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地连续不断的民族战争_两汉民族关系史

羌地连续不断的民族战争_两汉民族关系史

王莽篡位改制，全国波动。西羌诸部亦受影响，纷纷起来反抗王莽政权。王莽败后，窦融因累迁河西，知当地土俗，他以为“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1]。所以窦融领其家属到河西，“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欢心，河西翕然归之”[2]。

当时，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厍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并州郡英俊，窦融均与之厚交相善。更始失败后，河西上层共推融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由于河西民俗质朴，加上窦融等行政宽缓，并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因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3]。

当时，隗嚣先称建武年号，移檄郡国，历数王莽“分裂郡国，断截地络。田为王田，卖买不得。规锢山泽，夺民本业。造起九庙，穷极土作”。提出他要“遵高祖之旧制，修孝文之遗德”，并对少数民族“驰使四夷，复其爵号”[4]。寅融等皆从受正朔，并授以将军印绶，宣称“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隗嚣“外顺人望，内怀异心”[5]。建武五年（公元29年），窦融等决策东向刘秀，派长史刘钧奉书献马，以通声息。建武八年（公元32年），刘秀西征隗嚣，窦融率五郡太守及羌、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辆，与刘秀会师于高平（今宁夏原州）。

建武九年（公元33年），隗嚣死，其子纯降。(www.guayunfan.com)《后汉书·西羌传》载：

建武九年，隗嚣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

刘秀接受班彪的建议，恢复护羌校尉，持节领护，任命牛邯为东汉第一任护羌校尉。

隗嚣势力被削除了，但是由于长时间的战乱，很多羌族“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6]，羌族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于是刘秀拜马援为陇西太守，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到任，先击败了据临洮（今甘肃岷县）的先零羌。另外“诸种有数万，屯聚寇钞，拒浩隘”[7]，也被马援所击溃。

当时，由于金城（今甘肃兰州）破羌（今青海乐都东）以西，道远寇多，朝臣中就有人主张放弃这一区域。而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8]刘秀以为然，下诏武威太守梁统悉令还金城客民。于是归者三千余人，使各回旧邑。马援奏请“为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又遣羌豪杨封譬说塞外羌，皆来和亲。又武都氐人背公孙述来降者，援皆上复其侯王君长，赐印绶”[9]。这样，河西的局势逐步缓和，开始走向稳定。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武都参狼羌同塞外诸种联合攻杀长吏。马援将兵四千至氐道县（今甘肃武山南），“羌在山上，援军据便地，夺其水草，不与战。羌遂穷困，豪帅数十万户亡出塞，诸种万余人悉降，于是陇右清静”[10]。

马援在陇西任事六年，功效显著，他“务开恩信，宽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已。宾客故人，日满其门。诸曹时白外事，援辄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烦？颇哀老子，使得邀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县尝有报仇者，吏民惊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长诣门，请闭城发兵。援时与宾客饮，大笑曰：‘烧虏何敢复犯我？’晓狄道长归守寺舍，良怖急者，可床下伏。后稍定，郡中服之”[11]。马援宽以待下，使属下各尽其职，不包办代替，不专横，抓大事、要事，这是封建官吏身上难以找到的素质，正因为主事者有此长处，故其视事期间，社会逐步走向安定，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一）争夺大小榆谷

在旧文献中，所记两汉时西羌抗争事件，比比皆是，唯大都被看成是寇盗、抄掠、杀略、反叛等等。当然西羌诸部在一时一地难免有如上所说的事端，然而占主导地位，或者说大多数事件，是属于兼并争夺与反抗性质的，在这些反抗事件中，难免也包含有其他与反抗、兼并不同的因素，不过这不应该说是主流。

作为羌族来说，其本族间也进行兼并战争或者为争塞内居住地而互相攻击。世居于大允谷（今青海贵德西，黄河北岸）的烧当羌滇良部原来比较弱小，常受强大的先零、卑蔇的欺凌。“滇良父子积见陵易，愤怒，而素有恩信于种中，于是即会附落及诸杂种，乃从大榆（今贵德与尖扎之间）入，掩击先零、卑蔇，大破之，杀三千人，掠取财畜，夺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强”[12]。也就是说，羌族内部不但发生过掠夺财富的战争，而且发展到了兼并土地的战争。

