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地区面具文化的保护模式及其保护重点研究

杨嘉铭

一、充分认识面具文化的特殊性态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从宏观上讲，在当今国际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面具文化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正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急剧变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地——农耕（游牧）文明的逐渐削弱乃至在部分地区消失，民众的生活方式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嬗变，加之外来文化的影响等等，给一向主要靠心传口授方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文化传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之逐渐地或部分地失去了生存与繁荣的土壤，大批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由于传承人的逝去而濒于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受毁弃，或因非法走私流失境外。”^[1]作为傩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面具文化，所面临的是比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为严峻的挑战。傩文化的命运及未来走向，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面具文化的命运和未来走向。傩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潮中所遭受到的冲击格外强烈。在我国，傩文化的宗教性较为复杂，它既包含着多元人文宗教的成分，如道教、佛教，还包含着原始宗教成分，同时还混杂着封建迷信的成分。特别是封建迷信的成分，成为傩文化自身未来发展的一道障碍，傩文化濒临失传的原因就在于此。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国家、社会以十分宽容的态度，以傩文化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为重，将傩文化不同的艺术形式分别列入相对应的艺术门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保护。但在保护过程中，若不认真加以引导，逐步消除一些不利于群众身心健康的成分，顺应社会转型时期的潮流，进行有效的调适，那么必然还会受到阻滞，甚至退出历史的舞台。就面具文化自身而言，除了极少部分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面具分别被各级博物馆或文化部门收藏，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和管理，大多数散落在民间的文物面具则由于人们（含收藏者在内）对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认识不够，在当前文物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流失状况十分严重，流至海外的情况甚至也时有发生。从文化传承的视角来看，面具文化和与面具文化关系密切的傩祭、傩舞、傩戏和民间傩俗，所受到的社会荡涤是前所未有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面具制作的手艺人和傩祭、傩舞、傩戏的重要传承人，大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政治冲击，有的还被戴上“反”“坏”分子的帽子，被迫较长时间中止了其传承活动。在一些偏远的民族地区，上述人群则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一些年事较高的传承人相继离开人世，人亡艺绝。一些幸存者，一方面心有余悸，另一方面遭受社会的冷遇，极难寻找到继承人进行传承。在这样的状况下，傩文化的生存情况用岌岌可危来形容，一点不过分。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傩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民间文化一样，开始复苏，并得到了社会各界以及政府的保护，但文化传承的核心——传承人的问题依旧制约着傩文化的有效保护和传承，并成为一道瓶颈。一方面，幸存的传承人因较长时期的活动中止而致使许多傩文化记忆出现断层，特别是一些十分珍贵的文化难以复原；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转型，在傩文化最基本的活动场域——农村，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产、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大批青壮年离开故土，到城市或异乡打工。在这样的情势下，傩文化的传统传承愈加举步维艰。对面具制作手艺人而言，对于继承人的要求较高，这是由面具本身的技艺水平决定的，不仅要求继承人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同时对绘画和雕刻还要有一定的悟性和资质。在农村，有文化素养和一定的艺术禀赋的青年人，大都不屑于此业；再则，从事于面具制作的艺人，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缺乏竞争力，单凭此业断难维持生计，面临着选择的困惑。

