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研究

李绍明

一、西南民族学研究的地位和意义

(一)西南民族学研究的定义

首先，应明确“西南”这个概念。“西南”这个概念有个变化过程。一般来说，西南是一个地理概念，指中国西南部地区。追根溯源，“西南”这个概念形成于1920年至1930年间，最初是由民族学界提出的。这里有一张“西南民族分布与分类略图”，是1930年由梁钊韬先生绘制的。^[2]地图表明，当时的西南范围包括了四川、云南、西康、西藏、广西和湖南的湘西，以及广东的海南岛等地，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对西南及西南民族分布的认识。

1949年后，“西南”的概念有了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划分行政区划时，曾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西藏五省区和重庆市划为西南地区，并由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行政委员会)进行管理。这样，西南由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一个行政区划概念。后由于行政区域的变化，其范围也有了变化，如西康和重庆并入四川等，但总体未变。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筹)于1980年提出，西南地区不仅是一个人文区划概念，也是一个经济区划概念，应该加强西南各省区的经济文化的合作与交流。这个区域应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广西五省区在内。1981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正式成立，就包括了上述区域。1982年，中国建立了西南经济协作区，其区域当时就包括了川、滇、黔、桂、藏五省区。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此后，又将四川省的成都市和重庆市作为经济计划单列市单独列出，称为“西南五省七方经济协作区”。这样，“西南”就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成了一个经济协作区的概念。1997年，重庆再度成为直辖市，由四川省析出，所以现在的“西南经济协作区”，包括川、滇、黔、桂、藏、渝6个省市自治区。1999年，中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国家将湘西(湖南湘西州)、鄂西(湖北恩施州)也列为享受西部大开发待遇的地区。因此，上述两地亦在经济地理概念上进入西部的“西南”范围。

其次，谈“西南民族学研究”。众所周知，在我国，“民族研究”有其特殊的含义，它是一个很广泛的学科群，主要包括四个门类的学科。即民族学，也就是文化人类学;民族历史学，含中国各民族历史和民族关系史等;民族语言学，含少数民族的语言与文字研究;民族问题研究，包括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研究，这原本是属于政治学范畴的学科。此外，还包括许多交叉学科的内容。我们所说的“西南民族学研究”，主要指我国大西南地区的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研究，它仅是广义的“民族研究”中的一个部分。以地理范围论，是指对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广西、重庆以及湘西、鄂西等地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有关这类学科的研究。

(二)西南民族的系属、分布与人口

上述西南地区主要居住着汉藏语系除汉语族以外的藏缅、壮侗、苗瑶三大语族各少数民族，还有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一些少数民族。其中，属于藏缅语族的有藏、门巴、彝、傈僳、纳西、哈尼、拉祜、基诺、景颇、阿昌、独龙、白、羌、普米、珞巴、怒、土家等17个民族。属于壮侗语族的有壮、布依、傣、侗、仫佬、仡佬、水、毛南、黎等9个少数民族。属于苗瑶语系的有苗、瑶、畲等3个民族。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有佤、德昂和布朗3个民族。此外，回族、满族、蒙古族则广泛分布于西南各地。

西南的少数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及其过渡地带，云贵高原、南岭岩溶丘陵区、武陵山区等地，人口众多，分布非常集中。在全国少数民族8省区中，西南地区就有西藏、广西2个自治区和云南、贵州2个享受自治区待遇的少数民族省。此外，还有四川的阿坝、甘孜、凉山3个自治州和木里、马边、峨边、北川4个自治县;重庆东南的酉阳、秀山、彭水、石柱4个自治县和黔江区。以上地区总面积达到235.91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有14种世居少数民族，415万人;云南有24种世居少数民族，约1400万人;贵州有17种世居少数民族，约1300万人;广西有12种世居少数民族，约1700万人;西藏有世居少数民族7种，约200万人;重庆有世居少数民族5种，约180万人。总计36种少数民族，近5000万人，占全国少数民族总数和人口总数的一半。西南陆地边疆即西藏、云南、广西三省区的边疆，基本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沿海边疆主要分布在广西，其一半以上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三)西南民族的源流与走势

藏缅语族，源于古氐羌系，原居住在西北河湟地区。目前我国考古发现时间最早的新石器遗址——距今8200年前的大地湾遗址，就位于今天的天水市秦安县。之后，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先民逐步由西北向西南，沿着藏彝走廊中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六江流域迁徙，往南一直达到中南半岛的今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等国。

壮侗语族源于古百越(濮越)系，兴起于长江流域以南广大地区，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距今7000至3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就是由壮侗语族的先民创造的。之后，壮侗语族的各民族先民从南向北迁徙，最北到达淮河流域，最西北则到达四川盆地西部边缘。

