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夷大姓和夷帅的结合_两汉民族关系史

西南夷大姓和夷帅的结合_两汉民族关系史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马相、赵祗分兵入蜀。刘焉为益州牧。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刘璋继任，内部矛盾重重，而外又有劲敌，因此无暇顾及，这样就没有力量来经营南中。

南中大姓势力至此时，已经坐大，当然这非一日一时所致。早在公孙述据蜀时，就已乘时而起，初露头角，其力量已不可小看了，“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光武嘉之，井加褒赏”[64]。因而到蜀汉时，大姓势力已在左右南中局势。李恢“任郡督邮，姑夫爨习为建伶令，有违犯之事，恢坐习免官。太守董和以习方土大姓，寝而不许。后贡恢于州”[65]。这时董和身为益州太守，“与蛮夷从事，务推诚心，南土爱而信之。先主定蜀，征和为掌军中郎将”[66]。他治郡确属温和，比较注意民族关系的融洽，然而他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方土大姓势力强大，不得不迁就，乃至爨习不法却只好“寝而不许”，将举劾爨习的李恢送到刘璋处，息事宁人，讨好双方了事。

武帝时设郡县，任命太守令丞，随后汉族移民接踵而至，而那些所谓有身份的汉人，到南中后，逐步经营，自成系统，形成统治者所依靠的力量。那些至南中居官的人中，有的亦落籍下来，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成为方土大姓，而原屯卒、屯户大都成了他们的部曲，这些人在东汉时就已不少。

设郡县时并对少数民族中的首领册封为王侯，借以联系该郡境内的居民。在民族战争中，统治者往往利用他们实行“以夷攻夷”的所谓策略，从中渔利，其后果是加深了民族压迫，至于毒化民族关系自不待言。有时去消灭某些上层，去增强另一些上层的力量。另一方面，封建中央统治者封王侯之类，是想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实际上也取得了效果。但问题的另一面，也就是扶持了这些民族的王侯，使其势力日益增长，形成后来的所谓夷帅等等。(www.guayunfan.com)方土大姓与夷帅的结合，使二者如虎添翼，力量空前膨胀，又碰上中原分裂，大姓乃利用此机，大都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具体说就是同孙吴交好，而联合抗蜀。而吴国领交趾，向南中展开政治攻势，原来士燮受汉王朝之命任交趾太守，建安末，孙吴遣步骘为交州刺史，士燮投吴，为左将军，仍领交趾，而南中大姓之首雍与吴联系，士燮诱导益州豪姓雍等，率郡人民使遥东附。《三国志·吴书·步骘传》也载：“益州大姓雍等，杀蜀所署太守正昂，与燮相闻，求欲内附，骘因承制遣使宜恩抚纳。”又：“南中豪帅雍据益州反，附于吴，权复以璋子阐为益州刺史，处交、益界首。”[67]这样，吴也利用以雍为代表的南中大姓，来牵制蜀的力量，当然也反映出占有南中的愿望。而以雍为代表的南中大姓，则利用吴的力量牵制和削弱蜀的力量，以便雄踞南中，只要有可能，还要通过进攻来扩张其势力。

就这样，南中大姓与夷帅结合，形成共同抗蜀的局面。情况是这样的：“先是，益州郡杀太守正昂。耆率雍，恩信著于南土，使命周旋，远通孙权。乃以裔为益州太守，径往至郡，遂鵮趄不宾，假鬼教曰：‘张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不足杀，令缚与吴。’于是送裔于权。”[68]又《三国志·蜀书·吕凯传》载：“雍等闻先主薨于永安，骄黠滋甚。都护李严与书六纸，解喻利害，但答一纸曰：‘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其桀慢如此。”[69]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用各种手段来组织进攻蜀汉的各种力量，如“益州夷复不从，使孟获说夷叟曰：‘官欲得乌狗三百头，膺前尽黑，螨脑三斗，斫木构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以为然，皆从。斫木坚刚，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获以欺夷”。[70]之所以能将“夷民”鼓动起来从，用欺骗手段起了一定的作用，之所以能欺骗，是利用了客观存在的由于民族压迫而引起的民族矛盾、民族隔阂，否则是骗不了的。

除了益州郡大姓的抗蜀和进攻外，还有其他郡大姓夷帅亦抗蜀，柯郡的情况也是如此。“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夏，柯太守朱褒拥郡反。”[71]朱褒为什么“拥郡反”呢？“初，益州从事常房行部，闻褒将有异志，收其主簿按问，杀之。褒怒，攻杀房，诬以谋反。诸葛亮诛房诸子，徙其四弟于越辒，欲以安之，褒犹不悛改，遂以郡叛应雍”[72]。常房未有确证，即拿问朱褒，至少轻率，从而加速了朱褒的抗蜀。诸葛亮以很大的代价，即以诛常房诸子、流放其弟等来稳定朱褒，然雍等的抗蜀攻势已经展开，而蜀汉显得无力，于是大姓们乘时应雍抗蜀。

越辒郡的情况是以夷帅高定为首的“夷民”力量抗蜀。先主拜严为犍为太守。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越辒夷率高定遣军围新道县，严驰往赴救，贼皆破走”[73]。“章武三年（公元223年），越辒叟大帅高定元称王恣睢，遣都督李承之杀将军梓潼焦璜，破没郡土。丞相亮遣越辒太守龚禄住安上县，遥领太守。安上去郡八百里，有名而已”[74]。《华阳国志·南中志》亦说：“先主薨后，越辒叟帅高定元杀郡将军焦璜，举郡称王以叛。”后来龚禄也为越辒“夷人”所杀。

