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夷地列置郡县而治_两汉民族关系史

西南夷地列置郡县而治_两汉民族关系史

汉统治者经营西南夷的目的，最初为获取珍奇异物，扩大政治影响，以便使之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后来又得知蜀身毒道。这样，不论从经济或政治的利益出发，西南夷对汉的吸引力都大为增加。为此，汉不但恢复已经中止的官方活动，并且比以往更加用力了。然而这种努力受到种种阻挠，其中以辒、昆明地尤甚，于是汉使出了最后一招，即用暴力来实现其目的，首当共冲的就是南夷。

所谓南夷即夜郎诸部。汉对其地统治的经过是这样的。原来南越已表示过愿归顺于汉，然首鼠两端，后吕嘉专权。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王朝出兵伐越，汉兵当时除桂阳、豫章，零陵三路兵外，还有夜郎兵为一路，“使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柯江”。但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17]。汉王朝乘发夜郎兵平越之机，仗余三路兵威之势，以且兰杀犍为太守为借口，在夜郎地区设治。

也就在这期间，西夷诸部地，也推行了郡县，“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侯，冉皆震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辒郡，都为沈犁郡，冉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18]。又《汉书·武帝纪》亦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十月，令驰义侯“征西南夷，平之。……定西南夷，以为武都，柯、越辒、沈黎、汶山郡”。这里的西夷诸部地，也实现了设治。“南夷”“西夷”诸部地设治后，所称的“西南夷”地还余下滇及辒、昆明诸部区域尚未建立郡县，然而这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事实上仅过了两年，汉王朝又采取了行动。《史记·西南夷列传》载：“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西夷，举国降。（按：原文作“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方国瑜谓《汉书》作“滇王离西夷，举国降”。本书衍“难”“南”二字。离即丽，谓附丽西夷，举国降也。从所校改。）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汉书·武帝纪》也说：元封二年，汉“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为益州郡”。辒、昆明诸部地，为益州郡所属。《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滇王者，庄之后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为益州郡，后数年，复并昆明皆以属之。”并昆明之役亦为郭昌所为。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师亡命，令从军，遣拔胡将军郭昌将以击之”[19]。虽经此役，然犹未能服，“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辒、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20]。郭昌等将兵击昆明，然仍未能设县。但是，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沧水、溪，置辒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行人歌之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渡兰沧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则知建立了辒唐、不韦二县。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西南夷地纳入了中国版图，正如方国瑜所说：“汉武帝时期，为了开发交通，从建元到元封以后，经过三十多年，发动经略西南夷，设置郡县，入中国版图。”

汉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设置益州郡，共二十四个县，柯郡十七个县（其中十一个在今云南境），越辒郡十五个县（其中三个在今云南境）。政治招徕没有实现其目的，仍以暴力解决，但没有也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奇迹出现，既有暴力进行压服，就有用暴力进行反抗的行动，于是乎政治、军事的交互使用逐步深入，而被压迫的则以暴力反抗及受命二者交错进行，不管其自愿的程度有多大，都与中原汉族的关系日密，乃至如鱼似水，终于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设置郡县、经营西南夷的整个过程中，反抗、镇压，镇压、反抗之事，不绝于书。(www.guayunfan.com)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益州廉头、姑缯、柯、谈指、同并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犍为、蜀郡奔命击益州，大破之”[21]。《汉书·西南夷传》也说：“后二十三岁（指元封二年后23年），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发蜀郡、犍为奔命万余人击柯，大破之。”此役似仅限于柯郡地进行，反抗者虽说失败，不过看来元气未遭大挫，因为过了两年多，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抗。《汉书·昭帝纪》载：始元五年秋，汉“遣大鸿胪广明，军正王平击益州，斩首捕虏三万余人，获畜产五万余头”[22]。这场战争从始元五年延续到始元六年，也不是两个地区同时进行，而是田广明、王平入柯，结束谈指、同并地区的战争后，与已入益州郡地的吕破胡军合力，把战争推进到廉头、姑缯地。《汉书·西南夷传》说：“后三岁（即始元四年），姑缯、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按：前引《汉书·昭帝纪》作吕破胡，《百官表》亦作吕辟胡，《南小志》作吕破奴。破胡、辟胡、破奴，非其名字，盖以专事边地少数民族而得之）将郡兵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明年，复遣军正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并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这次战争先后历经五年，以益州郡人民的惨重损失而告终。之所以如此，除双方力量悬殊，反抗者组织松弛等原因外，汉王朝借用当地的力量是重要因素之一。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诏曰：“町侯毋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毋波为町王。”柯战争之迅速结束，是利用了当地矛盾，实行“以夷攻夷”，即利用町侯毋波的力量镇压了反抗者，并将这部分军队很快移到益州郡地区，合力镇压廉头、姑缯。毋波出了力，于是统治者将其从侯位升为王。参与这次战争的，除吕破胡、田广明、王平等外，还有杜延年、明友亦参与了，他们由于“斩首捕虏有功”而一一加官晋爵，如田广明被赐爵为关内侯，有食邑之享。