苗瑶语族，源于古三苗系，又称苗蛮系。原居住于黄河流域，后集中于长江中游，即“左洞庭，右彭蠡(泽)”地区。之后，苗瑶语族各民族由东南向西南迁徙，最南达到中南半岛，最北达到金沙江上游。

以上三大族群的发源、迁徙，从新石器时代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即距今8200年前开始，就逐步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中的一部分进入中原，构成汉族的先民华夏人，一部分则得以保存并发展成为今天的少数民族。古代所谓“华夏”，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因为“华夏”文化的实质是轻种族、重文化的。古人讲“华夏之于夷狄者，则夷狄之;夷狄之于华夏者，则华夏之”正是指此。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西南少数民族的三大族群，曾经建立过许多影响深远的政权。氐羌系民族进入中原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立过前秦、后秦等政权，而在边疆的曾建立过吐蕃、南诏、大理诸国。百越系民族曾在南方建立过诸越国及后来的诸地方政权。例如，宋代广西的侬智高，建立过南天国。苗蛮系民族与春秋战国时的楚国关系密切，楚的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尽管王室是否是苗蛮还有争议，但广大的属民是苗蛮却无疑义。这些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都很密切。

(四)西南民族关系着国家安危大业

西南地区是祖国的大后方，地域广阔，民族众多，许多少数民族居住在边境，不少还是跨境而居。因此，民族关系处理得是否得当，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殷，出征前，与西南的八国盟誓，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牧誓八国”。这时，西南八国都是周的盟友，故得其相助，以伐纣灭殷。同时，还因为周起于西部，与羌人关系密切，周王室就与姜(羌)人联姻，由此得以问鼎中原。同样，汉武帝开边也具有同样性质。由于四川开发较早，故汉代据此开发西南夷，这对汉王朝的巩固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张骞通西域及其后西南丝绸之路的形成，都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有很大的意义。三国时，诸葛亮南抚夷越，稳定后方，方能北伐中原。公元7世纪时，吐蕃强大，与唐朝一度失和，兵入长安。8世纪时，南诏与吐蕃联合，大举攻入成都外郭。宋代，在云南继南诏以后又建有大理国，直至元代才得到统一。宋代壮人先民侬智高起兵反宋，还建立过南天国。元、明、清三代，在西南地区广置土司，但土司倡乱亦不可轻视，清乾隆平大小金川和杂谷土司，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即是一例。

近代以来，国外侵略势力也往往是从这里打开缺口，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对中国的分裂活动。除直接出兵外，还对西南少数民族挑拨离间。西藏“藏独”势力的膨胀就是其中一例。抗战期间，日本不仅从缅甸侵入云南，还扶持当时的泰国傀儡政权提出“大泰国”的概念，公然对我国的云南和缅甸提出领土要求。

上述事例说明，西南民族地区是否稳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因此，西南民族学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充分认识西南民族的实际情况，为国家制定相关民族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妥善处理好各民族关系，以稳定边疆。同时为发展各民族经济与文化服务，为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西南民族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反思西南民族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创时期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即1949年以前的大约100年时间，是西南民族学研究的初创时期。

这里讲西南民族学研究的初创，并不是说我国在19世纪中叶之前对西南少数民族没有研究，而是指在此之前没有应用现代民族学科学意义上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我国古代即积累了大量西南民族志资料，同时亦有一些研究。例如汉代司马迁和司马相如都考察过西南民族地区，留下了一些记述。“二十四史”中的“四裔列传”都有相关记载。一些地方志，如晋常璩《华阳国志》、唐樊绰《蛮书》、元李京《云南志略》等，也留下了珍贵的记录。此外，大量藏、彝、傣文的历史文献，至今仍是可兹利用的资料。

在国人应用现代科学体系研究西南民族以前，西南民族学研究的领域是由外国学者开拓的。近代，一些外国人先后进入西南地区，其中有直接为殖民主义侵华政策服务的，有一些学者也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调查研究工作。如英国人戴维斯(H．R．Davies)对云南民族的调查，法国人多隆(Dollon)、吕真达(A．F．Legendre)、保尔·维亚尔(P．Vial)等对川滇民族尤其是彝族的调查。美国人葛维汉(D．C．Graham)对羌族、苗族、藏族的调查，美国人洛克(J．F．Rock)对纳西族、藏族的调查，日本人鸟居龙藏对苗族、彝族的调查等等。虽然他们的调查研究均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但他们为西南民族研究引进了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其研究成果至今仍然十分有用。