中元元年（公元56年），“滇吾附落转盛，常雄诸羌，每欲侵边者，滇吾转教以方略，为其渠帅”[13]。

中元二年（公元57年），滇吾与其弟滇岸将五千步骑扰陇西塞，官兵为其所败，此时守塞诸羌亦相率而起，谒者张鸿领诸郡兵战于允吾（今兰州西）、唐谷，军败，张鸿及陇西长史田飒皆死。

与此同时，天水兵为西羌牢姐种所战败，死者达千人以上。

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滇吾为窦固、马武等所败，退去，所降七千余口徙于三辅，任窦林为护羌校尉。滇岸降窦林，而窦林为下属所欺，错将滇岸奏为大豪。第二年，滇吾亦降。窦林再奏滇吾为第一豪，“与俱诣阙献见，帝怪一种两豪，疑其非实，以事诘林。林辞窘，亦伪对曰：‘滇岸即滇吾，陇西语不正耳。’帝穷验知之，怒而免林官”[14]。官吏闹了笑话不要紧，后来滇吾的儿子东吾立，由于父亲附汉，所以入居塞内，谨以自守，而其弟迷吾等却不受约束，这不能不说是由于长吏贪婪，失职误事而造成的恶果。

以上我们所说的是羌族内部的兼并并争夺塞内居地而引起的战争。

因汉边吏侵害羌族而发生的战争，又是一种情况。如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安夷县（今青海西宁东）吏略妻卑蔇种羌妇，吏为其夫所杀，安夷长宗延追之出塞，种人恐见诛，遂共杀延，而与勒姐及吾良二种相结为寇”[15]。安夷县吏不但不安夷，反而略人之妇，扰夷也，引起反抗那是很自然的事，而陇西太守孙纯却发兵进行镇压，无疑是火上加油，必然会导致激变，于是事情发展为更大规模的反抗与镇压反抗的战争。

就在第二年夏，迷吾同诸种羌聚兵，意欲出塞。垒城太守郝崇领兵追赶，至荔谷，为迷吾所败，“崇轻骑得脱，死者二千余人。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迷吾又与封养种豪布桥等五万余人共寇陇西、汉阳”[16]。于是汉遣行车骑将军马防，长水校尉耿恭为副，镇压了这次反抗，而迷吾等降。“防乃筑索西城，徙陇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复诸亭候。”[17]

又《后汉书·马防传》载：

建初二年，金城、陇西保塞羌皆反，拜防行车骑将军事，以长水校尉耿恭副，将北军五校兵及诸郡积射士三万人击之。军到冀，而羌豪布桥等围南部都尉于临洮。防欲救之，临洮道险，车骑不得方驾，防乃别使两司马将数百骑，分为前后军，去临洮十余里为大营，多树幡帜，扬言大兵旦当进。羌候见之，驰还言汉兵盛不可当。明旦遂鼓噪而前，羌虏惊走，因追击破之，斩首虏四千余人，遂解临洮围。防开以恩信，烧当种皆降，唯布桥等二万余人在临洮西南望曲谷。十二月，羌又败耿恭司马及陇西长史于和罗谷，死者数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马夏骏将五千人从大道向其前，潜遣司马马彭将五千人从间道冲其心腹。又令将兵长史李调等四千人绕其西，三道俱击，复破之，斩获千余人，得牛羊十余万头。羌退走，夏骏追之，反为所败，防乃引兵与战于索西，又破之（索西，县名，故城在今岷州和政县东，亦名临洮东城，亦谓之赤城。《沙州记》云：“从东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东洮即谓此城）。布桥迫急，将种人万余降。

