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事论著者对战争、国防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它随着社会和战争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的沿革过程。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 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夏、商、西周时期
公元前2l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我国先后建立了夏、商、西周三个奴隶制王朝。这是中国奴隶社会从确立、发展到鼎盛的历史阶段，也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由于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识局限，战争受迷信思想的影响极大，统治者经常以占卜、观察星象等方式来决定战争行动，产生了以天命观为中心内容的战争指导思想。军队治理以“礼”和“刑”为基础。“礼”主要适于上层的贵族和军官，讲究等级名分、上下有序；对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的管理主要靠严酷的刑法。这个阶段已产生了一些萌芽形态的兵书。商代甲骨文、商周的金文中就有大量关于军事活动的记载。西周时期已出现《军志》、《军政》等军事著作，虽早已失传，但其部分思想在其后的《左传》、《孙子兵法》等书中得到引用和保留，这标志着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
2.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趋向成熟——春秋、战国时期
公元前8世纪初到公元前3世纪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得到较大发展，军事思想也趋向成熟。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兵书就是春秋末期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此外，还有《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兵书。这些军事论著从战争论、治兵论、用兵论及研究战争的方法论等方面，全面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础。
3.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丰富发展——秦朝至五代时期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叶，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上升阶段。这期间主要经历了秦、汉、晋、隋、唐等几个大的王朝。其中汉、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军事思想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
秦以后进入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骑兵成为战争的主角，舟师水军参战也更多了。这就要求作战指挥必须加强步、骑、水军的配合。从汉朝到隋朝，曾多次发生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大规模、多兵种、大集团的联合作战。在这些战争中，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结合，谋略与决策的运用以及作战指挥的艺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战争的发展使得战略战术的运用和指挥艺术都得到高度发展，战略思想也日趋成熟。
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总结军事斗争经验的兵书。其中《黄石公三略》和《李卫公问对》等，都是传世的名著。《黄石公三略》是一部从政治与军事关系上论述战争攻取的兵书，它进一步阐述了“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并指出最高统治者必须广揽人才，重视民众与士卒的作用。《李卫公问对》一书，联系唐代初期的战争经验，对以往的兵书进行了探讨，对《孙子兵法》提出的虚实、奇正、攻守等原则及其内在联系，作了比较辩证的论述，而且在某些方面提出了更新的见解，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深化了先秦某些用兵原则的内涵，尤其是此书采用论从史出、以史论兵的研究方法，开创了结合战例探讨兵法的新风，受到历代兵家的高度赞赏。
4.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体系——宋至清前期
公元960年到1840年，先后历经宋、元、明、清（前期）四个朝代。这期间，中国封建社会逐步由鼎盛走向没落，内忧不去，外患又增。火器的逐渐使用，使战争进入到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北宋时期，火药、指南针等已经用于战争，新兴军事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影响着作战思想及战略战术的发展。北宋统治者面对内忧外患，重视“军旅之政，讨伐之事”的研究，确立了兵书在社会上的正统地位，将武学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并命曾公亮等官员编纂《武经总要》，总结古今兵法和本朝方略。宋神宗时期，颁布《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和《李卫公问对》为《武经七书》，官定为武学教材。武学的兴办和武经的颁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繁荣了军事学术。