经过始元年间（公元前86—前81年）的战争，柯郡地区町与夜郎之间的矛盾加深了，乃至发生了战争。

成帝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王兴与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柯太守请发兵诛兴等，议者以为道远不可击，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刻木象汉吏，立道傍射之。杜钦说大将军王凤……大将军凤于是荐金城司马陈立为柯太守。立者，临邛人，前为连然长、不韦令，蛮夷畏之。及至柯，谕告夜郎王兴，兴不从命，立请诛之。未报，乃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兴国且同亭，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数十人入见立。立数责，因断头。邑君曰：“将军诛亡状，为民除害，愿出晓士众。”以兴头示之，皆释兵降。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立还归郡。[23]

柯设郡，以夜郎土长封王，町、漏卧为侯，“夜郎自大”，欺凌町、漏卧，这样引起町、漏卧的不满，乃至争长其地，亦在情理之中，它们之间矛盾日深。而在始元年间，汉王朝利用町以攻其地，并将毋波封为王，与夜郎王并列，矛盾激化，以致发生了战争。初，汉王朝廷议因道远而不主发兵，采取和解方针，夜郎王不从。陈立就任，设下圈套，《汉书·天文志》说：“河平二年十一月丁巳，夜郎王歆（即兴之异写），大逆不道，柯太守立捕杀歆。”以“大逆不道”的罪名，用欺骗的手段杀了夜郎王兴。但是，事情并未结束，王兴被杀后，“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收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诸夷与都尉长史分将攻翁指等。翁指据为垒，立使奇兵绝其饷道，从反间以诱其众。都尉万年曰：兵久不决，费不可共。引兵独进，败走趋立营，立怒，叱戏下令格之。都尉复还战，立引兵救之。时天大旱，立攻绝其水道。蛮役共斩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南夷（按：原作西夷误，今改），徵诣京师”。[24]把夜郎化整为零，并杀了夜郎王，中央统治者势力在此地区深入了一步，这是用血与火的手段获得的，此役是大汉统治者“以夷攻夷”的民族压迫政策的典型。

统治机构建立起来了，当然麻烦的事情也就接踵而至。汉王朝在反抗、内争、贡赋等成堆的问题面前束手无策。《汉书·西南夷传》说：

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蛮夷王侯，王侯受诏，已复相攻，轻易汉使，不惮国威，其效可见。恐议者选，复守和解，太守察动静有变，乃以闻。如此，则复旷一时，王侯得收猎其众，申固其谋，党助众多，各不胜忿，必相殄灭。自知罪成，狂犯守尉，远臧温暑毒草之地，虽有孙吴将、贲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没，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费不可胜量。宜以其罪恶未成，未疑汉家加诛，阴敕旁郡守尉练士马，大司农豫调谷积要害处，远任职太守往，以秋凉时入，诛其王侯尤不轨者。即以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宜罢郡，放弃其民，绝其王侯，勿复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隳坏，亦宜因其萌芽，早断绝之，及已成形然后战师，则万姓被害。[25]

所发之论，既不赞成屯田以守，又不主张选将发师，总之，不赞成置郡县。将边地边民视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从而主张“放弃其民，绝其王侯，勿复通”，这正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落后保守、因循守旧的一面，也就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在民族关系上的具体反映。然而又念及“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隳坏”，所以又采取阴谋诡计，剪除王侯。当然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由于西汉王朝走向衰败，因而在边地民族问题上也反映出进退两难的情形，即处于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