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文化产生于地中海沿岸，气候湿润温暖，属于海洋性季风气候，水草丰盛，林木葱翠，适宜于种植葡萄、甜菜、水果等经济作物和放牧牛羊。农业生产的这种种植特点，决定了这些农产品的商品性。一方面，葡萄、甜菜和牛羊的发展，大大促进了酿酒业、制糖业、毛纺业、皮革业等轻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作物不能像小麦和大米一样作为人们生活的每日必需品，只能通过交换换取每日的食品。因此，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本身便是一种商品生产。农业生产的成果的不同，就大大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再加上交通便利，宜于商业，贸迁远服，操奇计赢，竞争自烈，享有海运之便，因而商业发达较早。地中海沿岸的居民，便善于经商，经常处在流动之中，他们以商品交换为致富的手段，并在走南闯北的过程中，滋长了对外拓展的意识。由于这些岛屿或半岛屿腹地比较狭窄，更促成了人们向海外的开拓。因此，海洋民族的文化心理比较外向，文化系统也处于一种动态和开放的状况。梁启超曾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了海洋给人的感受：“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利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7]同时，海洋还使濒海民族之间得到较充分的文化交流。埃及、巴比伦与希腊间，希腊与罗马间古代多次发生规模巨大的文化交流现象，使得这一海上走廊沟通了地中海沿岸各国，使它们的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浑然一体的系统。
中国文化发达的黄河沿岸，土地肥沃、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宜于农业，人各自给，安于里井，竞争较少。黄河、长江滋润着这片肥沃的土地，为中华民族的先民繁衍生殖，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提供了条件。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就逐渐超越狩猎和采集经济阶段，进入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尤其是这块土地，适宜于种植小麦、水稻等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古代中国并不发达。而农业又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生产部门，农业取得进步、发展的地区，就是文化首先得以繁荣的地区，这是世界史的通例。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的繁荣，使得管理思想带有浓厚的农业管理色彩。故这一时期，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思想主要侧重在农业管理、家庭管理上。
2.1.3 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主要是指特定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并不是像鲁滨逊那样生活，而是为了共同生存，不同能力、不同价值观的人形成群体。鉴于这种多样性，如果不发展出某种同质性，这个群体将无法存在下去。因此，人们之间会形成一个“契约”，包括一些关于人们该如何行为以维护该群体的公共规则和协议，即非正式规则和不成文的契约等，其中价值观、人际关系中的道德规范就是重要内容。
自由在古希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明确指出：“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现代美国史学家伊迪斯·汉密尔顿更说，在希腊那里“世界第一次有了思想自由”。古希腊宗教和东方不一样，他没有东方宗教那样森严、神秘和恐怖的感觉，也没有东方那样严厉的保守的僧侣阶层去竭力垄断教义的解释权和控制人们的思想，没有钳制人们自由思想的统一宗教意识形态，甚至迫害所谓的“异端”。古希腊宗教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神人同形同性与自然力和社会活动的人格化。在这里，宗教空气是非常自由甚至开放的。希腊人是自由人，为保卫他们最珍贵的东西而战斗。在雅典，言论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世界就是希腊人对它进行自由的思考，不受任何约束，可以自由地否定传统的解释，抛弃教士的训诫和说教，可以自由地追求真理，不受束缚，他们的才智可以自由地驰骋，为今天的科学奠定了基础。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道，民主政体“以自由为宗旨”，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
相对于自由民主的古希腊文化，古代中国文化中，更多的是人身依附，人与人之间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用“三纲五常”的伦常关系作为不成文“契约”准绳固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缺少民主、自由的概念，因此管理思想中“服从”“遵循”是核心内容。
2.1.4 政治构架
文化的政治部分是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建立社会秩序和保护生命与财产所需要的法律和政治安排。维护秩序和促进稳定的政治机构有多种形式，诸如代议制政府、君主政体或者独裁制度。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中，人们通常拥有私人财产，有缔结或不缔结契约的自由，且具有一种司法申诉体制。而在独裁制度或君主政体中，拥有和使用私人财产权利、缔结契约的权利受到严格限制，司法体制则依赖于那些当权者的主观意志。
希腊人很早就建立了民主共和的城邦体制。这种城邦是一种政治游戏规则，是人类历史上民主解决公共事务的政治架构，“只有经过一种公开的、矛盾的、所有人都能参与的、彼此都以有理有据的话语相对的争论，符合他们普遍利益的决定才能作出，他们的共同事务才能得到解决”[8]。
“城邦的建立不仅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也意味着思维方式的变化，意味着打开了一片完全不同的思想视野，建立了一个以公众集会广场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空间。话语的地位提高了，它以自由的论辩和对立的形式被运用到世俗事物中，成为最有效的政治武器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工具；社会活动和精神创造都有了完全的公开性，法律和命令均以文字的形式展示在全体公民面前，个人著述必须接受批评和争议；统治与被统治间业已公认的旧有关系被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所代替，这种新型关系以公民间的对称性、可逆性和相互性为基础，公民被确定为‘同类人’或‘平等人’。……城邦因此而呈现为一个具有中心的圆形‘宇宙’：所有公民都是同类，他们应该轮流服从和指挥，按照时间的顺序依次
占据和让出城邦空间的每个对称点。……正是这样一种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调节的社会宇宙的图景，被爱奥尼亚的哲学家们投射到了自然宇宙上。”[9]
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是极为重要的，它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其社会结构复杂，有相应的规章，这种自我治理机构凸显了城邦公民的平等性和自主性。古希腊从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专制体制。历史的事实是大多数古希腊城邦都没有发展出一个由少数政治精英控制和垄断公共事务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结构，没有任何一个城邦能够容忍一个强权的君主政体，只有极少数城邦维护了比较稳定的贵族制，绝大多数城邦都是采取某种程度的共和制。
而古代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自治的城邦，人们向往的是“大一统”。自秦始皇“一扫六合”，统一车轨、度量衡、货币、文字乃至学术，形成了家国一体、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家庭是这种社会的细胞，以父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的宗法制度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维持了绝不同于西方的领主庄园式“自给自足大农经济”的小农经济的稳定和繁荣，并且严密地把整个家庭至社会模式化。因此，黑格尔把中国文化的主旨概括为“家庭精神”。中国注重修建祠堂家庙，重视修族谱，而西方社会却很少在乡镇修建祠堂家庙，修建的却是不分姓氏宗族，大家都可以做弥撒的教堂。因此中国社会随着国家的家族化，宗法观念在封建时代便演化成了“三纲五常”等一整套具有国家治国准则的伦常体系，而这种伦常关系又构成封建时代人际关系的准绳。因此，无论按欧洲标准还是中国史论，秦汉相当于法国“太阳王”时期的中央集权专制民族国家。基辛格说，中国的统一领先欧洲2 000多年。这以后，虽然魏晋南北朝复辟了一段，但中国社会中的“封建”已趋式微，“大一统”始成定基。
中国古代的独特地理位置产生独特的大国。国家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汉族是多民族的融合产物。夷夏杂处，如大旋涡，内外之辨，不在种族，而在文化，于农于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陈寅恪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正可谓，一统之世，民族胡越一家；多元之体，文化水乳交融。
2.1.5 科技与生产力
“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0]科技是制造工具和设备的艺术和应用科学，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工业革命以前，人类基本上遵循着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样一种科技发展的路径前进，手工劳动是东方和西方社会的共同特征，大家都处在同一水平上。在某些方面来说，西方在农业经济时代更多地从中国等东方国家获得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农业耕作技术的发达，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四大发明的传播，为以后工业革命的出现奠定了原始的基础。只是到了15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时代以后，西方文明崛起，开始引领技术革命，同时也开始引领管理革命。
早期有关人、管理和组织的观点，管理思想的起源和演变，就是在由不同文化价值观念和制度的框架下，在由文化的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构成的框架下不断发生变化。因此，管理思想是文化环境的产物。人类与生俱来具有经济、社会、政治的需要，并寻求通过有组织的活动来满足这些需求，于是产生了管理，产生了丰富多彩的管理思想。各种组织，包括家庭、部落、国家、教会、军队、法庭，都是作为满足人民需求的手段而出现的。为了实现保护自己的安全，丰富自己的生活，以及满足自己其他各种需求的目的，有着共同目标和共同需求的个体组成了组织。这些组织必须得到有效的管理，管理能够促进个体和群体实现目标。世界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就是让人们了解有关管理的观点是如何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推移而演变的。
2.2 早期文明中的管理思想萌芽
