他未开垦的乡下地方或者前往美国、阿根廷和巴西谋生。因而这些四海为家的人也碰到陌生人——而且还很经常，这也是离乡背井给他们造成的痛苦的一部分。”^[2]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熟人向陌生人的转化不仅意味着生活环境的变迁，而且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时，也必须付出相应的心理代价，待人接物的方式都必须作出调整。所以，这个过程意味着人类属性的改变，必然伴随着痛苦的经历。“尽管城市生活意味着永久地不再和土地打交道，但由于人们本身已经失去土地，变得居无定所，所以城市生活对他们来说不再是全然怪异和全然陌生的。”^[3]作为个人，经历过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后，熟悉了陌生人社会，适应了城市生活，学会了与陌生人打交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发现，陌生人社会有着一些更为优越之处，那就是能够为他提供比熟人社会更多的机遇。机遇总是与风险并存的，抓住了某个机遇，也许就会一夜暴富；错过了某个机遇，也许就陷入了生存危机的境地。所以，人们必须发展出更为高超的技能去寻找和发现机遇。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在陌生人社会中，任何机遇都不是命定地属于某个人的，而是向所有人开放的，至少，是向某个人群开放的。这样一来，个人就必须与他人开展竞争。当然，陌生人环境也为人的竞争提供了便利，使人可以大胆地撕开任何温情的面纱，可以放弃亲情的和道德的顾虑，全力投入与他人的竞争之中。竞争使人增长智识，同时，由于熟人的心理负担和道德负担也得以卸除，从而使人的行为可以在知识和智能的支持下去放手与陌生人一搏。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还可以辅之以演戏的技能，用虚伪的表演去迷惑对手并战胜对手。这样一来，社会因陌生人而变得复杂化了。这就是工业社会复杂性的生成机理，它意味着竞争并不是陌生人关系中的唯一内容，在竞争的过程中，也会有合作。而且，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人们必须选择合作，通过合作去增强自己的力量，从而打败对手。结果，出于竞争的需要，即出于壮大竞争力量的要求，人们之间广泛地开展合作，在合作中谋取优势地位，使个人的利益得到更大程度的实现。起初，人们之间的合作主要是以互助的形式出现的，表现为一种松散的、偶然的甚至一次性的共同行动。随着竞争压力的增大，随着这种以互助形式出现的合作优势得到了人们的认识，一种试图巩固这种合作的要求也就生成，并开始了自觉的建构合作的行动，从而发现了共同行动的稳定形式——组织。组织无非是互助行动的结构化，是稳定的合作形式。以组织形式出现的合作终结了互助，或者说使互助这一共同的行动方式得到了提升，而实现这种提升的奥秘就在于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分工以及人的行为的专业化，也就在共同行动中产生了某种整体性的力量，在多数情况下，能够表现出大于个人力量之和的状况。如果说以互助形式出现的共同行动所实现的整体力量是个人力量之和的话，那么，以组织形式出现的共同行动则能够使整体力量大于个人力量之和。如果某个具体的组织无法实现这一点的话，它就会走向解体。所以，以组织的形式出现的共同行动是优于以互助的形式出现的共同行动的，是合作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态。但是，这种合作还不是真实的合作，而是一种可以被归类到广义的合作范畴中的协作。也就是说，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和源于陌生人之间竞争需要的共同行动方式是协作而不是真正的合作，就像互助一样，它也只是合作的特定形式。