二、西南民族地区面具文化的保护模式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在我国，随着国家对其保护的力度加大，一些相关文件陆续出台，明确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措施；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得到增强，从而大大激发了广大民众的保护热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这种情势下，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空前活跃且日趋深入，涉及的面渐广，诸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手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等等。白庚胜先生在《民间文化保护诸问题——2004年5月27日在长春萨满文化学术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保护手段、保护主体等作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论述，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术界对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前沿思潮。白庚胜先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形式，提出了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两种形式。静态保护即是指“要利用大量的技术手段，将文字的、声音的、线条的、实物的、姿态的民间文化资料记录在我们的照片里面、图书馆里面、信息库里面。文化既是一个社会过程，也是一个自然过程。它也有生有死，生与死都不可避免。问题是如果我们在它仍处活态之际就记录下它的存在情况，即使它在今后死去，我们亦能拥有这一遗产，并认识、利用、开发这一资源，使之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学术效益和经济效益。”所谓动态保护，“就是让民间文化资源继续传承并发生作用。民间文化的生命力、传承力受几个方面的制约：一是我们的生活在选择文化，二是我们的文化在适应生活”^[2]。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手段上，白庚胜先生提出了以下五种保护手段，即：国际保护、国家保护、民间保护、教育保护、产业保护。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上述创新见解，为我们构建西南民族地区面具文化保护模式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借鉴。再则，根据西南民族地区面具文化的特殊性态（历时性跨度大；面具文化与傩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性；面具文化是宗教艺术和世俗艺术的复合体；其制作工艺属于典型的民间手工艺），结合国外面具文化保护的一些成功经验，我们认为：面具文化的保护要切实可行、运转协调，必须以面具文化为中心，以面具文化的有机载体——傩祭、傩舞、傩戏、傩俗为基础，以面具制作手艺人和其载体的传承人为重点，以面具文化的文化生存空间（或叫场域）为依托，建立起一个相互连接的不可分割的保护模式。面具文化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至今依然存活，极其重要的因素除了宗教的因素外，那便是它附着的载体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变迁、适应、再变迁，并得以延续的结果。所以，在研究和讨论面具文化的保护时，对其载体傩祭、傩舞、傩戏、傩俗及其传承人的保护是万万不可忽视的。如果忽视了这些方面，至少可以说面具文化的保护是有缺失的。面具文化的保护，除了物（指实物面具）、人（指面具制作手艺人和载体传承人）和载体（指傩祭、傩舞、傩戏、傩俗）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便是傩文化（含面具文化在内）生存空间场域。当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文化的生存空间的保护。人类社会总是处在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化变迁的常规动率。在科学技术上日新月异的当今，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接触和传播，相互碰撞和交织，加速了文化变迁的速度；在文明高度发展的形势下，人类对文化的选择更加应时，文化被迫努力去适应当代人类的选择。对于面具文化的保护，如果不去关注它现实的生存空间，并加以力所能及的有效保护；同时，积极探索引导面具文化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适应途径，那么，面具文化未来的生存之路，将是令人存疑的。换句话说，对面具文化的保护，不仅必须是物、载体、人、生存空间四者保护四管齐下，而且还要将四者之间如环、如链般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保护整体。

三、西南民族地区面具文化保护模式实施重点

（一）重视面具文化的普查工作

重视面具文化的普查工作，是面具文化保护最基础的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重要内容和工作步骤之一，更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为了保证普查工作的有效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专门编制了“普查工作手册”，以之指导普查具体工作，以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的质量，为国家政府采取进一步保护和利用措施提供原始资料和决策依据。根据我们实地调查和参与省（区）及地（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评审中发现，面具文化的普查工作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究其原因，是由于面具文化自身的一些特征所至，其主要显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面具文化自身对于傩祭、傩舞、傩戏、傩俗的依附性。作为面具文化载体的傩祭、傩舞、傩戏和傩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分类中，又分属于民间信仰、民间舞蹈、戏曲、岁时节令等门类。在普查过程中，其普查重点多在该门类的自身属性上，虽然对所依附的面具文化有所涉猎，但往往轻描淡写，这从客观上讲，势必造成面具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二是从面具文化的基本属性上看，它应归属于民间美术大类，但从小类上看，却很难归结到雕塑或绘画等某一单一类型上，因为多数面具既以雕塑为基础，又包含着彩绘的绘画成分，属于雕塑与绘画的复合体。三是从面具质地类型来看，由于质地类型多，必然导致制作工艺的多样性，这就导致了面具文化分类骑墙的态势。所以从大类上分类，面具文化既可以划归于民间美术类，又可归于民间手工技艺类。在民间手工艺中，西南民族地区的面具文化在民间手工艺的小类中，对织染缝纫、金属工艺、编织工艺均有涉及，如金属面具、缝制面具和编织面具等。综上所述，面具文化的普查工作从技术层面上讲，的确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再则，西南民族地区的面具文化点多面广，加上普查过程中，普查人员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专业素养方面与普查工作的实际要求是不相适应的，从而导致了西南民族地区面具文化家底和状况不清，而且过于分散的现象。在此，不妨列举一二实例说明之。贵州安顺地戏的面具家族十分宏大，在全国都极具典型性，据一些研究成果介绍，其面具总数在万具左右，现有的戏班数量、演出剧目都基本清楚。但是，每一个剧目中面具的数量和具体名称，仅有少数见诸此研究的调查报告中，而多数剧目的面具数量和名称却付诸阙如。又如在西南的西藏、四川、云南藏区的寺庙“羌姆”，收藏着大量的实物面具。在藏传佛教各教派及其本教的面具中，既有许多共同的可通用的面具，也有不少属于各教派所特有的面具，其数量也是十分惊人的。但从目前的普查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不仅没有一个大致的数目和面具名称的基本参数，就连一座有代表性的寺庙的面具调查个案材料也未见公之于世。

