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

时间：2022-09-2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10年英兵进占云南片马地区，“救云南即救中国”成为研究云南问题的中心。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异常兴盛和繁荣，成就显著，影响深远，在云南乃至中国学术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中花了很大篇幅来研究西南民族的历史，对其族属源流的研究，有许多结论至今仍可为定论。

曹明煌

前　言

学术的繁荣和进步、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赖于学术史的总结和研究。学术史的研究，能使学科建设日臻完善和健全，学术研究更加繁荣和昌盛，人类文明积累的优秀成果得以传承和发展，而促使人类历史文化在已有基础上不断进步和提高。学术史研究的目的，正如杨所说：“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看一看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有哪些地方是成功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这样，努力的方向才更清楚。”^[1]林耀华也云：“一个人一生所经历的事情是需要不断总结的，而一个学科的经历就更需如此，学术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此。”^[2]

挽救民族危机、维护民族独立，是中国近代社会的首要任务。如何继承传统文化、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激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强国御侮，也成为中国学术界最关心的问题。1910年英兵进占云南片马地区，“救云南即救中国”成为研究云南问题的中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日益深重，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主题；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西南成为大后方，大批内地学者、国外留学归来的学子陆续云集西南。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异常兴盛和繁荣，成就显著，影响深远，在云南乃至中国学术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这段学术史进行总结和研究，不但能丰富云南乃至中国民族学史的内容，而且可以使现代许多与民族研究相关的学科得以追本溯源，理清其发展脉络和建设历程，以便能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好地发展。总之，本课题的研究，对学术繁荣和发展、对现代学科的设置和建设，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显然的。

第一章　抗战之前的研究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直接与当时英法殖民地越南、缅甸接壤。随着殖民主义列强侵略野心的膨胀，我国的西南边疆危机日趋尖锐，且边境地形复杂、矿藏丰富、民族成分纷繁，因此，于国外，殖民主义列强、各国的学者、官员以及其他人士，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纷纷对云南进行调查探访，以为其政府的侵略行径进行摸底、打前哨；于国内，基于燃眉之急的民族危机而激起的爱国豪情，各级政府和学术界遂共同把云南视为关心的焦点之一，国家机关或外省的学术机构纷纷安排各种计划、组织各种活动，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同时，云南本省的学者志士们，也在忧国忧民、救亡图存的情怀和本土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的基础上，大力倡导边疆开发、边政建设及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文化研究。这一时期的云南民族研究，就包括了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国内方面又可因从事研究活动的主体不同而分类为政府行为、学术团体行为和个人行为。

一、外国人的研究

近代最早对云南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是外国人，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尤其是英国的一些学者、传教士、新闻记者、商人和外交官，出于种种目的，就曾到过云南等地调查和收集资料，做过一些综述云南和研究境内民族且在某些方面有一定价值的作品。突出的有：日本人类学的创始人鸟居龙藏于1902年7月至1903年3月，受东京帝国大学的派遣到中国西南地区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后来根据调查材料写成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和《苗族调查报告》，其中后者还被国立编译馆译为汉文，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自20世纪20年代起也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进行过体质人类学测量和社会调查，著有《中国南方人类学》和《中国南方人发育论》等；法国人古德尔孟于1897年进入云南，经历滇南、滇东、滇西各地，编录调查所得为《云南游记》一书，曾于1906年在《云南杂志》3号及以后连续刊载；英国官员戴维斯于1894—1900年间多次到云南调查，除地理方面的内容外，还着力收集了民族学方面的资料，于1909年出版了《云南——印度与扬子江之间的链环》；英国商人立德在19世纪末到云南活动过，并著有《穿过云南》，于1910年出版；英国人克拉克也在云南调查后，出版了《在中国西南诸部落中》；英国人丁格尔在清末曾到中国西南山区徒步跋涉，后将这段经历写成考察记《丁格尔步行中国记》，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出版了由陈增谷翻译的中文本；传教士杜德在1910—1918年间，也到中国南方各省进行了实地考察，特别是对傣族的调查研究在西方具有一定的影响，著有《中国人和暹罗人的关系》和《泰族——中国人的兄长》；美国人洛克从1923年起，就开始深入我国滇、川、康一带的民族地区“勘测资源”和“搜集标本”，收集了大量当地各民族的史籍、志书、家谱、民族文字经书以及金、铜、玉器、佛像等珍贵文物，其中纳西族象形文东巴经约有一千多册，后来根据他盘踞在丽江地区二十多年的调查和搜集所得，写了一本书叫《中国西南古纳西族王国》。还有一些外国汉学家和人类学家、民族学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中国边疆历史地理和少数民族考察研究的零星成果，这时期也被收集译介到国内，如冯承钧对法国学界治汉学的成果，除把散见于刊物上的长篇研究翻译十余种外，并将其中短篇研究译辑成为《史地丛考》和《史地丛考续编》（商务印书馆，1933年）。

二、国内的学者个人研究

国内方面的学者个人研究，有根据中国传统载籍对中国民族史做宏观整体研究或对云南地方史、民族史作区域研究的，也有部分清末民初赴西方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开始进行一些民族学调查研究的，还有云南本省的学者和外省的游客为推介云南而进行的宣传研究。

在对中国民族史做宏观研究时，自然要涉及云南，许多这方面的著作皆有对云南民族的精彩论述。突出的如梁启超，著有两篇有代表性的鸿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和《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其中花了很大篇幅来研究西南民族的历史，对其族属源流的研究，有许多结论至今仍可为定论。^[3]与此同时，还有其他许多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其论述全国性的民族学和民族史的专著、专论中，也有对西南民族进行研究的章节，如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1934年）、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1934年）、常乃德的《中华民族小史》（1935年）、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1935年）、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1936年）、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等。

最早对云南民族进行调查的当算到英国学习过动物学和地质学的丁文江，他在出国留学七年之后回到了祖国，并在1914年做西南地质矿产调查时，对于云南的少数民族进行过社会调查和体质人类学测量，后来写成《云南的土著人种》一文发表在《独立》杂志上。丁文江此次行动，可算是近代国内个人行为当中最早对云南民族进行的调查研究，颇具开创之功。后来，丁文江在西南民族地区游历时，悉心收集彝文经典等彝族资料，并请通晓汉文的彝族学者罗文笔逐字翻译，历经数年始编成他的《爨文丛刻》一书，于1936年送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的正文对彝族的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等做了资料收集并有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所收经典几可概括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彝族的重要文献，全书连注音、释读、意译共约10余万字，是研究彝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安徽广德人钱文选在云南稽核所任职时，足迹所至，达云南大部分地区，事后曾写有《游滇纪事》一书，后收入中华书局编《古今游记丛钞》第九册，该书对于认识和了解云南不无裨益。湖南衡阳人谢彬到云南游历后，作有《云南游记》一书，于1924年由中华书局铅印。郑名1935年著有《滇边土著人种概况》发表在《新中华》第3卷第10期。丁在1935年考察过云南民族之后，写出《云南的民族》一文发表在《新亚细亚》第9卷第6期。王洁卿对云南民族亦有研究，他写了《云南民族之研究》一文，于1936年10月发表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3卷第4期。此篇论文从为现实服务的角度，考察了云南民族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论述了研究云南民族的意义与价值，并且初步对云南民族的分类及其标准进行了探讨。凌纯声也对云南民族的分类、分布及与地理之关系做了初步研究，曾写成《云南民族之地理分布》一文发表在1936年的《地理学报》第3卷第3期。何慧青对杜文秀领导的西南回民起义做过系统而全面的资料收集和历史研究，取得了对杜文秀和其领导的回民起义研究的开创性成果，于1936年在《逸经》杂志第12、13、14、15、16期上连续发表了系列研究论文，对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的历史过程做了详细的叙述和评价，后来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名其书曰《云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罗香林对有关刘永福的历史资料进行了精心的辑录，为研究刘永福和中法战争以及清末的军事外交政策提供了检阅史料的便利，为认识民族英雄的真实面目提供了客观依据。他把辑录的史料结集出版，取其名为《刘永福历史草》，于1936年由南京正中书局正式出版。

云南学者夏光南，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因云南之于全国非常重要但却不为国人包括云南人所重视和了解，而大声呼吁本土文化研究。他在其所作的《云南文化史·自序》中认为：“晚近英并缅甸，法灭安南，直与云南接壤，边防界务之事日多，偶一问题发生，动关全国安危之计。然问其内容，国人多瞠目莫能对，即境内之氓，亦鲜知其所以然之故……是云南者，殆不可轻视，而为云南人者，尤不可不勉也。”^[4]夏光南对于自己的倡导，身体力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精心于云南历史文化的研究，并公开出版有两部专著。其中，1923年由云南崇文印书馆出版印行的《云南文化史》，“为地方史，供本省中等学校，或本国中等以上学校，研究中国史或东洋史参考之用”，该文之资料，“根据之书凡数十种”，而且“必信而有征，疑者从缺”。因而依据文献记载，他把云南自有史以来之发展过程及演变情况，基本理出了一条线索。

李拂一“博学精思，居车里几三十年，访求掌故，遍历南掌、孟艮、景迈、洞吾、阿佤诸区，亦莫不留心于车里交涉史迹，故于车里史地之学，造诣最深”^[5]，在20世纪30年代就写成全面介绍车里傣族聚居区史地情况的《车里》一书，于193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因“留心边政者，考究治乱之迹与夫山川人物，纂录为书，堪布于世……而尤以李拂一先生所著《车里》一书，多体察之言”^[6]。

彝族军官曲木藏尧生长在彝族聚居区，对本民族的文化非常熟悉，到外地学习提高后，又回到彝区，系统地考察了彝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同时由于身为国家军官，又经常把民族调查研究提高到保族卫国的高度，与国防建设联系起来。他曾编写成《西南夷族考察记》一书，作为国民党四川特派员办事处的宣传丛书，1933年由南京提拔书店出版，并且于次年再版。他还写了《西南国防与倮夷民族》一文发表在1934年《方志月刊》的第7卷第5期和《新世界》第37期上；而《国难严重下之西南国防与夷族》发表在1936年的《新夷族》第1卷第1期上。

方国瑜先生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是年秋，受所长刘复（半农）先生之命，回乡学习整理纳西象形文字。其“深入到金沙江边的石鼓、巨甸等地考察，首次发现纳西标音东巴文摩崖，向东巴经师学习，调查记录了大量东巴文资料”^[7]，直到次年学习纳西文字初成后携稿赴京复命，却又因半农先生逝去而离开北京到了南京，“从赵元任、李方桂两先生学习语言学，编写《纳西象形文字谱》……后经一段时间努力，《纳西象形文字谱》稿初成”^[8]。方先生“用国际音标给纳西语标音，编成我国也是世界第一部科学的《纳西象形文字谱》”^[9]。此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考订精细、论证严密，既是研究纳西文的基础，又是对过去纳西文研究的总结。把纳西族用自己的文字记载的史料搜集整理、诠释研究，为纳西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文献史料。方国瑜先生在对纳西族的研究上，筚路蓝缕、辛勤耕耘、成绩卓著，为纳西族的研究开拓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因而被海内外公认为“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

李小缘先生20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期间，就对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为英法所垂涎的云南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他利用美国图书馆的设备，搜罗有关云南的资料，立志编纂一部有关云南研究的书目，以供研究云南之资鉴。1936年他学成归国后，在积极筹建图书馆学系和管理图书馆行政事宜的同时，对于编辑《云南书目》一事也从未忘记。1937年3月，《云南书目》一书的初稿就完成了，并已编印成书，但当时没有公开发行，后来又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先生因忙于公务，更无时间顾及此书的校订和出版了，此后就一直束之高阁达50年之久。直到1988年，经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室校补后，才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把《云南书目》正式出版。此书是我国现代目录学的一部巨制，它提供的资料多达三千余种，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地方文献目录，也是探究云南问题很有参考价值的一部专题书目，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云南历史文化、研究帝国主义侵略云南的历史，按图索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三、国内的学术团体活动

学术团体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进行田野调查，始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大语史所非常重视研究西南民族，所内还设有周刊《西南民族研究专号》。该所的学者们认为，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必须深入研究对象所在区域进行直接调查，才能得到更有价值的材料。因此，1928年夏，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联合派遣史禄国夫妇和容肇祖、杨成志等人，到云南进行人类学方面的调查。这次调查本来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至滇东之熟罗罗区域一行”，但是后来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史禄国夫妇和容肇祖三人并没有去“罗罗区域”进行调查，只有杨成志一人真正完成了调查罗罗的任务。其前后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获得了丰富而珍贵的一手材料。以后他利用这批材料，“写成了《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130部）、《罗罗太上清净消灾经对译》等廿余种著述”；1929年至1934年的五年间，他先后“发表了关于罗罗族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二十多种著述，蔡元培特题书名为《云南罗罗族论丛》”^[10]；1932年他留学法国后“尚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例如：在巴黎《人类学评论》杂志（Revue Anthro-pologique）（1934年）发表《批评中国云南三大种族》；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国际人类民族科学大会上，用法文宣读《罗罗语言文字与经典》（1934年），英国《人类》（Man）杂志译成英文在该刊发表，日内瓦的《东方与西方》（Orientet Occiclent）杂志，把该文分四期连续刊登（1935年）；德国的《种族学志》（Zeitschrift fur Rassenkunde）聘我为中国编撰员，并发表了《罗罗族起源及其性格》（1935年）；我在维也纳的《人类志》（An-thropos）发表《忘掉记载的罗罗文明》（1936年）”^[11]等。正是这次艰苦扎实而又富于收获的调查，为他打下了研究云南民族尤其是彝族的坚实基础，有了这一系列的研究工程和取得的重要成就，他的“云南罗罗族研究”声名鹊起、蜚声海内外。因此，黄文山认为“国内研究罗罗专家以杨氏为巨子”，而且还高度赞扬他的《罗罗族文字与经典》：“他用法文著《罗罗族文字与经典》……是罗罗文字与经典的重要著作，在国际民族史研究上当占一席。”^[12]《新纂云南通志》也载言：“粤人杨成志衔中山大学使命，曾只身入大凉山，请罗罗祭师所谓毕摩者教以罗罗语言授以罗罗经典，半年间竟能了解其俗习礼制，乃以中西文互译其经咒、歌谣一百三十部经典……杨氏亦伟也哉。”^[13]