元和三年（公元86年），迷吾又与其弟号吾诸种反。号吾先轻骑入陇西界，为郡督烽掾李章所俘，而号吾说“独杀我，无损于羌。诚得生归，必悉罢兵，不复犯塞”[18]。陇西太守张纡将他放回，已聚集的羌众随之解散，并各归住地，而迷吾则退居于河北归义城。傅育不想失信而伐之，“乃募人斗诸羌胡，羌胡不肯，遂复叛出塞，更依迷吾”[19]。傅育想用“以夷攻夷”之手段，却弄巧成拙，使羌胡出塞，逼向对立面。

章和元年（公元87年），傅育上请发陇西、张掖、酒泉各五千人，自领汉阳、金城五千人，共二万人进击，遭到迷吾伏兵袭击，死达八百八十人，傅育本人也未能幸免。

迷吾杀了傅育后，又与诸种步骑七千人入金城塞。为马防所败，“因译使欲降，纡纳之。遂将众人诣临羌县，纤设兵大会，施毒酒中。羌领醉，纡因自击，伏兵起，诛杀酋豪八百余人。斩迷吾等五人头，以祭育冢。复放兵击在山谷间者，斩首四百余人，得生口二千余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种人向塞号哭，与烧何、当煎、当阗等相结，以子女及金银聘纳诸种，解仇交质，将五千人寇陇西塞，太守寇盱与战于白石，迷唐不利，引还大、小榆谷，北招属国诸胡，会集附落，种众炽盛，张纡不能讨”[20]。张纡失信，图一时之功，而酿成大乱，原羌上层与地方官争夺，或内部原始掠夺等这种一时一事之矛盾冲突，便演化成为民族反抗战争。

在这紧急情况下，张掖太守邓训代为护羌校尉，并有所作为。原先有小月氏胡分居塞内，拥兵二三千骑，“皆勇健富强，每与羌战，常以少制多。虽首施两端，汉亦时收其用”。这时，迷吾子迷唐，别合武威种羌共万骑，来到塞下，先图月氏胡。而邓训“拥卫稽故，令不得战。议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以夷攻夷，不宜禁护。训曰：‘不然。今张纡失信，众羌大动，经常屯兵，不下二万，转运之费，空竭府帑，凉州吏人，命县丝发。原诸胡所以难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怀之，庶能有用。’”[21]命令开城门及所居园门，叫所有月氏胡妻子入城，派兵严加守卫。迷唐等无所获，就退兵走。这样一来，邓训取得湟中月氏胡的信任，甚至说：“汉家常欲斗我曹，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开门内我妻子，乃得父母。＂表示“唯使君所命。”[22]邓训还将其中数百人少年勇者以为义从。

邓训还针对“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辄以刃自刺”的情况，只要听见有疾的，“辄拘持缚束，不与兵刃，使医药疗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悦。于是常赂诸羌种，使相招诱”。就是迷唐伯父号迷吾也“将其母及种人八百户，自塞外来降”。邓训就利用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袭击迷唐，迷唐只好退出大、小榆谷，居颇岩谷，其众离散。而迷唐曾想“归故地就田业”，被邓训所击败，“迷唐遂收其余部，远徙庐落，西行千余里，诸附落小种皆背畔之。烧当豪帅东号稽颡归死，余皆款塞纳质。于是绥接归附”。[23]以迷唐为首的烧当羌的反抗算是暂时被镇压下去了。

永元四年（公元92年），邓训病死，部属及羌众“莫不吼号，或以刀自割，又刺杀其犬马牛羊，曰：‘邓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乌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训前任乌桓校尉时吏士也），至空城郭。吏执不听，以状白校尉徐鄢。鄢叹息曰：‘此义也。’乃释之。遂家家为训立祠，每有疾病，辄此请祷求福。”[24]邓训以和为主，争取了相当一部分羌众，而部属亦为之效命，于是施之以暴力，击败对手，一和一战，效果明显，留下了好名声。然而他没有也不可能解决问题，因为他是用权术抚定诸羌，而烧当羌迷唐等的目的是占据湟中，而其结局却相反，不但要退出湟中，连其基本住地大、小榆谷也遭到威胁，所以这一争夺还将继续下去。