面具文化不仅在我国传统工艺美术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傩文化中也应属于物化的物品，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都相当高，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值得珍惜和保护。虽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前期较大规模的普查工作已告一段落，但许多后续的普查工作仍在继续。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在开展后续普查工作的过程中，应紧密联系专家学者（含历史文化学者、考古工作者、艺术工作者）、民间艺人（含傩祭、傩舞、傩戏和傩俗传承人，以及面具制作手艺人）普查工作者，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长处。在已出台的《普查工作手册》的分类指导下，认真贯彻普查工作的“全面性、代表性和真实性”指导原则，力所能及地在前述的民间美术类、民间手工艺类、民间信仰类、民间舞戏曲类，岁时节令类等与面具文化相关的部分，予以足够的关照，以逐年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和传承人的申报为契机，把面具文化在以往普查工作中的缺失补上。面具文化的普查工作除了要重视全面性以外，还要突出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典型意义的以载体为主体的面具系统的研究个案考察；另一个重点则要放在濒危类型的抢救上。2009年6月在成都举办的“第二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中，在四川省甘孜馆中展示的藏族药泥面具的抢救性复原工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藏族药泥面具的制作与藏族泥塑工艺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贴模脱胎面具出现以前，药泥面具和皮质面具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贴模脱胎面具的不断发展，药泥面具逐渐式微，进入现代以来几近失传。藏族药泥面具工艺的抢救恢复是当前面具文化保护的一项成果，现已被列为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对该项遗产抢救恢复的传承人四郎降泽进行了三次采访，并整理成口述调查材料，作为附件列录。事实证明，只要我们的普查工作，对面具文化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关照，就会有所发现，有所作为。

（二）重视面具文化的博物馆陈列收藏和展出工作

重视面具文化的博物馆收藏和陈列展出，是面具文化实施静态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

由于面具文化具有较强的可视性和一定的神秘性，也渐渐受到观众的青睐。博物馆面具展出与观众参观之间的互动，推动和加快了面具陈列和收藏的步伐。博物馆收藏陈列是面具实体保护最有效的形式之一，因为博物馆有文物管理、陈列展出的专业人员，无论对文物和展品的保护，以及研究都始终走在领航的地位。30多年来，西南各省（区）、地（市）级的博物馆和部分高校博物馆面具文化的收藏陈列从无到有，有的从点缀式向专柜式乃至专业陈列厅（室）发展。尽管如此，从国际国内文化遗产保护的未来发展趋势来审视，以及和国外的一些专业面具博物馆实例相比较，都迫切需要西南乃至全国在面具的收藏与陈列上迈出更大的步伐。2006年1月我们在韩国考察期间，参观了在安东的一家私人面具博物馆。该博物馆为韩国传统建筑模式，一楼一底，占地数百平方米，融面具作坊与面具展厅为一体。馆内陈列厅陈列的数百具面具中，除韩国本土面具外，还有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面具。就质地而言，有木质、草编、压模、纸质、铜质等类型。博物馆的馆长，既是管理者，又是面具作坊的核心传承人。在我国西南，面具文化不知要比韩国丰富多少倍，至今却没有建立起一座专业面具博物馆。

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建立“西南面具博物馆”是重视面具文化（或者说是傩文化）收藏和陈列工作的最佳选择，更是当前和今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客观需要。选择在西南民族地区建立“西南面具博物馆”，不仅基本条件最优越，而且时机也已成熟。

