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羌校尉的设置_两汉民族关系史

护羌校尉的设置_两汉民族关系史

汉初，匈奴势张，其势力亦伸达诸羌地。景帝时，羌中研种留何率所部求守陇西（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塞，于是研种留何部被安置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安故（临洮南）至临洮（岷县）、氐道（天水西，岷县东）、羌道（宕昌，舟曲间）一带。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出于自己的战略目的考虑，“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今甘肃永登西北），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41]。这是积极的行动。

作为河西走廊来说，森林茂密，草肥水美，既宜畜牧，亦可农耕，匈奴一再力争控制这一地区，羌族当然亦想在此繁衍生息，这样匈奴力图与诸羌联系，从而加强同汉的抗争力，而汉也绝不会坐视不顾。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九月，“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疑为安故，治今甘肃临洮南）、粃罕（今甘肃临夏）。匈奴入五原（今内蒙古包头），杀太守”[42]。两者彼此呼应，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抗势力。这次起来抗争的是先零羌同封养牢姐种，他们事先解仇结盟。(www.guayunfan.com)对此，汉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十月，发陇西、安定（今宁夏固原）、天水（通渭北）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兵十万人，以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率领进行征伐，羌被击败，于是离湟中，依西海（今青海湖）、盐池（今青海湟源）左右而居。

是年，汉置护羌校尉于护羌城（今青海日月山西倒淌河附近），持节统领[43]，把西羌纳入自己的范围，进行有效的统治。

此后，匈奴与羌仍有往来，如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44]显然匈奴还没放弃对羌的拉拢。

汉宣帝初，遣光禄大夫渠安国觇行诸羌，其先零种豪言：“愿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于是他们“遂度湟水，郡县不能禁”[45]。看来，这部分羌人只习惯放牧生活。

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先零羌同诸羌种首领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誓，准备反抗。当时赵充国以为“间者匈奴困于西方，闻乌桓来保塞，恐兵复从东方起，数使使尉黎（今新疆库尔勒附近）、危须（今焉耆东北）诸国，设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计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今罗布泊），过长，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46]。以后不久，羌侯狼何果遣使到匈奴借兵，想攻击鄯善、敦煌，以隔断汉同西域的通道。赵充国估计匈奴使已达羌地，先零、罕、磈等种解仇结盟，至秋天马肥起事。所以建议派人至边作准备，阻止诸羌解仇结约。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汉宣帝就派渠安国到羌地巡视。然而渠安国一到羌地就先召见先零羌诸酋长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并纵兵袭击羌众，杀戮千余。由于渠安国处置不当。导致激变，“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亡所信乡，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羌，至浩，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47]。渠安国邀功求成，采用镇压手段，反而事与愿违，使汉军遭到重大损失。

是年，宣帝发三辅士及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都、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云集金城。四月，令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镇压西羌。六月，拜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两路并进。

如何进行这一战争？辛武贤提出于七月间分兵出击罕、磈，入冬再攻。赵充国则以为，“先诛先零已，则罕、磈之属不烦兵而服”，若“置先零，先击罕释有罪，诛亡辜，起壹难，就两害”[48]。赵充国想以威信“招降罕、磈及劫略者，解散虏谋”[49]。原先罕、磈豪靡当儿派其兄弟雕库密告先零欲图反抗，为都尉所扣留。赵充国认为他无罪，并从瓦解对方出发，所以将雕库放回，叫他转告羌豪：“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天子告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斩，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50]这样，罕、磈竟不烦兵而下。赵充国比较明智，采用软硬两手以击败羌人。是年十二月，合击先零，降者万余，汉又得了胜利。

为了稳定这一地区的局势，赵充国上屯田奏，提出：

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难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变，相因并起，为明主忧，诚非素定庙胜之册。且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故臣愚以为击之不便。

计度临羌东至浩，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坏败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万余枚，皆在水次。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湟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絬马什二，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今大司农所转谷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许。[51]

对此宣帝问赵充国：“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赵充国上状回复说：“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仪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草，愁于寄托远豚，骨肉离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于是他提出屯田致谷，据其肥饶，民不失业，罢兵省费，河湟漕谷，善治邮亭，坐得必胜，无经阻远，不损威武而虏难乘间，不惊罕、磈而使生他变，治湟桥以制西域，豫息徭役以戒不虞等留屯田可得十二便，出兵便失十二利：

“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视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闲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磈小磈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上复赐报曰：“……期月而望者，谓今冬邪？谓何时也？将军独不计虏闻兵颇罢，且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掠人民，将何以止之？又大磈、小磈前言曰：‘我告汉军先零所在，兵不往击，久留，得亡效五年时不分别人而并击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变生，与先零为一？将军孰计复奏。”充国奏曰：“臣闻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先零羌精兵今余不过七八千人，失地远客，分散饥冻。罕、磈、莫须又颇暴略其羸弱畜产，畔还者不绝，皆闻天子明令相捕斩之赏。臣愚以为虏破坏可日月冀，远在来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为堑垒木樵，校联不绝，便兵弩，饬斗具，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臣愚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从今尽三月，虏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它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又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终不敢复将其累重还归故地。是臣之愚计，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处，不战而自破之册也。至于虏小寇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闻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诚令兵出，虽不能灭先零，立能令虏绝不为小寇，则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道，从乘危之势，往终不见利，空内自罢敝，贬重而自损，非所以视蛮夷也。又大兵一出，还不可复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复发也。且匈奴不可不备，乌桓不可不忧。今久转运烦费，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为不便。校尉临众幸得承威德，奉厚币，拊循众羌，谕以明诏，宜皆乡风。虽其前辞尝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52]

朝廷从其请，留充国以屯田。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赵充国奏请：“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必得，请罢屯兵。”

是年秋天，羌若零、离留、且种、儿库等杀先零大豪犹非、杨玉以及诸豪弟泽、阳雕、良儿等，靡忘即率领煎巩、黄羝等部四千余人来归。于是朝廷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离留、且种二人为侯，儿库为君，阳雕为言兵侯，良儿为君，靡忘为献牛君，并置金城属国以安置来归羌众。

赵充国的言行，当然都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唯他将羌众看成是同汉人一样，应给以田作畜牧的条件和出路，要顺天时、因地利来处置，持“易以计破，难用兵碎”的主张，并用屯田罢兵来安定局势，这是很有见地的，同渠安国粗暴简单相比，那就高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