是年，任聂尚为护羌校尉，曾派人招呼迷唐回居大、小榆谷，并令译田汜等五人送其祖母还，可是迷唐“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诅，复寇金城塞”[25]。因而战事重开。

永元五年（公元93年），以贯友为护羌校尉。贯友一面派人在西羌诸部中进行挑拨离间，并以财货收买其中一部分人，使其离散；另一方面，则遣兵直接进攻大、小榆谷，迫使迷唐率部远徙赐支河曲（今青海曲沟附近）。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秋天，迷唐率八千人入陇西，塞内羌众又多与相应和，共步骑三万，击败陇西郡兵，杀大夏（广河）长。于是汉遣刘尚率三万兵，战败迷唐。次年，迷唐请降。时迷唐所部人不满二千，和帝令其还居大、小榆谷。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迷唐又返回赐支河曲。

是年秋天，周鲔、侯霸率兵三万，出塞攻击迷唐，“羌众折伤，种众瓦解，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今甘肃武山东）、安定（今镇原南）、陇西（今临洮）。迷唐遂弱，其种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鄂陵湖），依发羌居”[26]。迷唐失众病死，有子附汉，户不满百，于是汉夹河列屯，共三十四部。汉同烧当羌争夺湟中为中心的斗争，以烧当羌的离散积弱而告终。

以大、小榆谷为中心的这块地方，乃是烧当羌栖息繁衍的地方，土肥水美，既有鱼盐之利，且宜田畜，所以对烧当羌来说，是生存发展的好去处，向西自然条件很差，向东则同汉相抵突，所以这里的冲突连续了近一个世纪。这一情况，当时蚗麋相曹凤作了一个比较贴切的概括，他说：“西戎为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纪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来，其犯法者，常以烧当种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诸种易以为非，难以攻伐。南得钟存以广其众，北阻大河因以为固，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畜，故能强大，常雄诸种，恃其权勇，招诱羌胡。今者衰困，党援坏沮，亲属离叛，余胜兵者不过数百，亡逃栖窜，远依发羌。臣愚以为宜及此时，建复西海郡县，规固二榆，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又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国家可以无西方之忧。”[27]曹凤所分析的不错，其建议也不坏，唯东汉当时已走向衰退，要在这里有所作为，有所起色，那已是不可能的了。

（二）为控制陇道进行的争夺

除烧当羌聚居于大、小榆谷外，更多的羌人分布在郡县区域，同汉族杂居。这些羌众往往“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28]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夏，“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羌数百千骑征西域，弘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多发兵徼遮，或覆其庐落”[29]。由于强制征发，勒姐、当煎大首领东岸等更为惊恐。有些羌部如麻奴兄弟遂同种人俱往西出塞，而先零别种滇零与钟羌诸种大为抄掠，切断了陇道。“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或执铜镜以象兵，郡县畏懦不能制”[30]。是年冬，东汉遣车骑将军邓骘，以征西校尉任尚为副，将五营及三河、三辅、汝南、南阳、颍川、太原、上党兵共五万人，屯于汉阳。公元108年（永初二年）春，乘诸郡兵还未到齐时，钟羌数千人先袭击了邓骘，邓骘损失千余人。是年冬，邓骘使任尚及从事中郎司马钧率诸郡兵与滇零等数万人战于平襄（今甘肃通渭西北），任尚大败，死者达八千余人。“于是滇零等自称‘天子’于北地（今甘肃环县），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众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钞三辅，断陇道”[31]。

永初三年（公元109年）春，汉又遣骑都尉任仁督诸郡屯兵救三辅。然任仁每战皆不利，汉兵大挫。于是当煎、勒姐种攻破羌县（今青海乐都东），钟羌攻陷临洮（今甘肃岷县），生俘陇西南部都尉。永初四年（公元110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今陕西汉中北），“燔烧邮亭，大掠百姓”[32]。当时羌众再攻褒中，汉中兵大败，死者三千余人。汉被迫将金城郡迁居襄武（今甘肃陇西东南）。后任仁下狱死，段禧病亡，以前校尉侯霸代领，并且移居张掖。

