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与匈奴三次决定性的战役_两汉民族关系史

汉与匈奴三次决定性的战役_两汉民族关系史

汉武帝决定同匈奴决战，其战略目标是战胜匈奴，改变原来“足反居上，首顾居下”的倒悬着的汉匈关系。如何实现呢？一是在西部切断匈奴与西羌（今青海省一带）的联系，并采取有效措施抚和招徕西域各部，即“断匈奴右臂”；二是争取东北诸族，切断匈奴的“左膀”；三是消灭南越割据势力，消除后顾之忧。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汉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将大军主力集结在陇西，代郡（治广昌，今河北涞源北），从正面攻击，同匈奴进行决战，以完成其预定的战略目的。汉同匈奴间众多的战役，基本上就是围绕这一战略目标进行的。

（一）战争的序幕

开初，匈奴求和亲，武帝叫廷臣议，当时尚有主和、主战两种意见。主战的以大行王恢为代表，主和的以韩安国为代表，双方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

王恢认为“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背约，不如勿许，举兵击之”。(www.guayunfan.com)韩安国反驳说匈奴“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势必危殆”，所以还是和亲为好[13]。

当时群臣多赞同韩安国的主张，所以武帝决定和亲。但是，匈奴并没有因和亲而停止其掠夺。故武帝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春，诏问公卿：“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14]为此和战之争又起。

王恢以为“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边守塞，转粟挽输，以为之备，然匈奴侵盗不已者，无它，以不恐之故，臣窃以为击之便”。

韩安国却过高估计匈奴力量，以为高帝被围于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数所”。使高帝遭受七日不食的平城之饥，“而无忿怒之心”，还遣刘敬奉金千斤和亲，“至今为五世利”。到文帝时，将天下之精兵聚于广武（属太原郡），但“寤于兵之不可宿”，所以仍旧和亲，此足可效法，不击为便。

王恢反驳说，不报平城之怨，不是没有力量，是出于“休天下之心”。现在边境“士卒伤亡，中国车相望”，情况不同了，还是“击之便”。

这时韩安国却抬出“夷夏大防”的陈腐观念为他的主张进行辩解，他说，“且三代之盛，夷狄不与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强弗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地不牧之民，不足烦中国也。且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蕍风，去如收电，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今使边郡久废耕织，以支胡之常事，其势不相权也。”对此王恢却认为这要看具体情况，他说：“昔秦缪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时宜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四，陇西、北地是也……。今以中国之盛，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犹强弩射且溃之痈也，必不留行矣。”

对此，韩安国又提出“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为此王恢针锋相对地进一步提出他的主张，认为出击不是深入匈奴地，而是诱其至边境，汉则伏兵击之[15]。

汉武帝采纳了王恢的意见，派聂壹诈诱单于将十万骑入塞。而汉则将三十万兵马埋伏于马邑（今山西朔州）附近山谷中，企图以侥幸而一举歼灭匈奴精兵。匈奴单于谨慎地派骑兵在离马邑百余里之地侦察，察觉汉有伏兵，便命令迅速撤军。

虽然这次双方兵甲未接，但这次行动本身表明了汉匈间七十余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自此之后，匈奴就同汉断绝了和亲，于是双方兵戎相见。匈奴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16]。这样汉匈间大规模战争的序幕揭开了。

（二）以争夺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内）为中心的第一阶段各战役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征发万余士卒治雁门道。第二年，匈奴入上谷，汉以卫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并出上谷；又用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他们各率万骑，四路出击。卫青战至龙城，斩首虏数百，得立功劳。公孙敖亡七千骑，李广为匈奴所虏，后得脱归回，敖、广二人皆当斩，赎为庶人，而公孙贺也没立下什么功劳[17]。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匈奴二万骑入辽西，杀太守，又败渔阳太守军，并围困韩安国于渔阳，这时情况危急，恰有燕救兵至，匈奴兵撤去。接着匈奴又入雁门。汉遣卫青率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退了匈奴。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率军再次出云中，至陇西，攻击匈奴的楼烦、白羊，得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取得了河南地，因而置朔方郡，为确保其地的平安，又发十余万人筑朔方城，加固修葺秦时旧塞，并迁人口十万以实郡土。