在我国诸省（区）中，傩文化保存最完整、品种最齐全、覆盖面最宽的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重庆、四川、西藏和广西。在上述省（区）内，诸如广西的师公戏，贵州傩堂戏、撮泰吉和安顺地戏，西藏的藏戏和寺庙“羌姆”，四川的“舞”、射箭提阳戏，重庆的酉阳阳戏，云南的关索戏、楚雄双拍的“虎傩笙”等，在中国傩文化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朱狄先生在《原始文化研究》里，将面具分为四种类型：（一）肖像型：基本上接近人脸的原型，只是略加点缀而已。（二）变形型：基本上是依靠对人脸某些部分的夸大取得变形效果。（三）象征型：离开人脸的原型比较远。基本上是在一张不是人脸形式上略加象征性的表现而已。（四）结构型：它打破面具是一块平面的传统形式，在一种三维形式上重新组建，这些作为在技巧上比前三种要复杂，因此，它们具有的奇特效果也是其他形式无法相比的。上述四类面具在西南诸省区都有，实为中国面具文化的宝库。”^[3]其实，从质地类型、结构类型、造型类型、功能类型等任意一种类型来审视，西南民族地区的面具都是最齐全、最丰富的。在西南民族地区，有许多历史上的面具遗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面具文化之林中，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中出土的面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西南民族地区，是我国各民族傩文化分布最多的地区，绝大多数世居民族至今仍传承着傩文化，他们是汉、藏、彝、壮、苗、瑶、土家、侗、佤、布依、哈尼、傣、基诺、纳西、毛南、门巴、水、仡佬、布朗、景颇等民族。在上述民族的傩文化中，都有各自特色鲜明的面具文化。其中汉、藏、土家、壮、苗等民族的面具文化不仅分布广，内涵丰富，且品种多样。经过近30年来对西南民族地区傩文化和面具文化的调查研究，不仅基本摸清了西南面具文化的基本面貌，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学术造诣较高的傩文化专家，出版和发表了一批数量和质量相当可观的学术专著和研究文章，并在国内外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近年来，西南民族地区的一些傩文化富集地区的省级、地（市）级、县级以及高校博物馆，都相继建立了面具展橱或展厅，为面具文化的博物馆收藏、陈列积累了经验。西南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条件优越，有许多著名的自然遗产景观；就文化而言，其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积淀丰厚，为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资源，同时为西南面具博物馆的建立和拓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和地缘优势。

就西南面具博物馆的建立而言，其时机主要表现于以下方面：一是自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它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并逐渐成为一种全球行动。2004年8月，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该公约的第六个缔约国，表明了在新世纪新形势下，我国政府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极大重视。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6年2月8日，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上述文件的发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出现了空前的大好形势。二是自2006年国家公布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来，西南民族地区一批与面具文化相关的傩舞、傩戏和傩俗分别被列入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一批与傩文化相关的傩舞、傩戏、傩俗的继承者，亦分别被列为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传承人。这些都成为建立西南面具博物馆的收藏和展示的基础。应当说西南面具博物馆的建立，是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傩文化保护的创新。三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的国力大大加强，有充分的物质条件建立西南民族地区面具博物馆。

就西南面具博物馆的建设场地而言，我们认为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在四川，依托三星堆遗址来建立；一个是贵州的贵阳市或安顺市。

西南民族地区面具博物馆收藏和展示的面具，应以西南民族地区的面具为主，兼及其他地区的面具；它不仅仅是面具的收藏和展示场所，还应该成为傩文化的研究中心、交流中心；同时还应把展览演示以及相关工艺品的生产和销售结合起来，使该博物馆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傩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三）重视面具文化传承人的保护工作

重视面具文化传承人的保护，是实施面具文化动态保护的关键。

傩文化的传承人从技艺传承的角度看，实际上应分为两类：一类是傩祭、傩舞、傩戏表演技艺的传承人，另一类是面具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在一些地区的傩祭、傩舞和傩戏队伍中，有极少数的人既是表演技艺的传承人，又是面具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就是靠这两支队伍来维系的，二者缺一不可。比较而言，由于傩祭、傩舞、傩戏的公众表演性特征，所以往往是一个集体的活动，人数较多，少则十人以下，多则几十人。其中，一个表演集体中的组织者（又称班主、坛主、掌坛师、土老师等），多为师傅乃至师爷，其表演技艺是最高的，他是这个表演队伍中的核心传承人。在通常情况下，一个表演集体核心的传承人的演艺水平和组织活动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和关系到这个表演集体的兴与衰。核心传承人在其表演集体中的作用十分关键。而核心传承人的传承大致有两种情况，或是父子传承，或是师徒传承。在多数情况下，在核心传承人因年老或多病等原因，不能继续担当起表演主角的职责时，往往就会在其表演集体中物色出类拔萃的弟子继承。在一个表演集体中，除了核心传承人之外，其余成员均为一般传承人。在傩祭、傩舞、傩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核心传承人和一般传承人形成了有机、协调的传承机制，二者之间不可或缺。面具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很少走到傩祭、傩舞、傩戏表演的台前，他们往往隐匿于自己的作坊，按照传统和傩祭、傩舞、傩戏班子的要求制作面具。各地各民族的各类面具制作都有一定的定式，手艺人们总会按部就班地进行操作。历史上的面具传承人多为父子传承，技术较好，名气较大的手艺人有时也同时以师带徒的方式，在家庭或家族内部收徒传承技艺。由于面具的质地类型多样，自然制作工艺也就有别。但无论哪种制作工艺，都需要有一定的美术基础，同时有二维乃至三维造型的空间思维，所以，师傅对弟子们的美术训练特别重视，发现有灵性的弟子则倍加关爱，期望弟子能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扬其门派声名。