1934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凌纯声、陶云逵、赵至诚、勇士衡四人到云南做民族调查。“他们分为两路，凌纯声、勇士衡为一路，主要在南至河口、麻栗坡、蒙自、金平，西至大理、腾冲、泸水，北至鹤庆、丽江、维西等地区调查，任务是考察边疆民族生活状况及社会情形；陶云逵、赵至诚为另一路，调查区域为东南至麻栗坡、河口，南至普洱、澜沧，西至腾冲、泸水，北至兰坪、丽江、维西，任务为考察边疆人种及语言”^[14]，调查了包括摆夷、麽些、倮倮、倮黑、傈僳、卡多、扑拉、茶山、崩龙、阿佤等民族，而且携带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摄影和测量仪器，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包括体质测量在内的边疆民族调查，获得了丰富的田野资料。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凌纯声进行了滇缅交界地的佤族研究，并与芮逸夫合作研究了滇缅南段未定界内的民族；陶云逵研究了傈僳族和傣族的文化、体质和生育婚丧等；勇士衡于1936—1937年又对云南的部分民族进行了补充调查。

云南省立双江简师，是云南省教育厅为开办和推广边疆教育而培训师资，用国家款项在云南西南边地创立的一所简易师范学校。以彭桂萼为代表的教职工，在加紧训练师资、从事教育的同时，还编辑出版《边城》丛书十种，以介绍边疆情况于国人，供开发建设边疆之参考。编者把他们编辑此丛书的初衷、工作过程和内容以及最终要达到的目的，都说得很清楚：“本校是本省教育厅以国家款项创立于本省西南角上的唯一师训机关，她是云南西南的边教重心，也是中国西南极边的文化策源，对于边地民族感情的融合，对于边地夷民智识的启迪，对于边地民众生活的改进，不待言，是负有重大的使命的！……于教学训管、训练师资、培养人才的分内工作余暇，特从事于《边城》丛书的编印，拟将云南西南边地的整个面目托露于国人之前，以作建设边防文化的一点参考。丛书共计十种，已陆续编妥付印，期于二十六年（1937年）底全部完成，计六十余万言。”其分别为彭桂萼著之《双江》《西南边城缅宁》《天南边塞耿沧澜》和《边地之边地》，李文林著之《到普思边地去》及《在双江之产物》，陈雨泉及本校员生合著之《云南西南边地与中华民族国家之关系》，编辑处汇编之《收回双江猛猛教堂运动》，李英编之《一年之双江》和编辑处汇编之《双澜镇沧耿五省校概览》等十种。^[15]

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也是非常关注、极力促成，并且于1936年7月10日编辑出版了《新夷族》第1卷第1期，专门收集了论述西南少数民族的有关论文，其中有：岭光电的《夷族中阶级之名词与其特俗》和《西南夷族史》、北胜女士的《几个夷族妇女》、斯补慕理的《夷番汉的再生》、张铁君的《明史上夷苗民族变乱之原因》、曲木藏尧的《国难严重下之西南国防与夷族》、奋飞的《复兴民族（夷族）的途径》、杨敏生的《西南夷情及治理之我见》、陈之宜的《西南夷族的觉醒》、姜绍鹤的《整理夷族事务之我见》、阿弼鲁德的《中华民族之复兴与西南夷》、安腾飞的《西南夷地之危机》、安成的《西南夷族不是中国土著民族吗》等。^[16]

四、国内的政府调查行为

在学者们单纯进行民族学调查的同时，一些因开发边疆交通、推进边疆建设或处理边界国际事务而进行的边疆地区的地理调查和边界勘测活动，以及为制订开发建设和发展计划而进行的农村调查摸底活动等政府行为也积极涌现出来，参与其事的专家和官员们搜集到的材料，也都直接反映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地理形势、民俗风情、语言文化及经济生活现状等。他们得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也都丰富了近代云南民族研究的内容，而且为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民族学资料。

因为边界外交纠纷，早在19世纪末，清政府就曾派员对云南等西南边疆地区进行了调查，收集了一些关于边疆情势的原始资料。20世纪以来，随着边疆危机的加深、外交纠纷的增多，政府对边境地区更加重视；同时为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开发建设，极需要了解情况，因此，对云南等民族地区屡屡派人进行调查研究。

光绪六年（1880年），贵阳人陈灿来到云南做官，在云南任职28年后，于辛亥革命前才离去。此期间，他游宦云南各地，且多次参与中英会勘滇缅界务，对云南各地情况颇为熟悉，并将其为官期间之公牍选编为《宦滇存稿》5卷，于离滇后由贵阳文通书局排印。此书是“研究清末滇西边地政治、军事、经济的重要参考资料”^[17]，同时亦对云南各地少数民族情况多有反映。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委湖南人夏瑚任阿墩子弹压委员，兼办理怒江事宜。夏瑚到职后，即亲历交通困难、人烟稀少的滇西怒俅地区，了解边情、收集资料，写成了《怒俅边隘详情》一稿。此文一万三千余言，为“履勘边隘，绘图贴说，并陈管见”而作，实为了解当时怒江地区民族社会状况的重要资料。后来尹明德把它收集附录于《云南北界勘察记》一书中，题《怒俅边隘详情》，丽江有传抄本，题《边著拾遗》。^[18]

1910年李根源对滇西的调查。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英兵自缅甸侵占我国滇西竹茨、派赖等村寨，激起当地傈僳、景颇、白、汉诸族人民之强烈反抗，竹茨土守备左孝臣御之身亡。1910年（宣统二年），英人又沿竹茨往北强占我片马，舆论哗然，滇督李经羲命李根源以总办往勘滇西防务，李根源遍历滇西地区，沿途绘有路线图，并参证史、志，考察现状，于若干地名下附注山川险要、四至道里、种族人户、历史掌故、风物名胜等，共绘图126幅（两幅合制者十五幅，实图百有一幅）。^[19]此次调查记注之地名多为李根源先生躬亲所至，“未敢稍参己意，备后来者征信焉”^[20]。调查结果于1929年在上海石印，名曰《滇西兵要界务图注》。

1912年四川都督府派遣杜明、何元体、秉基三人到四川的峨边、马边、雷波和云南的屏边四个县的彝族地区进行考察，后来杜明根据调查所得材料著成了《峨马雷屏边务调查记》和《三边屯务调查图说集》等著作公开出版。

20世纪20年代因江心坡事件而引起国人对滇缅界务的重视，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29年夏成立滇缅界务研究会，尹明德先生被推举参加研究会，被委派为滇缅界务调查专员。尹先生接受任务后，立即动身前往云南。他率同调查测量人员，多次深入片马、江心坡一带腹地进行实地勘察，经过数月的艰苦努力，终于调查清楚了英帝国主义历年在北段未定界侵略的经过及其在北界的政治、军事、交通、教育等各项设施情况，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事后，尹明德写成《滇缅界务北段调查报告》《滇缅界务交涉史》和《云南北界勘察记》等作品，这些著作对当地的地理形势、民族情况都有丰富的记载，特别是《云南北界勘察记》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傣族、傈僳族等民族的情况，为研究滇缅边地跨境民族提供了重要资料。尹先生还根据这次调查所得材料，直接进行了民族研究，并写成《滇边野人山及恩梅开江、迈立开江流域人种》一文发表在1933年的《地理学季刊》第1卷第2期。^[21]

20世纪30年代初，根据国民政府“各省成立通志馆”的命令，云南省地方官员和学者也开始倡议新修云南通志，以把云南历史文化系统保存和传承下来。1931年由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发起主修，先后由周钟岳、赵式铭领衔编纂，由袁嘉谷、秦光玉、方树梅、方国瑜等人主笔，开始纂修《新纂云南通志》和《续云南通志长编》，至1949年底，《新纂云南通志》始成。《新纂云南通志》收集了云南地方史和民族史方面丰富而全面的资料，为保护和研究云南民族历史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0年末，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馆长陈玉科、编辑饶继昌“怵于边事日非，民生日困”^[22]，开始广为征集调查研究云南边地问题之稿件，原打算在《云南半月刊》出一两期的云南边地问题专号，不料该刊因缺乏经费而停版。但此时稿件已征集得很多，达数十万言。一年之后，更是达六七十万言。由此，陈玉科呈准教厅，决定出版专册。1933年《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上下两册先后正式出版。此书编辑之目的，不仅仅是为言边事而止于调查与研究，而是“使国人明了云南边地蕴藏的丰富与夫危机的深刻，一致兴起，来开发宝藏，来挽救危机，归结一句，就是唤醒国人到云南边地去干建设的工作”^[23]。

1933年12月至1934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派员主要对云南农村的经济生活状况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事后写成调查报告《云南省农村调查》，于1935年4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调查委员会“派……鲁成、王杰二君到云南去作一个大概的考察”。其调查方法，“取抽样调查，以村为单位。就云南如滇中、滇东、滇南，各不同之区域中，选择一二县份为代表县份；再就县中，以其经济环境关系，选择六个代表村，其中关于土地分配、农田使用及借贷关系，则求之于农家，挨户调查”^[24]。《云南省农村调查》，顾名思义，应是云南全省的概况调查，而实际上，却仅是对滇中、滇东、滇南的昆明、禄丰、玉溪、马龙、开远，三区五县的抽样调查，而滇西北、滇西南和滇南等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云南典型的广大农村却没有涉足，而且，调查方法与村户分类标准，亦颇可批评，殊难使人满意。^[25]

1934年因班洪事件而引起中英滇缅界务纠纷，中国朝野因东北边疆的先例而感到相当的震惊，给予相当的重视。但由于对西南边境地区的地理形势、民俗风情等情况相当陌生，加上英人奸诈狡猾、无理取闹，在中英进行界务交涉时，我方常常处于被动的尴尬境地。只有首先弄清楚边境地区的基本形势和情况，掌握英人犯我边境的事实，才能扭转当时同英人打交道的被动局面，不至于吃亏。因此，这时期国民政府积极组织人员进行边境实地调查。

1934年，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云南边地调查专员周光倬，其曾受命到滇西、滇南边境地区调查各地方天然环境及民生状况。经过半年的时间，他对迤西迤南边地之班洪、孟定、猛角、猛董、澜沧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做了详细记录，归来后写成《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一书，1935年曾铅印一册。此书除对边界地区的地理气候等做了详细的记载外，还对各地的民族情况有较多的记述。

同时，国防设计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也立即联合资助中央大学组织云南地理考察团入滇，由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黄国璋教授和奥籍费师孟教授牵头，中央大学地理学系的严德一、王德基及国防会滇籍张凤歧先生等参加。一行入滇后，因外交环境而改至思普沿边调查，游历考察边境八个月。归后，团体写出了总的考察报告；严德一还另写有《车里、孟连一带旧十二版纳内之民情风土农事》一篇，于1940年发表在《地理学报》上；黄国璋教授后来还组织研究过滇南各县的土地制度，测绘车里农村的田亩、详究其分配方法，实为我国古井田制度之遗型^[26]，并作有《滇南之边疆情势及今后应注意之点》发表在1944年的《边政公论》第3卷第3期。

1935年，中英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并成立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会，尹明德为中国委员之一，一些民族学家如芮逸夫和方国瑜等也获机参加。他们在勘察中，对滇西边区少数民族的各方面情况都有所调查，获得了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事后，尹明德著有《滇缅南界勘察记》，其中多有关于少数民族的材料。芮逸夫根据调查材料，研究了拉祜族的经济生活，研究了傈僳族的语言文字，并写成论文《记栗粟语音兼论所谓栗粟文》，于1939年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第1卷第2期。方国瑜“因参加中英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自南京至滇垣”，虽“随委员会行程，未能专心于一地一事或一民族之考察”，但“勤于笔录……惟取所记，以民族分布之地理为篇，其有考校史事发抒意见者，亦附载之”，获得了许多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的重要一手资料。其后于1936年“九月回昆明，教读于云南大学，课暇整理旅行边境八阅月之记录，区为《滇西边区考察记》、《旅边杂著》、《界务交涉纪要》，各若干篇，至二十七年（1938年）春全稿草竟”^[27]。其《滇西边区考察记》作为西南文化研究丛书之一，于1941年由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印行。

第二章　抗战期间的研究

抗日战争是中国民族危机、边疆危机严重深化的结果，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以解除危机，发展经济以增强国力，就必须研究中华民族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及其特点规律，以了解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进而提高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取得反侵略和搞建设的双赢。因而抗日战争时期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研究的一个黄金时期；而西南民族研究是这个“黄金时期”的主要内容和“重头戏”；云南民族研究又是西南民族研究的核心部分，是“重中之重”。抗战全面爆发后，西南很快成为大后方，随着全国学术文化重心的保护性转移，原来集中在东部地区的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纷纷向西部地区转移，中国大部分的民族研究机构迁至西南地区。昆明更是民族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最为集中的城市。而且学术界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到云南之后，因为民族资源的丰富和自然条件的便利，所进行的研究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云南各少数民族或其聚居区密切相关，因此这时期的云南民族研究，触及的领域、牵涉的范围以及研究的学科门类、理论方法，都非常广阔而繁杂，为把问题说清楚，这里主要对民族社会调查、民族历史考订和民族语言研究三大类进行阐述。

