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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怎样的?

时间:2022-09-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一、党的教育方针的提出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我们党的教育方针。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3]中明确规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同资产阶级教育工作方针之间的斗争,按其性质来说,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

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这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教育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且卓有成效,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前进,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与此相联系,这个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事业同样在曲折斗争中发展,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有严重的失误和教训。

这一时期,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以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为根本宗旨,加强课程、教材和教师队伍建设,改进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虽然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但总的说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积累了宝贵经验。正如1994年6月14日江泽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的一项基本措施。建国后,我们一直实行这一条,方向是对头的,虽然在贯彻执行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总的是成功的,对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很有好处。事实证明,如果只是让学生关起门来读书,不参加劳动,不接触社会实践,不了解工人农民是怎样辛勤创造社会财富的,不培养劳动人民感情,是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1]

一、党的教育方针的提出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毛泽东指出:“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1958年,他又强调说,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3]中明确规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教育是改造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新人,就是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的、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不是旧社会的只专不红、脱离生产劳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所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口号,正确地解释了“全面发展”的含义。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团结全国的工农劳动群众和广大的知识分子,同“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和“教育只能由专家领导”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同资产阶级教育工作方针之间的斗争,按其性质来说,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

进一步说,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同个人主义观点进行斗争)、劳动观点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的观点(同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主张劳心劳力分离的观点进行斗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进行斗争)。必须改变政治教育中脱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脱离具体教育对象的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评判学生学习成绩的时候,应当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应当以学生的实际行动来衡量学生的政治觉悟的程度。轻视政治思想工作和拒绝在学校中设政治课,不论用什么借口,都是错误的。

《指示》还特别指出,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每个学生必须依照规定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现在勤工俭学的运动已经普遍开展起来了,事实证明,只要领导得好,参加生产劳动对学生来说,不论在德育、智育还是体育方面都有好处,这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的一条正确道路,[4]等等。

这些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稳定当时的教学秩序,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的思想理论教育工作,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高等学校政治理论教育课程的调整、恢复和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我国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根据反右派斗争中提出的问题及其迅速发展的新形势,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课程的设置停开了原来的四门政治理论课程,新开设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

1957年12月10日,高教部、教育部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向中央的报告》与中共中央对该报告的批示,发出了《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5],规定在全国高等学校各年级普遍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全体学生和研究生必须无例外地参加学习。《指示》对开设这门课程的学习内容、目的要求、成绩考核、学习时间、组织领导等问题,均做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例如,为了使学生认真学好这一课程,达到改造思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的目的,《指示》规定,在进行讲授和辅导时,必须密切联系学生思想实际,用工人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克服非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同时,应有计划地指导学生精读文件,并组织自由和充分讨论、辩论。在讨论和辩论时,应当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把各种事实和观点摆出来,充分说理,反复争论,让大家畅所欲言,达到明辨是非的目的。

“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开设,对于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大跃进”的发生,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也受到冲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1959年以后,教育大革命的高潮过去,正常的教学秩序逐步恢复,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课也结束了只开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局面。特别是经过1961年的调整,政治理论课程在恢复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

1959年4月6日至7月27日,教育部在北京举办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教师学习会。学习会提出:今后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认真读书,系统地学习理论。高等学校公共必修课的马列主义课程定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共党史”四门。“中共党史”选读毛泽东著作,“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共产党宣言》等为教材,“政治经济学”“哲学”选用苏联教材。

1959年12月31日,教育部发出《关于今后高等学校政治课的几点意见》,强调指出“政治课是一门马列主义基础课”“应当有比较的稳定性、系统性,不能老是枝枝节节地学,零零碎碎地学,所学的题目老是没有内在的联系,只是互相孤立的题目堆积”,严肃批评了前一个时期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忽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这个《意见》的基本精神在当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正确的。

