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问题
发展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但发展却不仅仅限于政治经济学范畴，而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人文、社会、文化等广泛领域的哲学范畴。从哲学上来讲，所谓发展是指事物的运动和过程，是一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新陈代谢和除旧布新的过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发展概念，主要指的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由落后的不发达状态向先进的发达状态逐步过渡与转化的过程，20世纪中叶以来，学术界将发展理论等同于现代化理论，认为发展就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战略和道路[2]。因此，发展问题是一个旧话题，贯穿了人类社会的始终。
从国际学术界对发展问题的共识出发，我们分析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问题自然应该以现代化作为起点，考察现代化的发展在全球化时代遭遇了什么新问题以及人类社会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如何谋求更高发展程度的因应之策。
现代化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波及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气势磅礴的现代生产力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了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从历史发展实践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有两条道路：一是微型的社会变迁，即改良道路，是英美等国家的道路，该道路的特点是在同一社会经济形态或同一生产方式之内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积累性的渐变和突变。另一类是巨型的社会变迁，即革命道路，是法俄等国家的道路，该道路的特点是突破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具有革命性的大变化[3]。不管选择哪一条道路，现代化发展都带来了科学技术发展、经济规模膨胀、社会交流迅捷、知识爆炸等诸多成果，这些成果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刺激了人们更大的物欲，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整个社会意想不到的不稳定和不和谐，以至于所有的国家和社会组织都发现极难应对。
自近代以来，现代化的发展推动了交通、通讯技术革命和跨国贸易与国际交流的步伐，全球化浪潮波澜再起。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把资本以及由资本驱动的人员、商品、货币、投资、生产、金融等等一切都卷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来，由于媒体技术、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一个较小的社会热点成为真正全球关注的热点，原先可以置之不理的小事一桩，甚至可以引发一场全球性的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彼此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日益提高，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全球的发展越来越密切联系在一起。时至今日，我们面临着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以信息科技、生物科技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产业转移和生产要素流动加快，各国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金融风波时有发生，贸易壁垒和保护主义有新的表现。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问题被注入了新鲜的时代内容。概括起来，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世界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两极分化问题。现代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自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围绕社会性价值（包括原料、资源、市场等）的权威性分配问题，引发了严重的世界政治后果。先是广大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及其所决定的关于航海自由和贸易自由的斗争，随后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掀起的瓜分势力范围狂潮引发了世界大战，“二战”结束以来虽然保持了相对的和平，但南北差距日益拉大，呈现“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两极分化趋势。在两极分化的趋势下，不仅南方国家身负债务危机，发展举步维艰，北方国家也陷入经济滞胀的结构性矛盾，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形势严峻，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递减，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都必须重新思考并高度关注的课题。
二是工业文明的发展导致社会暴力冲突和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扭曲问题。在以工业革命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理性主义贬斥和压抑非理性、情感和意志的片面性，过于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的单一性以及理性主义绝对真理的自负性在现实社会中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整个世界已经彻头彻尾地成为技术化的世界，技术化过程中作为技术人员的人由于缺乏反思危机的能力或者说本身也是这种充分技术化世界的一分子，丧失了反思现代性的可能，越是拥有高度发达技术的人越成为破坏现实美好世界的恐怖力量，比如现代恐怖主义的发展、高科技犯罪等都是明证，这是比原子弹爆炸更为可怕的现代性危机中的最大危机。与此同时，发展主体之间的相互冲突破坏了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和谐，人类社会成为不同发展主体之间相互争夺甚至残忍屠戮的悲惨世界，引发了现代社会的全面危机：现代社会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了社会的内在联系和有机整合并促使社会得到满足；另一方面这种满足是以将个体分裂消灭个体的无限性与自由发展为代价的。
三是现代社会发展本身形成了一种风险社会的格局。现代社会的发展构成了一个自我维持的庞大有机体，进而“占据中心舞台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它们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不像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与工厂相联系的或职业性的危险，它们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的趋势跨越了生产和再生产，跨越了国家界线。在这种意义上，危险成为超国界的存在，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4]在德国思想家贝克看来，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社会内部并且由现代自身所制造的，是一种“人为的不确定”。贝克的思想给人以很大的启发，特别是20世纪以来困扰人类社会的现代经济危机、公共卫生危机、恐怖主义袭击、蔓延世界各地的安全事故等，早就给人类敲响了警钟，贝克不过是将现代性本身的困境进行了理论的反思，故而与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的思想一道，被人们称之为“自反性现代化”[5]。风险社会的形成直接引发了发展理论的悖论：一方面人类社会要谋求更高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一发展反过来带给人类社会危险。