一、民族社会调查

抗日战争使大批教学研究机构被迫迁到西南地区，民族学研究工作者也来到了以往所不曾拥有的民族学研究的最好田野工作基地，纷纷抓住时机，利用有利条件开展各种民族调查研究活动。由于西南地区成为大后方，国家对边疆问题更加重视，国民党中央就曾提出：“设置边政研究机关，敦请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计划边疆建设问题，以贡献政府参考，并以提倡边疆建设之兴趣。”^[28]并且成立了中国边政学会、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中国边疆学会等机构。这些团体，虽然与官方联系较为密切，但也有一些民族学家参加其中，而且也直接组织了一些有关民族学的学术调查研究活动；同时，为了便于边政、民族研究成果的公开发表，这些机构还出版有各种学术杂志：蒙藏委员会有《边疆通讯》《蒙藏月报》，中国边政学会有《边政公论》，中国边疆学会有《中国边疆》，中国边疆学会四川分会还有《边疆周刊》等。这样，政府机构与民间团体，纷纷组织活动，对西南边疆地区进行实地勘察和调查，得到的资料，不论出于哪个角度，都与边疆少数民族有关。

1938年由中央赈济委员会资助，几所大学的学者们组织了一个滇西边区考察团，打算调查滇西的民族、地理、物产，想在此建立一个移民区，江应睴等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参加了活动。由于“这时的昆明，已经成为战时文化的大后方，若干大学迁滇，学者们群集昆明。中央赈济委员会在这时组织了一个滇西边地考察团，目的在寻一个可供移民垦殖的边区。由林孟工先生任团长，邀请了许多对边疆有研究兴趣的大学教授参加”，江先生“也应邀参加，负民族调查之责”^[29]，其搜集了大量的民族学材料，并写成综合考察报告。1938年冬天，云南省政府也组织人员对思普沿边的傣族进行了社会调查。回来后，参加调查的姚荷生写成了《水摆夷风土记》，并于1948年正式出版，书中“记载了当地的傣族、哈尼族、拉祜族、佤族等民族的风俗，但存在曲解和滥发议论之处”^[30]。

抗战期间，因为国防和边政的需要，政府积极组织交通勘察活动。1938年1月，身任滇缅公路云龙至保山段督察的严德一奉交通部之命，前往该路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著为《滇缅交通之理想与实现》一文，曾以《论西南国际交通路线》为题，发表于《地理学报》”。之后，他还与罗文柏等人，由交通部、经济部及行政院水陆运输联合设计委员会资助，做了一次纵贯青康藏滇之旅行，“结伴五人，罗文柏先生父子而外，尚有生物学家彭鸿绶君，地理学家李式金君，马行九十九程，逾万尺高原，渡江河源流，走通青海至洱海之旅行……高原与峡谷之地理神秘，已稍有认识。万尺高原探查报告，述边疆地理实况，供交通建设参考”^[31]。1941年交通部组织中印公路测勘队，严德一也参与其事，“躬亲攀山涉水，穿林历险，且为勘通全线四员之一……云南西北角之民族访问与气候观察，略草两文，边疆僻隅之实地经历，籍供学术界之初步研讨”，并且借此机会调查了滇缅未定界内之神秘地理，“驻葡萄调查经月，并研究以前英人之探查报告，辑为一文”^[32]，1950年收入《边疆地理调查实录》公开发表。

滇西抗战时，为建立统一战线、策动民众共同抗战，国民政府宣慰专员尹明德曾赴滇西边区宣慰各土司。1942年8月尹明德受命后，立即深入滇西战场进行抗战动员宣慰工作，他先后宣慰了潞江、南甸、干崖、盏达、户撒、腊撒、鲁掌、登梗、六库等土司。在宣慰土司期间，著有《宣慰日记》二册，但现仅存活动前期所记内容2万余字。《宣慰日记》对滇西各土司地各民族人民团结抗日、共同御侮的事迹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详细记载，除为研究滇西抗战提供了确凿的一手材料外，还对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意识、国家观念等方面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民族学会西迁后，会员四散、会务停顿。而大批人才云集云南后，出于研究的便利，学者们又曾创建过新的学术团体。1939年，吴文藻、方国瑜等人在昆明发起成立云南民族研究会，公推李济为会长，顾颉刚、罗常培等十三人为理事，拟定“（一）每月举行学术讲演会一次，（二）编纂西南民族文献目录及提要，（三）搜集西南民物标本，（四）调查西南民族”^[33]等研究工作。该会人才济济，学术雄心很大，但“惜昙花一现，递尔夭折”，否则对于云南民族研究必有巨大贡献。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38年秋迁至昆明北郊的龙泉镇，次年恢复工作，所内人类学组在战时还编印出版了《人类学集刊》杂志，以供研究成果的及时发表。该所虽然在云南的时间不算很长，但所内研究人员诸如李方桂等，仍搜集到不少民族语言学或民族学资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匆忙撤离昆明，对云南民族研究来说多少有点损失而成遗憾。昆明的主要研究机构还是西南联合大学和云南大学。^[34]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被迫从原址转移后，1938年4月，迁至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文科初设历史社会学系，1940年夏，分为历史系和社会学系，社会学系是以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为中心组成，是重要的民族学社会学研究机构。同时，西南联大的其他系也开设了与民族学有关的课程。清华大学研究院也于1944年12月恢复了社会学研究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也有人类学，它招收的部分民族学方面的研究生还聘请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凌纯声等为导师。南开大学迁到昆明成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后，就计划以边疆人文作为研究范围，开展实地调查，推进边疆的文化教育工作。1942年得到石佛铁路建设经费的资助，成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陶云逵任研究室主任，研究人员还有邢庆兰、高华年、黎国彬、黎宗献、赖才澄等。该研究室的主要实地研究计划包括社区调查和边疆教育研究，出版有油印的杂志《边疆人文》第3卷第18期和《语言人类学专刊》。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对云南也展开了较为广泛的民族调查，经常委派研究人员到各地进行民族社会调查，其调查的对象主要包括布依族、哈尼族、傣族、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和汉族。^[35]陶云逵和其他研究人员“在1942年对云南的新平、元江一带的语言、宗教、巫术、市集、地理环境等进行了专项调查，次年又到红河上游的上述两县和峨山等地调查语言、文字、物产等内容”^[36]。

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帮助下，云南大学的民族学研究工作在抗战期间很快发展起来，成为当时中国民族学界的一支新力军。1938年秋，受过欧美正规而系统的高等教育并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吴文藻来到云南大学执教，次年在费孝通、李有义等几位先生的协助下，又积极筹划并建立起云南大学社会学系^[37]，同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还代表燕京大学在云南大学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在费孝通先生的文章里被称为“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1940年工作站迁到昆明附近的呈贡，住在一个三层楼的魁星阁（魁星点状元，这是中国旧日科场士子获取功名的寄托和理想，在中国乡间许多出过状元的地方，都有这种被称为“魁星阁”和“魁星楼”的建筑，这种建筑的兴建是希望地方能多出一些科场状元^[38]），因此，工作站此后又俗称为“魁阁”，吴文藻到重庆任职后，由费孝通接任站长，经费后由农民银行负责。1943—1944年费孝通赴美期间，许光曾代理站长。先后在该站工作的专职研究人员有张之毅（费孝通、杨、李有义等人称其为“张子毅”）、田汝康、谷苞、史国衡、王康等，兼职研究者有林耀华、李有义、许光、瞿同祖、胡庆钧、张宗颖等^[39]。魁阁的字面含义是精英集团，聚集在魁阁的这些成员，以他们出色的成绩使魁阁名副其实，事实上，以魁阁当时的工作风格和学习风气而言，大体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一个雏形^[40]。费孝通曾回忆说：“后来得到农民银行的资助，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研究室，附设于云南大学，系云大和燕京大学合作机关。我那时的工作是帮忙年轻朋友们一起下乡调查，而且因为昆明轰炸频繁，所以在二十九年冬迁到呈贡，古城村的魁星阁。这个研究室从此得到了‘魁阁’这个绰号。我们进行的工作有好几个计划，前后参加的也有十多人，有结果的是：张之毅先生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土地与商业》、《洱村小农经济》，史国衡先生的《昆厂劳工》、《个旧矿工》，谷苞先生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区的摆》、《内地女工》，胡庆钧先生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其中有若干业已出版。我是魁阁的总助手，帮着大家讨论和写作，甚至抄钢笔版和油印。”^[41]同时，为了“促使社会学之中国化，以发挥中国社会学之特长；为供给社会学上的基本参考书，以辅助大学教本之不足”，吴文藻先生还主持编辑出版了社会学丛刊。魁阁的好些研究成果，都是作为社会学丛刊公开出版面世的。

不过，在上述费孝通先生对魁阁成果的回忆中，有一个重要的遗漏，就是李有义的《汉夷杂区经济》。其实，李有义在魁阁做研究期间，与其他研究人员一样，有过详细的社会实地调查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而且在当时还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只是由于其研究成果当时没有得到公开出版，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便被慢慢湮没在尘埃之中，而为后世所忽略而鲜知，甚至晚年的李先生本人也忘了当初曾有此鸿篇巨制。不幸中的大幸是，今在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创办的云南大学历史系云南地方史研究室中居然发现了李先生这部蒙尘已久的杰作。

1939年夏，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曾拟订一个云南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计划，开始时分两组进行，其中一组选定以滇越铁路近旁的路南（今石林）作为调查对象，李先生因研究兴趣在于杂居社区的经济情形，而路南又是昆明附近各县中民族成分最为复杂的一个区域，因而加入了路南组的调查。这年秋天，李先生首次奔赴路南，经过初步的考察，选定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县城东面约四十里的一个撒尼人和汉人杂居的社区——尾村（尾村只是学术研究上的学名，实际地名有可能是维则）作为田野工作点。李先生经过六个月的实地调查，对尾村的汉夷经济关系及其变迁进行了系统的叙述和分析，著成《汉夷杂区经济》一书，油印发行后，曾一度受到当时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全书共约8万字，包括导言、正文十章和图表12幅，各部分既单独成章，又紧密联系而浑然一体，结构严谨、论证严密，作者以“汉夷关系的变迁为经，而以他们的经济生活为纬”，纵横结合，全面论述了尾村的经济形式。经过分析之后，作者认为“尾村的汉人因政治地位的丧失造成了他们经济地位的没落，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失去而生计上渐渐脱离了农田，夷人则因政治的解放而渐渐获得了土地，而在社区的政治活动上获得了主权，但在对外的活动上却不得不利用汉人，结果遂产生了在杂区特有的民主化的政治活动”^[42]。

中山大学于1938年迁至云南的澄江（1940年又转移到广东的坪石）。中山大学的学者们，在云南澄江时，利用处于边疆少数民族中的便利条件，经常师生结队到附近的少数民族地区搜集民族学材料，而且还花半年的时间对大凉山的彝族进行了调查；1940年向广东转移时，他们又组织暑期学术考察团，“沿途考察滇、黔、桂、湘、粤五省边区各地的文史、教育等情况”^[43]。另外，华中大学迁至云南大理喜洲，其他一些大学也迁到云南昆明等地，这些大学都或多或少地组织过集体或个人的民族调查活动，取得了一些成果。他们的迁滇扩大了云南民族研究的队伍、增强了云南民族研究的力量和气氛，使得这时期的云南民族研究，成果迭出、繁荣昌盛，在全国民族研究中的地位更显突出。

江应睴是杨成志在中山大学的学生，读书期间就经常带着任务跟随老师进行实地调查，考察过广东和海南岛的苗瑶黎等族，获得了丰富的民族调查经验。抗日战争爆发后，江应睴先为中山文化教育馆写了一本小册子《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作为该馆抗战丛书第53种出版。随后，他第一次被派往云南调查少数民族情况，“同年（1937年）夏，云南省政府与中山大学研究院联合派我为云南边疆民族考察专员，第一度考察地点是滇西自大理以下迄腾龙沿边地”，收集许多资料后于“二十七年（1938年）五月回到广州，在敌机的轰炸下写成了《云南西部摆夷研究》一书”^[44]。1938年8月，他又回到昆明，参加了一个考察团再次赴滇西边区考察，“这一度补充了我上次考察未获得的另一些资料，写成《滇西摆夷的现实生活》”。在1938—1940年中山大学迁滇的两年间，他回到中山大学教书，同时“曾率领学生考察过澄江、昆明、路南、嵩明等地的彝人”^[45]，而且“两年内发表过六篇论文”^[46]。1940年中山大学迁回广东坪石后，江先生仍留在昆明，而且接受了中大留给的三大任务：“1，到重庆为旧教育部开办的边疆民族训练班和边疆学校教三个月的中国民族史；2，入大凉山调查彝族社会；3，调查西双版纳傣族。”^[47]因此，他“三十年（1941年）春只身入大小凉山考察独立罗罗”^[48]，历经半年多艰苦调查之后，于“（1941年）7月回至昆明，写成《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一文，1949年印为专书”^[49]。之后，他“转昆明，再沿滇缅铁路线调查了顺宁、云县、耿马、孟定一带的摆夷。三十一年五月安返昆明，惟这次孟定、耿马一带所得的资料，便全部损失于炸弹之下”。1943年云南省政府成立一个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江先生又“毅然离开学校，转任了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两年间……写了几个边区开发方案（《腾龙沿边开发方案》和《思普沿边开发方案》）、《云南边疆概况》等小册子（均已由该会出版）”^[50]。

江应睴先生在对云南民族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了傣族研究上，并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其“从事摆夷的考察研究，始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51]。他从开始“从事摆夷的考察研究”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这一个时期，对傣族的研究，写出了不少论文发表在当时的各种刊物上，并公开出版了数部专著。

江先生对彝族的研究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他的《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一文，对巴布凉山这一原始而神秘的地区的地理环境、夷人的来历、奴隶社会的形成、部落支系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部落社会内的家庭组织及家庭财产、生活习俗及语言文化等情况做了详细而精确的介绍与评说，使人们对这一神秘地区的社会状况有了清晰而确切的概念，澄清了一些想象中的误解。在初稿已成但尚未正式发表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景汉先生看过此文后，曾撰文把此文的内容介绍给国人，对此文及作者给予高度评价，说江先生是兼有丰富学识与实地考察经验的学者，此文是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