这一战在第一阶段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汉夺回河套以内地区的目的基本实现了。对此武帝下诏：匈奴“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藉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遂西定河南地，按榆溪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七十一级，执讯获丑，驱马牛羊百有余万，全甲兵而还”[18]。这诏令可说是对这次胜利的总结。对汉来说是一次大的胜利，是一个好兆头，结束了汉以往退让回避的局面，这无疑激励了汉军的士气，为以后取得更大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这时匈奴虽败，但仍以三万骑对代郡、定襄和上郡进行骚扰。而右贤王怨河南地为汉所夺，于是对朔方郡进行反攻，并放兵多次入河南，扰朔方，不断杀掠吏民。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右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属卫青，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共同出击匈奴，汉采取几路出兵飞突然而至的战术，对匈奴右贤王实施合围夹击，右贤王势单力孤，力量不支，大败遁走。此战，汉俘虏匈奴兵一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并获大量的牲畜。因为这次战役大获全胜，卫青被拜为大将军。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汉借胜利之威，再遣卫青将六将军（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李沮）率十余万骑出击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斩虏首近二万级，而汉亦遭到损失，死伤达三千余骑，六将之中苏建得以身脱，赵信却投降了匈奴[19]。这次作战，剽姚校尉霍去病战功卓著，他随卫青斩虏二千余级，“及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为此被封为冠军侯。又张骞因导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加上使大夏之功，封为博望侯[20]。

这两次出击，使刚刚夺取的河南地以及新置的朔方郡得以稳固了下来，这样就使汉有了一个向前可攻、后退可守的立足之地，这就取得了下次战争中的主动权，使单于不得不采用“益北绝漠，以诱疲汉兵”之计拒汉[21]。此种情况的出现，说明汉已经从守势变为攻势，而匈奴却反过来，从攻变为守，可见汉第一阶段的战役是成功的，它为下一阶段战役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以控制河西走廊为目标的第二阶段战役

汉正面阵地巩固之后，就想牢牢控制河西走廊，以便隔开匈奴与西羌的接触，进而打通西域通道，招抚西域各部，以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这个目标对战局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前一战役刚结束，紧接着就转入了第二阶段的战役。而控制河西走廊的战略构想早在武帝即位之初就已形成，《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22]这说明汉想联合月氏夹击匈奴。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武帝以冠军侯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领万骑出陇西，“逾乌韡（山名），讨濮（部落名），涉狐奴（水名），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慑訴者弗取，冀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在今甘肃山丹东南、永昌西）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23]。汉兵纵深作战，斩断了匈奴的左膀右臂，并使匈奴的盟军臣服于己，可见，汉军确实有了深入作战的能力。

同年夏天，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均出北地（今甘肃庆城县、环县间），二人分道进击，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今内蒙古赤峰一带），亦分道共击匈奴。李广四千骑先至，被匈奴左贤王所围，连战二日，“死伤过半，所杀亦过当”。张骞兵至，匈奴退去。

经过几次纵深作战，汉军对匈奴情况有所掌握，加上汉军战斗力的加强，并且乘胜利的余威，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战役。其规模之大，可以从武帝表彰霍去病的话中看出：

骠骑将军逾居延（居延海，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境），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户。赐校尉从至小月氏爵左庶长。鹰击司马破奴再从骠骑将军斩濮王，捕稽且王，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虏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户封破奴为从骠侯。校尉句王高不识从骠骑将军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虏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户封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有功，封为渠侯[24]。

这真是大表功，大封赏。这次作战的成功无疑加强了汉最后战胜匈奴的决心。

这一战的结果是：

第一，是直接导致了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其众四万余人降汉，武帝不顾汲黯等人的反对，将其众迎至长安，厚加封赏，并把他们分别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今陕西绥德）、朔方、云中五郡的塞外，置五个属国都尉领之，因其故俗而治。

匈奴浑邪王帅众来降，汉发车三万乘。县官亡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黯曰：“长安令亡罪，独斩臣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中国，甘心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后浑邪王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黯入，请间见高门，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举兵诛之，死伤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赐从军死者家，卤获因与之，以谢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纵不能，浑邪帅数万之众来，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如边关乎？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赢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臣窃为陛下弗取也。”上弗许。[25]