在历史长河中，工业化组织的出现是很晚的事，人类很长一段时期只生活在家庭、部落、教会、军队和政府的组织形式之中，参与经济活动的规模很小，最初的管理只存在于军事战役、家庭事务、政府管理及教会运作方面，因此，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更多地涉及在这些方面。
2.2.1 古苏美尔人的管理思想
中东地区位于地中海东部与南部区域，是从地中海东部到波斯湾的大片地区，这里曾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类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的摇篮。两河流域文明的中心大约在当今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带，北部古称亚述，南部为巴比伦尼亚。而巴比伦尼亚北部叫阿卡德，南部为苏美尔。在两河流域，很早就发展了灌溉网络，形成以许多城市为中心的农业社会。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两河流域为世界发明了第一种文字——楔形文字，建造了第一个城市，编制了第一种法律，发明了第一个制陶器的陶轮，制定了第一个七天的周期，第一个阐述了上帝以七天创造世界和大洪水的神话。早在公元前4000年，当欧洲还处在野蛮状态时，古老的埃及和巴比伦就诞生了人类的“第一代文明”。两千年后，几乎与希腊同时，又诞生了“第二代文明”即希伯莱文明。
在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就在两河流域建立了众多城邦，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神庙控制着城邦经济。城邦首领是神庙主神的最高祭司，掌管着神庙的祭祀活动和经济。他们同时又是城邦的最高统治者，主管行政、军事、祭祀等。城邦还有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公民大会在贵族会议之下。首领主要依靠神庙祭司来管理城邦。每个城邦都有神庙，管理与控制着城邦的经济。神庙占有全邦土地的1/4～1/3。分为三类，即祭田、口粮田和出租田。神庙经济分工细密，有农业、渔业和畜牧业等。城邦的商业和手工业也受神庙控制。神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主要地位，神庙是城邦的经济中心。神庙经济控制在以城邦首领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手中，后来，城邦首领逐渐把神庙土地转变为王室经济，并不断兼并普通公民的土地。好多失去土地的公社成员，不得不沦为神庙或世俗贵族的依附者，甚至沦为奴隶。苏美尔人在他们的神庙中发展出一种类似“公司”的组织，由一个共同管理机构来管理一批神庙。这种神庙“公司”由两个祭司控制：一个高级祭司负责宗教和礼仪活动，另一个高级祭司负责非宗教的世俗活动。
伟大的苏美尔人在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文明时，也孕育着伟大的管理思想。他们在泥板上用文字记载账目、文件等，实施赋税制的管理控制与账目记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萌芽状态的管理控制系统和库存账目记录。同时，他们还在地方惯例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管理社会的法律体系，并于公元前3000年中叶左右以后汇集成一部全面的法典，其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惩罚方法，法律面前不平等的原则，还有土地占有和经济关系上的规定等，对租赁、雇佣和高利贷活动的种种规定，成为以后管理思想发展的重要源泉。
2.2.2 古代埃及人的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
阿蒙神的箴言云：“大水灌溉之处即为埃及，埃芳提尼之居于此而饮其水，此乃埃及人是也。”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它东接阿拉伯沙漠，南傍荒瘠的高山，西靠撒哈拉，北临地中海，是块完整而封闭的绿洲。特殊的水资源优势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尼罗河每年定期泛滥，虽然泛滥期间洪水为害，但它又给埃及人带来很大的好处，为农业作物的种植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条件。古埃及人依靠集体的力量，用简陋的工具开沟筑坝、兴修水利，种植农作物，并能获得好的收成，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古埃及人在新石器时代就进入了文明社会，创造了古埃及文明。
尼罗河流域相对封闭的环境有利于古埃及国家的统一和长期延续，也为国家政治长期的稳定创造了条件。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在尼罗河畔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的第一王朝（约公元前3100—前2890年），从那时起，埃及经历了早王朝、古王国、第一中间期、中王国、第二中间期和新王国等时期，到公元前15世纪中期，控制了亚洲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和腓尼基，其势力远达幼发拉底河畔。埃及在从早王朝到新王国的2 000多年历史中，王朝统一的时间多于内乱外患的两个中间期，并且在早王朝时期，就形成了奴隶制国家和出现了统一王朝国王，称为法老，被认为是太阳神的儿子，他的意志就是法律。各级官吏均由法老任免，并完全听命于他。在法老之下设置了各级官吏，最高为宰相，辅助法老处理全国政务，总管王室、农庄、司法、国家档案，监督公共工程的兴建。宰相之下设有一大批大臣，分别管理财政、水利建设与各地方事务。法老掌握着全国的土地，每年都要派人清查全国的土地与人口，以确定租税数额，实行专制统治与层级管理。大约在公元前4000—前3500年，埃及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关系的萌芽。金字塔是古埃及法老的陵墓，散布在尼罗河下游西岸。其中最大的一座是法老胡夫的金字塔。它的附近有座举世闻名的“狮身人面像”，它和金字塔同是古代埃及的奇观。
古埃及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他们所创造的管理实践活动和管理思想同兴修水利系统、建造金字塔的技术一样，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他们建立了集权与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分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央设部，地方设州。在古埃及的国家机构中，最大的行政部门是财政部门。在统一集权国家建立之初，法老每两年就派人清查全国的人口、土地、牲畜和一切财富，以确定租税数额。在公元前2160年到公元前1788年期间，政府采取一种松散分权的形式。税收是中央政府和下属各省唯一的真正联系，中央的控制极为薄弱。以后，中王国时期的统治者认识到这种分权使税收减少，使各省效忠程度降低，于是从公元前1600年左右开始，通过军队接管各省的权力，实现集权化。法老作为“太阳神阿蒙—赖神之子”享有神权，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拥有对国家财产的全部支配权，而辅助法老的宰相则集“最高法官、宰相、档案大臣、工部大臣”等职于一身，掌管着全国的司法、行政及经济事务，但军权由法老直接掌管，宰相不兼军务。
古埃及在工商业发展中认识到实行专业化的重要性，通过法律禁止手工工人从事祖传以外的手艺和参加政治活动，以使他们精于祖传手艺，促进手工业发达。希腊的古典作家对埃及的手工业技艺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埃及手工业者手艺熟练，手工业的技术世代相传，每人都固定在一个部门工作。他们还是“管理跨度”的首先实践者，从考古中发现，每个监督者大约管理10名奴仆，反映出他们已知道，每个管理者所能监督人数的管理跨度是“以十为限”。金字塔建造中也表现出高超的组织管理能力，他们在建造金字塔的过程中，精心计划、组织和控制，安排和解决食物、住房、运输问题，表现出了非凡的管理和组织能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建于公元前2530年的胡夫金字塔，呈巨大的四方锥体，用大块的石材垒砌，表面还镶砌一层豆青色花岗岩。据估计，埃及人在修建这座金字塔时约用了30年时间，累计劳力约1 200万个工日，每班10万人，三个月一轮。共用230万块大石块，每块平均重两吨半。石块是经过打磨，并按照方锥形的体积计算出每一块石头的几何形斜度，然后层层垒砌的，四个边长只误差几厘米，而石与石之间没有其他黏合物，可是即使是一把利刃也插不进石缝。这些石头一部分是从尼罗河以东14千米的叶拉地方的石灰石山开采来的，为了开采和运输这些石材，还要修砌一条石板大道，费时也需30年。这些足已表明，他们已经有了分工和协作的思想，并能较好地把工程技术运用于劳动过程，体现了较严密的组织制度。
2.2.3 巴比伦王国的“空中花园”和汉谟拉比法典
古巴比伦王国作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成为西亚古代奴隶制国家的典型。创造了古代建筑艺术的辉煌，编制了比较完备的法典，拥有当时发达的文化、商业和交通。古巴比伦城垣雄伟、宫殿壮丽，充分显示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建筑水平。直到100多年后，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来到巴比伦城时，仍称它为世界上最壮丽的城市。巴比伦城22千米见方，四周城墙又高又厚，整个城市由砖砌和油漆浇凝而成，环城有250多个塔楼，全城开有100多座铜铸城门，规模十分壮规，交通、商业、文化非常发达，最早的阴历和现在世界通用的七天为一星期就是古代巴比伦人发明的，当时人们称巴比伦城为“上天的门户”。巴比伦城内拥有大量的宫殿、神庙和豪华的建筑，最有名的就是曾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亦称“悬苑”，它依偎在幼发拉底河畔。所谓“空中花园”，实际上是一座人工构筑的土山，建于公元前604至前562年之间，它每边长125米，高25米，共分三层，用巨大的石柱支撑，在上面搁置数米长的石板，每一层都种有许多奇花异木，远远望去，好像长在空中一般。为治理国家和维护奴隶主的利益，汉谟拉比制定了一部法典，史称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现存的古代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古巴比伦的经济文化也高度发达，特别是数学和天文学。
古巴比伦王国在汉谟拉比统一后，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他极力宣传王权神授，并自称“众神之王”，专制王权与神权趋于统一；国王独揽政治、军事、外交、司法和宗教等权力，直接任命中央和地方官吏；组建了一支常备军作为专制统治的支柱，并独揽了军事大权；经济方面控制地方神庙经济。司法在国家管理中拥有重要地位。汉谟拉比为加强专制统治制定了汉谟拉比法典。这部法典的全文镌刻在一座黑色玄武岩石柱上，树立在公共场所，作为司法的准绳。1901年，法国和伊朗组成的考古队在伊朗西南部的苏萨城遗址发现了这座石柱。石柱椭圆形，高2.25米，上方有一幅精致的浮雕。太阳神端坐在宝座上，汉谟拉比恭谨地站在他面前接受权标。下半段用楔形文字刻着282条法律条文。法典共分为三部分，即引言、法典本文和结束语。从法典的内容来看，已经详细地涉及合伙经营、财产、借贷、租赁、转让、抵押、遗产、奴隶、盗窃处理、诉讼程序、婚姻状况、继承以及行医、建筑等各个方面，对各种职业各个层面上人员的责、权、利关系给予了明确的规定。
在古巴比伦王国统治的中后期，出现了关于工资、控制与激励等有效管理的思想。关于工资，如果一个人雇佣农工，他每年应支付八古（一种衡量单位）谷物的工资；纺织厂中工人的工资以实物形式支付，其数额决定于每个工人的生产量。关于控制，他们提出了利用标签颜色不同作为控制手段的思想。关于责任，“如果一个商人把谷物、羊毛、牛油或其他商品交给代理人，代理人应该写下这些商品的价值并把金钱交给商人，同时取回一张盖有商人印章的收据。假如代理人由于疏忽而没有拿到金钱收据，这笔没有证据的金钱就不会记在他的账上。”[11]
2.2.4 古希伯莱人和《圣经》中的管理思想