陈碧笙在滇缅铁路局任职的时候，对云南边地资源及交通形势做研究的同时，还进行了民族调查，著有专著《滇边经营论》（1938年发行）和《滇边散忆》，还有一些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后来，他把1939年前后两年发表在报纸杂志上或在干训班上的演讲词、讲义稿收集起来，结集成册，取名为《边政论丛》（第一集），由太平洋出版社于1940年出版。所收文章，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叙有论，论尤为突出，但主题只有一个：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祖国、振兴民族。

林耀华于1941年携新婚妻子由美归国，直接来到昆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在昆明一年期间，除教书外，还兼职于“魁阁”，做些社会调查研究工作。^[52]1942年去了成都，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代主任。来到成都后，他的“第一大目标，便是当时国内外人类学、民族学界瞩目的神秘之地——凉山”，他要对凉山地区的彝族进行调查，于是“1943年暑假，组成了由我带领的燕大边区考察团，对大小凉山进行了为时八十七天的考察，深入到凉山腹地……历尽危险和艰辛，终于完成了我的第一次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翌年写成《凉山彝家》一书，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53]。书一出版，就得到当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的高度评价：“实将罗罗社会学上之事实完全网罗无遗，据此书则读者对罗罗之民族、社会、文化等，宛如身临其境，故余推荐其为近年来之佳著也。”^[54]

马长寿对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民族进行过较多的实地调查和文献考究，研究颇有成就，也曾对凉山彝族进行过实地考察。抗战期间他“先后两次深入大小凉山地区，调查记录了彝族的语言、社会阶级、物质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情况，搜集了各种彝族文物，写成了数十万字的《凉山罗夷考察报告》。虽然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公开发表，但由于记录较早、详细完整、记述直观，至今仍具有科学价值。他还以自己的调查结果发表了《凉山罗夷的宗谱》等著作和论文”^[55]。

芮逸夫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川后，于1942年12月至次年5月对川滇黔交界处的苗族进行了调查，“调查以苗族的原始文化特征及其同化过程与现状为重点，事后又请苗族同胞到研究所补充了苗族语言和婚丧礼俗方面的资料”^[56]。同时还著成《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一文，发表在《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

岑家梧抗战前留学日本，抗战全面爆发后，“激于义愤，和其他留日的中国学生一起回国”，1938年底广州沦陷前夕，岑家梧接受中英庚款资助，到云南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岑家梧到云南的嵩明县一带苗族地区从事社会调查，写作了《云南嵩明县花苗调查》《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及《抗战与边疆民族文化运动》等文^[57]，同时还写成了《西南民族及其文化》一文发表在1944年的《时代论坛》第3卷第5期，在该文中他对云南民族进行了分类。

二、民族历史研究

在外来的学术研究单位和大学纷纷自己或帮助当地的大学，组建机构、安排计划，进行民族学教学和研究的时候，云南省的一批地方学者，也不忘自己的使命，借着外来的自由浓厚的学术研究之“东风”，积极建立自己的机构、安排自己的计划、组织自己的活动，来进行云南或西南本地的民族社会调查与历史文化研究之工作。云南大学建立了由方国瑜等人参加的西南文化研究室，编辑出版了《西南文化研究丛书》，“以文献之搜讨及实地考察为重心，其有编撰论著之较巨者，刊为丛书……使他日言开发建设者有所资鉴”^[58]，在方国瑜先生主持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编辑出版《西南研究》，先后印行十一种^[59]，一时间，研究西南边疆的专著多有出版”^[60]；同时方国瑜和凌纯声、向达、楚图南、闻宥诸好友还创办了《西南边疆》月刊杂志，“出至18期（《西南边疆》自十三期起，迁蓉发刊，由成都西南边疆研究社印行^[61]）”，目的“即在以学术研究的立场，把西南边疆的一切介绍于国人，期于抗战建国政策的推行上有所贡献”^[62]。

方国瑜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正式开始从事云南地方史的研究工作”以来，便一直十分重视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云南的历史与现状。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站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高度，秉着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工作作风，把云南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放在祖国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与研究，酝酿了“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观点，批驳了当时社会上居心叵测、别有用心的种种谬论，正如他在《云南政治发展之大势》（载1944年《边政公论》第3卷第2期）中所指出的：“今日之云南，为中国之一部分，自有历史以来之云南，即为中国之一部分，故云南之历史为中国历史之一部分；有若干史学家不承认此说，甚至谓云南自元代始入中国版图，此不考究之过也。”最终得出了“中国历史应该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的结论。这些重要思想观点与结论始终贯穿和体现在他的研究工作及成果里面。他在1934—1935年间，就用一年时间到南京国学图书馆借读善本，开始辑录云南史料；于1938年后，又连年兼任云南通志馆编审、审定、续修之职，为《新纂云南通志》撰写了《建置沿革》《疆域考》《宗教考》《族姓考》诸目外，尤其对云南金石文物“搜访文字所得、拓片及史志所载悉录之，并作跋文”^[63]，又为《新纂云南通志》编纂了《金石考》，并参加了全书的编纂和审定工作，为《新纂云南通志》的编撰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抗战胜利后又为昆华民众教育馆主编的《云南史地辑要》撰写了《云南沿革》。这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当时某些人心目中的“云南乃化外之地”的错误观念，提高了云南作为祖国的一个省在国人心中的印象和认识。

方国瑜这时期还做过很多的关于南诏、大理的研究，但有好些成果当时还没有公开出版或发表，因此他这个时期论南诏大理的公开论著，读者还见得不多，主要有《人与白子》（发表在1939年的《边疆》第40、41期）、《唐蒙信使录》（1936年写成，发表在《云南教育科学》第1期，后于1939年和1948年两度修改，今收入《方国瑜文集》第二辑并改名为《南诏信史录》），以及因1939年陈垣先生致信来求索云南佛教史资料，方先生因而“翻阅释典史传音义之书，搜录资料未及寄去，不欲尽废前功，乃为《云南通志》写稿”，“仿陈先生所寄目录体例，编撰明季以前部分……乃编《明季以前云南佛教》为五卷”^[64]，其中之《云南佛教之阿吒力派二三事》后来还被取出修改，收入《滇史论丛》第一辑。当时稿成而未发的有：《唐宋间之云南佛教》（1935年成稿，今收入《方国瑜文集》第二辑）、《云南佛教原始之谬说》（原载《云南佛教史》，1941年成稿，曾收入《滇史论丛》第一辑，今载《方国瑜文集》第二辑），等等。在这些著作中，方国瑜通过对史料的考证分析，有力地驳斥了某些学者“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和“耳海、滇池地区居民来源于印度”的谬论，坚持了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的观点。

对于纳西族的研究，在上文里讲过方国瑜先生的《纳西象形文字谱》，这时期他又于1942年撰成《麽些民族考》一文发表在1944年的《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四期。在这篇文章里，方先生引用大量资料，全面而系统地分析研究了纳西族的历史文化。此文研究纳西族历史，征引宏富（参考之书多达110余种）、论证全面、多有创见，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实属难能可贵。但随着后来研究的深入，作者对此文的观点和结论多有不满：“瑜前写《麽些民族考》一文……大体汇集资料，而错误甚多”^[65]，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一些修改，与和志武合著了另外一篇文章《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

李根源先生亦武亦文，在从事繁忙的军务和政务之余，对云南历史文化也有较深的研究，他除搜集石刻资料，进行云南地方史研究而著有《曲石丛书》和《云南金石目录续编》等之外，还曾主编《永昌府文征》。在编著《永昌府文征》的时候，方国瑜协助李根源做了大量的工作。《永昌府文征》中收集的大量关于古哀牢国和永昌郡的历史资料，是研究古哀牢国各地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价值巨大。^[66]

范义田先生这时也对云南民族，从文献上分析研究了其历史渊源和迁徙演变，写出了一批文章发表在当时著名的《东方杂志》上：《云南民族之溯源及发展》载第39卷第7号、《滇西明家人史略》载第39卷第10号、《明家人之语文及其历史传说》载第39卷第11号、《西南夷之族类及其名称与地理生活关系》载第40卷第3号、《华戎之同种及西南高原族“昆明”、“滇”、“诏”之解说》载第40卷第10号。后来他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名其书曰《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于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公开印行。他认为：“欲研究分析云南之族，自应同时注重于各族现实社会之调查……故吾人如就历代朝野史书之所载，以分析云南各族之种类及其混合、变迁、发展之迹，其价值自不下于对现实各族社会之正确调查与研究也。”因此，他主要探讨了云南民族与华夏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和云南少数民族的族源族属族称及其历史变迁演进问题，尤其对大理南诏之历史及相互之关系做了较为详细的解说。范义田在当时民族研究大兴实地调查之风气的情况下，秉中国学术之传统，以文献为主要依据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了云南古代民族的历史渊源，对云南民族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并从故纸堆里梳理出其发展脉络及其演变过程。由于他对云南民族历史的科学考究，基本理清了各民族的来源和历史发展过程，云南民族史的研究算是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阶段性的成果，特别是他对云南民族的分类，基本上奠定了以后云南民族史研究中民族分类的一种标准。他的研究成果，还对当时众多学者和官员结合田野调查，全面了解云南民族状况产生了较大的作用，也给后来的西南和云南民族史研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陶云逵对傣族也有过一些研究，写过几篇论摆夷的文章：《车里摆夷之生命环》发表在《边疆研究论丛》，《十六世纪车里宣慰使司与缅王室之礼聘往还》发表在《边政公论》第3卷第1期，《云南摆夷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发表在《边政公论》9、10合期。他分析了摆夷的社会状况及名称渊源，还通过对摆夷土司数目、级别及其职权、义务的分析，考究了历史上摆夷在云南的势力消长情形及与政府之关系，认为云南高级土司多为摆夷，土司与中央政府之关系，在元代较为松散，明清两代逐渐紧密，及至民国，“设流而不改土”，但土司受流官节制指挥。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人对南诏、大理有过一些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熊德基在《南诏宗教考》（发表在《新中华》复刊第6卷第17期）一文中认为：南诏实有道教与佛教，佛教尤盛；佛教之输入云南，说法有二：一谓自迦叶入定鸡足山始，其时约在纪元前五世纪，二谓佛法输入自唐开元间，但此二说皆不可信，滇中佛教之输入，大抵应在汉唐之间；至于张建成及开元间佛教南来之史实，或可视为滇中禅宗传入之始，盖于蒙氏建国后，南诏佛教实有西来之密宗及中土传入之禅宗二支，而密宗尤盛。贺益文在《大理史地丛谈》（发表在《东方杂志》第40卷第10号）中认为：“民家”除汉人血统外，尚有罗罗血统，至于有无摆夷血统，则尚有待研究；大理佛教，始于汉而盛于唐宋，迄明末清初仍不稍衰。李薭非在《南诏建国始末》（发表在《边政公论》第3卷第4期）中指出：南诏本为哀牢夷后，西爨原为滇中文化较高的汉裔部落；南诏建国前后期间，在云南开发史上有一特别现象，则为诸族之大迁徙，尤以南诏从事于征寇之际，最好广行徙掠政策；南诏远承千年以降间歇来自中原的文化，近因于西爨、四川之涵濡，所以政治的势力虽形分割，但文化的势力则依然为中国的一部分。闻宥在《南诏与哀牢》（发表在《边政公论》创刊号）一文中主张：南诏种属不应为泰人；“南诏为哀牢夷后”实为可信；哀牢即怒子之祖先，怒子即哀牢之后裔；南诏与乌蛮之关系较深于白蛮。

作为军人的彝族土司岭光电先生，对彝族及其与南诏、爨人的关系进行过社会调查和历史研究。他在《黑夷和白夷》（发表在《边政公论》第7卷第2期）一文中认为：蛮有乌白之分，是受自然环境影响，乌蛮征服了白蛮，以征服者役被征服者，故形成贵族、平民二阶级，黑夷白夷也由此形成；今大凉山之黑夷白夷，乃唐宋时代乌蛮白蛮迁至昭通后而留下的后裔；南诏即乌蛮、即东爨，为游牧民族，其他诸诏为白蛮、为西爨，乃农业社会民族；南诏并吞其他五诏，是为大理国；羌为大理、吐蕃之混合。他还根据自己所了解的凉山彝族的各方面情形，在1938—1942年间，曾写过22篇关于介绍凉山彝族聚居区的人文地理、彝族历史文化等的文章，对认识彝族文化的若干内容和彝族地区的改革发展步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取书名为《倮情述论》，于1943年由成都开明书店公开发行。^[67]

佘贻泽这时期对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云南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进行了研究，曾编著《中国土司制度》一书，于1944年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此书近十四万字，对土司制度沿革、改流等方面做了概略叙述。这本书是20世纪前半期研究中国土司制度独一无二的专著，对土司制度的几个基本问题，都依据史料做了论述，但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68]

凌纯声也研究了土司制度，著有《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长文，分上中下三篇，分别发表在《边政公论》1943年第2卷第11、12合期和1944年第3卷第1、2期。这篇文章长达四万五千多言，是作者依据史籍文献和调查资料，运用传统的治学方法即实证法撰写而成的，史料翔实、证据充足，言之有理、论证可信，一经发表即受到学界的称赞，实为20世纪上半期对土司制度系统研究的佳作。

除研究土司制度外，这时凌先生还对边疆文化做了研究，著成《中国边疆文化》一文，连载在1942年的《边政公论》第1卷第9、10合期和第11、12合期。在此文中，他认为西南文化是中国边疆文化中最为复杂的文化，不过西南民族名号虽多、语言文化互有异同，但百分之九十属于汉藏一系的文化，汉藏系西南各族实为同源，至少是同干异支的文化；并从文化特质上将西南民族分为三类六群：①汉掸族，包括掸台群和僚群；②苗瑶族，包括苗人群和瑶畲群；③藏缅族，包括罗缅群和藏番群。六群之中除藏番群外，余多汉化甚速。凌先生在这里主张夷汉同源一体，对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有力地驳斥了泰国的“西南为其失地”之类的谬论宣传。