同时，由于武器装备的发展，频繁而又规模巨大的战争，迫使统治阶级从北宋中叶以后转而开始重视武学，撰写、汇编和著录的军事理论著作层出不穷，军事思想得到较大发展，宋、元、明、清时期出现了春秋战国以后我国兵学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其中，宋、元时期的军事著作内容主要涉及军事组织、军事制度、用兵选将、步骑训练、行军宿营、阵法、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使用、军事地理等，如北宋王朝组织编撰的《武经总要》，北宋许洞的《虎钤经》，宋朝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宋朝陈规等的《守城录》，南宋陈傅良的《历代兵制》等。明代与清朝前期，既出现了十分保守的只求守城保寨、单纯防御的作战思想，又出现了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的具有革新精神的军事思想。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明朝茅元仪的《武备志》，明朝何良臣的《阵纪》，明朝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纪实》、《练兵实纪杂集》，明末揭暄的《兵经百篇》。清王朝时期，某些统治者虽局限于骑射，其军事思想上有保守落后趋向，但该时期仍然有许多有识之士积极地开展军事思想研究与创新，也有一些代表作问世，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清朝初年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
从宋代至清朝前期，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历经漫长的发展和丰富之后，走上体系化的时期。其主要表现是兵书数量繁多，门类齐全；兵书概括性强，自成体系。据《中国兵书总目》统计，宋、元、明、清（不含近代）时期兵书总共有1 815种，占我国古代兵书总数的3/4以上。兵书内容丰富，分门别类地概括了古代军事思想的各个方面，形成了逻辑性较强、比较完整的体系。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书籍众多，内容极为丰富。先秦军事著作，一般理论性比较强，宋代以后出现的大量战史战例、名将传记以及注解前人兵法的著作，往往用史实来说话，用史实来阐述某一原则。中国兵学不拘泥于“以理论推导得出条理结论”的逻辑推理，而是从直观入手，直接抓住事物的本体，给予形象化的说明，让人们从具体的事例中领悟出普遍的原理进而提升为形象化的理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大致涉及战争观、谋略、战法、阵法、军队组织、训练和纪律以及将帅修养、作战指挥等方面，且多以《武经七书》著述为主线。
1. 对战争的起源、性质和作用的认识
《吴子》指出：“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即引起战争的原因有五个方面：一是争夺名誉、名望，二是争夺利益，三是积恨深怨，四是国家发生了内乱，五是国家发生了饥荒。
《司马法》的“政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解决国内外矛盾时，若用政治达不到目的，就必须使用战争。可见，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司马法》强调“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就是说，杀掉坏人，保护好人，杀人是可以的；进攻其国，解放其民，进攻是可以的；用战争制止战争，即使开战，也是可以的。《尉缭子》则明确指出：“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意在说战争的作用是镇压暴乱，制止不义行为。
2. 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认识
《孙子兵法》指出：“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孔子家语·相鲁》中强调“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即政治斗争必须有军事作后盾，军事斗争必须以政治为基础。《尉缭子》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即在战争问题上，军事是从属的，政治是基本的，军事是现象，政治是本质。《淮南子·兵略训》强调“兵之胜败，本在于政……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司马法》则指出：“以义治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争，不出于中人”，意思是说采用正义的措施治理国家，这是正常的方法，用正常的方法达不到目的就采取特殊的手段，特殊手段是以战争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是以和平方式表现出来。
3. 对战争与经济关系的认识
《孙子兵法》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而强调，“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宰相管仲也强调：“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管仲明确指出战争对经济的损耗：“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攻尽。”