希伯莱人是犹太人的祖先。相传公元前2000年从幼发拉底河流域游牧到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希伯莱民族是一个古老而又有影响力的民族，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说：“对近代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希伯莱、希腊，都差不多同时抬起头来唱歌。”希伯莱——犹太人贡献了一部宗教经典——《旧约全书》，并约在公元前1200至前400年间，希伯莱人创立了一种宗教——犹太教，犹太教对于早期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因此，有人说，没有《圣经》，就没有希伯莱人的历史；没有《圣经》，就没有犹太民族；没有《圣经》，就不会有基督教；没有《圣经》，就不会产生欧美的现代精神文明。
古希伯莱人是最早利用宗教控制人与管理国家的实践者。希伯莱人是游牧民族，曾经一度出现思维上的多元趋势，这对他们民族的发展极为不利。大卫王建立统一的国家后，为适应政治的需要，竭力宣扬耶和华神是宇宙间的唯一真神，是犹太人的“救世主”，他将帮助犹太人复国，建立一个祭司宗教权力与贵族政治权力合一的统一的神权政体国家。他们还最早提出契约思想与分级管理思想。
希伯莱人的领袖摩西是公元前13世纪的犹太人先知，《旧约圣经》前五本书的执笔者。他不但在率领众人逃出埃及的过程中显示出了组织与实施的管理才能，而且为了统一人心，团结一致，便假借上帝的名义，定出十诫，即历史上著名的“摩西十诫”，并将十诫刻在陶片上，然后置于一个柜中，即所谓的“约柜”（ARK），这“十诫”便成为众人行动的指导思想。而“摩西十诫”以契约的形式出现正是希伯莱文化最核心的内容，也正是希伯莱人综合了周围地区各民族思想文化之后，提出的一种既超出各民族原有文化观念，又能被各民族都接受的，同时更能为希伯莱人带来希望的一种较为变通的思想文化。
耶思罗是摩西的岳父，是人类第一位著名的管理顾问，对摩西的管理方式提出了批评与建议，提出了授权原则、例外原则、分级管理等很多很有见地的管理思想和措施。他指出，在政务管理中不需事必躬亲，可挑选能干的人从事各项管理；从事管理的人员小事可自己处理，但每一件大事应该向上级报告；要挑选有才能的人，立他们做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建立社会等级，分级管理。
2.3 古希腊的管理思想
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希腊文明以其特异的风采与卓越的成就享誉后世，成为欧洲文明的摇篮和现代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恩格斯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12]早期希腊文化的主要成就集中体现在荷马史诗的形成上。在希腊历史上，从公元前11世纪到前8世纪因荷马史诗而习称“荷马时代”。在荷马时代末期，铁器得到推广，取代了青铜器；海上贸易也重新发达，新的城邦国家纷纷建立，它们所建立的管理格局也各式各样，而其中以斯巴达和雅典城邦最具有代表性。斯巴达设立了一套国家管理系统来保证其权力的稳固，设有长老会议、公民大会（亦称阿彼拉）、监察官院等机构，长老会议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国王是国家元首。雅典是古希腊另一个著名的城邦国家，在形成之初实行贵族寡头专政。执掌国家权力的是从贵族后裔选出来的执政者，即所谓执政官，同时在不同时期设有公民大会、500人会议、元老院等国家机构。如管理学家小詹姆斯·唐纳利所说，比较高一级的管理产生于希腊和罗马帝国时代，这些古代城市国家创建了政治、商业和军事活动的各种组织。古希腊最出色的思想家，诸如苏格拉底、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他们著述中内含的管理思想，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对后人的影响都很大。
2.3.1 苏格拉底的管理具有普遍性思想
苏格拉底[13]（Sokrates）作为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用“问答法”，即通过谈话、提问、揭露矛盾而从个别事物抽象出普遍东西的方法的“精神接生术”来传布他的思想。主张国家的领导及国家的各种职务，应由经过挑选并受过训练的人来担任，主张有才能的人才能当权。他认为，“管理私人事务和管理公共事务仅仅是在量上的不同”，一个人不能管理他的私人事务，肯定也不能管理公共事务，因为公共事务的管理技术和私人事务的管理技术是可以相互通用的。实际上他已认识到管理的普遍性。但不幸的是，苏格拉底忽视了管理的特殊性，即管理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
2.3.2 色诺芬的家庭管理思想
色诺芬[14]（Xenophon）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根据自己亲自经营和管理庄园的实践经验写成《家庭管理》一书。这是古希腊流传下来的专门论述经济问题的第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最早提出了经济管理的研究对象，认为“家庭管理”研究的是优秀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他还最早提出了管理水平优劣的判别标准问题，认为检验管理水平高低的标准是财富是否得到增加，并认为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得到更多的财富。再次，他最早认识到了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加强人的管理。最后，他论述了分工的重要性，认为“一个人专心致志做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工作，那么他肯定能把工作做得非常好”，因为一个人不可能精通一切技艺，所以劳动分工是必要的，但分工又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2.3.3 柏拉图的分工管理思想
柏拉图[15]（Plato）是古希腊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使唯心论哲学体系化的人。他的著作《理想国》（又译《国家篇》）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空想思想著作。他提出了分工的“天定论”，认为人“并不是生下来都是一样的。各人性格不同，适合于不同的工作”，因此，不同的秉赋应该有不同的职业，而且，“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面执行一种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职务”。他把人分为三等，第一等是治国贤哲，即管理国家的哲学家，他的职能是以其智慧来管理国家；第二等人是护国的武士，他的职能就是以其勇敢来帮助统治者实施暴力和防御，以保障从事各种行业人们的生活需要；第三等人是民间艺工，他由手工业者、农民、商人等组成，他们的职能是通过其劳动供给国家物质财富并接受上面两个等级的统治。柏拉图还提出了理想国家中的“正义”与“和谐”，认为理想城邦国家必须建立在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的伦理基础上，智慧是统治者才有的，是护国者才具有的知识，正义就是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来干属于他自己份内的事，而不干涉属于别人份内的事。而当民间艺人、辅助者和治国者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互相干扰时，便有了正义，这样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
2.3.4 亚里士多德对家庭管理和管理过程实质的揭示
亚里士多德[16]（Aristotle）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柏拉图的弟子。创立了逻辑学，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恩格斯称之为“古代的黑格尔”，马克思称之为“古典时代最博学的人”。他的名言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亚里士多德博学多才，他的《政治学》既是第一本系统研究政治学问题的著作，又闪烁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光芒。他揭示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他的“天赋人性”的思想和我国的孟子所宣扬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人，治于人者食于人”具有同样的性质。他发展了色诺芬的“家庭管理”的思想，认为管理一个国家和管理一个家庭是可相通的艺术——唯一的不同仅仅是管理范围的差异。他比色诺芬更加精确地规定了“家庭管理”的研究对象和任务，认为“家庭管理”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研究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即主权、夫权、父子之间的关系，其中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是首要关系；二是研究致富的技术，包括巧妙地经营房地产是发财致富的自然方式。他还揭示了事物内在的发展规律，认为一切具体事物都可归结为“形式”和“质料”，其中形式是事物的目的因和动力因，因此是积极的能动的因素，而“质料”即物质则是消极的，被动的因素。亚里士多德肯定具体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是“质料”实现的“形式”，这个过程是“潜能”向“现实”转化的过程。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实质上也揭示了管理的矛盾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即“目的→（物质＋管理）→新的目的”的过程。[17]
2.4 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管理思想萌芽
2.4.1 夏商周早期行政管理制度的确立
中国作为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夏商时代是具有真正国家意义特征的社会。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中国开始出现了早期国家政治制度。夏朝修建了城邑，建立了军队，有了刑法和监狱，具备了作为阶级压迫工具——国家的雏形。约公元前1600年，夏朝灭亡，商王朝建立，国家政权组织逐渐完备，成为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文明大国之一。商朝晚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约公元前1046年，西周王朝建立。政治上实行宗法制和分封制，进一步完善了国家机器。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诸侯经常不来朝贡，战争不断，国力贫穷。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建立东周，社会进入一个大动荡的春秋和战国时期。这时候，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大的提高，青铜、铁器工具广泛使用，交通工具也有很大的发展，并开始形成辐射整个统治区域的交通网络，政府还设立了对道路进行维护和管理的官员。