1961年4月11日至25日,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议讨论了政治理论课程在文科教学中的重要性,认为不在于多,而在于质量。规定政治理论课程的学时占总学时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艺术院校占百分之十左右。政治理论课程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中共党史四门,艺术院校可只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概论(讲授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和中共党史两门。此外,还有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向学生做国内外形势、党的政策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的报告。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要注意结合学生的思想,引导他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不断地同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同时要反对教条主义的倾向,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6]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政治理论课程调整的开始。

1961年7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布《关于1961—1962学年度上学期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安排的几点意见》。这个《几点意见》是由1961年4月8日由教育部下发的《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引发的。《意见》指出,1957年以来,由于加强了党的领导,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方向更加明确了,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现象有了很大改变,学生思想政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教师队伍更加纯洁了。

当前的问题主要是:课程和教学内容很不稳定,没有教科书;教师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客观需要,多数又是新手;学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知识比较贫乏。因此,对教学任务、课程设置和学习时间、教材、教学方法和师资都提出了具体意见。

《几点意见》指出,《意见》发布后,各地高等学校来电、来信、来人询问有关共同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和教材日益增加的问题。教育部的意见如下:

一、将中央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制定的《意见》转发给各高等学校进行讨论,并参照上述文件的精神,研究下半年课程的开设。

二、在教材末出版以前,各地可以把具体情况,采取下列一些过渡办法:

1.哲学、政治经济学,可采用中央宣传部或中央局宣传部编写的教材。理、工、农、医院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概论”未编出前,也可采用上述两本教材。

2.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在教材出版前可先选读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著作,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同时可选择一本现有的较好的党史教材作为参考读物。

3.文科各系的政治学,在教材出版以前,最好暂缓开设。如果要开设,可参考江苏一些高等学校的办法,先选读《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列宁主义基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进行讲授。

《几点意见》最后还特别指出,请各省根据本省高等学校的具体情况,参考上述意见,研究一个过渡性的措施,经省、市委宣传部同意后,通知各校执行。[7]《几点意见》的颁布,标志着政治理论课程的调整进入实质性的进展阶段。

1961年9月,教育部制定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通常所说的《高教六十条》)。《条例(草案)》的“总则”指出,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8]《条例(草案)》第十条还规定:“高等学校各专业都必须加强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指导学生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学习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时间,理、工科占总学时的百分之十左右;文科一般占总学时的百分之二十左右。”[9]这个条例的制定,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高校各项工作包括政治理论课教学走上了正轨。

根据《条例(草案)》的精神,教育部对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作出了具体的安排,教学秩序恢复正常,政治理论课逐步规范化且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62年5月26日,教育部根据《高教六十条》精神和《关于1961—1962学年度上学期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安排的几点意见》的实施情况,又制定了《关于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教学安排的几点意见》[10]。《意见》指出:鉴于高等学校共同理论课程的部分教材在较短时间内尚不能编出,对今后一段时间内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作出安排,提出各类学校如何选用教材的具体意见。

1964年10月11日,中央宣传部、高教部党组、教育部临时党组制定的《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11]里,明确提出,改进课程和教材,必须坚决贯彻“少而精”原则。今后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设置“形势与政策”“中共党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意见》还专门提到教学方法,要坚持启发式,废止注入式。贯彻执行启发式的教学法,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可采取以下四个步骤:一是启发报告。由教师提出问题,指出要解决的矛盾,指定阅读的教材或讲授提纲,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二是读书。引导学生自己带着问题去读书、思考,养成认真读书、钻研问题的习惯。三是讨论。在认真读书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开展自由讨论。教师要引导学生敢于敞开思想、发表自己的见解。讨论题目,要从学生中来。四是总结或解答。教师根据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和讨论中争论的问题,经过研究,结合基本理论,作出有分析性的总结或解答,提高大家的认识水平。

四步教学法,是就每门课程的重点问题和主要内容而说的。实行这个办法,主要目的是把政治理论课教活,培养师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切忌把这四个步骤变成死板不变的“四个环节”。应当容许教师适当地灵活运用。

实行上述教学方法以后,原来规定的共同政治理论课学习时间,仍旧不变。但今后的上课时数,应当用于讲授(指启发报告和总结、解答报告)、读书和讨论三项活动。时间分配大体按二、二、一的比例。自习时间可以用来阅读教材、写读书笔记和准备讨论会。