面具文化传承人的保护应是傩祭、傩舞、傩戏表演技艺的传承人和面具制作技艺传承人并重，缺一不可。

白庚胜先生在《民间文化传承论——2005年12月3日在河南大学文学院的讲话》中提出“民间文化传人是民间文化的主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做民间文化工作时主要注重文本，即只注重作品本身，人本观念比较缺乏。现在必须改变，一个民族的民间文化要发扬下去，不仅要传承民间文化文本，而且要对那些具有特殊创造能力的传人予以关注，尊重他们的创造，传承他们的创造方式、成功经验、创作技艺，并为他们培养后继者，解决他们的生活，创作环境。在我国，由于很多民间文化有秘传制度，往往在家庭内部传承，传男不传女，所以，许多技艺仅仅保存于个别传人身人，容易人亡艺绝、人亡歌息，这些身怀绝技的人倒下，就意味着一座博物馆倒下，使我们文明和文化局部乃至整体断弦。今天，我们在传承民间优秀文化时要特别注意以人为本、传承杰出人物及其接班人。”如何重视和有效保护傩文化的传承人。

1．抓好面具制作技艺传承人认定和保护

自2006年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公布以来至今。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人的认定工作相继开展，初见成效。从傩文化的非物质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情况来看，比较而言，傩祭、傩舞、傩戏特别是傩戏表演技艺的传承人的认定情况优于面具制作技艺传承人。我们在贵州德江、安顺、威宁三地调查的傩堂戏、地戏和“撮泰吉”，国家都公布了国家级傩戏的传承人，但相应的面具制作技艺传承人却阙如。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没有优秀的传承人，而是这方面的工作或者不够深入，或是在认定环节上还存在一定的疏漏。以安顺地戏面具制作为例，安顺地戏面具制作传承的齐二派、胡开清派、吴少怀派、黄炳荣派、王钦廉派，不仅传承历史悠久，谱系完整清晰，而且工艺精湛，至今尚存。安顺地戏面具制作技艺，不仅在贵州省，就是在全国都鼎鼎有名。如果只认定安顺表演技艺的传承人，而不同步认定其面具制作技艺的传承人，那么，至少可以认为那里的傩文化传承人的保护是不完全的。所以，在今后的传承人认定工作中，十分有必要抓好面具制作技艺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工作。

2．面具制作技艺新人的培养方式应有拓展

在以往我国面具艺人培养方式，是传统的以师带徒或父子传承方式。而今，大多数地方仍沿袭着这种传承培养方式。我们在德江和安顺地区考察时，得到了一定的启示。德江和安顺地区都是我国傩戏发育较好且具盛名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政府和专家学者，以及文化工作者都十分重视当地傩戏的抢救、发掘、整理等方面的工作，在取得突出成绩的基础上，逐步把注意力转移到传承人的培养上。在培养方式上，除了沿袭传统的以师徒、父子传承外，还鼓励和支持名艺人举办面具制作培训班。在德江县，由德江县委宣传部主持，著名艺人黎世宏积极编写面具制作系列培训教材，举办面具制作技艺训练班，获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安顺西秀区龙宫镇下苑村调查时，据吴氏派第十八代传人杨正洪介绍，在下苑村，地戏面具制作过去一直在家庭内部传承。现在当地政府鼓励他开办了“贵州安顺屯堡艺术木雕有限公司”，该公司除了以下苑村为基地外，还在水城办了一个木雕厂，就地接收了数十名傩雕艺术人才和学徒工。同时还开办了地戏面具制作技艺业余培训班，由他本人担任教师，实行免费培训。每周培训两天，培训班学员达50余人。吴派传承，从杨正洪父亲时开始，就已打破了传男不传女的禁忌，其妻黎洪秀现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傩雕名家，并获得了极高的荣誉。面具制作技艺新人的培养打破父子传承、家庭传承、传男不传女的格局，以举办培训班的方式培养后继传人，以开办工厂为平台，招收学徒和吸引面具制作手艺人的方式，都是值得各地倡导和借鉴的。