夏、商、周时代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作物品种、耕作技术和农田水利都有了较大发展，建立了颇具规模的排水系统，作物品种增多，耕作技术也有所提高。人们已经懂得施用粪肥、草木灰和绿肥。而且有了较发达的历法指导人们进行农业生产。夏商的青铜铸造主要是手工业部门，并由礼器、武器开始向生活化、工具化发展。青铜铸造技术的掌握与生产运用，说明夏朝已由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器时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商周是青铜器的繁盛时代，青铜器铸造业生产规模大，技术水平高，产品数量大，品种多，据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是上古华夏文明的典型代表。同时，在此时期，纺织业、玉器加工业、陶瓷业、漆器业，以及后来的煮盐业、酿酒业等都有了较大发展。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交通也逐步发达起来，增进了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加强了王朝的统治，促进了商业的发展，长途贩运从事贸易活动、以盈利赡养父母的现象很普遍。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国家之一，管理思想的起源与农业和国家管理密不可分。国家管理上，确立了王位“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家天下”的局面形成，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最高的是国王，中央有相、卿士，地方封侯、伯，有臣属的方国，并将把全国分成9个州，按地域来组织和管理居民。国家建立起最早的刑法，用礼与罚进行社会管理。这一时期，政府还建立起颇具规模的排水系统，治水排涝，消除洪患，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起了较大的作用；设立稷官专门负责农业生产管理；制定历法《夏小正》，指导当时的农事活动。中国还建立了统一的度量衡制度。
2.4.2 春秋战国时期东方管理思想的初步建立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王权衰落，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不安，百姓颠沛流离，两种社会制度激烈碰撞，各种行政管理、经济管理、军事管理、社会管理和文化管理的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迎合当时极度缺乏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需要。虽然是乱世，但在各国内部，由于内需要安民以固政权，外需要强国以抗外敌，君主们无不殚精竭虑谋求强国之道，所以乱世虽乱，但却自由，并给了诸子百家更大的思考与发展空间，由此促进了中国早期管理思想的发轫。在这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苑囿里，有崇尚仁义的儒家，有兼爱节俭的墨家，有逍遥无为的道家，有辩诘名实的名家，有阐释军机的兵家，有强调法术的法家，有舍人事任鬼神的阴阳家，有尚诡诈少信用的纵横家，还有播百谷、劝农桑的农家……，他们对经世治国的主张进行了充分的论辩，在管理目标、原则、方针、组织、手段等方面发表了各自的观点，留下了大量著作，如《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墨子》《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这些著作中有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
（1）儒家的管理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百家之一的儒家学派，在与其他学派的学术论争中，丰富了自身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救治社会的理想方案，满足了农业社会的管理需要，从而使儒家管理思想占据了社会管理行为的主导地位。儒家管理思想既是儒家学派寻求人类自身生存发展之道的智慧结晶，也是对远古以至西周以来社会文化中管理思想的概括总结和升华。东汉著名史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对儒家的介绍是：“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意思是说，儒家这个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的司徒之官。他们帮助国君，顺应自然，宣明教化。研习传颂六经中的文章，特别注意仁义之间的事务，远宗尧舜的道统，近守周文王、武王的礼法，尊崇孔子为师表，来加重他们言论的重要性，其治国之道最为精妙。这是班固对儒家的起源、研究内容进行的全面概括。孔子也曾说过：“殷因于复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是说，我国上古殷夏周诸代的管理思想、体制与规章是沿袭的。尽管也有所损益，但其本质不外是华夏民族管理精神的延续与发展。可见儒家思想也对中华传统文明的演绎与发展影响深远。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孔子、孟子和荀子，其经典著作则为儒家传统的“四书五经”。这些代表人物和经典著作，构筑了儒家管理思想的框架和体系。在此之后，儒学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演变发展，但后世儒家正是以战国时期儒家的管理思想为宗旨，结合当时社会和文化的具体发展，丰富充实了儒家的管理思想，构筑和确立了儒家管理思想的主体框架与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出了管理理论基础的三种人性假设，即性无善无恶论、性善论以及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者认为人性无善与不善之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8]。人的性情本是相近，但由于个人所处的习俗不同，经过后天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拉开了距离。因此，管理者就应主要通过道德教化来进行管理。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9]。即用行政命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制约百姓，但老百姓只是勉强克制自己避免犯罪而不知道犯罪是耻辱的；用德来治理百姓，用礼来约束百姓，老百姓就知道做坏事可耻而且能自行纠正错误。性善论者认为人性本善，“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即人性向善和水向低处流是相似的。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20]。即人的“仁”“义”“礼”“智”四种善良本性是人先天所具有，是人性所必然，它甚至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21]。由此，认为管理者应实行“仁政”，并演绎出了其“仁政”管理体系。性恶论者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意思是，人性趋向于邪恶，人们善良的行为是后天作为的结果。由此，提出“化性起伪”，在肯定人之性恶的基础上，特别注重后天教化的重要性，认为可以导人为善，管理者应该自觉地担负起礼义教化的责任。
二是提出了“和”的管理目标。儒家提出“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目标观点，认为“和”是管理的最佳境界和目标。如孔子的学生有子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是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的度与最佳分寸是“中庸”，各个方面都能适度，即达到中的程度，事物的总体才能达到协调、和谐的状态。当然，儒家主张管理目标“和”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中，必须遵循“和而不同”与“和而不流”这两个基本原则，这就保证了“和”本身是以对道义的遵循为前提的。所以，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三是提出了“仁”与“道之以德”的管理手段。儒家认为，管理单纯依靠政令、刑法等强制性的政治措施，实施惩罚性的管理手段进行管理，对于治民虽然可能有效，但并不会理想，即使在短期内能够奏效，其作用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儒家特色管理方法，则能有效达到控制民众思想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儒家管理思想认为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宇宙的中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人的本性又是善的，所以，对人的管理不能采取野蛮的、暴力的、强制的手段，而应该是文明的，按人性本有的本质规定确立与之相应的管理手段。“道之以德”是符合人性本善的管理手段。所谓“德”包含有“仁义”“孝悌”“忠恕”“诚信”“礼仪”等。“仁爱”是德的核心。通过道德的教育来使人保持着仁爱之心，培养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人的道德义务感和责任感，使之内化为“良心”，从而使人获得对为社会作贡献的道德自律性，使之成为人们从事有利于社会的行为的内在驱动力。
为了建立这一治国安邦的国家管理思想体系，儒家代表人物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述、分析和完善。儒家创始人孔子[22]集大成，为以后历代统治者构建了一个治国管理框架，因而他的国家管理思想成为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历代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主导思想。孔子的国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中心，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修己安人”，讲“为政以德”，讲“正己正人”，在管理的前提、目的、手段、途径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卓越的思想与见解。首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民本管理理念，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政在人”。孔子认为，管理的本质是“人治”，管理的关键是“择人”“得人”，管理的组织原则则是“人伦”，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安人”———总之，一切都离不开“人”。其次，提出德礼之治的管理手段，主张“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道德教化感动人心，要比一味地采用惩罚的管理手段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再次，提出了修身安人的管理机制，主张“内圣外王”，即管理若要想取得“众星供之”的良好效果，管理者自身要做到“内圣”，先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发挥榜样的力量，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管理者从自我管理到家庭管理，再到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层层推进，不可或缺，不可能跳越，只有先管理好了自己才能管理好别人，才能管理好国家，“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最后，提出了以“义”为特征的管理方法，包括当政的管理者必须行为端正，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行动为被管理者作出榜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管理国家要从大局出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管理者治理国家要从社会利益“义”出发，不能只顾自己的局部利益“利”，否则的话上下争利，彼此争斗，破坏社会的和谐与平衡；要选拔正直的人来管理国家，做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老百姓就服从统治了；选拔邪恶的人，老百姓就不服从统治了。