国人对西南的民族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即1920年左右。最早的研究者是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他的人文科学基础很好，在1911—1914年间两次到云南和四川凉山边缘做调查，有《云南的土著人种》和《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问世，特别是由他编辑的《爨文丛刻》，已成为珍贵的彝文历史资料。中山大学一直注重西南民族学研究，1927年，该校语言历史研究所就出版了《西南民族研究专号》一书，主要作者为余永梁、钟敬文、杨成志等人。杨成志是中山大学教授，1928年到云南进行了一年多的民族考察，归来后撰写了有关西南的民族学论文多篇，可以说他是西南民族学研究的先行者。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赴湘西调查苗族后出版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一书，这是一本民族志的范式之作。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大批学人来到西南，形成了西南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高峰。当时，成都和昆明是国内民族学者聚居的地方，尤其是成都。正如林耀华先生所说:“华西坝在抗战时期是成都的民族学中心，甚至被很多人看成是当时中国民族学的中心。”^[3]他们在民族学的诸多方面开展了研究，并且形成了一批民族学的代表作，如林耀华的《凉山彝家》、马长寿的《凉山罗彝考察报告》、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之倮民》、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江应樑的《摆夷的文化生活》和《滇西摆夷的现实生活》、李安宅的《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吴泽霖的《贵州苗彝社会研究》等等。同时，诸如《边政公论》《民族学研究集刊》《西南边疆》《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边疆研究周刊》等许多民族学期刊亦在川滇发行，并培养了一批后期著名的民族学家。

概括起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属于开创时期，研究的范围虽不太广，但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时期

20世纪50、60年代，是西南民族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是对西南民族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的重要时期。

新中国建立初期，首先对西南民族进行了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紧接着，从1956年至1964年，全国的民族、历史、经济学等学科力量集中在一起，对西南的少数民族进行了深入的社会历史大调查。调查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形成的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反映了1964年前各民族的社会状况。这些调查报告，为西南民族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两次大调查的基础上，为后来编写的我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民族简史》《民族语言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等，均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准备。

两次大调查掌握的丰富资料，亦为民族学理论建设做出了贡献。同时，为了配合西南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还深入开展了各民族社会性质研究。如对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研究，就是集中了全国研究力量形成的科研成果。此外，还有关于藏族和傣族地区农奴制社会性质的研究，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原始公社残余研究等等。这些研究，为分类指导西南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贯彻落实民族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承上启下的发展时期

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西南民族学研究承上启下的发展时期。

首先，所谓承上启下，是指完善上一阶段未尽的工作。民族学研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0年停顿后又重新启动，大约花了15年左右的时间才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在这15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本来在上一阶段就应该完成的工作。比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基本在这一阶段得以修订出版。又如，将西南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成果以专著形式正式出版，如《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形态》等专著都是这样的成果。

其次，承上启下也是指新的研究局面的开创。在反思和总结以前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得失的过程中，一批优秀的民族学研究者成长起来，担负起开创西南民族学新的研究工作局面的重任。

西南民族学的研究新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开创了新的综合研究格局。田野考察是民族学的生命线，从1982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组织的藏彝走廊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开始，进行了多次民族学综合考察，尤以贵州省民族学界坚持20余年的六山六水民族调查成果最为突出。近年来，西南民族学界继续整合力量，进行了一系列专题调研，如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南昆铁路沿线、三峡库区、三江并流区、藏彝走廊、西南跨境民族等区域性民族学专题调研，均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

第二，单一民族的综合研究已逐步深入并形成气候。西南民族学研究中以单一民族为对象的学科，如藏学、彝学、壮学、傣学、侗学、苗学、瑶学、白族学、纳西学、土家学等均已蓬勃开展，且成绩显著。西南的汉民族研究也颇具特色，如四川客家人研究，贵州屯堡人研究等，均独树一帜，引人瞩目。此外，对某些民族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有了深入的研究，如彝族的毕摩文化、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等研究都较突出。

第三，随着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引进，西南民族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近年来，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港台学者和外国学者来西南进行民族学研究的日益增多，而一些西南学人又到国外求学或交流访问，两方面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在西南民族学研究中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开展研究的尝试。这种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多元化趋势，必将推动民族学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四，出版了一批新的西南民族学基础书籍。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自1981年成立以来，坚持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现已出版了论文集9册。川滇学者共同编辑的“西南研究书系”丛书已出版了30余册，云南大学主编的《云南民族村寨调查》丛书共27册，《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和《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数十册。云南民族大学主编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十余册。贵州、湖南学者编辑了《历史民族志研究》丛书多册。四川大学与西藏大学还联合编辑出版了《西藏文明研究》丛书10册。此外，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还编辑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西南部分多册。