郑鹤声治学终生，涉猎广泛，著作丰富，成就斐然。他在研究海外关系和中西交通问题上，对有关民族英雄人物郑和事迹的史料进行了着重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并且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成为著名的“郑和研究专家”^[69]。郑鹤声先生收集郑和史事“除自行博采文物图片之外，更托人向各处摘抄有关之文献，入滇中采访郑和家世之材料，以十年之长期搜采，发为新编，搜集之史料，为同类书多有未见者”，特别是发现了南京静海寺郑和下西洋残碑和郑和自述《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一文，更是对郑和研究提供了异于传统的新材料，贡献尤大。郑先生利用自己搜访所得的郑和研究之史料，著作了一系列作品公开发表或出版：论文《从新史料证郑和下西洋之年岁》发表在1935年《大公报·史地周刊》第57号，《访问长乐郑和天妃灵应碑杂记》发表在1936年《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10号，《郑和之家世及其境遇》发表在1944年《东方杂志》第40卷第24号，《对管劲丞〈郑和下西洋的船〉一文跋语》（1947年）和专著《郑和传》1945年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1979年台湾胜利出版公司重版，《郑和遗事汇编》和《〈郑和遗事汇编〉补遗》（1947年）均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白寿彝对杜文秀研究资料进行了收集汇编的整理研究工作。白先生辑录杜文秀研究资料，先后三度易稿，最后命名为《咸同滇变见闻录》，于1945年作为伊斯兰文化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分订上下两册，共四卷，后又继续收集增益，加上西北各省资料，改名为《回民起义》，于1952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次年再版，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该书资料翔实、内容新颖，“供研究者以极大方便，得此一编，众书咸在，易为力也”^[70]，实为人间罕见之本。

缪鸾和还在云南大学读书期间，就在方国瑜先生等的指导下，对《华阳国志·南中志》进行了校勘补注，于1942年即已完成《华阳国志·南中志校注稿》的写作^[71]，但限于经费当时未能刊印。此后便被束之高阁达四十余年之久，1987年才由云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后内部发行，也因故只印到一半，直到2000年才全部印完。他的“这部书旁征博引、校雠精细、考证得当，是目前研究《南中志》的一个好读本；同时也是我们学习校勘的一个范本。不仅是学者研究云南古代历史的重要参考书，也是青年学生学习云南古代历史与整理古籍难得的教科书”^[72]。他的工作也为云南民族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科学而准确的资料线索，同时为历史文献学的宝库增添了砖瓦。

三、民族语言研究

专门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调查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才有的事。当时，中国第一个赴美国专门学习语言并取得博士学位的李方桂先生回到国内不久，就与国内在语言学上已学有所成的罗常培、杨成志、芮逸夫、闻宥、方国瑜等先生一起开创了中国非汉语语言研究的新学科，他们就成为了我国第一代非汉语语言研究的语言学家。其中李方桂先生尤其被海内外公认为“中国非汉语语言研究之父”，方国瑜被称为“纳西历史学与语言之父”。他们在这个时期开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查研究的尝试，都在云南这块民族语言学的黄金地上进行了拓荒的工作，做的工作不多，但都是开创性的，开了现代非汉语语文研究之先河。李先生对侗台语研究用力最勤、成果最丰，早在1931年就先后到泰国、广西的龙洲武鸣一带调查了台语；1935年他托陶云逵先生到云南找到一位整董摆夷土司带回南京给他作发音人，记录了许多故事和词汇，并灌制了音档，得到了不少摆夷语的材料。方国瑜对纳西语言文字有过经典研究，杨成志对彝语、芮逸夫对栗粟语在进行民族调查的时候，也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搜集材料写出了一些作品，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抗战开始后，李方桂、罗常培、闻宥等这批民族语言学家，随着自己单位的搬迁而纷纷来到西南，并与一些学习语言的学生如傅懋眅、马学良、邢公畹、张琨、袁家骅、高华年等一起，利用难得的机会对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直接的调查研究，都曾在云南进行过民族语言学的调查访问。正如罗常培先生说的那样：“自从1938年春天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相继搬到昆明，一部分研究语言的人，一方面想尽量发掘这块语言学的黄金地，一方面感觉图书、仪器缺乏，别项工作不易进行，都打算利用当前环境作一点垦荒事业。”^[73]他们运用自己掌握的语言学理论知识，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找到一些少数民族的有识之士，调查他们的语言，掌握了丰富的一手材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李方桂1940年在昆明又调查了一次剥隘土语，罗常培先生的弟子马学良替他找到一位会说土语的中学生作发音人，花了两个月的功夫记录了这位学生的语言，并灌制了音档，可惜后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四川李庄，李先生也匆忙离开了昆明，这对他进行台语材料的搜集实在是不无影响；1942年他再到贵州、广西调查仲家语、峒语、莫语、佯黄语等，收获了丰富的语言材料。日后，李先生根据这些材料进行了系统研究，先后出版了5本台语专著。

罗常培对滇西北的民家语、麽些语、俅语、傈僳语、怒语、茶山语、浪速语、山头语，以及摆夷语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尤其对民家语，也就是今天的白语研究用力最勤、成果最多。1940年他在昆明找到云南大学的一位丽江籍学生作发音人，记录了十几则故事和几首歌谣，然后整理成篇，写成《丽江麽些语调查》一文。1942年他第一次到大理旅行，在喜洲华中大学住了两个礼拜，先后找到大理师范学校和五台中学的边疆少数民族学生以及当地居民，主要调查了民家语言，同时也调查了傈僳语、俅语、怒语、摆夷语。根据调查材料，他写成了《贡山俅语初探》（当时曾由北大文科研究所印成油印本供内部交流，后于1952年正式出版）、《福贡栗粟语初探》、《贡山怒语词汇》等文；对摆夷语的材料，罗先生后来与邢公畹合作进行了整理研究，写成专著《莲山摆夷语文初探》于1950年正式出版。对白语的调查，获得了丰富的一手材料，当时未发表，但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3年他第二次到大理旅行时，带了两个茶山人回到昆明，这两个人会说茶山、浪速、山头三种土语，兼通缅文，略通英文。他以这两个人为发音人，分别记录了茶山、浪速、山头几种语言的词汇、故事、会话等许多语言材料，后据这些材料写成《茶山歌》于1944年发表在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第1卷第5、6合期。这些调查，虽说只是简单的词汇、故事、会话等语言材料的记录，但却是开创性的田野工作，价值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闻宥在云南大学任教时，也调查研究过嘉戎、羌、彝、纳西、白等几种语言。20世纪40年代发表了《麽些象形文的初步研究》（《民族学研究集刊》第2期）、《民家语中同义词之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1卷）、《云南四种罗文的初步比较》（《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2号）、《云南开远濮剌语小考》（《史学季刊》第1卷第2期）及《撒尼语小考》等作品。

傅懋眅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文科研究所读书的时候，就跟着老师们做过语言学的田野工作，随后在大学任教时仍然继续此项工作。1939年他找到蒙自中学一彝族学生作发音人，记录了彝语的音韵、语法、词汇等材料，后据此整理成《蒙自附近的一种倮倮语研究》，作为他的毕业论文，发表在吴定良主编的《人类学集刊》第1卷第2期。1940年他对倮倮的一个支系——利波的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曾用英文写成《利波语研究》一文送到美国Harvand Joural of Asiatic Studies发表。1941年他在华中大学任教时，又对倮倮的另一个支系——散民（或称撒尼）的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也是用英文写成《昆明附近的一种散民语》一文送到美国Harvand Joural of Asiatic Studies发表。他还于1940、1941、1943年三次到大理维西县调查麽些语，后根据调查材料整理成《维西麽些语研究》一文公开发表。后来他又对丽江麽些语进行了调查，并对象形文古文献做了深入的研究，于1948年著成《丽江麽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一书由华中大学出版。

马学良还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了关于彝族语言的研究，此后一直坚持并扩大了对彝族研究的范围，涉及整个彝族历史文化。他在对彝族语文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搜集了大批的彝文经典，在分析彝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着重研究了彝族的宗教信仰情况，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写出了很多著作。1941年他花4个月时间在路南县（今石林县）黑尼村（这里的居民全是撒尼人）调查了当地的语言，找到一位村民作发音人，记录了许多词汇、50余则故事和若干条风俗琐谈及谜语，后来将材料整理成篇，写成了他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毕业论文，名曰《撒尼倮语语法》。1942年他又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委派，到云南的寻甸、禄劝两县调查黑夷的语言文字，历时一年，取得了丰富的材料。在语言方面记录了寻甸记戛哨、洗马宁两村和禄劝安多康村等三种方言，除将他们的音系整理出外，还记了一些古诗歌和长篇故事；在文字方面他先向当地的毕摩学会夷文，然后把10部夷文经典翻译成了汉文，还编了一部近2000字的《夷文字典》，又把搜集到的100多部夷文经典编成一部目录提要，在每部经典底下说明经文大意和巫师应用这部经典的步骤；此外，他还调查了许多礼俗，搜集了许多和礼俗有关的文物。最后把这些材料整理成调查报告《寻甸、禄劝两县黑夷语文调查》。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又深入调查了撒尼彝语，根据先后获得的材料，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写成《撒尼彝语研究》，于195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除语言学著作外，他还有《倮族的招魂和放蛊》《从倮罗氏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度》《黑夷风俗之一“除祸祟”》《倮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倮文作斋经译注》《云南倮族（白夷）之神话》《宣威罗民的神话》《宣威罗民的丧葬制度》《倮文祭经的种类述要》《倮族巫师的“呗耄”和“天书”》《罗民的祭礼研究》等一系列关于彝族宗教信仰研究的文章发表。从这些研究中，他发现云南倮族的很多文化习俗跟古代汉文化极为相似，甚至是其古风犹存，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云南倮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及楚文化有着密切之关系。

高华年也主要对云南彝族的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1941年他在昆明第八区乐亩堡核桃菁村找到一位黑夷发音人，花了4个月时间，记录了三十几则故事，2 000多个词汇，后来根据这批材料写成了他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毕业论文。1941年暑假他受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委派，到新平县杨武坝去调查纳苏语言（纳苏是这里黑夷的自称），理出了它的音系和语法要点，还学习了许多夷字，后根据这些材料写成调查报告《新平杨武坝纳苏语调查》；同时他还调查了杨武坝的窝尼语（窝尼也是倮倮的分支），根据所得材料写成了调查报告《新平杨武坝附近的窝尼语》。1944年他又根据先后调查所得材料，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写成《彝语语法》一文发表在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语言人类学专刊》第二集第三种。1945年他还调查了路南地区的民族语言，获得了一些资料。

袁家华于1943年到峨山调查，找到当地两位窝尼人作发音人，记录了1 400多个词汇和17篇故事，后把材料整理成篇，写成《峨山窝尼语初探》一文于1947年发表在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第4卷上；同是根据这些材料，他还写有《窝尼语音系》一文发表在《学原》第1卷第12期上。

张琨从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曾调查过摆夷语。1939年他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在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找到一个盈江的摆夷学生，花去两个月的功夫调查他的语言，记录了1 000多个词汇，后依摆夷语音次序排列整理成调查报告，即《盈江摆夷语词汇》。

邢公畹也在云南调查了台语。1942年他到罗平县调查，这里的台语实际上分为两种：仲语和侬语，仲语由于汉语的影响差不多快要死亡了；侬语由于其区域山高林深、水毒瘴烈，汉人不敢移住，受汉语的影响较少，所以仍很流行。邢先生在这里深入调查，得到了不少的材料，其中包括词汇3 000多个，长篇谈话有生活谈2篇、风俗谈3篇、亲属制度1篇、故事和传说3篇，共9篇，后把材料整理成调查报告《云南罗平县境内的台语》。邢先生到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工作以后，受其委派，于1943年2月来到了云南新平磨沙调查花腰傣语，所得材料有民间故事和神话20余则，翻译故事和风俗琐谈10余则，民歌若干首；4月底结束磨沙的调查后，又来到元江调查水傣的语言，所得甚丰。后来分别把这两次调查所得的材料整理成调查报告《磨沙土语调查》和《元江水摆夷语调查》。

语言学家们的这些调查研究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都跟民族学的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他们对民族语言的调查都涉及了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他们请发音人讲的不仅是字、词，还有长篇故事和生活会话，他们搜集到的材料直接为民族学研究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提供了很有说服力、极有价值的一手资料。一些民族语言学家还利用搜集到的大量资料，直接进行了民族学方面的专题研究。如罗常培先生利用搜集到的语言学材料，注意将民族学和语言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1942年起先后发表了《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载《边政公论》第1卷第7、8合期，1942年）、《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载《中国青年》第7卷第1号，1942年）、《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分别发表在1944年的《边疆人文》第1卷第3、4合期，《边政公论》第3卷第9期以及《边疆人文》第2卷第1、2合期）等文章，“利用语言资料考虑民族分类，从语源看文化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文化，考察借字和文化接触的关系，由地名推论民族迁徙踪迹，通过姓氏别号分析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进行亲属称谓和婚姻制度的研究”^[74]。

另外，这一时期除了语言学家从专业的角度对民族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外，还有一些语言或非语言专业的民族学家或政府官员，从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或为开发边疆、推行政教的目的，从宏观上对西南或云南的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了概括性的分析研究，指出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或建议。如芮逸夫发表的《西南民族的语言问题》（《民族学研究集刊》第3期）、《西南民族语言分类》（《边疆研究通讯》第1卷第1期）、《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闻宥发表的《论研究西南民族语言》（《读书通讯》第5期）和《西南边民语言的分类》（《学思》第2卷第3、4、5合期）；吴宗济发表的《调查西南民族语言管见》和《拼音文字与西南边民教育》；张君励的《云南各夷族及其语言研究》（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等论文和专著，都是在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

