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奉藩称臣_两汉民族关系史

匈奴奉藩称臣_两汉民族关系史

如果说汉初六七十年间，为汉匈决战创造了条件，那么，宣帝时匈奴奉藩称臣朝贡则是武帝时具有决定性的战争的必然结果。

（一）联乌孙以攻匈奴之右地

大规模的战争过去了，双方耗费很大，无力再进行战争，这样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双方为争夺西域，特别是争取乌孙的活动则成了政治斗争的焦点，如果谁争取到乌孙，则表明他们在政治上取得胜利，并在政治上取得主动权。

乌孙在西域势力极大，它拥有十二万户，六十余万人，精兵近二十万，他们随畜逐水草，且与匈奴同俗，盛产良马，富者有马达四五千匹。张骞曾建议“可厚赂招，令东居故地，妻以公主，与为昆弟，以制匈奴”[32]。汉武帝从彻底击败匈奴，并迫使其成为外臣和总的战略目标出发，继续执行“断匈奴右臂”的策略，所以在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秋，以江都王刘建女细君为公主，嫁给了乌孙，并且“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33]。乌孙以汉公主为右夫人。因乌孙同匈奴接邻又同俗，所以也同时接受匈奴所遣之女，以为左夫人。(www.guayunfan.com)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匈奴遣使乌孙求汉公主，不果，于是派军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乌孙汉公主细君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救之！”[34]看来匈奴是有意同汉较量，以增强其势力。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遣常惠使乌孙，还报言“匈奴连发大兵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胁求公主，欲隔绝汉。昆弥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35]。于是在这年秋天，汉兴调关东轻车锐卒，选郡国吏伉健教习骑射，让其皆从军。并以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及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五将军，共15万骑，又以校尉常惠持节护乌孙兵[36]，一并攻击匈奴。

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春正月戊辰，五将军师发长安[37]。田广明率四万骑出西河，范明友三万骑出张掖，韩增三万余骑出云中，赵充国三万余骑出酒泉，田顺三万余骑出五原，出塞各二千余里，皆无功。唯常惠持节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至匈奴右谷蠡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骑将以下三万九千人，得马牛驴骡橐佗五万余匹，羊六十余万头，乌孙皆自取卤获”[38]。乌孙兵出击匈奴，获得胜利。

匈奴为乌孙所败，人畜衰耗很大，更结怨于乌孙。这年冬天，匈奴单于自率万骑击乌孙，掳掠了不少乌孙人畜，唯单于在返回途中遇上天降大雨雪，人畜冻死，返者不到十分之一。这时，“丁零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39]。其后，汉又出三千余骑，分三道入匈奴地，捕掳数千人而还，匈奴连遭败仗，其势力已是江河日下，更加衰弱了。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匈奴地方又闹饥荒，“人民畜产死十六七”，但还得“发两屯各万骑以备汉”。秋天，所属西居左地者，其君长以下数千人降汉，天灾人祸使匈奴日趋被动。

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郑吉发西域城郭诸部，兵万余人，攻破匈奴所属车师。车师王北走匈奴求救，未果而还，与贵人苏犹议降汉，恐汉不信，乃击匈奴边属小蒲类，略其人民以降郑吉。而单于却又立车师王昆弟兜莫为王，将所剩居民东迁。而“汉益遣屯土分田车师地以实之”[40]。这样，汉和匈奴双方便对峙着。从此，争夺西域之战进入了最后阶段。

这时，车师属汉，匈奴以为“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41]。于是在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匈奴遣骑兵击车师汉田卒，将郑吉等困于城中。汉遣常惠将兵在车师北面游弋，使围城匈奴骑引去，郑吉归渠犁屯田。

机会来了。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乱，日逐王率其众数万骑投郑吉，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从此郑吉威震西域，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号都护西域。宣帝下诏书说：“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宜明威信，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汉不失时机，一举击溃匈奴，在西域站住脚，这对汉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胜利[42]。于是汉立都护府在西域中心，治乌垒城（今新疆库尔勒和轮台之间），和抚各部，西汉号令从此畅行西域，汉匈争夺西域之战，至此以匈奴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二）呼韩邪单于稽侯珊奉藩称臣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死，匈奴内讧，于是呼韩邪、屠耆、呼揭、车犁、乌藉等五人，各自称单于，几方展开了一场争夺单于位的混战，结果有的败了，有的降了，有的自杀了，最后剩下了呼韩邪。原来就一再遭受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匈奴，经过这场混战，造成了“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的悲惨局面[43]。呼韩邪正欲收拾这一残局时，原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在西边又自立为闰振单于，在东边则有其兄左贤王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对此呼韩邪无能为力。而郅支先火并了闰振单于后，进而攻击呼韩邪，占领单于庭。由于力量薄弱，呼韩邪只好再次出走。