协作是与社会化大生产联系在一起的。从经济的角度看，自然经济是可以在单个人的活动中展开的，它表现出自给自足的特征。在这种经济形态下，人们之间交换产品以及进行知识和技术的交流都没有迫切性，所谓自给自足就是一种自我生产和自我消费的状态。只是在消费有所剩余的条件下，才会到市场上去交换自己所缺少的物品。这个时候，有市场却无市场经济，就经济的性质而言，不需要依靠市场，不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由于人不需要在市场这个共有的平台和场所中去实现其产品的价值，因而，人们之间也就没有经济意义上的竞争关系。市场经济则不同，这种经济形式是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生产出来的物品需要到共有的市场中去进行交换，通过交换而使商品的价值得以实现，通过交换去获得自己所必需的消费品。在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并不是一种自为的活动，而是为他的活动，所生产的物品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消费需要。这样一来，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发生关系。根据亚当·斯密的看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出于道德的利他需要，而是出于利己的要求，自我的利益追求又必须通过把商品拿到市场中去交换才能得以实现。然而，市场不是属于某个人或某个企业的，而是共有的，在市场中，就必然要开展竞争。所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是一种社会化的生产，这种社会化的生产又是以分工为前提的，分工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但市场却发挥着联系、整合和调节的功能，使分散的、个别的生产经由市场而联系在一起，让生产者在市场中开展竞争，通过竞争而使生产者的行为得到整合，也同样是通过竞争而使生产者的生产及其过程得到调节。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市场经济是具有两面性的。在近代以来的整个历史阶段中，市场经济制造和促进了竞争活动，凸显了竞争的调节价值。但是，由于它所拥有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性质，又决定了它包含着合作的内涵。

查特尔·墨菲认为，工业社会中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对抗关系，敌我的对抗是以你死我活的斗争方式去加以诠释的，而非敌对性的对抗则可以通过竞争的方式去加以证明。“因此，区分这两种类型的政治关系——一种是敌人之间的对抗，另一种是对手之间的对抗——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民主政治的目标就是把‘对抗’转化为‘竞争’，这对我们看待政治的方式具有重要影响。”^[4]的确如此，在近代早期，当启蒙思想家们发明了民主政治时，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把一些对抗转化成了竞争。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一些诸如民族间的矛盾和国家间的矛盾方面，却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民主机制去将对抗转化为竞争，因而，战争才会屡屡发生。总得说来，竞争远比以战争和斗争的方式去诠释对抗要好，所以，近代以来，有着善良愿望的思想家以及政治家们，总是把竞争作为消弭对抗的方式来加以认识和建构的，往往致力于去把对抗转化为竞争。在他们眼中，竞争就是理想的利益冲突化解方式。

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对抗和竞争的话，就会发现，它们在实质上都根源于矛盾，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利益上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并不必然是人们之间在利益上的不一致。即使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人们也会由于对利益实现方式选择方面的问题而造成这种矛盾。本来，如果人们不是把利益看作是一个定值而在各利益方之间进行分配的，而是把利益看作是处在变动之中的因素，那么，人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而使利益得到不断增长，可以在他人利益的实现中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样的话，人们就会乐意于以与他人合作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在与他人的竞争中，更不是通过对抗的方式，去排斥他人利益。当然，在社会的运行处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中的时候，特别是人类把利益与自然资源以及已经创造出的成果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倾向于就既存的物质和精神因素的分配而去排斥他人的利益，通过排斥他人的利益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呈现迅速变动的特征，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种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任何一种形态的利益都是处在变动之中的。在利益实现的问题上，人们如果把自我的利益实现看作是对他人利益的排斥的话，进而采用对抗和竞争的方式去谋求自我利益的实现，结果就极有可能是损人不利己的，自我的利益不仅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相反，还会受到损失。所以，在社会迅速变动的条件下，人们以合作的方式去谋求利益的最大化才是真正理性的做法。可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人们并没有形成这种科学的认识，而是把利益实现理解成排他性的活动，因而建构起了一个竞争的社会，用竞争思维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竞争作为制度建设和几乎所有的社会治理活动的调整对象。这就是近代以来这个社会的片面性，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它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我们今天所要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就是促使它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其中，用合作去替代竞争，就是这个社会得到根本改变的出发点。