在上述情况下，大将军邓骘以为军役方费，事不相赡，于是提出放弃凉州的主张，这主张交公卿议。邓骘言：“譬若衣败，坏一以相补，犹有所完。若不如此，两无所保。”议者皆以为然。虞诩听说后，即语于李修：“窃闻公卿定策当弃凉州，求之愚心，未见其便。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诩恐其疽食侵淫而无限极。弃之非计。”李修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几败国事，然则计当安出？”虞诩以为：“今凉土扰动，人情不安，窃忧卒然有非常之变。诚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谓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谓太常、光禄、卫尉、廷尉、太仆、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等也），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外以劝厉，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李修以为然，于是集四府再议，大家都同意虞诩的主张，“于是辟西州豪杰为掾属，拜牧守长吏子弟为郎，以安慰之”[33]。也就是说，朝廷依靠地方势力来控制局势，即放权给地方豪强，来维持各地方的统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过远水救不了近火，这种办法没有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见效，更何况上下左右互相扯皮的事还多。

永初五年（公元111年），任尚在羌地无功而丢了官，而羌众却攻进河东（今山西夏县一带）至河内（今河南武陟西），“百姓相惊，多奔南度河。使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34]。

羌众既盛，而官吏又多为内郡人，他们没有战守之意，都争着往内郡避难。朝廷也无可奈何，只好默许。于是将陇西治所移于襄武（今甘肃陇西东南），安定治所移于美阳（今陕西扶风与武功之间），北地治所移于池阳（今陕西泾阳），上郡治所移于衙（今陕西白水东北）。可是，“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割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掠，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35]。真是一片混乱。只是由于重新任命任尚为侍御史，击败羌众于上党羊头山（今山西沁源），才稍稍镇定了一些。

这年秋天，汉阳人杜琦及其弟季贡，同郡王信等与羌人结合，聚众攻入上絡城（今甘肃天水），琦自称为“安汉将军”。汉以重金购募琦首，汉阳太守赵博即使刺客杜习杀琦，汉封杜习为讨奸侯，赐钱百万。唯杜季贡、王信等率领其众据守樗泉营。却为侍御史唐喜所败，王信败死，杜季贡逃归滇零。后来，滇零子零昌代立，他年幼，即以杜季贡为将军，叫他居于丁奚城（今宁夏灵武）。

永初七年（公元113年）夏，骑都尉马贤与侯霸袭击了零昌别部牢羌，首虏千人，得驴骡骆驼马牛羊二万余头。

元初元年（公元114年）春，汉遣兵屯河内（今河南焦作一带）、通谷冲要三十三所，都筑坞壁，设鸣鼓。当时零昌却遣兵攻雍城，号多及当煎、勒姐大首领，则分兵击掠武都和汉中，而为巴郡板蛮与汉中五官掾程信所败。于是号多退兵，切断陇道，与零昌相呼应。当时凉州刺史皮杨兵败于狄道（今甘肃临洮），死者八百余人。在这种情况下，汉以庞参为校尉。庞参却以招诱和军事并用，同时拉拢收买和暗杀兼施。

元初二年（公元115年）春，号多等率众七千余人降于护羌校尉庞参。庞参“遣诣阙，赐号多侯印绶遣之。参始还居令居（今甘肃永登北）河西道。而零昌种众复分寇益州”。秋天，庞参使蜀人陈省、罗横等暗杀了零昌羌吕叔都。又令屯骑校尉班雄屯三辅，并遣左冯翊司马钧行征西将军，督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风都尉皇甫旗等共率八千余人，庞参自领羌胡兵七千余人，分道向北进击零昌。结果为杜季贡所败，只好撤兵。司马钧等却攻下了丁奚城，而杜季贡率众伪装败逃。司马钧令仲光、杜恢、盛包等抢收羌民禾稼，而仲光等不受节制，孤军深入，中羌埋伏之计，结果全军覆没，死者达三千余人，仲光亦死。于是司马钧自杀，庞参以失期军败抵罪。汉又以马贤代领校尉事，遣任尚为中郎将，将羽林、缇骑、五营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辅。临行前，虞诩对任尚说：“使君频奉国命讨逐寇贼，三州屯兵二十余万人，弃农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劳费日滋。若此出不克，诚为使君危之。”任尚求策，虞诩言：“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飞，自然之势也。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迫之，势不相及，所以旷而无功也。为使君计者，莫如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如此，可舍甲胄，驰轻兵，以万骑之众，逐数千之虏，追尾掩截，其道自穷。便人利事，大功立矣。”[36]任尚用其计。果以轻骑击败了杜季贡。

