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夷的内向_两汉民族关系史

西南夷的内向_两汉民族关系史

西南夷与内地的关系，具体反映在同今四川的关系，而四川的经济文化很早就与中原并驾齐驱。苏秦说秦惠王“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51]，两汉时期更是如此。我们知道，当时“凡郡县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52]。而《汉书·地理志》载蜀郡成都、广汉雒县设有工官。正因为巴蜀经济文化亦不断发展着，促成二者关系的进一步密切，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史记·货殖列传》载：“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僮。西近筇，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又《西南夷列传》载：“秦时常輊略通五尺道，诸此国（按：指夜郎、滇、邛都、辒、昆明）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闭（按：闭字原作开字，从方国瑜校改）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马、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巴蜀经济文化影响着西南各族社会的发展，而西南夷又丰富着巴蜀的经济文化。《史记·货殖列传》载卓氏在临邛（今邛崃）“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又记程郑亦冶铸于临邛，“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又犍为郡道县“本有人，故秦纪宫僮之富”[53]。巴蜀之富，当与“西南夷”分不开，故《汉书·地理志》言巴蜀广汉，“南贾滇，僮，西近邛，马、旄牛”。显然，巴蜀与西南夷的经济文化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由此可见，西南夷与内地的联系，源远流长，唯汉初由于各种原因，往来不是十分多。直到武帝初，出于物质和政治上的需要，首先为并南越计，探明道路，经营夜郎地。《史记·西南夷列传》载：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即闽越，当时闽越王郢攻南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当时南越王赵胡请降）。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柯（溯珠江西源而上），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上许之。

巴蜀与南越关系密切，而夜郎乃成为二者之间的桥梁，为出兵南越，先来经营夜郎地区。《史记·西南夷列传》载：“乃拜蒙为中郎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符关入[54]，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不是把夜郎地置犍为郡，而是以其地属犍为郡。所以《汉书·地理志注》引应劭说犍为郡故夜郎国者误。而《史记》司马贞《索隐》引苟悦云“夜郎，犍为属国”者是。又《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亦说：“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www.guayunfan.com)为了通夜郎，发兵南越，先开道筑路。《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发巴蜀卒治道，自道指柯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亦说：“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不便。”官方发士卒治道，两年未成，这当然指的是官道。官修驿道未成，唯原民间往来的道路是畅通的，且唐蒙已充分利用了巴蜀、夜郎、南越之民走出来的小径。又关于唐蒙略通的年代，方国瑜考辨说：“《史记·南越尉佗传》，王恢伐闽越在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设犍为郡，唐蒙初通夜郎也许在这一年或稍后。修路，不知从哪一年起，《汉书·武帝纪》‘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未必是从这一年起，大概修了两年没有完成，或者这时修路告一段落，再度发出命令。”

开南夷道，通夜郎，出于治越，但统治者不会也没有到此为止，其实以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论，也不会限于已经达到的程度，事实上出现了修治西夷道，“是时，邛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冉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冉，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55]。《史记·西南夷列传》亦载：“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可置郡。使相如以中郎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相如持节开越辒时间，疑在元光六年（公元前119年），因为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书》有“汉兴七十有八载”一语。

汉王朝在西南夷的经营，开始时，有的获得成功，然而挫折也是不可避免的。就说司马相如使西夷，“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以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所作《难蜀父老书》中，录蜀中耆老责备他的话说：“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盐铁论·地广》谓：“司马、唐蒙凿西南夷之涂，巴蜀弊于邛。”《史记·平准书》记之更详：“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馕，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56]《史记·西南夷列传》也说：“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土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57]在开通南夷、西夷二道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一是广汉、巴蜀之民负担加重了，加之土卒死者甚众，引起了怨恨，使其难以进行；二是在这之先，“西南夷”之利，为巴蜀独享，现在中央王朝插手其间，具有独占之势，于是引起了巴蜀地方势力的抵制；三是在夜郎、邛开道置郡县，犹如在平静的湖里投进石头，必然溅起浪花，就是说，必然引起少数民族的反响，当时他们“攻吏”“阻道”等就是反响的一种形式。其实还有十分重要的一层，那便是汉王朝最高统治者那种享受对此等地区政治经济利益的心甚切，以致在不明情况的条件下，急于求成，因此，碰壁是理所当然的了，不用说当时汉王朝不是专力经营西南夷，且有事朔方。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拜公孙弘为博士，“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疲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58]。由于治西南夷道耗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争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59]。总之，汉疲于多头应付，而匈奴的威胁最大，故采用收缩战线集中力量，以专事北方的策略，这是政治上的需要，况且在西南已经发生麻烦，这就是“元朔三年秋，罢西南夷”[60]的缘由，汉王朝经近十年的经营，至此以罢置而告一段落。