当然呼韩邪不会束手就擒。左伊秩訾王为当时处于走投无路的呼韩邪出主意，劝他“称臣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44]。呼韩邪把计说与所属诸大臣，遭到手下大臣们的反对，大臣们以为：“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左伊秩訾王反驳说：“不然，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45]这一反驳是非常有力的，匈奴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呼韩邪顺时势而动，最终选择了事汉而安存的路。这一举动，对匈奴以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呼韩邪的选择对于匈奴来说是一次历史的进步。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率众南下近塞，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郅支单于亦遣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汉一一接纳了。

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呼韩邪至五原塞（今内蒙古包头），表示在甘露三年正月朝汉，汉当然完全乐意接受，并好生安抚，使其臣服于汉。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朝派遣专使车骑都尉韩昌到五原迎接呼韩邪单于，并于五原经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直至长安[46]，沿途派兵列卫。这当然有戒备的一面，不过隆重欢迎还是主要的。这是重大事件，如何接待呢？有司以为“匈奴单于乡风慕义，举国同心，奉珍朝贺，自古未之有也。单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礼仪宜如诸侯王，称臣昧死再拜，位次诸侯王下”[47]

又《汉书·萧望之传》：

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公卿议共仪，丞相黄霸，御史大夫于定国议曰：“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诗云：‘率礼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师古曰：《商颂·长发》之诗也……四海之外皆整齐。）陛下圣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单于乡风慕化，奉珍朝贺，自古未之有也。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师古曰：逸《书》也），言其来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师古曰：卒终也。本以客礼待之，若后不来，非叛臣。）信让行乎蛮貉，福祚流于亡穷，万世之长策也。”天子采之，下诏曰：“盖闻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而宣帝认为“匈奴单于称北藩臣，朝正月……其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48]。可见汉皇对匈奴单于的称臣极为重视，于是正式颁发了黄金质“匈奴单于玺”及韡绶，“承认他是匈奴族的最高首领，也表示汉天子对臣下的册封，在法律（不成文法）形式上确定了君臣的名分，同时也确定了呼韩邪政权——匈奴政权隶属于汉朝中央政权的政治、法律地位”[49]。这次册封是一件重大历史事件，其功不可淹没。因为自此以后，匈奴单于政权就成为汉封建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只不过对其统治策略有所不同，是因其故俗而治，无赋税，它唯需奉藩称臣，朝正月，遣子入侍。从这种特殊情况来看，将其称为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应该是适当的。这种中央与地方、君和臣的隶属关系是很具体的。

册封之后，汉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遣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等护送呼韩邪单于出朔方郡，令韩昌驻军塞外，“留卫单于，助诛不服”；又诏北边赈谷食，先后三万四千斛，以急匈奴乏食[50]。

车骑都尉韩昌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时，见匈奴民众益盛，单于足以自卫，又听见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恐难以约束单于，于是与单于约盟：“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

《汉书·匈奴传》载：

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求问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见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闻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恐北去后难约束，昌、猛即与为盟约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昌、猛与单于及大臣惧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昌、猛还奏事，公卿议者以为“单于保塞为藩，虽欲北去，犹不能为危害。昌、猛擅以汉国世世子孙与夷狄诅盟，令单于得以恶言上告于天，羞国家，伤威重，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与解盟。昌、猛奉使无状，罪至不道。”上薄其过，有昌、猛以赎论，勿解盟。其后呼韩邪竟北归庭，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

尽管这是他们矫制约盟，但客观上起到了加强汉匈君臣间约束力的作用，也表现了双方愿世世相和好的意望。此盟约是汉匈和好的见证，汉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为后盾，以自己先进的文化，强有力地吸引了匈奴，使双方免除了战乱，走在了一起，这是双方人民的胜利。