元初三年（公元116年）夏，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单于及左鹿蠡王须沈万骑，击零昌于灵州（今宁夏银川）。

是年秋，任尚“遣假司马募陷陈士，击零昌于北地，杀其妻子，得牛马羊二万头，烧其庐落，斩首七百余级，得僭号文书及所没诸将印绶”[37]。

元初四年（公元117年）春，任尚收买了当阗种羌榆鬼等五人，使其刺杀了杜季贡，而封榆鬼为破羌侯。

是年秋，任尚又收买了效功种号封，刺杀了零昌，封号封为羌王。冬，任尚将诸郡兵与狼莫众在北地“相持六十余日，战于富平河上（今宁夏青铜峡），大破之，斩首五千级还，得所略人男女千余口，牛马驴羊骆驼十余万头，狼莫逃走，于是西河虔人种羌万一千口诣邓遵降”。

元初五年（公元118年），邓遵募上郡全无种羌雕何等刺杀了狼莫，赐雕何为羌侯。

自狼莫、零昌被刺杀，羌众群龙无首，于是陆续瓦解。元初六年（公元119年）春，勒姐种与陇西种羌号良等想起事，为马贤所败，号良被斩[38]。

《后汉书·西羌传》载：“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

《后汉书·庞参传》载：

永初元年，凉州先零种羌反畔，遣车骑将地军邓骘讨之，参于徒中使其子俊上书曰：“方今西州流民扰动，而征发不绝，水潦不休，地力不复。重之以大军，疲之以远戍，农功消于转运，资财竭于征发。田畴不得垦辟，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穷，无望来秋。百姓力屈，不复堪命。臣愚以为万里运粮，远就羌戎，不若总兵养众，以待其疲。车骑将军骘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凉州士民，转居三辅。休徭役以助其时，止烦赋以益其财，令男得耕种，女得织，然后蓄精锐，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边人之仇报，奔北之耻雪矣。”

又载，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庞参奏记于邓骘曰：

比年羌寇特困陇右，供徭役为损日滋，官员人责数十亿万。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炫卖什物，以应吏求。外伤羌虏，内困征赋。遂乃千里转粮，远给武都西郡。涂路倾阻，难劳百端，疾行则钞暴为害，迟进则谷食稍损，运粮散于旷野，牛马死于山泽。县官不足，辄贷子民，民已穷矣，将从谁求？名救金城，而实困三辅。三辅既困，还复为金城之祸矣。参前数言宜弃西域，乃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贪不毛之地，营恤不使之民，暴军伊吾之野，以虑三族之外，果破凉州，祸乱至今。夫拓境不宁，无益于强；多田不耕，何救饥敝！故善为国者，务怀其内，不求外利；务富其民，不贪广土。三辅山原旷远，民庶稀疏，故县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诸陵，田戍故县。孤城绝郡，以权徙之；转运远费，聚而近之；徭役烦数，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

对于东汉来说，由于和诸羌的连年战争，已经是力不从心，因而造成全国震动，动摇了东汉根基。

羌族所发动的这一系列战争，除了自身社会经济发展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或刚步入奴隶社会时所固有的战争和掠夺性这一因素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争夺陇道，这既可得水草肥美之地，又可南北诸羌相互交通。总而言之，这些战争往往是围绕控制陇道而进行的，换句话来说，陇道是羌的生命线，也是羌以后发展的依托，而对汉来说，占据了陇道，就能有效地控制住羌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