汉王朝停止经略西南是暂时的，这既非统治者的本意，也不是人民的要求，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了解了一些情况，一旦有机会，封建统治者是不会放过的。过了四年时间，由于了解到西南通身毒（今印度）后，更强烈地激起了汉统治者重新经营西南夷的兴趣。《史记·大宛列传》载：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鎓，出冉，出徙，出邛、，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南方闭、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

这里所说通滇国之事，《史记·西南夷列传》载：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蜀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

这样看来，汉统治者不仅是由于物质享受上的追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了通身毒国，争取西域众多势力，借以牵制匈奴，即由于政治上的利害关系而下大力派使四出，重新经营西南夷地区。

【注释】

[1]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

[2]《史记·淮阴侯列传》。

[3]《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4]《史记·秦始皇本纪》。按：秦用百余年一统天下，实为艰难，唯其亡甚速，“无尺土之封”是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在封建时代取消分封是超越其历史阶段的。

[5]《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6]《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7]《汉书·食货志上》。

[8]《史记·货殖列传》。又《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言：“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

[9]《史记·货殖列传》。

[10]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0页。又《汉书·货殖传》载：“谚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11]《汉书·食货志上》。

[12]《汉书·高帝纪》。

[13]《史记·萧相国世家》。

[14]《史记·货殖列传》。

[15]《史记·货殖列传》。

[16]《汉书·货殖传》。

[17]《汉书·酷吏传》。

[18]《汉书·食货志上》。

[19]《史记·商君列传》。

[20]见《后汉书·仲长统传》所载其《损益篇》。按：仲长统的这番议论是为了复古，即恢复井田制，如他言“今欲张太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趾，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俭，非井田实莫由也。此变有所败，而宜复者也”。但是，所言“分田无限”之论，正道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土地买卖兼并的特点。

[21]《汉书·匈奴传上》。

[22]《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23]《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24]同上。

[25]同上。

[26]《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27]同上。

[28]同上，又：“孝景中六年（公元前144年），卢绾孙他之以东胡王降，封为亚谷侯。”

[29]《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30]《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31]《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32]《纲鉴易知录》卷11。

[33]《史记·匈奴列传》。

[34]《史记·匈奴列传》。

[35]同上。

[36]同上。

[37]《新书》卷4《匈奴篇》，转引自林《匈奴社会制度初探》。

[38]《新书》卷3《铜布篇》，转引自林《匈奴社会制度初探》。

[39]《史记·匈奴列传》。

[40]《史记·匈奴列传》又载：“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公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

[41]参看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5－356页。

[42]《汉书·晁错传》。

[43]《汉书·伍被传》。按：任嚣原作尉佗，此据颜师古注改。其注曰：“《南粤传》云南海尉任嚣谓赵佗曰：‘闻陈胜等作乱，豪杰叛秦相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后，佗始自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陈胜乃反，此盖伍被一时对辞，不究其实也。”所言甚是，据改。

[44]《汉书·南粤传》。

[45]《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46]《史记·南越列传》，亦见《汉书·南粤传》。

[47]《汉书·南粤传》。

[48]同上。

[49]《汉书·南粤传》。

[50]《史记·南越列传》。

[51]《战国策·秦策》。

[52]《续汉书·郡国志》。

[53]《华阳国志·蜀志·道县》。

[54]“巴符关”原作“巴蜀关”，今从王念孙校改。又王念孙《史记杂志》说巴符在符县，即今泸州合江县。

[55]《史记·司马相如传》。

[56]亦见《汉书·食货志》。

[57]所指巴蜀四郡，《史记集解》引徐广曰：汉中、巴郡、广汉、蜀郡。

[58]《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59]《史记·西南夷列传》。

[60]《汉书·武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