四是人—自然—社会之间由于比例失衡引发的生态危机。现代化的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对能源、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直接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诚如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John B.Cobber）所言，现代化的发展“仅仅关注经济的增长，很少关注正义的价值，很少关注共同的价值，很少关注人类内心的满足感，很少关注生态系统的价值”[6]。如果这一矛盾不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将面临最终的灾难和悲剧。如何调适人—自然—社会间的矛盾关系，协调矛盾和谨防冲突，谋求世界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化时代发展理论的一个主要任务。
面对全球化时代存在的发展问题，学术界作出了不同的解读，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救治方案。新自由主义以比较优势学说为基础，认为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自由市场会促进发展与南北合作，为此提出了“国有企业私有化，宏观管理自由化，经济发展战略外向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1989年，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约翰·威廉姆斯根据上述的意见，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主张，即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政府开支应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改革税制，扩大税基；实施利率市场化；采用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实施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和保护私人财产权等。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或曰“华盛顿共识”[7]。然而，以萨米尔·阿明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论证了这一发展理论并不正确，因为该理论实现有一个前提，即相对劣势产业部门的工人能顺利地向相对优势产业部门转移。对于穷国而言，如果相对劣势产业部门的工人不能顺利地向相对优势产业部门转移，那么自由贸易是十分危险的。菲律宾自加入WTO后一路攀升的失业大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理论对于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显得捉襟见肘。华盛顿共识在拉美、东南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遭受重创。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的国际制度对于国际合作的促进作用显得十分有限，人们对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还存在不少争议，而且还面对来自环保主义者、工会组织、人权运动、反全球化主义者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差距拉大和弱势群体的扶助几乎无所作为，等等。这一切都构成了自由主义发展理论的硬伤。
对于自由主义发展理论的批评导致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与自由主义发展理论强调财富的总量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注重社会财富在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公平分配。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以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拉美学派的依附理论为代表。这些理论之间尽管存在差别，但基本都认为以不平等的交换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体系是一些地区不发达的根源。为此，主张改造现有的体系，或者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走向社会主义[8]，或者谋求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历史体系[9]，或者参与体系并改造体系，进而实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新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国际社会体系正义性的关注，但在立场上显得十分温和，追求渐进的改造。然而，面对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和跨国公司等因素综合而成的全球化浪潮，新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社会体系改造思路显然十分苍白无力。
事实上，人们在西方发达国家看到的是与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相反的政策，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实行不挂牌的“凯恩斯主义”，加强政府管制，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强化西方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中的垄断地位等等。很明显，主导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理论的是现实主义（民族主义）的发展理论，强调对权力以及控制资源的追求，看重贸易保护主义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现实主义的发展理论依然强调国家和政府的积极干预，认为推动国际发展的关键在于确立由霸权国家强大领导下的各经济大国的合作，只有存在一个能够利用本国的资源和影响去建立和管理自由贸易、货币稳定和资本流动自由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的领导国时，才可能存在自由的国际经济，才能促进国际发展[10]。“冷战”结束以来，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全球化都有了新的发展，对于应对新的挑战缺乏应有的理论准备。
综合理论界对应对全球发展面临的挑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我们发现无论哪一种理论路径都不足以应对全球性的挑战，都存在着不可杜绝的硬伤。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国际框架下的自由市场体制”，还是弗兰克、普雷维什、阿明等人提出的“依附论”对世界结构作出的“中心—外围”的勾画，沃勒斯坦在“世界体系理论”中提出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论证，刘易斯在《增长与波动》中对“世界两级经济格局”的分析，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分裂》中指认的“全球分裂结构”等等，均以传统的“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的两极结构为基础，无法解释全球化时代后工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超越所造成的崭新的发展结构，全球化时代发展问题的主要矛盾和重心已经转移到“后工业文明（或者信息社会文明）—工业文明”的结构平台上来了。这一情况充分表明，传统的国际发展理论已经无法对解决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问题作出学术回答，在发展观上来一次大的变革，开辟发展理论研究的新天地，越来越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应对发展挑战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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