这个时期高校思想理论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是:首先,社会主义教育的主题和主线十分鲜明和突出,核心问题始终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其次,从1956年开始的中苏两党长达十年的关于是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要修正主义的大论战,再加上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得高等学校共同理论课程的部分教材在较短时间内尚不能编出,课程的发展一波三折,经历调整、恢复和发展三个阶段,最终确定编写教材的“少而精”原则。第三,“左”倾思想泛滥,正确与错误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对社会主义教育的历史评价,主导方面的积极意义应充分肯定,但是“左”倾思想影响不容忽视,更不能低估。第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全面性、重点性、深刻性、广泛性和持久性,都远远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从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

三、毛泽东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

从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整个教育工作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他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学生要参加社会实践、参加生产劳动,提出我们的教育要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防止“和平演变”。这些指示,有些包含一些“左”的思想,但基本思想都是正确的。对于我国整个教育事业,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事业,对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不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1.学校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文化的劳动者。这是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第一次明确指示。所谓“德育”,毛泽东强调,主要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政治,否则就没有灵魂。

同年3月1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等有关领导同志写信强调:“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请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决定。”[12]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鉴于苏联赫鲁晓夫的历史教训,发表了“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重要谈话,提出了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13]毛泽东指出,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讲民主。第五条,自己有错误,要做自我批评。毛泽东强调说,要准备好培养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是直接针对政权问题讲的,但也是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必须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明确要求。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6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宣部、高教部党组和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的重要文件,主要宗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2.学生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接受实际锻炼

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接受实际锻炼,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加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曾做出过不少重要指示。

1958年8月,毛泽东指出:“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起来。”[14]他还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道德。[15]

1964年7月5日,他在与毛远新的谈话[16]中,针对大学的情况指出: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学生去争那个5分。在学校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要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应该与学生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50%,其他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内容,强调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要接受实际锻炼,其方向是正确的。

3.必须进行教育革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召开春节座谈会并发表了《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17]

毛泽东强调:

学制可以缩短。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他还说: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毛泽东这次讲话的精神,核心就是强调教育必须改革。

1965年12月21日,他在杭州会议上发表《改造学校教育让学生接触社会实际》[18]的讲话,再次批评了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提出大学应当改造,尤其是文科不改造不得了的问题。他说: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入学前的小孩,一岁到七岁,接触事物很多。二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即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批示)中指出,学校也应该像部队一样,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发现,毛泽东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在方法上存在教条式和注入式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就不能真正贯彻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不能真正实现教育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所以必须认真对待。他的这些观点,充满真理的光芒,对于纠正教育战线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当时高校文科师生,后来包括理、工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了直接的指导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他把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制度都统称“旧教育制度”,一味缩短学制,在中学取消宪法课等,使教育战线“左”的指导思想逐渐占据了上风。

四、社会实践——高校文科师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指示还特别指出,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随即,党的教育方针得到全面贯彻执行。高等学校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也经历调整、恢复和发展。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96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高校文科中存在的问题,重点开展了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的活动。196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组织高等学校理、工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总的说来,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成绩是显著的。

1.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的颁布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投身社会实践中接受思想理论教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根据形势的发展,1963年,中共中央发动了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从培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和改革现行教育制度的高度,专门发出了《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20],要求组织好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