同时，在外来的受过专门训练的语言学专家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时候，云南本省的一些地方学者，对本土甚至本民族的民族语言颇为关注。他们自幼身居少数民族区域或其附近，便于直接了解或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接触了解，加上他们外出求学得到了扎实的语言学知识，或因兴趣而留心语言学，因此也有一些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精彩著述。如“关于白语白文……近人有赵式铭（星海）先生撰《白文考》收于《新纂云南通志》卷68、69；张福延（海秋）先生撰《剑川方言初步推断》，收于《云南民族史》第五章；石钟健撰《白族的白文》，收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六期”^[75]。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由于抗战爆发，西南地区的民族研究迅速繁盛起来，研究成果也急遽增加，为了让这些研究成果有一个公开发表的地方，在原有刊物的基础上又创办了许多报纸杂志，有专刊、有副刊，还有综合刊物，如：《西南边疆》《边政公论》《边疆研究通讯》《边疆研究周刊》《边疆人文》《青年中国季刊》《人类学集刊》《学思》《民俗学志》《广东日报·民族学副刊》等等。据有人统计，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民族学的出版刊物有二百余种。^[76]许多专门研究者、政府官员甚至游客，纷纷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专论、考察报告和游记。

第三章　抗战之后的研究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对全国来说，是一个巨大而令人鼓舞和兴奋的喜讯，于国家、于民族、于人民，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但对于云南学术界来讲，抗战的胜利结束，客观上带来了使学术机构撤走、研究人才流散、学术景象消退的影响。抗战结束，国家百业待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逐渐恢复到战前的局面，其重心又由西部迁移到东部。

自1945年下半年开始，原来暂时迁到西南地区的高等学校、研究机构陆续复员，迁回原来所在城市。抗战爆发后，搬到云南又先后撤走的外地主要教学科研机构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山大学、华中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特别是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等单位的撤走，使得昆明的学术研究队伍大伤元气；加上抗战结束后，战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又出现了国内战争，社会仍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局面，学者们期盼的和平稳定的学术研究环境并没有出现。因此，云南的民族研究，这时颇为削弱，出现了一个高峰之后的平缓期。这时的云南民族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许多民族学家对云南民族的研究，或者在抗战期间就已写成或基本写成著作，因为战事耽误了出版或发表，当生活稍为安定下来之后，他们就将这一批著作出版或发表；或者抗战期间做过调查，进行过研究，获得了许多资料，酝酿了基本的思想，但还没来得及整理成书成文，这时加以更加细致的整理和系统研究，著成文字，陆续出版或发表。二是，一些留下来的外地学者（毕竟“七七抗战以还中原人士，避地来滇者，何可数量，其或因道义人情、交通、经济，各种约束，未克或不愿离滇者，实繁有徒”^[77]）和云南本地学者，在抗战期间优秀的研究成果和研究风气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进一步地深入研究或进行新的实地调查，取得了新的成果和成就。

一、成果的整理

费孝通从抗战后期就开始了对以往的调查研究成果进行整理的工作。1943—1944年他应邀访问美国时，“由太平洋学会资助，编译云大社会学研究室研究成果，在芝加哥大学得到雷德斐尔德夫人协助编译成Earthbound China一书（费先生将自己的《禄村农田》和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的农业与商业》三部著作合译成一书，杨以其中文名为《乡土中国》，但又与费氏1948年由上海观察社作为‘观察丛书’第四种出版的另一中文本《乡土中国》相区别^[78]；而1990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时，书名为《云南三村》），在哈佛大学得到梅岳教授指导编译成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一书，均在美国出版”^[79]。抗战胜利后，费孝通还对以往的调查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分析，试图以类型化的概括来说明和分析社会结构，写成了一批通论性质的作品：《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等。

岑家梧先生，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教书，同时也把关于西南民族文化艺术研究的不少论文编成集子，于1949年由岭南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印行，正如他夫人后来回忆的那样，“对于边疆少数民族衣饰工艺、民间艺术品，他也很注意收集和研究，写了不少论文，收入1949年出版的《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书中”^[80]。

田汝康在“魁阁”工作期间，根据对滇西傣族的宗教进行调查所得材料写成的《芒市边民的摆》，也是在1946年才作为《社会学丛刊》乙集第四种由北京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田先生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滇西芒市一带傣族的宗教活动进行了实地考察研究。这部书是田先生实地考察的结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作为他在“魁阁”工作期间的成果，当时就受到他的老师、“魁阁”负责人费孝通先生的高度赞扬：“社区生活中最不易研究的也许就是宗教活动……人类学在宗教研究中已为研究各种完整体系立下了一个基础，他们已经得到了研究这问题的一套方法和概念，百尺竿头，只余一步了；汝康在这本书中就把人类学中经了几十年所获得的方法和概念，用具体的例子，介绍给了我们国人，他不但介绍了人类学中最近的成绩，而且也是第一个人用这些方法和概念来实地研究我们自己国内的宗教活动，这是他的处女作。”^[81]他在调查时，自然随意、没有刻意追求，因此其取材真实可靠，正如他自己在此书的导言中所说：“本书材料的获得是在那木寨前后五个多月居住的结果……所有材料，大部分是我亲眼看到的，小部分是从随意谈话中听到的，其中有计划的调查工作，仅是户籍数字部分。”

马学良先生此时也根据以前在西南进行民族调查所得的材料，先后整理发表了《倮文祭经的种类述要》《倮族巫师的“呗耄”和“天书”》《从倮罗氏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度》《罗民的祭礼研究》《倮族的招魂和放蛊》《倮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倮文作斋经译注》等一批文章。^[82]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又深入调查了撒尼彝语，根据先后获得的材料，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写成《撒尼彝语研究》，于195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二、研究的继续

方国瑜先生于抗战胜利后，继续在云南大学潜心于云南地方史和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在他此前所做的大量工作和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收获。他主持的云大西南文化研究室，继续编辑出版西南文化研究系列丛书，又使包括徐嘉瑞的《大理古代文化史》在内的数部研究西南边疆的专著，得以和读者见面，丰富了云南研究的宝库。同时继续为云南通志馆编修《云南通志》抗日战争部分；期间还于1946年担任《保山县志》总纂，并为《腾冲县志》写了“大事记”和“副编”十余本。在去保山编写县志的时候，方国瑜先生还趁便收集了有关滇西抗战的资料，曾周历惠通桥、松山、龙陵、芒市、遮放、黑山门、畹町、腾冲诸战场调查访问，搜得资料写成《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六卷，为国内关于滇西抗战最翔实、最珍贵的资料之一。方先生这时期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担任《正义报》的社论委员，并为其写了各类文章30余篇，其中包括《对边疆民族问题的正确认识》《明代云南之中原移民》《略论明清两代的云南人物》《实物为研究史地之好资料》等。除《正义报》外，方先生还在其他报纸，诸如《中央日报》《平民日报》《民意日报》上发表了一些有关时务和云南史地的文章。同时，新加坡华侨的学术团体“南洋学会”这时也把方先生吸纳为会员，并在其会刊《南洋学报》上发表了他的两篇文章《宋代入贡之真理富国》和《〈西南夷风土记〉跋》。^[83]

李拂一主要对车里一带的傣族史地进行了集中的研究，他除了抗战前对车里一带的边政地理等做了精确的考察研究外，这时期主要就是遍访搜求泐文傣族史料，并加以考订分析、比较研究而后译成汉文，以抢救少数民族原文文献，进而公正客观地研究其历史文化。他的主要著作有：《车里》《十二版纳纪年史料》《车里宣慰世系考订》和译著《泐史》，前者前已述，后两部皆曾于1947年由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作为西南文化研究丛书公开出版印行。

少数民族原文文献对于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非常重要，但“畴昔国内学人，于边裔土族，多存鄙视之念，土族原文文献，自不为所注意，边事著录，大都仅据汉文片面资料为已足，支离附会、难究原委”，而“西方汉学家治吾边裔史者，对土族原文文献珍视逾恒，多所成就”，因此李拂一先生“居边二十余年，窃师其意，所至搜访，不遗余力”，但仍是“所获殊寥寥，难以自满”。同时，他鉴于云南“惟有摆夷族之拼音文字，其组织最称完备”，因而“文艺作品尤为丰富，文化于各土族中，最称灿烂”，而“车里于明为六宣慰司之一，与缅甸、八百、木邦、孟养、老挝，为西南六大土邦，固今已式微，人才凋零，其古代遗留之辉煌文化，已鲜人注意，古代作品，散失残缺，无人整理，民国十二年冬，余旅行十二版纳时，即耳其《泐史》之名，土人尊为国史者”，因此，将《泐史》“亟为译出，译笔力求保存原文风格，并据以考订车里宣慰世系之误，成《车里宣慰世系考订》一册，同时并将二十余年来所获有关此方史地资料，辑为《十二版纳纪年史料》”。

《泐史》是李先生根据泐文原文史料编译成汉文的，“译笔力求保存原文风格”，可惜原书“上卷缺第十四世至第十六世三世，中卷自小历1206年至1213年间似亦有脱文，下卷有无残缺，尚无法考证”，不过“上卷文笔简洁，中多古代用字，且首尾气势一贯，似出一手，至足珍贵”，但是“中下卷则文笔芜杂，当为出自多手，而未经整练者”；抗战“胜利后，复多方访求，期得一首尾完备之本，以校补残缺，然后再合中外有关纪录，融通互证，原原本本，成一边疆真实史料，然迄未能如愿”^[84]。

李先生的工作，使对云南傣族的研究，在仅据散简零篇的汉文文献之外，有了更为全面系统而又直接可靠的本民族文献史料的基础，为傣族信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依据和佐证，拓宽了云南民族研究的内容，丰富了其研究宝库。

徐嘉瑞对于云南古代历史文化研究造诣很深，这时期有重要研究成果出版。他于1949年由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作为“西南文化研究丛书”之十出版印行的《大理古代文化史》，全书内容包罗万象，含民族来源、宗教神话、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及生活习俗等方方面面。而且这一部书，“名称虽是《大理古代文化史》，实际上是广泛的说到了高三千尺广七八十万方里的区域以内的文化历史等等”^[85]。徐先生在书中通过对历史地理的考释——往往把历史上一些数经变更、数易其地的地名和历史活动的路线一一指明，加上语言文字上的分析，论述了云南甚或西南少数民族的起源及迁徙演变；且荟萃古今各家论滇历史文化之言，综合分析，比较研究，集思广益而后得出自己最恰当之观点。他把整个云南文化历史，从初创到发展演变，及与外部之联系，通过引经据典，博采古今各家之辟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和论说，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让人一看便知云南古代历史文化之概貌，实为这时期研究云南古代历史文化之集大成者。

此书一经出版，即受到当时学术界的广泛好评，罗庸先生在为此书所作序言中赞到：“（此书）网罗群言，巨细咸采，折衷至当，辨析微茫，每一篇中，三至叹服”，“体大思精，三百年来所未有也”；方国瑜先生也为此书作序评价到：“《大理古代文化史》以大理为主，而涉及西南全局，即因大理为云南古代文化发展之核心，不可拘于百二里山河……考诸史乘，信而有征”；缪鸾和在其所作此书之跋中，称赞徐先生“鹄的既树，遂广为寻索，得其大源凡为四：一曰夏民族文化、二曰楚民族文化、三曰印藏文化、四曰缅越文化，类皆发人所未发。故虽目为大理古代文化史，而所系决不局于一方一隅，世之言中国古代文化史者，其必取助于斯作”。

江应睴先生在抗战结束后，不但把之前的调查成果整理出版，而且还在云南进行了新的实地调查，虽然此间也到广州呆过一年多的时间，但最终还是受聘于云南大学任教并终生做民族研究。抗战胜利前夕，他“以车里县长的名义而走入十二版纳的摆夷群中”进行调查^[86]，这次调查历时八个月后因其妻亡而返昆，虽因公务缠身、时间仓促而没有调查到足够的必要材料，但毕竟也是调查了滇南傣族的情况，弥补了他以前调查云南傣族只局限于滇西的缺憾。1947年2月他回到广州，“这时安定下来整理和写出三部书陆续出版：1，《西南边疆民族论丛》，1948年广州珠海大学出版；2，《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1948年广州珠海大学出版；3，《摆夷的生活文化》，1948年脱稿（江先生这部书是在前两次滇西调查之后而写的两旧稿《云南西部摆夷研究》和《滇西摆夷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再加上车里八个月调查所得的资料而写成的^[87]），1950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48年10月他受聘于云南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除教课外曾到滇南一带调查，一年中写了一本书和一篇论文：1，《摆夷的经济生活》，1950年广州岭南大学经济研究所出版；2，《滇南沙甸回族农村调查》，载1951年广州岭南大学出版《社会经济研究》第一期”^[88]。

《摆夷的生活文化》，可以说是江先生研究傣族的集大成之作，体现了江先生关于傣族研究的基本思想和观点，后来江先生的《傣族史》也是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修改而成的。这部书稿“经十二年长时间的调查研究，三度易稿而始成”。此书虽然由于资料的不完整而导致内容上有些缺陷，而且只单纯记载了生活文化方面，并非“理想的边疆民族考察著作”；但是，在“关于台族的研究，三十年前西方学者已有著作出版，而我们自己国境内的一种重要边民，到今天仍没有一个全面的研究”的情况下，“这本书的内容虽然肤浅，但材料却完全是直接从边区中搜集得来，没有因袭前人的书本记载，没有抄录他人的转手材料，这一点或者可以多少表现出摆夷的真实面貌，至少也可以从这书里找到一些第一手的直接资料”^[89]。

早年留学法国的杨先生，抗战结束后在外来学者纷纷离滇的时候，却于1948年来到昆明，担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兼系主任。他来到云大后，仍承继社会学系“研究务以亲身调查及就地取材为主”的优良作风，“除恢复社会学研究室外，并先后于昆明县夷胞区玉案乡大墨雨村及义和乡大鮉苴村，成立工作站，对两处附近村落，已开始有所调查”，只可惜“进行未久，即因种种关系，几陷停顿，所有资料尚未加以整理”^[90]。