4. 对战争与主观指导之间关系的认识
《孙子兵法》明确指出：“因利而制权……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因为“兵无常势”，所以指挥者必须根据敌情、我情的不断变化修正主观指导，采取克敌制胜的有效手段。《草庐经略》中则说得更明确：“夫敌情叵测，常胜之家必先审敌之情也。其动其静，其强其弱，其治其乱，其严其懈，虚虚实实，进进退退，变态万状，烛照数计，或谋虑潜藏而直钩其隐状，或事机未发而预揣其必然。盖两军对垒，胜负攸悬，一或不审，所失匪细。必观其将帅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权；凡军心之趋向，理势之安危，战守之机宜，事局之究竟，算无遗漏，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强调掌握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指导作用，就能赢得胜利。
5. 对将帅修养的阐述
古代军事家特别重视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为此，从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他们提出了将帅修养的标准。《孙子兵法》强调“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三略》认为贤将要具备十二能（素质）：能清（廉洁）、能静（镇静）、能平（公平）、能整（严整）、能受谏（接受批评）、能明讼（明辨是非）、能纳人（任用人才）、能采言（采纳意见）、能知国俗（知敌国的风俗）、能图山（研究山川的形势）、能表险滩（明了地形的险阻）、能制军权（掌握军队的指挥权）。如何考核将帅呢？《武经总要》提出了九条方法，即“九验”：“远使之以观其忠，近使之以观其恭，繁使之以观其能，猝然问焉以观其智，急与之以观其信，委之以货财以观其仁，告之以危以观其节，醉之以酒以观其态，杂之以处以观其色。”另外，《吕氏春秋》指出，“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而《汉书·陈汤传》中则强调“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庇细瑕。”
6. 对治军问题的论述
一方面，我国古代军事思想重视法规法令的建设与实施。《尉缭子》中有《重刑令》、《伍制令》、《勒卒令》、《经卒令》和《兵令》等，就是为了“明刑罚，正功赏”，使军队具备“鼓之，前如雷霆，动如风雨，莫敢当其前，莫敢蹑其后”的战斗力，取得“方亦胜，圆亦胜，错邪亦胜，临险亦胜”的战争结果。另一方面，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也重视军队的教育和训练。《吴子》指出，“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兵略丛言提纲》指出，“不教则不明，不练则不习。”在训练方法上要“教得其道”，主张“练心”、“练胆”、“练艺”。荀子指出，“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撄也。”强调教育训练对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作用。明朝名将、民族英雄、军事家戚继光，既重视武器装备又重视人的因素在战争中的首要作用，他要求士兵服从长官，下级服从上级，同时要求军官爱惜士兵，上级爱护下级，军官要处处“身先士卒”，“件件苦处要当身先”，他认为“训练有备，兵之事也”，强调军队训练不仅要文武并举，还要纪艺并重，并要官兵同练，主将为先。
7. 对战略战术问题的论述
古代兵书中关于战争谋略与战术的论述，很有见地。《孙子兵法》强调“庙算”，诸葛亮强调“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等等，反映出古人用兵注重先定谋略、战略和策略的特点。《太白阴经》强调，“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遵命也。”《尉缭子》认为“权先加人者，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认为进攻是兵家之上策。但古代兵家也不轻视防御，《草庐经略》指出，“既以守以待攻，复以战而乘敝。”《淮南子》提出“良将之用座也，同其心，其力”，是说高明的将领指挥部队，在于统一其思想，协调其力量。《鬼谷子》说“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就是说能控制敌人，就掌握了胜利权；为敌人所控制，将遭受致命的打击。《白豪子》指出“兵之贵合也。合则势张，合则力强，合则气旺，合则心坚”，认为作战最重要的是集中兵力，就能形成强大的力量，就能使士气旺盛，就能使军人坚定。
8. 对战争保障及其他问题的认识
关于战争物质储备和补给问题，《孙子兵法·军争》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六韬·军略》指出，“三军用备，主将何忧。”因此，鉴于军事物质保障问题的重要性，古代军事思想家提出要“取用于国，因粮于敌”。
关于地形与战争的关系问题，《孙子兵法·地形》中指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武经总要·九地》提出：“夫顿兵之道有地利焉。我先据胜地，则敌不能以胜我；敌先居胜地，则我不能以制敌。”
关于用间问题，《孙子兵法·用间》篇提出，“三军主事，莫亲于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又说“无所不用间也”。
（三）《武经七书》的特点