《通知》首先阐述了开展高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性。《通知》指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不少人才。但是文科脱离实际的倾向十分严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相当普遍。有些单位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被资产阶级所篡夺。不少资产阶级专家,正在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某些混进党内的不纯分子,爬上了基层党的领导岗位。有些学生不是听党的话,不跟着党走,而是跟着资产阶级专家跑。他们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样发展下去,不仅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革命下一代的成长,而且由于文科毕业生将来会掌握国家的上层建筑,使我国会有发生“和平演变”的危险。这种状态,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今后的方向,是使文科院校附设工厂或迁到农场,办成半工半读或半耕半读的学校,一面参加生产劳动,一面读书。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文科师生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向工农群众学习,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这件事,我们已经办得晚了些。1959年以来,由于三年灾荒,把这件事搁下来了。现在经济状况已经全面好转,必须切实加紧进行。当前,必须首先抓紧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正在全国开展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他们在实际的阶级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科生走出“书斋”,逐步克服长期存在的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的不良学风;才能有效地抑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其次,《通知》阐述了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任务。《通知》继续指出:文科师生主要是在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中接受教育和锻炼。他们应当以当学徒的精神,学习做群众工作,调查研究,扎根串联工作,学习进行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经验。因此,除了组织他们参加实际斗争和生产劳动以外,还要让他们结合实际斗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工作告一段落时,应该领导和帮助他们总结思想收获。

《通知》还就文科学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的修业年限和课程等安排做了指示:各类文科学校的修业年限,在中央没有正式颁布新的规定以前,一律不变。学校应该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改进教学和教学方法的指示精神,按“少而精”的原则,精简课程,调整各年级的现行教学计划。《通知》进而对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间多少、组织领导等方面的问题,作出了具体安排。

党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精神,强调文科学生在实践中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防止“和平演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个文件无论是从指导思想还是教学改革的内容,都充满“左”的思想,如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对学校的领导权、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状况的分析,都是有失偏颇的。

2.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的活动蓬勃展开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的指示精神,在教育部的统一领导、具体部署和组织安排下,我国高等学校所有设有文科的高等学校,包括综合大学、高等师范的文科各系和政法、财经、民族、外语、艺术等院校,都积极地、有计划地组织文科师生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和教育。

除毕业班外,文科各专业的学生,都无一例外地参加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区别在于因专业性质不同,参加的时间长短有所不同而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各专业(政治、政治经济学、哲学)和政法、部门经济等方面各专业学生,基本上参加了运动的全部过程或主要过程,时间大体上是三个月;一般文科各专业(中文、历史、教育等专业)的学生,则参加了运动的主要过程,时间在一个半月以上;外国语、艺术各专业的学生,则参加其中的一小段时间。个别有病和身体弱的学生,经学校批准,没有参加运动。所谓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则没有允许参加运动。

各校文科学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均分期分批进行。各个高校参加运动所需时间,一般是占用原定当年的劳动、社会调查时间,有的则占用了两年的寒暑假时间2~6周,学校预先都做了全面安排,调整教学计划,保证教学秩序有条不紊地进行。各个高校参加运动所选地点,根据条件许可,一般都安排在领导力量较强、工作较有基础的地区;大城市在郊区安排有困难的,则在相邻省区安排,如北京有些高校安排到延安革命老区。至于文科学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计划、要求等,均由学校党委和行政向所在地区省、市一级党政领导部门提出报告,请求统一安排和具体领导,绝不能擅自行动。最后,各高校均派出强有力的干部和教师带队,切实加强领导,力保社教工作顺利进行。

总的说来,由于这场运动的精心部署和周密安排,师生们下到农村后,与广大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忆苦思甜,接受村史家史教育,思想觉悟大有提高,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正如中国传媒大学《中传史苑》[21]里记载的:1965年1月16日,康荫代表“四清”工作大队,向学院党委全面汇报两个月来参加“四清”运动的情况:工作期间,师生们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断受到教育,并且对当地阶级斗争的形势有了感性认识,因而改造世界观的决心更大了。通过实际的阶级斗争,师生们的阶级立场初步受到了考验和锻炼,认识到文科师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

【注释】

[1]《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72。

[2]《毛泽东文选》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6。

[3]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6)》,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8。

[4]《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789-790。

[5]《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方针和教材编选工作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423。

[6]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6)》,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0。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581。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585。

[9]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6)》,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6。

[10]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6)》,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0-52。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98。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85-87。

[13]《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57。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99。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96-97。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22-23。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492-493。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53-54。

[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53-54。

[20]《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312-1313。

[21]《校史撷英(十三)》,http://by.cuc.edu.cn/wsxs/1238.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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