这一时期关于云南研究，还有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云南史地辑要》的编辑出版。抗战结束后，鉴于云南“地处边陲，文化晚开，中原人士，向鲜认识；自抗战军兴，政府西迁，学者专家接踵而至，我滇于政治经济文化等之重要性，乃为人所重视，因此对我滇各方面之研究，亦迭见记载，惟以散简零篇，难窥全貌”，昆华民众教育馆馆长何少诚先生倡议“编辑《云南史地辑要》一书，拟定关于云南沿革、部族、语言、农村、边务、文献、地形、地质、气象、矿产等纲目十篇，聘请专家执笔撰写，俾使一般人士对于我滇之各方面，得一全盘之了解，进而研究探讨，以推进地方之建设”^[91]，又经继任馆长李子廉、王尧夫的相继努力，于1949年终于编成《云南史地辑要》出版问世。这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由方国瑜的“云南沿革”、凌纯声的“云南部族”、陈一得的“云南气象”、张凤歧的“云南边务”组成，下册由罗常培的“云南语言”、张席躌的“云南地质史”、张印堂的“云南地形”、何瑭的“云南矿产”、杨的“云南农村”、于乃义的“云南文献”组成。由于“执笔者皆一时之彦，学近专门，事不蹈虚，遂发宏愿，踵而成之，滴溜穿石，足底于成”^[92]，因而“凡关于我滇之各项问题，大体具备，借此继续研究，发扬光大，其对于我滇将来之各项建设，实属裨益匪浅”^[93]。

纵观此时期的研究特点，众多的学者虽然还发表、出版或整理出版了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但研究工作大多是整理原有材料，新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因此，这时期在刊物上发表的关于云南民族研究的作品明显减少。

第四章　总结与讨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涉及广泛、内容丰富、特点鲜明，既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又带有明显的传统影响，是近代真正意义上民族研究的形成和繁荣阶段。在其所采取的指导思想、理论方法以及进行的研究实践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明显的优点，因而取得了空前丰富而珍贵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因为时代背景的局限而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弊端和缺憾，这些都对以后的民族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亦奠定了其本身在整个云南甚至中国民族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

一、研究的特点

第一，这一时期的民族研究基本上是因边疆危机和抗日战争而引起、兴盛，那么为摆脱危机和取得战争的胜利而进行的学术理论研究势必就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奋发图强以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情怀和“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的民族平等思想，成为一种旨在“激发民族精神、维护祖国统一”的救亡学术。

第二，这时期的云南民族研究，因受西方民族学注重实地调查的影响和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重视文献的熏染下，具有明显的田野资料和历史文献并重的特点。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重视史学，在学术研究中重视文献，常以旁征博引、精审考据为上佳治学之道。同时在西方民族学被介绍和引进中国之初，它的注重实地调查的理论方法就让中国学者耳目一新、深深为其所吸引，一些学者在反对全盘照抄西方学说的同时，对于各自认为可以在中国应用的国外民族学学说吸收较快；尤其是当时那些在西方学习过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的“海归派”，他们直接接受西方的高等教育和研究理论与方法，回国后，就把西方的模式翻版过来加以改造进行学术研究，希图实现其中国化和本土化。

第三，这时期的云南民族研究，正因为是在问题繁杂纷出的边疆危机和抗日战争的环境下产生和进行的，就势必带有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而实际问题的解决是需要多方面进行合作研究才能实现的。加之战争迫使国内大部分的科研学术教育机构迁移到以昆明等地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各领域、各学科的大部分人才都偏于西南一隅，云南又是最集中的地方之一。既来之则安之，来到了云南，做其他的研究，虽有人力却无物力和财力；而做民族研究，云南这个“天然民族博物馆”自然具有独特的优势，而且无需多大的物力和财力，只要有足够的人力就可进行。这样一来，各领域、各学科的精英，在本专业研究难以开展的情况下，就“只好”做点民族研究了。因此，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和云南独特的民族优势以及解决实际问题之所需，这时期的云南民族研究，就呈现出多学科、多领域结合进行的特点，凡是在云南进行研究的，都得在前面加个限定词“民族”。像这时期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法律学、宗教学等学科领域的人才，都在利用本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民族研究。这种多学科、多领域的结合研究，扩大了民族研究的范围，增加了民族研究的角度；对民族文化的解释和民族的起源、分布、演变历史的追溯以及民族的政治、经济、风土人情、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现状了解都颇有裨益；对边政建设、边疆开发以及边防等方面实际问题的解决亦提供了颇资参考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取得了空前丰硕的研究成果。

二、取得的成就

这时期的云南民族研究，力量强盛、声势浩大，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空前的，而且令全世界都刮目相看。

第一，由于人才集中的多学科、多领域的结合研究，这时期的云南民族研究取得了一大批各个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成果，在世界上引起了高度重视，使得中国学术能够在世界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像社会学方面，“魁阁”由于其工作人员都是训练有素的高水平专业人才，加之采用的研究方法科学而高效，因此，其研究成果都是质量非常高的社会学精品之作，有些甚至成为经典之作，在世界上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为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为学术界造就了大批开拓创新型人才。当时，在全民团结一致、共同救亡的形势下，大家信念强大、意志坚定，又因为师资力量雄厚、教育体制可取，一大批名师带着许多优秀学生，在边疆民族调查研究的实践中进行教学和科研活动，虽处物质条件贫乏的危机或战争环境下，亦能培养人才、取得成就。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出国留学或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的学子，经过数年的努力，学成之后已是各自身怀本专业理论知识的高才生，然后抱着满腹经纶和一腔爱国热情，就开始积极投入学术救国、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中。

第三，这时期的研究实践及其成果还为后来许多新兴学科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的云南民族研究，包含了许多刚刚产生甚至还在萌芽状态而不成熟的学科的实践活动，如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族史、考古学等方面的人才，当时都积极参与了时髦而热门的民族研究。这些学科，有些刚刚从国外引进理论方法，有些刚刚在国内提出学科概念，都还缺乏实践的检验和具体调查研究工作的支撑，很多东西没有经过验证，不知其正确与否，整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还处在初期的摸索和准备阶段，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和实践的学科体系，不能称作科学的学科。但这个时候的云南民族研究，为它们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舞台，使得各学科的开创者们有机会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理论，进行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以夯实学科的基础。在经过这时期的理论创建和实践活动的准备之后，学科的发展有了厚实的基础，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就逐步完善和成熟而最终形成了科学的学科。

三、存在的问题

当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由于种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在某些方面也明显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

首先，这时期由于参与研究的学科和人员很多、很杂，水平参差不齐，其研究成果也就难免良莠不齐，里面杂有“滥竽充数”之作。有些从未受过专业训练、而且此前对云南民族并无所知的人，一到云南就抓住机会对云南民族进行“研究”；有些只读过一两本关于民族研究的书，甚至只道听途说过某些民族故事的人，就写出研究某个民族的长篇大论。这种人“于英美文献，未加以通盘之研究，于边境民族，未加以实地之考察，徒震于一、二人新鲜之学说，断章取义，诩为至宝，入主出奴，自非吾国初期民族学史上应有之阶段”^[94]。这些作品的质量可想而知，可作者偏又把题目取得吓人，叫人乍一看还真会怦然心动。比如有些人在其一篇短文上冠以“中国民族”或“中国南方或西南民族”什么什么的研究，而实际上却只是列举了几个民族的什么什么而已，既不能概括“中国”或“中国南方和西南”，也不能称其为“研究”；有些人美其名曰“民族源流考”，而实际上只是简单地罗列了几条某个版本的史料而已，既没有对大量史料的“查考”，也没有对不同版本的“对证”；还有些人号称对“云南民族什么什么的调查研究”，实际上他却根本没有到过云南，而只是听说过或在某处见到过关于云南某个民族的一段记载后，就大发奇想、充分发挥。这些文章，往往是一些没有经过正规专业训练而又对民族研究“非常感兴趣”的“热血青年”所为，真正的价值没有多大，读者当留心加以识别。

其次，这时期毕竟是在危机和战争的环境下进行民族研究，条件非常有限，有些研究也就不能系统全面和深入细致，许多地方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比如，有些学者或学术团体本来制订了很好的、比较周详的调查研究计划，但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却不能付诸实践。像李方桂对云南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就因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匆忙撤离而留下不少遗憾；费孝通更是因为政治因素的影响，“李、闻血案”后匆忙离开昆明，使其想在云南继续从事实地调查研究的计划落空，并且丢失了许多现成的调查研究材料；方国瑜也因“国民党政治腐败，为学之人稍有爱国之议，动辄得咎，十年不短，然成稿却甚少”^[95]。还有“魁阁”，由于内战的爆发而引起人员的离散和组织的分解，没有能够继续按照原来的优良传统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学术研究；“西南文化研究室”，也由于经费不足等原因而导致已经制订好的许多具体研究计划不能如愿实现。

同时，既然是为解除危机和取得战争胜利而进行的研究，那么学术研究为达到其服务现实的目的，就必然会突出非常时期的政治性，甚至出现一些不利于客观学术研究的倾向。比如当时由于民族危机的深重而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统一性，有些学者因而根本不承认中国有少数民族，而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对少数民族的结论就难免存在偏颇。这样，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学术研究在某些方面就可能出现偏差，个别研究者的观点也就不一定公正客观而可能带有一些主观偏见。这种现象当时曾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

而且，当时研究中的主流指导思想虽是“民族平等”，但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由于受到西方学者把少数民族定位为“野蛮人”的影响，又有中国中原文化中心论的阴影，有些学者甚至政府工作人员仍然未能完全杜绝民族歧视和民族偏见，在其著作和报告中出现一些侮辱性的字句和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主张和偏见。如对于凉山彝族，有人认为“多少非采武力震慑不可，此点古今论夷务者，大都一致公认……在整顿期中，至少最初不可不派兵弹压”，甚至认为“黑夷妄自尊大，自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与武士阶级，而对汉人以及其他民族，则予以蔑视，此与纳粹主义完全相似”，而且在文章中还出现“倮狗子”这样的字眼。^[96]

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这时期的云南民族研究，毕竟还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国内外学术史上都能写上浓重的一笔。在整个云南民族研究甚至中国民族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更是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她见证了云南民族研究和中国民族研究的奠基和形成直至繁荣昌盛的历史过程。

四、对云南学术发展的影响

这时期的云南民族研究，从多方面对以后的云南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功劳和贡献是无法用数量来衡量的。

第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使云南自古以来的学术风气发生转变，云南学术界自此由闭塞、沉闷转向开放、活跃。早在1933年方国瑜先生由北京回家乡丽江途经昆明时，曾受到袁嘉谷、周钟岳、赵式铭等老前辈的召见，每与他们谈及云南学术界的事情，老前辈们希望方先生研究云南史地之学；而与袁嘉谷见面最多、谈得最多，“每次长谈，树伍先生议论云南自古以来的学术风气，认为是处于一种闭塞的状况，必须要有一批年轻人来做”^[97]。云南学术界老前辈们的这种认识，可谓是清醒的，难能可贵的。云南学术界由于地理交通条件的影响，自古以来与祖国内地学术界的交往、交流都不是很充分、很完善，难免存在上面老前辈们所认识到的状况和局面，但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状况和局面得到完全而彻底的改观。随着危机的加深和战争的爆发，全国各地的学者和学术机构都纷纷把云南等地当作重点研究地区，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云南等西南省区成为全国的大后方，昆明更是成了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全国各地的学术大家、研究机构云集昆明等地，使一个偏远闭塞的边疆省份，直接成了政治和学术的前沿阵地。这些从外面进来的“学术使者”把一些先进的学术理念和思想带进了云南学术界和云南学人的头脑，使云南学人的面貌和云南学术界的风气，为之一新。像杨成志、李方桂、杨、陶云逵、凌纯声、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一批“海归派”和罗常培、方国瑜、芮逸夫、闻宥这批国内培养的大师，以及他们自己在国内培养的一大批高才生，都是中国近代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研究专家的代表，他们在云南进行的民族研究的实践和取得的大批成果，都给云南民族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带来了新鲜的空气，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并且最终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深远影响。这时期的云南民族研究对于云南学术界来说可算是一个转折点。

第二，这时期的云南民族研究中，一大批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大量的调查研究实践及其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已经奠定了一些学科产生和形成的基础，这就为云南学术界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比如，由于当时云南民族研究中出现各学科交叉结合的综合研究，后来经过发展和演变，就产生了一些交叉边缘学科，如民族考古学、民族语言学、民族经济学、民族法律学、民族文艺学等，现在这些学科的发展态势都很强劲，前景光明而广阔。这些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民族研究中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实践是分不开的，它们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就是这个时候打下的。这些新兴学科的形成，大大拓宽了云南民族研究甚至云南学术研究的范围、丰富了其研究内容和成果。

第三，就人才方面来讲，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著名高校已经在云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育事业，这就为云南学术界培养了不少人才，像后来取得重要成就的李埏、马曜等人就是毕业或肄业于西南联大，缪鸾和等人就是毕业于云南大学。而且新中国建立后，方国瑜、杨、江应睴、李埏、马曜、缪鸾和等人继续在云南大学任教和做研究，他们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把自己的思想和心得传授给学生，又为云南学术界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所成、富于活力的新人，如尤中、木芹、徐文德、王叔武、何耀华、林超民等人。这些学生在传承了恩师们的学术思想及其成果之后，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研究流派，使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成果，能够在新时代发扬光大和发展创新，进一步取得一批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的重要成果，从而奠定了云南民族研究在全国的学术地位。而这些“新人”又再培养弟子，这样代代相传直到现在。如此一来，现在云南学术界的大部分社会科学人才，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民族研究中涌现出来的大师的晚辈，都汲取了那个时代的养分和精华而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迹。