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51]。于是在君臣关系上又加了一层“亲戚”关系，这样双方的联系便更加密切了。如单于上书提出愿保自上谷以西至敦煌的障塞，汉虽未许，但也没有理由怀疑单于的诚意。

（三）郅支的覆灭

呼韩邪入汉之初，郅支亦遣子入侍，一再表示亲汉。然而，在呼韩邪获得了汉的信任和支持后，就在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郅支求侍子归，并杀汉使谷吉。

初元四年，（郅支）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愿为内附。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匡衡以为春秋之义“许夷狄者不壹而足”，今郅支单于乡化未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始无应敌之数，知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宜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复争，以为吉往必为国取悔生事，不可许。右将军冯奉世以为可遣，上许焉。既至，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52]

尤其在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汉朝尊重呼韩邪的意愿，同意他返回北庭。之后，郅支却对汉采取了完全敌对的行动。郅支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遂西奔康居。

汉知谷吉被害之后，曾先后三次派使求索，均被郅支所困辱。

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与都护甘廷寿谋，以为郅支单于侵凌乌孙、大宛，又往往替康居出谋划策，如果听其自然，让他“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那就要不了多长时间，西域城郭各部将危，所以主张“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53]。甘延寿想奏请，陈汤以为“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54]。于是陈汤乘甘延寿患疾之机，就单独矫制调发西域诸部兵及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共四万余人，造成既成事实。

陈、甘二人一方面上疏“自劾奏矫，陈言兵状”；另一方面，“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径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55]。陈汤在赤谷城东，首战康居副王抱阗告捷。进而入康居东界，严禁士卒抄掠，并同康居贵人屠墨饮盟，又以所俘贵人贝色子男开牟为向导，一路顺利抵达离郅支城三十里的地方扎营。

在这种情况下，郅支派人探问汉兵来因，汉兵托词说：“单于上书居困厄，愿归计强汉，身入朝见。天子哀闵单于弃大国，屈意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单于妻子，恐左右惊动，故未敢至城下。”使者数次往来其间传话，甘延寿、陈汤谴责郅支说：“我为单于远来，而至今无名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何？单于忽大计，失客主之礼也！兵来道远，人畜罢极，食度且尽，恐无以自还，愿单于与大臣审计策。”[56]汉军巧用计谋，想稳住郅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

于是汉军皆迫城下，四面围城。原先郅支听到汉军来，想走，又怕康居作汉内应，加上听说乌孙诸部兵皆来，觉得没有地方安身，同时估计“汉兵远来，不能久攻”，所以仍返回城中坚守，结果是城破身亡，汉军获得胜利。

战事很快结束，甘延寿、陈汤上疏说：“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宜悬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57]郅支的覆灭，标志着自宣帝神爵年间以来，匈奴内争局面的结束，分裂了的匈奴又处于同一个单于的统治之下，同时表明汉与匈奴间百余年来对立局面的告终，开始了汉与匈奴君臣关系的历史，而汉与匈奴间的君臣关系随之达到了很融洽的地步，这是历史之必然，它反映了汉匈人民渴望安定统一的心愿。

班固说，“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是故其详可得言也。”[58]如果筛掉其中歧视少数民族的沙粒和灰尘，班固的议论却也道出了历史真情。在西汉前期（文景之世）言和亲，武帝之世主战，宣帝时言使匈奴奉藩称臣者，都是“合于当时”，即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反之，文景时绝和亲以战，武帝时承和亲避战，宣帝时拒其称臣，则就是与时势相背道，就将会阻碍历史的进程。总之，西汉前、中、后三个时期对匈奴采取三种政策，是“权时施宜”，行之有效，所以，才有宣帝时“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59]的景况。这种审时度势的对策，合乎时世，因而就能使双方干戈停息，人民安居乐业，到处显现出一片和平繁荣景象。

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张骞凿空于前，班超投笔于后，或结之以重宝，或慑之以利剑，投躯万死之地，以立一朝之功，皆由主尚来远之名，臣徇轻生之节。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也。……古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盖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岭，汉事三边，或道相继，或户口减半……此皆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也。[60]