儒家亚圣孟子[23]继承了孔子的重民思想，他的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人性本善论。从民本观和性善论出发，孟子认为，社会管理的核心就是争取民心和实施仁政。孟子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于人民：“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对待人民的事情要积极，因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求统治者要爱惜臣民，争取人民的支持，要“与民偕乐”“与民同乐”“忧民之忧”，“使民有恒产”，“送生送死无憾”，指出只有得到人民支持的国家才是不可战胜的，即“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所以，君主要以民为本，施行仁政，否则，“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不仁不保四体”，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就是因为“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还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管理分工思想，因为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一人之身，百工之所为备”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如此只会使天下人疲于奔命而又无力于自给，只有实现分工管理，国家才能治理好。他认为，作为社会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各有分事，管理者“劳心”而被管理者“劳力”，“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24]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仅要有从事于物质生产的劳力者，而且也要有从事于“仁义”之类的劳心者，两者同样都对社会有所贡献，都是在“食功”。
儒家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25]提倡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对立。他认为“人性恶”，其根本原因是人生而有欲，“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26]人从娘胎里出来就有求生欲望，并且还有享受的欲望，因此管理者要根据人性恶的特点进行管理。荀子从其人性论出发，认为管理必须“隆礼重法”，“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27]由于人性是恶的，要求得社会的平治，就不能顺其人性之自然而发展，必须要“化性起伪”，用“礼义”来教化人，树立人的以“礼义”为中心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把人的“自然本质”重新塑造成合于“义”的“社会本质”。荀子认为，如果不用“礼义”化之导之；不用“法度”治之禁之，社会就会发生争夺暴乱而不安宁。荀子还提出了“明分使群”的社会组织思想，认为人要生存，要战胜自然，必须能“群”，即必须过一种集体的、社会的生活，离开群体人就不能独立以自存，所谓“人生不能无群”。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而“彼不能群也”。[28]对于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君主，荀子也是从“能群”即能组织社会的角度予以阐释，他说，“君者何也？曰：能群者也”，又称，“君者，善群者也”。“群”的观念在荀子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即是一个“群当道”的社会，而他之所以强调要“化性起伪”，其目的就在于要保证一个有序的“群”体。在先秦诸子之中，荀子是第一个揭示人能“群”这一基本社会属性的思想家，这是荀子对中国社会思想的一个重大贡献，以致于后来人们把“群学”作为社会学的代名词。
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人的欲望无穷而社会的财物有限，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端，有“争”则“群”乱，社会也就不可能组织得起来。因此，要建立作为社会意义的“群”，首先必须对人群进行必要的社会角色定位与职业分工，使每个人在社会中有其固定的位置，这也就是“分”。“分”是“群”的前提与基础：“人何以能群？曰：分”[29]。荀子的“分”意味着一种职业的分工，即所谓的“农农、士士、工工、商商”。这种“明分使群”的思想，认为社会要实现有效分工，有意识地实现社会分层，以避免人与人之间互相伤害。他说：“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30]意思是：没有君主来统制臣子，没有上级来控制下级，那么天下的祸害就会因为各人的为所欲为而不断发生。人们需要和厌弃同样的东西，可是需要的多而东西少，东西少就一定会发生争夺了。用来供养一个人的是各行各业的人所制成的产品。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精通所有的技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从事所有的职业，所以人如果离群索居而不互相依靠就会陷入困境，如果群居而没有名分规定就会发生争夺。陷于困境，是一种祸患；争夺，是一种灾难。要消除祸患免除灾难，就没有比明确各人的名分，使人们结合成社会群体更好的了。
（2）道家的管理思想
道家学说和儒家学说同时产生并行发展，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道家结合《易经》的学说，成为一个比较严谨、逻辑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其中充满了辩证的逻辑思维方法。道家学说虽没能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体系，但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有人说中国文化中儒家和道家是相互依存的，儒家是教你如何当官，怎样当官，当你当不上官的时候，道家就给你提供一个避难处，正好是一对功能各异、效果互补的双胞胎。其代表性的思想家有老子[31]、庄子等，由老子所著的《老子》和庄周所著的《庄子》成为道家的经典著作。
道家的管理思想是以“道法自然”“无为”的管理原则为特征，按照事物自身的法则来进行管理，不把人的主观意志强加给事物及其过程，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强调“柔弱胜刚强”，认为只有柔弱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刚性的事物很快要走向反面。｀人们在认识问题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状况，要看它的发展和将来；管理还要像水一样，水普利万物而不争利，它虽然柔弱，可是其力量却强大无比。这些原则，具有丰富的辩正思想内容，构成了独特的管理谋略。道家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了以“道”为核心的管理理念。老子等道家思想家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道”是先天地而存在的字宙本源，天地万物无论如何变化，还是要回到它的起点“道”。道是无形、无色、无民、无声、无情、无信的，又是先天地而存在的，并无世不在，无处不有，是生化天地万物一切有形的本源。而天地是有形的，要受道影响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世界万物所有的一切都是由道化生的，依各自所禀赋的气质而各成形状，自然生长。实际上，道家思想家强调的“道”就是自然规律，管理的根本在于发现“大道”这个自然规律并按照自然规律来进行管理。
其次，道家主张以“德”作为管理的基础。管理者要想发现管理大道并依道而行，自身必须具备良好的德行，德是道的基础。“物得以道，谓之德。”“德”者，得也，即得之于“道”。万物皆禀道而生，得于“道”而为万物之本者，即为物之“德”也。老子非常强调统治者、领导者自身的表率作用，认为管理者不能私欲放纵。管理者多欲和纵欲势必要采取各种手段以求得欲望的满足，这就意味着在经济、技术、文化以及政治、军事等方面有为，而君主或统治者的多欲、纵欲必然要导致赋税、徭役的增加，这本身就是国家政权的有为，必将激起百姓的抵制、反抗，而使整个社会陷于纷乱和动荡。
再次，提出了“无为而治”的管理原则。“无为”是道或天道的一项重要属性，并非无所作为，强调“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人道要效法天道，就管理者来说，“无为”是指人适应自然，自觉服从客观规律的管理行为过程。道家的管理宗旨就是通过“无为”，最后到达“无不为”的管理境界。在实践意义上，道家的“无为”针对统治阶级的“有为”而发。道家认为，统治者、社会管理者任意伸张自己的意志和欲望，强作妄为、行苛刑暴敛之政，干扰百姓的正常生活，谋求“有为”正是导致社会混乱不堪的根源。“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32]。人民陷于饥荒，是由于统治者蚕食的赋税繁多；人民难以统治，是由于统治者好大喜功；人民用生死去冒险，是由于统治者的贪生怕死。所以，老子提倡“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要求高明的管理者一定坚守“无为”的原则，只有无为，鼓励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治理天下才不会遭受失败；只有不固执己见，虚心接受各方面的意见，治理天下才不会蒙受损失。很显然，道家的“无为”管理，与现代管理学主张的“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是相通的。
最后，提出了一套辩证管理谋略。有无相生，以退为进，欲夺固予，是道家辩证管理谋略的重要内容。老子提出“有无相生”，主张以“退”为策略来获得最后胜利，在商场上，“退”并非是坐以待毙，而在于以逸待劳，避其锋芒，然后寻求战机。“欲夺固予”是老子主张的一项谋略，“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作为权术阴谋固然不足为训，但作为管理思想，不失为一条颇有价值的谋略。
（3）法家的管理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在新兴地主阶级争权夺利的斗争当中，法家学说逐渐成熟起来，并成为一个重要学派。在历史上，战国时期的法家对封建地主阶级经济生产关系的产生，国家的统一以及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建立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其中的代表人物有管仲、子产、商鞅[33]和韩非[34]等，他们通过参考儒、道的主张，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为后世留下可资借鉴的管理思想。
法家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提出了“好利恶害”的人性论管理基础。法家思想家通过对人性的分析，认为人“好利恶害”，因此必须实行“法治”，得出了实行法治合理的结论。商鞅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人饥饿了就会谋求食物，劳累了就会追求安逸，痛苦时就会寻求快乐，屈辱时就会渴求光荣，这是人之常情。《管子》上也云：“凡人之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凡人之常情，见利没有不追求的，见害没有不想躲避的。《商君书·错法》篇说：“人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好恶者，赏罚之本也。”人生来就有爱好和厌恶，所以民众才可以被治理。人们的爱好和厌恶，是奖赏和刑罚得以存在的基础。所以，法家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人对人没有真正的爱。要妥善处理有“权衡之心”的人们组成的社会的各种关系，用儒家的仁慈忠信的方法是不行的。法家认为，顺应这种人性的治国方法只能是法治。