第四，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方法的借鉴。像这时期民族研究中基于爱国情怀的民族平等思想，就在后来的民族学术研究甚至政府的民族政策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吴文藻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提出“趁早实行允许国内各民族地方自治的诺言，而共同组成为一个民族国家”^[98]的主张，十分重视民族学的应用性和国内各民族的平等性，致力于将民族学与政治结合起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的民族政策就是在全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目的是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的指导下，20世纪前半期民族研究中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平等”思想，在50年代以后的云南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中才得以真正实现。20世纪50年代，不论是为了了解少数民族情况、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进行的民族综合调查，还是为了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而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活资料的抢救调查，云南民族调查组都是严格按照“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指导思想，在许多各领域的专家学者的通力合作的调查研究下，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编著了包括《民族简史》《民族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等“三套民族丛书”在内的许多作品，取得了在全国突出的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民委组织编著“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在其中之一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云南负责修订出版了彝、白、傣等16个少数民族的16本简史，体现的思想和精神亦是如此。学者个人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具体研究，虽然许多观点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云南各少数民族的起源都与中原华夏民族有关，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应该平等地对待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所有这些都表明20世纪前半期云南民族研究中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平等”思想，对后来的民族研究的影响是颇为深远的。

同时，科学的田野调查和严谨的文献研究，都是学术研究应有的方法和手段，二者要是结合起来、相互印证，那就更妙，凭此而进行的学术研究就更科学准确。这时期云南民族研究中典型的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对后来的研究起了榜样的作用、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算是云南学术界的幸运。许多这时期偏重实地调查的民族学家，如江应睴等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更加重视历史文献的研究，因而他们不仅是民族学大师，同时也是民族历史研究的专家。还有本来就身兼民族学家、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的一些学者，如被誉为“滇史巨擘”的方国瑜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更加重视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资料的结合研究。他利用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报告写成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成为嘉惠后学、“指引读书门径的灯塔”；他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亦为“滇云史籍之总汇，研究资政之宝藏”。他们这些跨越整个20世纪的学者，就这样直接把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并重的学风，从20世纪前半期带到20世纪后半期。而且通过他们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对学生的传教和影响，这种学风在云南民族研究中根深蒂固并一代代传下来，成为了现在云南民族研究的一种最重要的方法。

还有，这时期云南民族研究中兼容并包、多学科密切结合以及重视实际问题的解决之特点，对以后的国家民族政策、民族工作和云南民族研究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像20世纪50年代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和以后的几次民族识别工作，都是为了了解少数民族情况，然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达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之目的，而组织各学科的专家学者综合进行的。这种多学科结合研究和强调实用性的特点，显然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民族研究的影响在里面。

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书

一

云南是全国民族族别最多的边疆省。云南各民族构成了民族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而民族研究则因研究云南各民族而增色，因深入云南边疆而添彩。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在国学革新和西学东渐齐头并进的双重背景下，民族众多的云南聚集了一批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学术大师。他们从各不相同的学术背景出发，共同关注民族问题，共同研究云南民族，把民族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谱写了民族研究学术史的新篇章。

在国际格局急剧变动、民族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在拥有悠久的学术史研究传统、正大力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全面建设惠及各民族人民的小康社会的中国，全面回顾、总结抗战时期的云南民族研究，系统梳理学术活动演进的历史轨迹，深入探讨学术思想推陈出新的机制，对进一步繁荣民族研究、弘扬民族精神，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曹明煌同学的硕士论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以抗战时期为中心，沿着民族研究学术活动逐步展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两条线索，对抗战前后云南民族研究的发展情况进行了阐述、总结和评价。其主要特点有：

1.论文广泛参考有关目录学著作，较为系统地搜集整理了抗战前后云南民族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并以学术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为经，以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的学术活动为纬，记述了抗战前后云南民族研究的情况。特别是对书目文献的利用，不仅表明该同学已入治学门径，而且为深化民族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2.该文广泛搜集抗战前后云南民族研究的有关资料，大量参阅学人自述、学术界业已取得的部分成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云南民族研究的机构沿革、学术活动、学者经历等，使学术史研究的内容更全面、完整，为进一步把握高质量的民族研究成果形成的背景、正确理解有关著述的内容、评价其价值等，提供了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

3.论文在记述抗战时期云南民族研究情况的基础上，就民族研究的特点、成就、存在问题和对云南学术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探讨，阐述了云南民族研究与弘扬民族精神、维护祖国统一的关系，分析了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揭示了民族研究对云南学术界的影响，为探索民族研究繁荣之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总之，该文行文流畅，内容丰富，层次清晰，达到了硕士论文所要求的学术水平。建议进一步把抗战时期的民族研究置于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宏观视野中，按民族研究学科群分类，补充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等诸领域的研究情况，重视方志编纂与民族研究的关系，揭示民族研究传统向近代思潮演变的内在机制；建议进一步查阅民族研究的原文、原著，筛选其中的代表性论著，做出更为具体的评述，建议进一步核对引述他书义字，逐一予以注明，确保无一遗漏。

评阅人：王文成，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是云南甚至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成绩巨大，影响深远”。套一句现成的话说，奠定了云南现代学术发展的深厚基础。研究生曹明煌的论文，以敏锐的学术眼光选定了这样一个前沿性的课题，广为收集资料，做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与总结。这在云南学术史暨中国学术史的研究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今天云南的学术发展特别是民族学学科的发展也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论文对以下问题的研究值得肯定：

1.论文注意到了民国时期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民族思想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民族研究的影响。如论文提到1941年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之融合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云南省立职江简师编印之《云南西南边地与中华民族国家之关系》，芮逸夫之《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等。又如吴文藻先生所说：“我们汉人都得承认，民国虽已成立25年，而离‘民族国家’建设完成之期尚远。在中国境内，许多非汉族团和汉族迄未打成一片，彼此常处于歧视的地位。在名义上虽为‘五族共和’（西南诸土著是弃之度外的），在事实上，各族间却远没有形成一个大一统的‘族团意识’……研究非汉族团所得的材料……就是在中华民族立国的基础上，亦将有它实际的敬用。”“趁早实行允许国内民族地方自治的诺言，而共同组成一个民族国家。”等等。这些研究和观点的提出，显然受到当时蒋介石国民政府民族思想的影响，如果离开了这一分析，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进行的民族研究就不好把握和理解。

2.论文充分肯定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对以后的云南学术发展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方国瑜先生对云南史地及云南文献的研究，论文详细介绍了方先生主持的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开展的工作及他于1944年发表在《边政公论》上的《云南政治发展之大势》一文。作者指出，方先生把云南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放在祖国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与研究，认为“今日之云南，为中国之一部分，自有历史以来之云南，即为中国之一部分，故云南之历史为中国历史之一部分”。并得出“中国历史应该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的结论，从而酝酿了“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观点。到1963年方先生正式提出这一学术观点后，对后来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两大著名理论之一。

3.论文在资料的收集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诚为作者所言，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成果发表刊物较为分散，著作则大多未能再版，且资料的保存和管理出现了问题，因而搜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确实非常困难。但作者能克服这些困难，埋头故纸堆中，一篇篇一条条地查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较为成功地完成了论文的研究，这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作者还在论文后附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民族研究索引》，方便了后来者，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论文资料丰富，逻辑清楚，语言流畅，论证有理有据，方法正确，表明作者掌握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门知识，具有较强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当然，论文的研究详于述而略于评，对部分研究成果的评析还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同时对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掌握还不够全面，如《益世报·边疆周刊》刊载了一批研究边疆民族的成果。这方面可参考王臖同学的论文《益世报与抗战时期的边疆民族研究》。

评阅人：潘先林，教授，云南大学历史系

硕士论文答辩决议书

云南是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对云南各民族的研究构成了民族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是云南甚至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奠定了云南现代学术发展的深厚基础，曹明煌的硕士学位论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一文，以敏锐的学术眼光选定了这样一个具有前沿性研究的课题，广为收集资料，做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与总结，这在云南学术史暨中国学术史的研究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今天云南学术发展特别是民族学学科的发展也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论文注意到了民国政府的民族思想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民族研究的影响，以抗战时期为中心，沿民族研究学术活动逐步展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两条线索，广泛参考有关目录学著作，较为系统地搜集整理该时期云南民族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及有关资料，以学术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为经，以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学术活动为纬，大量参阅学人自述、学术界已取得的部分成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云南民族研究的机构沿革、学术活动、学者经历等，使学术研究的内容更全面。论文充分肯定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对以后云南学术发展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阐述了研究民族与弘扬民族精神，维护祖国统一的关系，分析了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为探索民族研究繁荣之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全文资料丰富，逻辑清楚，行文流畅，层次清晰，论证有理有据，方法正确，表明作者掌握了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有较强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答辩委员会同时指出，论文的研究详于述而略于评，在评价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对部分研究成果的评价还有深入的必要。

答辩中曹明煌同学的应答具有较强的条理性，思路清晰，对答辩委员会所提问题能较好回答。经答辩委员会无记名投票，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曹明煌同学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建议校学位委员会授予历史学硕士学位。

答辩委员会主席：林超民，教授，云南大学历史系

答辩委员会成员：林超民，教授，云南大学历史系

袁国友，研究员，云南省社科联

秦树才，副教授，云南大学历史系

2003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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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传

陈元惠　女，汉族，1977年8月出生，重庆市九龙坡区人。2000年7月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于重庆市第十中学担任历史教师，工作一年。2001年9月进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师从潘先林教授攻读中国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2004年7月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4年9月，继续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学习，师从林超民教授攻读中国民族史专业博士学位，2008年7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4年7月进入西南林业大学人文社科系工作，现为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注释】

[1]杨：《中国民族学史·上·序》，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林耀华：《中国民族学史·下·序》，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参见龙晓燕、王文光《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思想战线》2003年第1期。

[4]夏光南：《云南文化史·自序》，云南崇文印书馆1923年版。

[5]方国瑜：《泐史·序》，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7年。

[6]方国瑜：《泐史·序》，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印，1947年。

[7]林超民：《方国瑜先生传略》，载《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8]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方国瑜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9]林超民：《方国瑜先生传略》，载《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0]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杨成志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1]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杨成志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2]黄文山：《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载《民族研究集刊》1946年第1期。

[13]见《新纂云南通志》卷70《方言考（5）爨文》，1949年。

[14]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

[15]见《云南省立双江简师边城丛书·总序》，载彭桂萼著《边地之边地》，1939年。

[16]参见李小缘《云南书目》，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7]郑志惠：《〈宦滇存稿〉后记》，载《云南史料丛刊》第10卷，第751页。

[18]本段参考了《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

[19]李根源著、李根禨录：《滇西兵要界务图注·目录序》。

[20]李根源著、李根禨录：《滇西兵要界务图注》。

[21]这一段参考了董晓京《尹明德与民国时期的滇西边区》，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02年。

[22]龚自知：《云南边地问题研究·序》，昆华民众教育馆，1933年。

[23]饶继昌：《云南边地问题研究·后记》，昆华民众教育馆，1933年。

[24]彭学沛：《云南省农村调查·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25]参见费孝通《禄村农田》，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100～107页。

[26]这一段参见严德一《边疆地理调查实录·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

[27]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自序》，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印，1941年。

[28]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主席团：《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间之融合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载《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1期。

[29]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江应睴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0]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第237页。

[31]严德一：《边疆地理调查实录·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

[32]严德一：《边疆地理调查实录·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

[33]徐益堂：《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载《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5、6期。

[34]抗战开始后民族学研究机构的转移，主要参考了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第七章第一节。

[35]见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调查工作表》，载《边疆人文》1947年第4卷。

[36]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页。

[37]见江应睴《民族学在云南》，载《民族研究》1981年第1期。

[38]谢泳：《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39]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

[40]见谢泳《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4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90页。

[42]这一段主要参考了金学丽、陈国保合著的《一部尘封已久的魁阁学术成果——读李有义先生的〈汉夷杂区经济〉》，载《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43]这一段参考和引用了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第230页的内容。

[44]江应睴：《摆夷的生活文化·自序》，上海中华书局1950年版。

[45]江应睴：《摆夷的生活文化·自序》，上海中华书局1950年版。

[46]分别为：《云南西部摆夷民族的社会经济》，《西南边疆》月刊创刊号，1938年；《摆夷的家族组织与婚姻制度》，载《西南边疆》1939年第3期，（按：此处属江先生记忆有误，应为1938年第2期）；《诸葛亮与云南西部边民》，载《西南边疆》第6期；《云南西部之边疆夷民教育》，载《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1939年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昆明境内的非汉语系住民》，载重庆出版《蒙藏月报》第11卷第2、3合期，1940年；《苗族来源及其迁徙区域》，载重庆版《边政公论》第3卷第4、5期，1940（笔者按：应为1944）年。

[47]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江应睴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48]江应睴：《摆夷的生活文化·自序》，上海中华书局1950年版。

[49]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江应睴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50]江应睴：《摆夷的生活文化·自序》，上海中华书局1950年版。

[51]江应睴：《摆夷的生活文化·自序》，上海中华书局1950年版。

[52]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

[53]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林耀华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54]［日］鸟居龙藏：《〈凉山彝家〉书评》，载《燕京社会科学》1948年，第1卷。

[55]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页。

[56]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页。

[57]冯来仪：《作者传略》，附录于《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58]姜寅清：《滇西边区考察记·序》，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1年印行。

[59]这十一种西南文化研究丛书分别是：张印堂的《滇西经济地理》（之一）、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之二）、徐嘉瑞的《云南农村戏曲史》（之三）、方树梅的《明清滇人著述书目》（之四）、李田意的《缅甸史纲》（之五）、陈修和的《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六）、张镜秋的《民唱词集》（之七）、李拂一的《泐史》（之八）及其《车里宣慰世系考订》（之九）、徐嘉瑞的《大理古代文化史》（之十），但笔者只见到过10种，据方福祺的《方国瑜传》（83页），也是10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