发车、杀人，当然过分，唯以礼待浑邪王是无可非议的，从长远看是对的，只顾眼前却也劳民伤财。

单于怒浑邪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亡数万人，以骠骑之兵也，欲召诛浑邪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道边。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即驰传以闻。上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去病将兵往迎之。去病既度河，与浑邪众相望，浑邪裨王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去病乃驰入，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度河，降者数万人。号称十万。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封其裨王呼毒尼为下摩侯，雁疵为渠侯，禽黎为河綦侯，大当户调虽为常乐侯，于是上嘉去病之功，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征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奔于率，以军粮接食，并将控弦万有余人，诛悍，捷首虏八千余级，降异国之王三十二。战士不离伤，十万之众毕怀集服。仍兴之劳，爰及河塞，庶几亡患，以千七百户益封骠骑将军、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繇役。”乃分处降富于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26]

第二，从此，汉完全控制了从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到盐泽（罗布淖尔，即今新疆罗布泊）的广大地区，并在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增设张掖、敦煌二郡，史称河西四郡。通过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后，汉基本上达到了隔开匈奴与西羌的联系这一目的，而且打通了前往西域的道路，从此丝绸之路畅通并且兴盛起来，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事。

第三，直接对匈奴的经济、军事力量进行了打击，使其一蹶不振。匈奴在这一战役中，兵力伤亡惨重。而且失去了富庶的焉支山、祁连山区。这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是匈奴生活的基本地区。无怪乎匈奴失掉二山后，乃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27]可见这一战，对匈奴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战也预示着汉匈将会有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

（四）双方主力决战

汉巩固了前哨阵地的朔方郡，又控制了河西走廊后，更加刺激了匈奴。是时，匈奴除用一定数量的兵力仍对右北平、定襄等缘边诸郡进行骚扰之外，单于还听从翕侯赵信的主张，深信汉兵不能穿越沙漠而北上，就将主力布阵于漠北，以待汉军决战。而汉军则经前两役的战斗，士气高昂，且又积累了沙漠作战的经验，又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作后盾，寻找匈奴主力决战的条件和时机均已成熟。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双方进行了决定性的一战。是年春天，汉武帝令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统五万骑以及步兵和辎重兵数十万出征，另有随军私马四万匹。原拟霍去病从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出发，直接攻击单于，但临时从俘虏口中知道单于在东，于是令霍去病改从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出发，而卫青则改由定襄出发。

卫青将郎中令李广为中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曹襄为后将军，越过沙漠，直逼匈奴主力。匈奴单于得知汉军已过沙漠寻求决战，确信“汉兵既度幕，人马罢，匈奴可坐收虏”之说，因此“远北幕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28]于是两军大战一日，结果是单于领数百骑突围遁走，而汉军大胜，得首虏近二万级，兵直至颜山赵信城，汉军留一日，烧其城余粟而还。

而霍去病一路出代郡两千余里，同匈奴左贤王战，大获全胜。对此，汉武帝总结说：“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山名）。济弓闾（水名），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率减什三，取食于敌，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29]霍去病奔袭千里，虽取得胜利，实是历尽了万般辛苦，确乎来之不易。

这一战，匈奴伤亡近十万人，损失特重，实力大减，其精锐可说是伤亡殆尽，乃至无力在漠南置单于庭了。

汉军在这次战争中，亦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损失亦很大，士卒死亡者仅以什三计，在五万人左右。而两军出塞时，“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30]。从此双方再也无力组织与此次战役规模相当的战争了，但是，此役对于以后匈奴走“藩臣于汉”的道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匈奴不断“遣使于汉，好辞请和亲”，而汉亦往往遣使于匈奴，力图说服匈奴“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每汉使入匈奴，匈奴辄报偿。汉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汉使，必得当乃肯止”[31]。也就是说，汉不往北击匈奴，只在缘边“通渠置田”，固障坚候，移民实边屯垦。而匈奴不入或少入缘边各郡骚扰，双方处于侧重于政治（外交）上的斗争。当然军事上亦有摩擦，这又多是因为争夺西域诸部而引起的。如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广利率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还师时被围，得赵充国死力相助才得突围，而“汉兵物故什六七”；李陵率兵卒五千出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境）至浚稽山（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北，鄂尔浑河西），与单于遭遇，虽苦战，但孤军深入，寡不敌众，被俘而降匈奴；等等。但这些战事规模都不大。总之，这段时间汉匈之间的焦点在于恢复“兄弟”关系，即实现和亲，自然这种和亲已经不是汉初时的和亲了，当然也不是兵戎相见的关系。由于汉强匈奴弱这个现实，所以汉匈关系变为君臣关系是很自然的。其实这也是双方战争的继续，只不过是斗争的方式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