在对待和处理边疆少数民族问题上，确有出于“立一朝之功”而“结之以重宝”或“慑之以利剑”的皇帝，也有“好事”及投皇帝“所好”的权臣。如果就汉与匈奴的关系来说，尤其以汉武帝奋击匈奴之事来讲，说是出于他的好大喜功，或归之于当时某个权臣投其所好，那是不公正的，这正如班固所言：“夫边城不选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备塞之具，厉长戟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仇。信甘言，守空约，而几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61]汉武帝深谋远虑，以利剑对待匈奴，获得成功，这并不是由他的主观意愿所决定，而是和当时迅速发展起来的地主经济分不开的。当然，这种成功也可以说是当时各种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当时也确乎出现了“道相继，户口减半”的情景，不过这是所付出的重大代价。当然，汉武帝存在着专横独断，过分宠信外戚将领而偏待其他将领等不好的一面，但不能以此而否定他对匈奴战争的正确性，也不能无视战争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汉对匈奴作战的胜利，抛掉了身上的重负，使自己本身的内聚力得到充分的发展，这就使地主经济得以飞跃上升，而地主经济的长足进步，是促成汉繁荣的主要原因。对匈奴来讲，臣属于汉，得到汉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双方互相来往，相互交流，致使不管以后的历史风云如何变幻，双方人民都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国家中。

【注释】

[1]《汉书·晁错传》。

[2]《史记·平准书》。

[3]《汉书·贾谊传》。

[4]《汉书·晁错传》。

[5]同上。

[6]《汉书·晁错传》。

[7]《史记·匈奴列传》。

[8]《史记·佞幸列传》。

[9]按：《汉书·贾捐之传》将此事纪于元狩六年，疑为建元六年之误。

[10]《汉书·张汤传》。

[11]《史记·平准书》，亦见《汉书·食货志》。

[12]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页。

[13]《汉书·韩安国传》。

[14]《汉书·韩安国传》，亦见《汉书·武帝本纪》，唯“币帛文绵”句作“金币文绣”。

[15]《汉书·韩安国传》。

[16]《史记·匈奴列传》。

[17]《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此役在元光五年；据《汉书·卫青传》及《史记·匈奴列传》“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等语，则当在元光六年。

[18]《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19]《史记·匈奴传》。赵信，原是匈奴小王，降汉，封为翕侯，此次兵败而降，单于封他为自次王，以其姊妻之。“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无近塞。单于从其计。”

[20]《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21]《史记·匈奴列传》。

[22]《史记·大宛列传》。

[23]《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24]《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25]《汉书·汲黯传》

[26]《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27]《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贞《索隐》引《西河旧事》。

[28]《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亦见《匈奴列传》。

[29]《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亦见《匈奴列传》。

[30]同上。

[31]《史记·匈奴列传》。

[32]《汉书·西域传·乌孙》。

[33]同上。

[34]《汉书·常惠传》。

[35]同上。

[36]《汉书·宣帝纪》。

[37]《汉书》之《常惠传》及《匈奴传》将此役载于本始二年，又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亦同。按：据《汉书·宣帝纪》，本始二年秋，调集士卒习骑射，分派五将军，以常惠持节护乌孙，出发在本始三年正月，可信。

[38]《汉书·常惠传》。

[39]《汉书·匈奴传》。

[40]《汉书·匈奴传》。

[41]《汉书·西域传》。

[42]《汉书·郑吉传》。

[43]《汉书·宣帝纪》。

[44]《汉书·匈奴传》。

[45]同上。

[46]各郡治所在为今内蒙古包头、杭锦旗、东胜，甘肃庆阳，陕西榆林、西安。

[47]《汉书·宣帝纪》。

[48]同上。

[49]林：《试论呼韩邪单于侯稽珊在汉匈关系中的积极作用》，见《匈奴史论文选集》，第997页。

[50]林：《试论呼韩邪单于侯稽珊在汉匈关系中的积极作用》，见《匈奴史论文选集》，第997页。

[51]《汉书·匈奴传》。

[52]《汉书·陈汤传》。

[53]《汉书·陈汤传》。

[54]《汉书·陈汤传》。又皇帝称“国家”，这是所见最早者，若是，则《资治通鉴·晋纪》于后赵石虎子石邃官难称下所注言“西汉谓天子为县官，东汉谓天子为国家”，似为不确。

[55]《汉书·陈汤传》。

[56]同上。

[57]《汉书·陈汤传》。

[58]《汉书·匈奴传赞》。

[59]同上。

[60]《太平御览》卷792引魏徵《西戎论》。

[61]《汉书·匈奴传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