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_两汉民族关系史

奴_两汉民族关系史

在我国北部辽阔的草原上，秦汉时期居住着许多游牧部落，其中以匈奴的势力最为强大。

匈奴渊源于荤粥、猃狁，而其族属，论者不一，据林归纳有突厥族、蒙古族、芬族或斯拉夫族四种主张，其中主蒙古族者为多。不过，其中以匈奴是突厥系统中一个别支的论点较有说服力[2]。

匈奴以畜牧为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3]牲畜中又以马，牛、羊最多。从战争中被劫夺的情况看，如卫青击白羊王地，“得牛羊百万余头”，常蝅至右谷蠡庭，“掳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东汉时，窦宪与北单于战，“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想见当时，其畜牧的马、牛、羊的数量是很大的。牲畜于匈奴是至关重要的，匈奴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父子乃同穹庐而卧”[4]。另外以马代步，这是很自然的，在当时的战争中更是离不开马的。

公元前3世纪，匈奴已开始广泛应用铁器，而作为短兵器的刀铤尤甚，到公元前2世纪以后，匈奴自身的冶铁业发展起来了，当然青铜器亦与此同时发展起来[5]。(www.guayunfan.com)由于畜牧业和以冶金为主的手工业的发展，对互通有无的愿望日益增长，“匈奴好汉缯，絮、食物”，故求通“关市”，“远驱牛马与汉合市”，而“汉亦尚关市以中之”[6]。

随着生产的发展及财富的积累，匈奴进入了阶级对立的奴隶社会，剥削阶级以掠夺人口财富的战争为务，“其攻战，斩首虏赐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7]。据统计，从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至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的一百年中，匈奴奴隶主从中原所掠夺的汉民至少在十万口以上[8]。当然这些人口除掠夺所获之外，尚有买卖，债奴及罪奴等三个方面的来源，但战争掠夺则是主要的手段。

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引出了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约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头曼而自立为单于，其势大张，东击乌桓、鲜卑，西击月氏、楼兰、乌孙，南并楼烦、白羊王地，北服丁零诸部，直抵北海（贝加尔湖），“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9]，将辽阔草原上的分散部落统一起来了，“控弦三十万”，盛极一时。

匈奴统治者将辖地划分为三部分：在代郡（今山西北部）和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以北区域设单于庭（今蒙古国乌兰巴托），[10]直辖于单于，自上谷（今河北怀来）以东至辽河地带，由左贤王统治，自上郡（今陕西北部）以西至天山一带，由右贤王统治。在这三个区域之内，以次第而下，尚有左谷蠡王、右谷蠡王，左大将、右大将，左大都尉、右大都尉，左大当户、右大当户等高级官职。其下有二十四个万骑长，再下就是千骑、百骑、什骑长，以及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层层相率节制。[11]

单于以下左、右贤王等，“各有分地，逐水草迁徙”[12]。也就是说，各有相对稳定的驻牧地，据林考证，西汉间，浑邪王和休屠王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犁王及温隅鎙王在河西走廊以北一带，姑夕王约在今内蒙古哲盟、昭盟及锡盟一带，左犁王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北部一带，日逐王在匈奴西境同今新疆连界，东蒲类王在今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南犁王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及准噶尔盆地以东一带，於蚠王在今贝加尔湖一带。东汉间，右日逐王在今内蒙古旧长城以北，西自河套，东至河北省北部南洋河以西一带，左伊秩訾王在今内蒙古锡盟一带，皋林温禺王在今蒙古国境满达勒戈壁附近一带，匈林王及稽留斯大人先后在今内蒙古居延海北约300公里处，呼衍王在今新疆吐鲁番及巴里坤湖一带，伊蠡王在今新疆吐鲁番以西腾格里山一带[13]。

刘邦建立汉王朝，百废待兴之时，也正是冒顿单于一统辽阔草原，“控弦三十万”，初露锋芒之时。故到景帝时的七十余年间，形成以和亲政策相维系的双方对峙局面。到了武帝时，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大规模具有决战性质的战争，结果是汉王朝占了上风，而匈奴走入内战的旋涡。到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匈奴呼韩邪单于附汉，自请保塞。“呼韩来降，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14]”惟王莽“改制”，“变更称号”，又产生了麻烦。东汉初，匈奴又内争，分裂为两部，南匈奴臣汉，屡攻北匈奴，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匈奴率众西走。自此以后，匈奴人不断迁入内地，与汉族关系更加密切，乃至不断融入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