第二，管理国家必须“以法治国”。法家坚决反对儒家的礼治，主张以新的法律规范取代旧的礼制规范，以法律建立新的封建统治秩序，取代旧的奴隶制的礼制秩序。因而，他们主张以法治国，把法作为管理国家的根本大计，国家的一切事物都必须以法治国，实行严刑厚赏，强调刑法和注重赏罚，如法家代表人物子产所说的宽、猛相济。在他们看来，烈火熊熊燃烧，十分凶猛，老百姓见而避之，不然就有被烧死的危险；相反，水则显得懦弱，没有威猛的气势，老百姓不知躲避，因而轻视他，这样溺死的人就多。所以，宽恕仁慈难以用来治国，只有以法治国，依法择人，依法论功，才能管理有效。
第三，提出了“富国以农”的经济管理思想。法家是极端的重农主义者，把农业看作是富国的唯一途径，甚至看作是国民经济的唯一部门，除了农业，其他非农业部门统统可以取消。他们认为，农业即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即农业，两者完全是等同的。强调“壹务（指农业）则国富”，“田荒则国贫”，把发展农业看作是富国富民、强化国家实力的根本途径。
第四，提出了用人唯贤的人才管理思想。法家提倡用人唯贤的管理思想，主张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天性实行赏罚制度，反对单凭个人喜怒好恶用人的人事管理原则。韩非认为，世人的天性既然都是趋利避害的，以功劳大小按爵赏禄，就会刺激人们建功立业的积极性，因此实行严格的赏罚制度是最有效的管理手段。治国离不开贤能之士，因此必须以“智”取人，任人唯贤，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选拔人才必须面向基层，面向民众。国家的政治人才一定要从地方官吏中提升，军事人才一定要在士兵中挑选，不能以言取人，更不能论资排辈，以出身、门第及为官时间长短作选拔升迁的标准，而要注重实践表现。
法家思想家中，商鞅、韩非的思想最有特色。商鞅是我国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曾两次推行变法，其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提出了“以法为本”的国家管理思想。商鞅认为，“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法制是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的根本方法，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要管理人民、强盛国家，建立良好的国家秩序，就需要实行严刑峻法。他根据社会关系特征将历史分为三个时代，即上世、中世和下世。上世“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社会靠血缘关系来维持，这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阶段；中世，“上（尚）贤百说（悦）人”，社会靠道德观念的“仁”来治理，这是父系氏族阶段；到了“贵贵而尊官”的下世，人们“以强制弱，以众暴寡”，社会混乱，争夺激烈，各国都致力于兼并战争，百姓也不像古代那样淳朴，虞舜、夏禹、商汤、周武时代讲礼义、行仁政的治国之道已经行不通，“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为此，商鞅强调“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35]。时代变了，治国治民的原则自然也要随之转变，应该实行封建制的刑治或法治，靠立君置官立法来统治。“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36]。法令是对民众的命令，是进行治理的根本措施。法治是为君主利益服务的。为了达到胜敌强国的目的，必须制服民众，对民众绳之以法。《商君书·画策》讲，“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在《商君书·修权》上讲，“国之所以治者，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国家之所以治理得好，一是法度，二是信用，三是权力。他将“法”“信”“权”视为维护组织秩序的三个要素，其中，又将“法”置于首位。
二是论功封爵进行激励。商鞅主张实施论功封爵的激励农战与军功制度，提出废除世卿世禄旧制，除了从事农战以外不得授予官爵。“凡人主人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从壹空而得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商鞅明令奖励耕织，奖励军功，规定“入粟拜爵”“军功入爵”。“入粟拜爵”是指依靠务农而获得官爵。具体方法是：“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民众有余粮，可以向政府捐献，政府根据捐粮的多少授予级别有差的官爵。“军功入爵”是指依靠军功而获得官爵。其规定是，“有军功者，各以率（敌人首级）受上爵”，军功爵共有二十级，一级曰公士，斩得一个甲首，即可被授予。“爵一级者，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益除庶子一人”。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杀敌立功而阵亡的，爵位可以授给家庭其他成员，因此立功能得到实际利益。这样激励农战与军功的制度具有威力，成为国家不断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基本形式。
法家的另一个思想家韩非，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管理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提出了“自利”的人性假设。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逸”，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为萌”。韩非认为，人情者，有好恶，好利恶害，是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喜欢获得利益而厌恶遭到祸害，是每个人所固有的本性。人人都有自利之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益关系。君臣之间，“主卖臣爵，臣卖智力”[37]，君计臣力，臣计君禄，“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38]父子之间，“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这是由于“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39]。病人与医生之间，“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费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费舆人仁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40]人与人之间，莫不受“自利之心”的支配，因此，“凡治天下，必因人情。”管理者应该顺应人的欲望，通过建章立制，通过严明赏罚，适应人的本性，才可以实现国家的良好管理。
二是提出了“法治”的国家管理思想。韩非认为，要治理好国家，一要“明法”，将法令以成文的方式进行公开，并让人人“易见”“易知”“易为”，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凌驾于法律之上。二要“任法”，即依法办事，“法”是判断功过、是非、利害，推行赏罚的唯一标准。三要“变法”，根据时事的变化而作出因时制宜的修改，“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41]
三是参考儒、道主张，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理论。韩非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法与术相结合，即将以法治国的管理原则和管理方法相结合。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42]，“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43]。“术”包含以下几个内容：因能授官（依据下属的能力授给人官职）、“循名责实”“叁五之道”（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检查，以追究责任人的过失，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找到取得成功的原因）、运用“七术”[44]、查“六微”（防微杜渐，从细节上消除消极因素）。韩非还非常重视“势”，认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45]。这其中的“势”就是领导者通过法和术造成的一种权力状态。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势的重要，韩非子做了一个比喻，说千斤重的东西在船上就可以漂浮自如，而小小的一个铜钱，如果掉到船下就会沉入水底，它们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分量的多少，而在于有势与无势。同样道理，治理一个国家能否树立权威、行使职权、获得下属支持，重要的在于他的地位与权势是否巩固。而得势的主要方法：一是依靠术驾驭局势，管理下属。“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人主有诱于事者，有雍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46]。二是靠制度权力，以能确保势的稳固。“刑赏不察，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47]所以韩非子说：“势重，人君之渊……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治臣，在臣则胜君”[48]。正确的方法就是要“圣人执要，四方来效”[49]。圣人执要是说要抓住要点、核心问题，而“四方来效”就是要善于授权，把细节的东西交给下属去做，自己牢牢把握核心权力。
实质上，韩非子的法、术、势是告诉领导者，要管好一个组织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问题。法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术是权力的手段，势是权力的归属。
（4）兵家的管理思想
在浩如烟海的兵家典籍中，尤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兵法对后代影响最为深远，其中以春秋时期孙武[50]的《孙子兵法》、战国时期的《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最为著名。这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状态有直接联系。当时，天下纷争，诸侯争霸，战乱频发。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发生战争四百余次。春秋前后共有140多个国家，经过不断兼并，到战国初年，见于文献的仅有十几个国家。战国时期，“七雄争霸”更使战乱不止。战争成为当时国家主要的政治生活，促使有识之士竭其心智于兵书战策，于是“兵林名家云集，将星璀璨”。其中又以《孙子兵法》最为杰出，可谓兵法之冠，对后代影响也最为深远。这些古代兵书不但内含卓越的军事思想，而且在这些军事术语中还蕴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
