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的组织体制和设计原则

案例3-4:《新京报》的组织体制和设计原则

2003年11月11日,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创办的《新京报》在北京创刊,成为中国第一份得到国家主管部门正式批准的跨集团、跨地区创办的日报。《新京报》承载着中国新闻体制改革与创新的使命。

《新京报》一出生就风华正茂——日均4叠80版,是目前北京版数最多、资讯最全的综合性时政类日报。创刊当天即发行53万份,创刊当日广告营业额近300万,得到了国际国内300多家媒体包括中新社、中央电视台、新浪、搜狐等的高度关注和报道。目前《新京报》日均发行量约45万,零售、征订、定向赠阅三管齐下,一举改变北京早报市场格局,上升势头迅猛。

《新京报》在“负责报道一切”的办报理念下,坚持走新闻与评论并重之路,遵守新闻道德,尊重新闻规律,追求新闻价值,讲究新闻方法。

《新京报》主动拒绝5类不良广告,净化报纸广告环境,力争成为北京地区真正与国际大都市地位相称的报纸。

强强联合、铸造精品的《新京报》由北京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广东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创办,是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试点,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新闻管理改革的前奏。

《光明日报》,1949年6月16日创刊,是中共中央直属、中宣部代管的全国性、综合性日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首发媒体,中国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下辖《光明日报》、《新京报》、《文摘报》、《中华读书报》、《博览群书》、《书摘》、《考试》、《健美丽人》、《老人天地》、光明日报出版社和光明网等四报七刊一社一网。

《南方日报》,1949年10月23日创刊,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广东省唯一主流政经大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下辖《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体育》、《南方农村报》、《城市画报》、《名牌杂志》、南方日报出版社和南方网六报两刊一社一网。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入围“2001年中国最受尊敬企业”,2002年获评“新世纪中国大学生就业首选企业”, 2003年旗下两份报纸入围“2002年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十大媒体”。该集团中的《南方都市报》,1997年1月1日正式创刊,2002年日均发行量131万份,广东省排名第一,广告收入8.27亿元,位居全国第四。2003年广告收入达到13亿元。

光明日报报业集团拥有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优势,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在报纸市场化运作上的成绩有口皆碑,《新京报》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坚实宽广的平台上。《南方都市报》给《新京报》的采编、经营、管理骨干提供了强大的后盾,以输出的100余名干部为基础,在极短时间内网罗全国报业精英1200多人。合作双方强大的实力与资源共享给《新京报》绝对的新闻保障。中宣部非常重视《新京报》的诞生,新闻出版总署对《新京报》提出：同意作为试点、注意跟踪调查、及时总结报告三点重要批示。^[14]

〔分析问题〕《新京报》的组织体制是如何建立的?其组织原则是什么?其组织目标是什么?作为一份报纸,其在组织目标设计上与中国媒介产业化的趋势有什么关联?

〔案例分析〕

一、组织目标

“强强联合,铸造精品”。即影响力的构建和扩张。

具体而言,首先,《新京报》建立之初其实是想借《光明日报》的政治资源在北京复制一份《南方都市报》；后来提出的“负责报道一切”可以看出它冲着主流媒体,放眼全国的视野；而最终目标还是其自身的扩张,在北京办报只是《南方都市报》异地办报规划中的第一步,倘若成功,其与各地的扩张计划均可照此实行,投入相对较少,风险也自然随之降低。

二、组织体制

《新京报》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创办。首先由于《光明日报》是直属中央的党报,《南方日报》是广东省委机关报,二者都是实行一元体制,二元运作,媒介所有权归国家,资金上由国家实行差额拨款(既拥有国家的部分拨款,又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利去获得广告利润)。《新京报》由两家合办,体制上自然是沿袭了二者的特点。具体地,从资源和管理上来说,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提供刊号资源和办公场所及一部分股本金,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提供部分股本金和流动资金,以及《南方都市报》的版面采编资源和经营资源,用一句话可以说是“双方出钱,南方办报”。

三、组织原则

1.最优化原则。新闻资源上实现南北共享,大大节约了采写和编辑成本；物质资源上实现统一调拨,大大缓冲了纸张印刷的成本压力；人力资源上统一调配,短时间内搭建了一个有战斗力的工作班子；广告资源上统一开发,以《南方都市报》原有客户为基础,使品牌类广告得以较早启动。此外,还有两家集团的政治资源、品牌资源。在这种集团化的行动中,各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发挥,不仅在内部的绩效和利润上达到优化,而且在整个报业大环境下,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因此大大增强。

2.统一平衡原则。人力资源上实行统一调拨,团队班子基本上主要是《南方都市报》的班子(第一任社长由《光明日报》推荐任命,第一任总编辑、总经理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推荐,《南方都市报》派去其采编骨干、行政骨干和经营骨干),并实行统一管理。这支完整的采编和经营队伍在上下衔接、左右配合、分工合作上都容易达到平衡。