由《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三略》、《六韬》、《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的《武经七书》，是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官方校刊颁行的兵法丛书，校定后的七部兵书共25卷，是北宋朝廷在军事理论建设上的一个贡献。它所阐述的一系列军事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基础，凝聚了中国古代兵法的精华，是中国军事思想殿堂里的瑰宝。不论在军事理论上，还是在战争实践中，《武经七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对中国和世界军事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武经七书》中的七部兵书，各自内容十分丰富，又各具鲜明的特点。
1. 《孙子兵法》——“诡谲奥深穷幽极妙”
《孙子兵法》，又称《孙子》、《吴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作者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现存“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共13篇。《孙子兵法》在世界军事史上有重要地位，被誉为“东方兵学鼻祖”、“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兵学圣典”。同时，以其“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建设领域和教育、管理等各个领域，享誉世界。
《孙子兵法》具有鲜明的特点，体现为：一是丰富的军事哲学和辩证法思想贯穿始终，舍事言理，深入浅出，系统探讨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与战争有关的诸如“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胜败、利害”等矛盾对立、转化的谋略和策略，指明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目的和过程。二是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知胜规律和“五事”（道、天、地、将、法）、“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的实施原则，加上对将帅提出的“五德”（智、信、仁、勇、严）、“五危”（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要求，达成了谋略制胜的理论高度和战争实践的指导方略。三是强调“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重要性和先后顺序，“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时机，“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策略运用，以及将帅标准和作用发挥，慎重对待战争和如何爱护士卒等。该书“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语言生动、准确、简练，修辞方式丰富多彩，文意精辟”，至今仍给人们提供着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应用参考。
2．《吴子》——“醇正简要恕己近情”
《吴子》，成书于战国时期，共48篇，存世仅“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6篇。作者吴起，战国时期卫国人，最初在鲁国为官，后来听说魏文侯能礼贤下士，就从鲁国到了魏国。魏文侯以其为将，进攻秦国，连拔五城，取西河之外，吴起作了西河太守。不料，大夫王错在武侯面前诋毁吴起，吴起担心武侯诛杀他，又从魏国逃到了楚国。楚悼王任他为相（令尹），他在楚国展示了将相才能。楚悼王死后，旧贵族反扑，将吴起射杀。
《吴子》军事思想的主要观点：一是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主张用正义战争制止非正义战争；二是主张平时要加强战备，“戒”，“虽克如始战”；“备”，“出门如见敌”。三是在“治军”方面，吴起强调选拔将领，要使贤任能，提拔良将，罢免庸才。同时，对军队必须加强管教，“明法审令”，对士兵要“爱其命，惜其死”，做到与众相得。
3．《司马法》——“缜密谨严详核周至”
《司马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或战国中后期，共155篇，今本仅存“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5篇。作者司马穰苴。在齐景公时，司马穰苴最初为将军，打胜仗回师后尊为大司马。齐景公后来听信谗言，把司马穰苴的司马官职罢了，司马穰苴病死。
《司马法》军事思想主要内容：第一，以奴隶制的道德观念和典章制度作为治军的基础，作为巩固军队取得胜利的基础，与当时的统治者周天子的理论根据一致，从而以行政或军事的手段剥夺不服从统治的诸侯的封地和爵位。第二，在当时没有职业军队的情况下，《司马法》主张军队的一切都应在平时规定好，以备有情况时军队能迅速集结、出动。第三，战斗手段，在主要是冲击和直接格斗的时代，为使交战时能以严整的队形推进，它主张攻守作战原则，即为保证队形，规定“逐奔（追击）不过百步”，足见其“详核周至”的程度。
4．《尉缭子》——“敦本务实峻法明刑”