兵家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战略管理方面，主张管理必须合“民心”，强调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关键，明确划分了“挟义而战”与“争私结怨”，强调“义战”和通过多种渠道解决战争。兵家提出的许多战争管理谋略，至今仍然被广泛运用，如“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攻城为不得已”等成为指导战争的根本原则。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尉缭子》中“战胜于外，备主于内”，孙膑的“围魏救赵”等都是这种思想的典型反应。兵家许多军事战略术语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并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管理格言，诸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体现朴素的信息观；“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先计后战”，“远交近攻”，体现了战略管理思想；“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以众击寡”，“兵贵胜、不贵久”，“兵贵神速”，体现的是权变管理思想；“兵贵其和，和则一心”，“三军一人，胜”，“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强调人力资源的管理；“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体现的是重决策思想；等等。这些著名的兵家管理格言运用的一些基本原则，与现代科学的理论，不仅基本精神一致，在语言上也有明显的渊源关系。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管理者在管理企业上仍然有借鉴意义，在日本，《孙子兵法》甚至被很多企业家称之为“商战圣经”。正如雷恩在他的《管理思想史》中对孙子等兵家思想家的评价所说：
“他提到对军队进行细分，建立官阶等级制度，以及使用铜锣、旗帜及烽火来进行通信与联络。他主张在战争之前要深思熟虑和制订合理的计划：‘多算则胜，少算则败’。很可能孙子拥有一个军队幕僚的职位：‘将听吾计，用之则胜……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由此看来，直线与幕僚关系的问题已经存在2500年。孙子还为将领们提供了战略决策的原则：‘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如果我们用市场来代替战争，‘竞争能力’与‘兵力’对应，‘竞争对手’与‘敌人’对应，就可以由此看到现代管理战略的历史基础了。”[51]
（5）《周易》和《管子》中的管理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管理思想，不得不提的有两本书：《周易》和《管子》。这两本书思想丰富，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周易》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经典，是中国最早的占卜用书，是中国传统的经典管理哲学书，包含有丰富的管理学的原理和原则，人们能够利用其太极、阴阳、五行等内容，作为治国安邦的管理思想与原则，历代易学家和政治家都视《周易》为穷理尽性、开物成务、安邦治国、经世济民的教科书。该书中首先提出了人类最高的价值理想和社会管理的最高目标，以“保合太和”作为最高的价值理想和目标追求。这种原则强调天与人、人与人的和谐理想状态，主张“天人合一”的精神，尊重自然，尊重规律，不能片面追求物质利益，要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处理好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提高环保意识，保护生态平衡。其次，提出了讲求阴阳之道的管理辩证法，阴阳刚柔互补，在管理中就是强调分工协作，要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树立整体观念，处理好分与合的关系，避免只关注自己部门或自己的工作，忽略或影响其他甚至整体利益，做到责任分明，合作有序。再次，提出了“兼三才”的管理系统论，即所谓天、地、人、天道、地道、人道三者兼顾，天时地利人和，讲的就是信息、物质、人才资源的最佳配置问题。科学管理的前提，就是要从管理的整体性出发，始终着眼于天—地—人这样一个有机整体的大系统，运用“三才之道”统摄大系统与天、地、人各分系统及分系统之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以达到管理的最佳境界。最后，提出了自我控制原则，即克己、自制。因为在人类社会中，无论属于何种层次，为官为民，为将为兵，为学为商，都要遵守人类社会及某个领域的相应规范，若不如此，于己就会反过来为人所克、为法所克，于公就不能维持系统的平衡。克己首先是端正己身，“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次要战胜自己，不论创业或守成，要战胜自身的缺点，凡事不能感情冲动、意气用事，以免遭受失败的后果，孙子曾言：“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慑而致战。”其三是处世之道，以中为度，不即不离，中和为福，偏激为灾。处世要方园自在，待人要宽严得宜，路要让一步，味须减三分。德在人先，利在人后，必受人尊；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必受人敬。忘功不忘过，忘怨不忘恩，功过不可少混，恩怨不可过明。
《管子》虽题为管仲之名所著，实为战国时齐国“稷下学派”的学者托名管仲所为，其中也有汉代学者所附益。收入《国语·齐语》和《汉书·艺文志》。《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其中许多管理思想对于现代管理仍然具有重要启发。
《管子》书中表现的主要是国家宏观管理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利用政治经济手段调控经济。《管子》认为要利用国家机器，以其政治权势来控制、支配经济，使经济为政治服务，把经济置于政治的绝对统治之下，国家应通过行政命令来掌握经济事务，操纵国家经济命脉，在经济上做到对百姓有予、夺、贫、富之权，在扩大自己的经济权利，充实自己的经济实力中，做到“不求于民”而国家富强。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调控经济只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管子》主张国家应该利用价格政策调控商品市场，通过掌握价格，在物价的涨落中获益。物价的高低，在商品价值量相同的情况下，决定于供求关系，“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物藏则重，发则轻，散则多”。国家根据此商品流通规律，利用掌握的谷币和其他物资，从实际出发，或聚或散，或藏或发，使市场上物资的多寡、价格的高低，任凭国家操纵，以聚敛财富。
2.5 古罗马的管理思想
古罗马在世界史上是最大的奴隶制国家之一，地处意大利半岛，位居地中海中部，最初本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奴隶制城邦，到公元前3世纪逐渐强大起来统一了意大利。其后，经过两百多年的武力扩张，罗马终于征服了亚历山大帝国，形成了希腊人统治的王朝，进而统一了地中海区域，成为一个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庞大帝国。建立与管理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的政府与军事机构并成功地维持多年，应归功于他们高超而先进的管理能力。在罗马帝国建立过程中的集权、分权到再集权的管理实践经验，以连续授权、扩大等级制度等方法加强中央集权控制；首先意识到现代企业的某些性质，发展了一种类似工厂的体制，并且用建立公路体系的办法保障军事调动与商品分配；罗马人具有在秩序与纪律方面的天才，并灵活设计组织结构与层次；以农业立国的罗马帝国在农庄管理方面具有很好的管理实践，并出现了贾图、瓦罗等思想家对管理方面的探索。
2.5.1 贾图[52]和瓦罗[53]的农业管理思想
罗马时期的农业发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管理也是最著名的，贾图和瓦罗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位农学家，留存下来的贾图的《农业志》和瓦罗的《论农业》记载了反映当时社会丰富的农业管理思想。
贾图（Marcus Poreius Cato）作为古罗马的政治家和农学专家，在公元前160年完成了《农业志》，这是罗马历史上第一部农业著作，也是世界上较早出现管理庄园、管理奴隶的思想，比较具体而集中地反映了公元前2世纪意大利农业经济特别是中等规模的园艺经济的特点。书中不但总结了他自己长期从事农业经营管理的经验，而且也总结了前人的实践经验，对于奠定古罗马农学的基础和指导当时和后世的农事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农业志》中他提出挑选管家的九条守则：①维护纪律；②尊重别人的权利；③负责调解奴隶的纠纷，对有错一方应予惩罚；④监工举止应当谦恭有礼；⑤保证使农场奴隶整天忙于工作；⑥重视农奴主推荐的奴隶，同时注意同两三个其他的农场保持联系，必要时交换必需物品；⑦认真同农场主核对账目；⑧对爱护牲口的奴隶应当奖励；⑨事先要用充分的时间安排各项工作。[54]
《农业志》还对不同规模和性质的庄园应当使用多少奴隶以及奴隶之间的内部分工做了精确的推算，形成了一整套奴隶制经济的经营管理思想。他首先指出农业是罗马和意大利最为重要的行业，奴隶主必须认真经营农业，并全心全意管理好以剥削奴隶劳动为主、剥削自由雇工为辅的庄园；其次，奴隶主应对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即奴隶，严加管束，绝不能放任自流；再次，他明确提出认真挑选管理庄园的管家并具体规定了管家应遵循原则（上面的九条）；最后，他还论述了要在庄园内部实行生产专业化和劳动协作，以提高庄园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庄园经济比个体小农经济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是继贾图之后罗马的第二位农学家。他的著作达75部之多，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各方面内容，但大部分著作都已被毁，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代表性著作《论农业》，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农业科学的成果，详细地论及了农、林、牧、渔等各方面的知识以及关于中型奴隶制农庄的管理经验。在经营方面，瓦罗认为，选择经营项目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不能看到什么项目赚钱，就不顾自己的条件，盲目地、一窝蜂式地追随大流。瓦罗还把一年分成8个分季，对每一分季应做的农活都做了详尽的安排，类似于一个生产进度表，或称作农家历，使各项农活交叉、协调、有节奏地进行。他还就如何管理奴隶提出主张，主张要爱护奴隶，建议在打谷场上搭凉棚作为奴隶的休息场所，他说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奴隶若得病死了，奴隶主也会受到财产损失；奴隶主可以给“表现好”的奴隶一些财产（如一头牲畜）作为所谓“私产”，以资鼓励；奴隶主有时甚至可以和奴隶商量农活，使他们觉得“主人对他们还是比较看重的”；奴隶主有时可以给奴隶较好的食物和衣服，偶尔放他们的假，或者允许他们自己的一头牲畜到农庄上去吃草等，以提高他们的劳动热情。他还正式将农业分为农耕、畜牧和家禽饲养三大类，并提出水、土、空气、阳光四要素说。[55]
2.5.2 古罗马大军事家凯撒[56]的军事管理思想
研究古罗马管理思想，不能不提这一时期的大军事家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凯撒是古罗马统帅，早年在罗马公民内部的斗争中支持民主派，反对贵族派。公元前45年被推举为终身独裁官，集全权于一身。次年遇刺。《高卢战记》和《内战记》中分别记述他征服高卢和内战时期的军事、政治活动，内含比较丰富的管理思想。
凯撒特别重视舆论及其激励作用。他认为：战前必须对部队进行动员，激发士兵冲锋杀敌的勇气；战后则须对部队进行讲评，奖优罚劣。凯撒建立独裁统治后，为了共同镇压奴隶和罗马国家各地其他劳动群众，凯撒设法调和奴隶主阶级中不同集团的矛盾。他不仅宽恕了他过去的政敌，并且重用了共和主义者中间的某些重要人物，甚至把过去弄倒了的庞培像重新竖立起来。并且为了同样的目的，凯撒还对意大利和行省奴隶主进行拉拢。采取设立殖民地与贫苦公民移殖措施；在罗马大兴土木，修建广场、剧场和神庙，借以安排城市贫民等措施，以缓和罗马贫苦自由民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以维护罗马奴隶主的统治。他的这些政策在当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凯撒当政期间还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比如改善行省管理制度、颁布反对行省官员勒索的法令、扩大授予罗马公民权的范围、建立退役老兵殖民地、实行自治市法、增设高级官职、扩充元老院、推行“儒略历”等，国家的经济、政治从而得到快速发展，建立了西起太平洋，东迄幼发拉底河，北临莱茵河和多瑙河，南屏撒哈拉沙漠的强盛的古罗马帝国。