三、西南民族学研究的展望

西南少数民族种类繁多，原有社会形态复杂，文化多样，还有许多历史的、现实的、理论的、实际的问题亟待解决。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

西南的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是过去成果最为显著的领域，具有相当的学术优势。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今后还有许多亟待加强的工作。

(一)注重我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和学科体系的建设

西南地区民族众多，研究力量雄厚，理应对我国民族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吸取国外民族学新的理论与方法的同时，我们应该结合西南民族的实际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我国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这样持之以恒，民族学的中国学派在不久的将来可望问世。民族学在中国的历史已有百年，此中有若干经验教训可兹吸取，必须认真总结与研究。过去我们对前辈学者尊重不够，研究不多，应引以为训。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并开始对我国的民族学史及其代表人物进行认真的研究。比如，要研究西南的民族学，就离不开研究广州的中山大学、成都的“华西坝”和昆明的“呈贡魁阁”这些西南民族学的重要据点。还有中国民族学除原所习称的南北两大派以外，究竟还有无“岭南学派”和“华西学派”?这些都是应该做出回答的问题。西南的民族学界同仁，只有做好这些工作，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予以发扬，从宏观上对中国民族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贡献。

(二)编好西南各民族完整的民族志

民族志是民族学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迄今为止，我国只有《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央民族大学新编的《中国民族志》这两本介绍中国少数民族的书籍。但这两本书都不是我国完整的“民族志”。应该说这是我们对这门学科欠下的一笔学术债，以早日偿还为好。云南大学近年来在编写民族志方面做了三件事情:一是在2002年前完成了云南24个世居少数民族的村寨调查，出版了26本书籍，并在2003年将村寨调查扩展到对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调查，将继续出版一批书籍;二是开展了云南各民族家庭婚姻调查，出版了各民族的女性志;三是陆续出版了56个民族20世纪的家庭实录。这些基础工作为完成我国的民族志做了一些前期的准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也以县为单位作了“民族志”追踪调查。这些努力，为完成西南各民族的民族志的编写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编写西南地区的民族志尚需继续努力。

(三)继续整合力量，深入开展西南民族的综合与专题基础研究

目前，西南民族的一些综合与专题项目，亟待继续深入研究。例如，“藏彝走廊的民族与文化互动”“金沙江文化”“巴蜀文化”“三江并流区的文化与生态”等综合研究，既涉及几个省区，又涉及多种学科，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来完成。2008年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将在昆明召开，西南民族学界同仁有不少参与此会。仅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将组织以下一些专题会议:“文化多样性与发展”“藏彝走廊:文化多样性、族群互动与发展”“民族传统生态学”“都市族群与族群关系”等。目前大家都围绕这些课题进行着认真的研究与准备。

(四)将各民族特色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

西南民族地区各民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文化事象，具体表现在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诸多方面，是民族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比如，彝族的毕摩文化、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白族的山区原生态文化等，都是正在开创的新的研究领域。而藏族文化的研究中，地方文化的特色也开始凸显出来。如四川甘孜州、云南迪庆州、西藏昌都地区和青海玉树州联合开展的康巴文化研究，青海、甘肃、四川藏区联合开展的安多文化研究，川、滇、藏多民族地区联合开展的“大香格里拉文化圈”研究，都呈现出喜人的势头。但是，都必须进一步深化。

(五)应鼓励民族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

近年来，大量的其他学科学者进入民族研究领域，促进了民族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社会学与民族学交叉形成的民族社会学，法学与民族学交叉形成的民族法学，经济学和民族学交叉形成的民族经济学，文学与人类学交叉形成的文学人类学，社会性别理论与民族学交叉形成的社会性别与民族发展研究，生态学与民族学交叉形成的民族生态学，植物学与民族学交叉形成的民族植物学，医学、药学和民族学交叉形成的民族医学与民族药学等等。这些都已成为西南民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方兴未艾，大有可为，应积极给予鼓励和支持。

(六)加强民族学的应用研究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西南民族地区在各方面都发生着巨大变化。同时，此中也产生了若干现实的社会问题。民族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民族学者完全可以运用自身的学科知识为解决西南民族地区的种种社会问题服务。近年来，西南民族学的应用研究一直处于重要地位，今后仍须加强这一研究并继续提升其学术水平。

总之，西南民族学研究在目前这个阶段，既有一些以前尚未完成的工作需要继续完成，也有许多新的领域需要开辟，而许多新的理念还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希望业内同仁继续努力，共同推动西南民族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0期］

【注释】

[1]本文原为作者在“跨越边界与范式——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再思考”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该图原件现存于四川大学博物馆，复制件存于美国华盛顿州沃拉沃拉布惠特曼学院人类学系。

[3]林耀华:《林耀华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