3.便于决策原则。人员精干,结构精简,便于协调和决策。

4.效率原则。一群骨干通过合理结构安排在一起,效率是不言而喻的。

5.符合人性和适应环境的原则,即以人为本。《南方都市报》一部分精英北上,本身携带了其原有的巨大凝聚力,在“负责报道一切”的办报理念的感召下,各方人才云集,这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精英工场。《新京报》坚持走新闻与评论并重之路,讲究新闻方法等,以及日均4叠80版的容量在赋予每一个记者、编辑、干部明确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的同时,也给了他们很大的自主权和发挥空间,这些都有利于每一位新闻人员的发展。

6.符合国家对媒介机构的法规要求,与外部政治、经济、社会各要素相处和谐。《光明日报》作为其政治背景,不仅引起了中宣部的重视,而且新闻出版总署对《新京报》提出:同意作为试点、注意跟踪调查、及时总结报告三点重要批示。

四、《新京报》的组织设计与中国媒介产业化趋势的关联

媒介产业属于第三产业(服务业)或第四产业(信息产业),我国的新闻媒介产业化以集团化经营为标志,以资产为纽带,以市场为目标,以求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增强经济实力。这种变革是在经济紧张的压力下被动实现的,后续行为则是对市场认识(包括国内和国际)的不断深化和适应。报业集团化又是媒介产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从国内报业大环境来看,《新京报》的诞生是中国媒介产业化大潮中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应了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有利因素:

(1)天时。创办之初的2003年以及其后的时间里,中国媒介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大,“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怎么样来办一份好的报纸提供一个具体的指导途径。政府也已经通过报业集团的合作或引进企业资金等手段办起了大众化报纸(如2001年《京华时报》由《人民日报》引进企业资金和南方人才创办就是先例)。

(2)地利。《新京报》开始是想在异地复制《南方都市报》,由于广州报纸竞争日益激烈,羽翼渐丰的《南方都市报》欲北上打开北方市场,首选北京为试点有以下原因:一方面,北京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的位置,可以为报业提供最优化的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北京是一个尚可开发的市场,它也有为更多、更好的报纸提供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的容量。

(3)人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京报》一直受到了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关注和支持；第二,借助南北优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新京报》“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光明日报》与《南方日报》两家报业集团在《新京报》上达成了高度的信任、理解,提供了宽广的平台——光明日报报业集团拥有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优势,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在报纸市场化运作上的成绩有口皆碑,这样的合作被业内称为“神来之笔”；第三,《新京报》从一开始就有非常好的报业团队,这个团队非常成熟、年轻,有活力,有经验,非常默契。第四,《新京报》的定位相对来说比较高端、严肃,满足知识结构逐渐完整起来的读者阅读需求。

2.新京报的创新性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1)《新京报》作为全国首家合法跨地域、跨媒体合作的报纸,为报业集团经营提供了范本。

未来的竞争,不是报纸与报纸的单打独斗,而是集团与集团的实力抗衡。这种抗衡可以依据寻找和培育新的市场增长点达成。目前国内报纸的并购条件逐渐成熟,一是政策上对集团化建设的支持,特别是对跨地域发展的试点；二是大批亏损的报纸将会降低身价寻找支撑；三是现有的报业集团和强势报纸怀有扩张的冲动,如《新京报》的成立及其组织目标就是一个鲜活的实例。报业经济正在由规模数量型向高效优质型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本着最大限度合理经营资产的目的,进行资产再投资。

(2)为新闻体制改革提供经验。《新京报》的采编理念,在创刊之初就已稳定:走一条介于传统党报和都市报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办一份新型主流时政大报。目前我国办市场化全国性时政类大报的条件并不具备,但出现市场化程度高的社会普及性大报是可能的。摒弃传统党报的空洞无物与都市报的浮躁粗糙,汲取党报的理性负责的精神与都市报的灵活快速的能力,这是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强强联手促成的。这一既定的方向,被定义为报社的核心理念:负责报道一切。

【注释】

[1]竺乾威、邱柏生、顾丽梅主编:《组织行为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242页。

[2]〔美〕沃纳·赛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39页。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37页。

[4]转引自:Siebert, Fred S., Peterson, Theodore and Schramm, Wilbur.(1956)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The Authoritarian, Libertarian,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oviet Communist Concepts of What the Press Should Be and Do.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p. 40～41.

[5]转引自:Siebert, Fred S., Peterson, Theodore and Schramm, Wilbur.(1956)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The Authoritarian, Libertarian,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oviet Communist Concepts of What the Press Should Be and Do.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95.

[6]〔美〕沃纳·赛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47页。

[7]参阅《田野日记》,2000年。

[8]潘忠党:《新闻改革和新闻体制的再造》,中华传媒网,http://www.mediachina.net.

[9]〔美〕理查德·达夫特:《组织理论与设计》(第7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10]Galbraith Jay R.,Designing Organizations: An Executive Guide to Strategy, Structure and Process. Jossey-Bass,2002,p.10.

[11]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专业媒介经营管理方向考试题。

[12]此案例来源于http://www.hust.gzsi.net.

[13]马理:《什么是产业化意义上的传媒集团——试析四川期刊集团的组建原则及理论价值》,浙江社科网, http://www.gjskw.gov.cn.

[14]资料来源:《新京报》网站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