2.5.3 基督教的管理思想
“基督”意为“受膏者”，指上帝敷以圣膏而派其降世的救世主，本为尊称，后常与耶稣连称。早期基督教最初产生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是犹太人民反抗罗马统治的群众运动的产物。在反抗罗马人的斗争中，犹太人中间产生了一些秘密的教派，基督教就是从其中分化发展出来的一个小派别。后来，逐渐传播到希腊、埃及、意大利和高卢等地，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新宗教。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左右，这时的罗马帝国正处在强盛时期。帝国的强大和繁荣是建立在奴隶制扩张的基础上的，破坏了古老民族宗教赖以存在的基础。奴隶受到越来越多的压迫，平民也没有正当的权利，人们意志消沉、精神颓废，其他被压迫的民族也渴望回到过去的独立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既想反抗又无力反抗，唯一的出路就是到宗教中去寻求一种精神的解放与自由。因此，恩格斯说，“基督教它照实是奴隶和被解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而驱散的人们的宗教”。
基督教自诞生之日起就已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它虽仍将犹太教的《旧约》作为自己《圣经》的一部分，但已与犹太教有很大的不同。基督教强调凡是相信基督的就能得到拯救和赐福。基督教信仰上帝（或称天主）创造并管理世界，耶酥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降世成人，救赎人类。《圣经》中所体现出的管理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罗马天主教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神学方面与组织方面的各种问题。为树立教会权威，罗马天主教在管理方面有着严密的管理制度思想：第一，有层次分明的组织结构和金字塔式的指挥体系。第二，运用“幕僚职能”进行决策。即各地教会在进行某项决策时，不能由一个人主持决定，小事情必须事先征询长老的意见，大事情必须征得全体僧侣的同意。这种征询的过程在程序上是具有强制性的，但其不妨碍该地教会主教的幕僚或顾问团成员，不能由主持人自行选任，而必须由上级教会代为选定，以防止主持人选任无反对意见的“好好先生”滥竽充数，失去制衡作用。[57]
【注释】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16.
[2]Arthur G.Bedeian.Exploring the Past［J］.Journal of Management History，1998（4）：4.
[3]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56.
[4]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24.
[5]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
[6]雷恩.管理思想史［M］.5版.孙健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6.
[7]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
[8]韦尔南.神话与政治之间［M］.北京：三联书店，2001：218.
[9]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M］.北京：三联书店，2001：4⁃5.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
[11]亓名杰，孔冬.管理思想史［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3⁃4.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0.
[13]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人，著名的古希腊思想家、哲学家，他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古希腊三贤”，他的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妇。青少年时代，苏格拉底曾跟父亲学过雕刻，熟读荷马诗及其他著名诗人作品，靠自学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14]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前354），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出生于雅典一个富人家庭。苏格拉底弟子。公元前401年参加希腊雇佣军助小居鲁士（Kurush，公元前424—前401）争夺波斯王位，未遂，次年率军而返。公元前396年投身斯巴达，被判处终身放逐。著有《远征记》《希腊史》（修昔底德《伯罗尼撒战争史》之续编，叙事始于公元前411年，止于公元前362年）《回忆苏格拉底》以及《家庭管理》等。
[15]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整个西方文化中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出身于雅典贵族家庭。苏格拉底死后他曾流亡海外，游历埃及和南部意大利等地，结识毕达哥拉斯学派。公元前388年回到雅典建立学院，教授哲学，著书立说，影响很大。他所建立的“亚加德米”（“学院”之意）直到公元529年罗马皇帝下令封闭，延续了900多年，一直是传播唯心主义哲学和政治理论的中心。其代表作《理想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著作。另有柏拉图主义、柏拉图式爱情、经济学图表概念流传于世。
[16]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生于古希腊斯吉塔拉，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公元前335年，他在雅典办了一所叫吕克昂的学校，被称为逍遥学派。代表作有《政治学》。
[17]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16⁃19.
[18]《论语·阳货》
[19]《论语·为政》
[20]《孟子·告子上》
[21]《孟子·尽心下》
[22]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先世是宋国贵族，少“贫且贱”。20岁左右开始，做过“委吏”（司会计）和“乘田”（管畜牧），51岁时，任鲁国中都宰（县长），后升任司寇（主管刊狱），从而进入鲁国最高统治层。54岁时，受当时鲁国执政的季桓子委托，代其处理国事，摄行相事。55岁时，弃官周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宣传有己的政治主张。晚年致力于教育。其主要思想体现在由其弟子辑录的《论语》一书中。
[23]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鲁国邹邑（今山东邹县东南）人，鲁国庆父后裔。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24]《孟子·滕文公上》
[25]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中国历史上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曾三次出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今山东兰陵）令。其主要思想辑录在《荀子》一书中。
[26]《荀子·非相》
[27]《荀子·性恶》
[28]《荀子·王制》
[29]《荀子·王制》
[30]《荀子·富国篇》
[31]老子（公元前571—前471），字伯阳，又称老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道家学派创始人。著有《老子》一书，又称《道德经》，分《道经》和《德经》上下两篇。
[32]《老子·七十五章》
[33]商鞅（公元前395—前338），又称卫鞅、公孙鞅。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曾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在秦执政20余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并使秦国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孝公死后，受到秦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车裂而死。
[34]韩非（公元前281—前233），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省新郑）人，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韩非师从儒家思想家荀卿，但没有承袭儒家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代表作有《韩非子》55篇。
[35]《史记·商君列传》
[36]《商君书·定分》
[37]《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38]《韩非子·二柄》
[39]《韩非子·六反》
[40]《韩非子·备内》
[41]《韩非子·心度》
[42]《韩非子·难三》
[43]《韩非子·定法》
[44]《韩非子·内储说·七术》
[45]《韩非子·难势》
[46]《韩非子·南面》
[47]《韩非子·饰邪》
[48]《韩非子·喻老》
[49]《韩非子·扬榷》
[50]孙子，字长卿，特指孙武，约公元前544—前470年，齐国（今山东惠民县）人。春秋末期军事家。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兵圣、东方兵学的鼻祖，兵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曾祖、祖父均为齐国名将。自幼喜研兵法，18岁时，因齐国内乱不止，便离开齐国去往吴国。著有《孙子兵法》。
[51]雷恩.管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6⁃17.
[52]贾图（Marcus Poreius Cato，公元前234——前149），古罗马政治家、作家，第一位农学专家。
[53]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前27），古罗马奴隶主思想家，出生于意大利萨宾地区的一个偏僻农庄，后来从政，曾担任过许多职位，在政治变革中几经脱险才免于一死。是继贾图之后罗马的第二位农学家，代表作有《论农业》。
[54]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55]王鑫.罗马文明［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
[56]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2—前44），罗马共和国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出身贵族，历任财务官、祭司长、大法官、执政官、监察官、独裁官等职。公元前60年与庞培、克拉苏秘密结成前三头同盟，随后出任高卢总督，花了8年时间征服了高卢全境（法国），袭击了日耳曼和不列颠。公元前49年，他率军占领罗马，打败庞培，集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制定了《儒略历》。公元前44年，凯撒遭以布鲁图所领导的元老院成员暗杀身亡。代表作《高卢战记》和《内战记》。
[57]郭咸纲：西方管理学说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