竞争社会中的思想是以自由主义的形式出现的，即使有着其他变种，也是在自由主义的基调上展开的。“在自由主义思想中，斗争这个政治概念变成了经济领域的竞争以及‘精神’领域的论争。”^[5]同样，与竞争社会相适应的制度则是民主制度，一方面，民主是消弭对抗和把对抗转化为竞争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民主也恰恰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的，没有竞争，也就无所谓政治民主的要求了。因为，只有在人们的利益要求和立场、观念都存在着差异和冲突的情况下，民主才显示出其价值，社会才需要通过民主的途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冲突。相反，如果人们在一切方面都有着共同的立场、见解，民主也就失去了意义。根据墨菲的看法，“一个健康的民主程序需要诸多政治力量的震荡冲突和众多利益的开放性的矛盾斗争，一旦缺少这些，它就会轻易地被不可谈判的道德价值与本质主义的身份认同之间的敌对状况所取代。”^[6]民主根源于人们之间的差异、矛盾和冲突，又被作为解决冲突和化解矛盾的基本途径。同时，民主又是竞争在社会治理领域中的实现方式，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竞选。由于民主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的，因而，民主也是鼓励竞争的，只不过这种竞争是可控的，而不是像斗争那样有着走向失序的冲动。

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面对诸多对抗，民主制度又显得无能为力。其实，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旦出现了对抗，特别是当对抗以激烈冲突的形式出现的时候，都必须以集权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只有当对抗缓和了下来，民主的建构才会被提上日程。同样，一个社会的同质性程度的增强，也没有民主建构的空间，无论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还是一个同质性的社会，都会用集权的方式来加以治理，而不是通过民主的途径去加以调整。但是，上述所有这些描述都是形式层面的理解，如果一个社会已经确立起合作的理念，如果合作行为已经普遍化到置竞争于微不足道的地位上，那么，这个社会同样不支持民主的治理方式。因为，在人们能够自觉地从合作的愿景出发去开展行动的时候，人们之间的利益要求就会通过合作的途径去加以实现，人们在行动中产生的一些分歧就会在合作的愿景中加以解决。即使人们在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有着历史传承下来的那些差异，也会在实现合作愿景的过程中去自觉地加以调和，使它们共存共在于人们的合作行动之中，甚至成为合作行动中各种创造力的源泉。所以，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矛盾的化解、冲突的中止等，都需要被自觉地纳入合作的而不是民主的过程中去。

我们看到，在竞争的社会中也有着合作的追求，合作的思想论述也比比皆是，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合作的行为。就这些合作的行为来看，却不是在合作的理念下展开的，反而是出于竞争的需要而去开展合作。也就是说，在竞争的社会中，合作从属于更为根本的利益实现的目的，合作是否可能，取决于一系列限制条件。诸如，系统的相对封闭性以及系统边界的相对明确、合作者共同认可的规则和规范、利益得失的权衡、计划的合作路线以及可预期的结果等等，都是合作的条件。这样一来，合作行动就必须结构化，而一旦实现了结构化，这种合作也就仅仅是协作了，而不是真正的合作。所以，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是包含着合作行为成长的空间的，但这种空间则是极其有限的，以至于合作只能以协作的形式出现。协作是包含在竞争的逻辑中的，因为，在竞争的社会中，每一个行为体为了使自己在竞争中拥有强势，就需要与其他行为体结盟，通过建立联盟而谋求更大的利益。在国际社会中，我们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国家间的结盟。这是一种通过结盟而建立起联盟体的方式，目的是要在联盟内部造就合作的假象。的确，在工业社会，联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无论是以国家形式出现的组织，还是以一个生产单位的形式出现的组织，都会通过寻求和建立联盟的形式去营建一种较为稳定的环境。这种联盟虽然是基于理性而建立起来的，但从表现看来，更多地停留在农业社会那种互助性合作的水平上，所以，都表现出极其脆弱的特征。一般说来，这种联盟的建立，是以竞争环境中存在着某种威胁性力量为前提的，是为了应对这一威胁而建立起了联盟。这种威胁所给予的压迫感愈强，联盟的凝聚力也就愈强。随着外部威胁的消失，联盟也就会趋向于解体。就此看来，联盟的出现本身就是因为迫于某种外部威胁，是被动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这无非是一种通过组织起来的方式而进行更大规模竞争的通行做法，实际上就是“打架找帮手”。我们把这种状况称作为“为了竞争的合作”，是必然要转化为协作的合作。在合作的意义上，是朦胧的和不稳定的，而在实现了结构化后，则转化为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