总之，益州、柯、越辒互为犄角，大姓夷帅结合攻蜀之势已成。

整个东汉时期，尤其是和帝以后，大有枝强干弱之势。刘昭言：

昔在先代，列爵殊等，九服不同，畿荒制异。虽连帅相司，牧伯分长，而封疆置限，兼庸有数，如身之使臂，手之使指，故能高卑相固，远近维缉，群后克穆，共康兆庶。爰及周衰，稍竞吞广，邦国侵争，递怀贪略，犹历数百年，乃能成其并一，岂非树之有本，使其然乎？秦兼天下，开设郡县，孤立独王，即以颠亡。汉祖因循，虽不顿革，分置子弟，终龛诸吕之难，渐剖列郡，以减大都之权。后严安之徒，犹慷慨发愤，谓千里之威，即古之强国，虑非安本无穷之计也。孝武之末，始置刺史，监纠非法，不过六条，传车周流，匪有定镇，秩裁数百，威望轻寡，得有举察之勤，未生陵犯之衅，成帝改牧，其萌始大，既非识治之主，故无取焉尔。世祖中兴，监乎政本，复约其职，还遵旧制，断亲奏事，省入惜烦，渐得自重之略。因兹以降，弥于岁年，母后当朝，多以弱守，六合危动。如海溃弊，财尽力竭，纲维挠毁，而八方不能内侵，诸侯莫敢入伐，岂非干强枝弱，控制素重之所致乎？至孝灵在位，横流既及，刘焉徼伪，自为身谋，非有忧国之心，专怀狼据之策，抗论世，荐议愚主，盛称宜重牧伯，谓足镇压万里，挟奸树算，苟罔一时，岂可永为国本，长期胜术哉？夫圣主御世，莫不大庇生民，承其休谋，传其典制。犹云事久弊生，无或通贯，故变改正服，革异质文，分爵三五，参差不一。况在竖鎚之君，挟奸诈之臣，共所创置哉！焉可仍因大建尊州之规，竟无一日之治。故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绍取冀，下制书于燕、朔；刘表荆南，郊无祀地；魏祖据兖，遂眐皇业：汉之殄灭，祸源乎此。[75]

对刘昭所论，我们将战国以前情况置而不论，如果说东汉前期还是“干强枝弱，控制素重”的话，那么后期则处于枝强而干弱了，故“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绍取冀，下制书于燕、朔；刘表荆南，郊无祀地；魏祖据兖，遂眐皇业”。这是很令人信服的。

【注释】

[1]《后汉书·乌桓传》。

[2]《后汉书·乌桓传》。

[3]同上。

[4]同上。

[5]《后汉书·张奂传》。

[6]《后汉书·刘虞传》。

[7]同上。

[8]《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9]《后汉书·祭彤传》。

[10]《后汉书·祭彤传》载：“彤曰：‘审欲立功，当归击匈奴，斩送头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效！’”

[11]《后汉书·鲜卑传》。

[12]同上。

[13]同上。

[14]《后汉书·鲜卑传》。

[15]同上。

[16]同上。

[17]《后汉书·鲜卑传》。

[18]同上。

[19]《后汉书·西羌传》。

[20]《后汉书·西羌传》。

[21]同上。

[22]同上。

[23]《后汉书·西羌传》。

[24]同上。

[25]《后汉书·西羌传》。

[26]同上。

[27]同上。

[28]《后汉书·西羌传》。

[29]《后汉书·段传》。

[30]同上。又《后汉书·西羌传论》中作“张奂盛称戎狄一气所生，不宜诛尽，流血污野，伤和致妖”。

[31]《后汉书·段传》。

[32]《后汉书·虞诩传》。

[33]《后汉书·段传》。

[34]《后汉书·张奂传》。

[35]《后汉书·西羌传》。

[36]《后汉书·虞诩传》。

[37]《后汉书·傅燮传》。

[38]《后汉书·西域传论》。

[39]《后汉书·班超传》。

[40]《后汉书·西域传》。

[41]《后汉书·西域传》。

[42]《后汉书·班勇传》。

[43]《后汉书·班勇传》。

[44]同上。

[45]同上。

[46]同上。

[47]《后汉书·西域传》。

[48]同上。

[49]《后汉书·南匈奴传》。

[50]同上。

[51]同上。

[52]《后汉书·南匈奴传》。

[53]同上。

[54]同上。

[55]同上。

[56]《后汉书·南匈奴传》。

[57]《后汉书·陈龟传》。

[58]同上。

[59]同上。

[60]《后汉书·南匈奴传》。

[61]同上。

[62]《后汉书·南匈奴传》。

[63]《后汉书·南匈奴传论》。

[64]《后汉书·西南夷传》。

[65]《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66]《三国志·蜀书·董和传》。

[67]《三国志·蜀书·刘璋传》。

[68]《三国志·蜀书·张裔传》。

[69]《三国志·蜀书·吕凯传》。

[70]《华阳国志·南中志》。

[71]《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72]《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注引《魏氏春秋》。

[73]《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74]《华阳国志·蜀志》。

[75]《后汉书·百官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