《尉缭子》，成书于战国中后期，作者尉缭，共五卷24篇。其特点：一是反对军事上相信“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的迷信观念，政治上“求己”，立足于把自己的国家搞好。二是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较为深刻，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把政治与军事的主从关系讲得非常透彻，“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三是在战略战术上，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四是治理军队必须“号令明，法制审”、“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指出“将帅”要克服心狂（轻率无谋）、目盲（看不到实际情况）、耳聋（听不进别人意见）三种毛病，同时强调“将帅”要有敬业精神，做到“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桴而鼓忘其身”。
5．《三略》——“机权敏幻智术渊宏”
《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三个部分，共3 800余字，它大量引用古代兵书《军谶》、《军势》中的内容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引用700余字占全书的1/6，相传作者为汉初隐士黄石公，故亦称《黄石公三略》。
《三略》专门讨论战略，尤其侧重于从政治策略上阐明治国用兵的道理，强调在战争指导上善于利用柔弱刚强，认为指导战争不能一味贪强，不顾客观实际处处都想争优势是不可能的，必须因敌制宜，因势利导。它指出，在一定条件下柔能克刚，弱能胜强。同时，强调“道、德、仁、义、礼”五者是一个整体：道是人们所应遵循的，德是人们从道中所得到的，仁是人们所亲近的，义是人们所应做的，礼是人们的行为规范，这五条缺一不可。所以，起居有节，是礼的约束；讨贼报仇，是义的决断；怜悯之心，是仁的发端；修己安人，是德的途径；使人均平，各得其所，是道的教化。同时，对将帅提出“能清（廉洁）、能静（镇静）、能平（公平）、能整（严整）、能受谏（接受批评）、能听讼（明断是非）、能纳人（任用人才）、能采言（采纳意见）、能知国俗（知敌国的风俗）、能治军权（掌握军队的指挥权）”和“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的要求，这些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6.《六韬》——“规模阔大本末兼该”
《六韬》，相传为姜太公吕望所著，现在一般认为是战国人托名。全书以姜太公答周文王、周武王问的形式写成，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部分，共六十篇。
《六韬》内容复杂，“规模阔大本末兼该”，“从治国平天下的大战略一直说到战术细节”，体系完整，内容丰富，融政治军事于一炉，并以政治为本、军事为末，主张国家有“道”方能强兵。
《六韬》所反映的历史特点和军事思想与《尉缭子》相近，认为：战胜攻取必先“富国”“爱民”，要顺农时，薄赋敛，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增强实力；战略上期求“全胜无斗，大兵无创”（不交战而全胜，无杀伤而完师）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同时，书中还保存了许多古代军事方面的典章制度等历史资料。
7．《李卫公问对》——“辩析精微考据典确”
《李卫公问对》，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唐代著名军事家李靖撰，是唐太宗李世民与李靖讨论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现存《李卫公问对》共三卷，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一万余字，记录了唐太宗与李靖的问答九十八条次。内容丰富，多联系唐以前战例及太宗、李靖本人的亲身经历，参照历代兵家言论，围绕着夺取主动权、奇正、虚实、主客、攻守、形势等问题进行讨论，阐述其军事思想。《李卫公问对》认为，“奇正”，一方面指兵力使用，另一方面指战术的变换，尤其可贵的是，该书把虚实、示形、分合结合起来阐述，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谋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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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计
“三十六计”或称“三十六策”，是指中国古代三十六个兵法策略，语源于南北朝，成书于明清，是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为便于人们熟记这三十六条妙计，有位学者在三十六计中每取一字，依序组成一首诗：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击魏连伐虢。
第一套 胜战计
第一计 瞒天过海 第二计 围魏救赵 第三计 借刀杀人
第四计 以逸待劳 第五计 趁火打劫 第六计 声东击西
第二套 敌战计
第七计 无中生有 第八计 暗度陈仓 第九计 隔岸观火
第十计 笑里藏刀 第十一计 李代桃僵 第十二计 顺手牵羊
第三套 攻战计
第十三计 打草惊蛇 第十四计 借尸还魂 第十五计 调虎离山
第十六计 欲擒故纵 第十七计 抛砖引玉 第十八计 擒贼先擒王
第四套 混战计
第十九计 釜底抽薪 第二十计 浑水摸鱼 第二十一计 金蝉脱壳
第二十二计 关门捉贼 第二十三计 远交近攻 第二十四计 假道伐虢
第五套 并战计
第二十五计 偷梁换柱 第二十六计 指桑骂槐 第二十七计 假痴不癫
第二十八计 上屋抽梯 第二十九计 树上开花 第三十计 反客为主
第六套 败战计
第三十一计 美人计 第三十二计 空城计 第三十三计 反间计
第三十四计 苦肉计 第三十五计 连环计 第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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