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夷的反抗_两汉民族关系史

西南夷的反抗_两汉民族关系史

汉粗具规模的一套制度，王莽企图变更。《汉书·西南夷传》说：王莽篡位，改汉制，贬句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恨，柯太守周歆诈杀邯。邯弟承攻杀歆，州郡击之，不能服。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莽征茂还，诛之。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始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而越（按：原作粤，今改）辒蛮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会莽败汉兴，诛贵，复旧号云。”此时益州郡也发生了战争，“天凤元年（公元14年），益州蛮夷杀大尹程隆，三边夷尽反，遣平蛮将军冯茂将兵击之”[20]。又天凤三年（公元16年），“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赋敛民财，什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征还下狱死。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击句町，颇斩首，有胜。莽征丹、熊，丹、熊愿益调度，必克乃还。复大赋敛……”六年，“更始将军廉丹击益州，不能克，征还。更遣复位，后大司马护军郭兴、庸部牧李击蛮夷若豆等”。地皇二年（公元21年），“国师和仲、曹放助郭兴击句町。[21]”这次先后延续十余年的战争，有几个战场。一个战场是在柯郡地；一个在益州郡的东部，即滇东；还有一个战场在滇西，即洱海地区。《后汉书·西南夷传·滇王》载：“王莽政乱，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辒姑复（华坪）夷人大牟亦皆叛，杀略吏人。莽遣宁始将军廉丹发巴蜀吏人及转兵谷卒徒十余万击之，吏士饥疫，连年不能克而还。”第四个战场，就是在越辒郡，前引《汉书·西南夷传》任贵事，“越辒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会莽败汉兴，诛贵，复旧号云”。《后汉书·西南夷传·邛都》载：“王莽时，郡守枚根调邛人长贵，以为军候。更始二年（公元24年），长贵率种人攻杀枚根，自立为邛王，领太守事。又降于公孙述，述败。光武封长贵为邛王。”方国瑜谓此下载建武十九年长贵被杀，则《汉书》“诛贵复旧号”应作“封贵复旧号”。

这场战争的起因，当然是王莽篡位后，进行“改制”所引起的，《汉书·王莽传》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贬句町王为侯，……而句町……后卒以此畔”；四年，“改句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讽柯大尹周歆诈杀邯，邯弟承起兵攻杀歆”。政策上的大变动，不只限于句町。《汉书·王莽传》说：“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受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原来封王封侯尚且无法安定，王莽施行贬爵之策，当然更要引起反抗。王莽又何以如此？《汉书·王莽传》：“始建国元年正月……又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从思想上讲，又回到“夏夷大防”中去，充分暴露了他的大汉族主义，同时既已篡位，则应有别于“刘氏”之汉制焉。

王莽之所以如此，是想显赫于边事，借以树立威信，或者转移中原人民的视线，这一点从益州战争中可以看得出来。《汉书·王莽传》载天凤三年就都（益州郡）大尹冯英上书说：“自越辒遂久（今永胜）、仇牛（疑指大牟）、同亭（柯郡）、邪豆（疑指若豆）之属反畔以来，积且十年，郡县距击不已。续用冯茂，苟施一切之政。道以南，山险高深，茂多驱众远居，费以亿计，吏士离毒气死者什七。今丹、熊惧于自诡期会，调发诸郡兵谷，复訾民取其十四，空破梁州，功终不遂，宜罢兵屯田，明设购赏。”王莽不但没有听，反免了冯英的官。更改王侯名位，已激起边地土长的强烈不满，且反抗战争到处燃起，使王莽政权疲于奔命，加上一再用兵，横征暴敛，如冯茂率军击句町，“赋敛民财什取五”，使“益州虚耗”，“巴蜀骚动”，又廉丹、史熊发师“复大赋敛”，又“调发诸郡兵谷，复訾民取其十四”，致使人民不堪其苦，亦起而反抗，并与土长合流，形成很大的力量。加之“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军粮前后不相及”，致使“吏士饥疫”，当然引起士卒厌战，中原人民亦视为畏途，这就注定了王莽在这次战争中失败的命运。不止此，正由于这一战争，也加速了王莽政权的垮台。

在错误的措施之下，形成“益州虚耗”“巴蜀骚动”的情况，是时，却有文齐来收拾残局。王莽时“以广汉文齐为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及公孙述据益土，齐固守拒险，述拘其妻子，许以封侯，齐遂不降。闻光武即位，乃间道遣使自闻。蜀平，征为镇远将军，封成义侯。于道卒，诏为起祠堂，郡人立庙祀之”[22]。又《华阳国志》卷10《文齐传》也说：“文齐，字子奇，梓潼人也。孝平帝末，以城门校尉为犍为属国（都尉），迁益州太守。造开稻田，民咸赖之。公孙述时，据郡不服。述拘其妻子，许以公侯，招之，不应，乃遣使由交趾贡献河北。述平，世祖嘉之，征拜镇远将军，封成义侯，南中咸为立祠。”自王莽政乱，在益州郡先后发动长达十三年的不义战争，使战争所及之地，特别是滇池区域尤为残破，屯田废了，屯民逃亡了，水利失修，农田荒芜，原来那套障塞亦被战争所破坏，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紧张，文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任益州郡太守的，他所面临的是收拾残局。而他首先召集失散了的汉族屯户和原来从内地屯戍而来的吏卒，以及在战争中打散了的吏卒，兴修水利，恢复生产，即“造起陂池，开通溉灌”，不但恢复旧观，而且还“垦田二千余顷”，有所发展。与此同时，重整关隘险要，即“率厉兵马，修障塞”，重新整顿政治军事，以稳固其统治。其次，就是笼络少数民族，即“降集群夷”，出现了“甚得其和”的安定局面，这就是文齐借以“固守拒险”或“据郡不服”的前提，即能与公孙述分庭抗礼的力量所在。(www.guayunfan.com)文齐之所以能如此，从主观方面讲，除他忠于职守，执行业已确定的那套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政策外，他在朱提（今昭通）有了实践，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朱提郡“先有梓潼文齐，初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亦为立祠”。这与文齐的个人素质也是分不开的。

在这期间，柯郡有谢暹。《后汉书·西南夷传·夜郎》说：“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光武嘉之，并加褒赏。”[23]谢暹政绩不获详知，唯收拾残破局面种种与文齐同，并有一点是明白的，即重新修好被搅乱了的民族关系，否则虽有龙、董、傅、尹等几家大姓的支持，也不一定能造成当时那样的一个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