3．逐步建立面具文化保护传承机制

安顺市西秀区龙宫镇下苑村吴氏派第十八代传人杨正洪夫妇，改革开放初期随父吴杰明学习安顺地戏面具制作技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杨正洪、黎洪秀夫妇二人安顺地戏面具的制作技艺日臻成熟，名声渐播，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除先后去过国内北京、深圳、山东、香港等地献艺外，还远去日本、美国进行表演和交流。自1995年至今，他们的作品屡屡获奖，受各种表彰达14次之多。他们二人均获得“安顺市市管专家”的称号，杨正洪还获得“贵州省十大民间工艺大师”称号，黎洪秀还于1995年参加了’95世界妇女大会中国组委会、非政府组织论坛委员会举办的“中国传统工艺技术能手操作表演”活动。由于其突出表现，黎洪秀现已成为安顺市政协委员。夫妇二人获得“安顺市市管专家”称号后，分别得到8000元奖金，之后每月由当地政府发给500元津贴。安顺市政府为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建立起一套表彰奖励制度，定期表彰奖励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建立专项奖励基金，奖励优秀人才和优秀作品；对优秀传承人才进行命名，对艺术专门人才授予称号，等等。这一系列做法，值得借鉴、推广。

（四）重视面具文化的文化空间保护工作

重视面具文化的文化空间保护，是实施面具文化动态保护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向云驹先生对于《公约》中所说的“文化场所”，在《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中作了如下专门阐释：一是“文化空间”“文化场所”的又一种译法，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二是“民间文化遗产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综合性，神话、音乐、口头文学、史诗、舞蹈、信仰、礼仪、风俗、游艺、工艺、建筑等等，几乎是完全有机地联结在一起，很难分化或单独割裂开来。把‘文化空间’作为口头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形式进行认定和作为此种遗产的表述、描述、概述，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综合性、集体性”；^[4]三是“文化空间从其自然属性而言，必须是一个文化场所，即具有一定的物理空间场所，必须具有周而复始的循环性；从其文化属性看，则应该具有岁时性、周期性、季节性、神圣性、娱乐性等等。文化空间的自然属性的表现形式是文化广场或广场文化、宗教场所、集镇中心、‘大房子’或庙亭、寺观、教堂、神山、湖泊、村落等等文化。空间文化属性的表现形态则有：岁时性的民间节日，神圣的宗教集会，民间庙会及狂欢精神，周期性的民间集贸市场，季节性的爱情交流场所，娱乐性的歌会舞节，盛大的祭祖祭祀场所与活动等等。综合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的文化空间，就成为活态的生态文化遗产，是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演示的最为集中、最为典型、最为生动的形态和形式。”^[5]我们提出面具文化的文化空间保护，并非是将傩祭、傩舞、傩戏和傩俗都确定为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空间”类来加以保护，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对傩文化存在地区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环境）加以有效地保护。

第一种情况是：对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有影响，而且分布较为密集、历史悠久，至今仍活跃于民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的傩祭、傩舞、傩戏、傩俗所在地，由国家或省以傩祭之乡、傩舞之乡、傩戏之乡等命名，实行区域性保护。保护的内容包括前述的文化空间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中与傩文化直接关联的部分和辅联部分，其重点在于与傩文化直接关联的部分。

第二种情况是：对那些省级和省级以下的傩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则就其文化空间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中有直接关联的部分加以保护。

在我国，傩戏自古代宫廷傩逐渐消失后，便以民间傩的形式存活于广大农村，农业文明是傩文化生存的基本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我国农村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在变，加之外来文化的冲击，种种现状构成了对傩文化生存的文化空间的一定威胁，从而加大了这项保护工作的难度。但是，我们相信，在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部门、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分步实施；明确职责、形成合力。坚持立法保护与政策保障相结合，政府保护与民间保护相结合，决策系统与咨询系统相结合，财政投入与社会资金相结合，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相结合”^[6]，这道难关是可以克服的。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0期］

【注释】

[1]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手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2页。

[2]白庚胜：《民间文化保护诸问题——2004年5月27日在长春萨满文化学术报告会上的讲话》，收录于《民间文化保护前沿话语——民间文化保护讲演录》，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93～94页。

[3]庹修明：《建立中国傩戏傩面具博物馆的评估——张家界建立土家族傩戏傩面具博物馆的可行性调查》，载《吉首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4]向云驹：《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5]向云驹：《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6页。

[6]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手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