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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内容

时间:2022-03-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本书根据太湖以东聚落生态变化的重要节点,将全部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篇。中篇题为“ 前近代的水乡聚落生态”,重在论述宋元以后的第一次明显变化与近代城市化之后的第二次转型之间,太湖以东平原的水环境与聚落生态状况如何。第一章是关于水乡聚落缘起与发育的基本要素和基本结构的研究,从长时段上综合地论述太湖以东平原聚落的标志性形态——“浜村相依”形态的缘起与构建机制。在聚落的内部构造方面,河浜是水乡聚落的灵魂。
本书主要内容_水乡聚落:太湖以东家园生态史研究

本书根据太湖以东聚落生态变化的重要节点,将全部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篇。

上篇题为“水乡聚落的发育条件及其形成过程”,是对古代水乡聚落缘起、发育和构建的条件及过程的研究。主要从地域一致性与内在差异共存的角度,分别梳理太湖以东平原低乡、高乡、滨海三个区域板块的聚落构建过程与人地机制,时间范围上从考古时期起,下至清代中叶。限于史料的关系,以唐宋至明清为论述的重点,这一时段是水乡聚落生态逐步完备并在地理空间上广泛铺开的时期。

中篇题为“ 前近代的水乡聚落生态”,重在论述宋元以后的第一次明显变化与近代城市化之后的第二次转型之间,太湖以东平原的水环境与聚落生态状况如何。本部分以明清苏松地区地方志所记载普遍性的水体淤塞现象为切入点,关注生态环境变化的积累效应,并对前近代时期聚落的适应性变化进行描述。从全书研究的内容来讲,本部分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下篇题为“近代水乡聚落的转型”,着重梳理在近代上海城市化影响下传统水网与聚落的蜕变乃至消失过程,进一步厘清地域框架内人文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并试图从长时间尺度上揭示太湖东部平原人类家园生态的主流脉络和平衡点。

上篇内容由三章构成。第一章是关于水乡聚落缘起与发育的基本要素和基本结构的研究,从长时段上综合地论述太湖以东平原聚落的标志性形态——“浜村相依”形态的缘起与构建机制。将影响聚落形态的基本要素归结为:该地区人们对饮用水、灌溉用水、以稻米为首的食物的需求,以及在改造与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乡土文化,例如家族墓地围绕河道而展开、聚落风水和福祉寄托于河道安排等。这些以水的利用为中心的物质需求和精神文化共同塑造着传统时期的聚落形态与空间格局。

在饮用水的获取方面,水井作为滨海平原的先民利用淡水资源的早期证据,在许多新石器晚期的遗址中均有发现,直至唐五代时期,太湖平原上才形成完善的塘浦圩田水利系统,以人工化河渠为表征的淡水利用方式和沼泽改造方式始形成定式,水井在日常生活实用性方面退居次要地位,开始向慈善公益性转化。在纵浦横塘密集分布的地面上,从太湖入海的过境淡水成为聚落的主要水源,村宅依河浜而建,河流通往田间地头,后人所谓典型的江南水乡景观至此时得以完备。

在食物结构方面,稻米在地域物产和人们的饮食结构中始终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从史前时期的考古发现一直到最近的文献资料,均可显示稻作生产与人口繁殖、聚落发展、聚落形态的密切联系,但其中存在滨海向内陆转换的过程。

人们对于植稻的重视和稻米的推崇在聚落形态上有一以贯之的影响,例如,屋宅与农田共用河流泾浜,开挖河浜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生活用水,一方面为满足种植水稻之排灌所需,所以浜村相依成为城市化以前太湖平原聚落形态的标志性特征。河浜两岸一边为房屋、一边为农田的格局最为常见,两岸皆房屋的大型集村形态,主要在低洼地带水量丰沛、人口稠密的地方有条件形成,这种地方一般是延续至今的稳定的稻作区。

在聚落的内部构造方面,河浜是水乡聚落的灵魂。其价值最初体现在沼泽湿地的河渠化方面,只有开挖河塘排干沼泽,才能营造适合居住的环境,这包括获得高爽的居住空间与平坦的农田。随着沼泽改造的深入,河浜所提供的饮水、交通、农田排灌等综合功能开始凸显,开浜与造宅成为两种并列的聚落构建行为。随着地域开发的深化,河浜对于聚落的意义开始进入精神文化的层面,水乡地区形成了以河浜为依托的风水观念,构村建宅、选择墓地均受此观念的制约。

桥梁也从实用性建筑上升为道德教化的载体。桥梁对于水乡聚落存续和社会生活的意义,正如清《江东志》所云:“海浦津航乘潮上下,早晚风波有不测之警,诚险矣哉。至于桥梁,无论木石,通衢者可以济行旅之往来,野外者不过便耕耘之出入,因时乘利,不烦惠政之施,自无徒涉之虞。”从丰富的桥梁沿革史可以窥见聚落发展史的诸多细节,折射出水乡地区乡土文化发育的机制,其中也包含聚落共同体形成的基础。

第二章主要描述高、低乡聚落形态的分异,并从人文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揭示其塑造机制。汉晋以后太湖以东的三角洲平原形成了以冈身为界的地理分异,在地势地貌、水土环境与种植结构等方面出现了明显差别。古代苏、松地区的文献资料中常有“低乡”、“高乡”的称谓,正是这种东西差异在区域名称上的反映。所谓“低乡”,主要指苏、嘉、湖平原腹地的低洼积水平原,以水稻种植和塘浦圩田系统为特征;“高乡”则指华亭、娄县、嘉定、上海境内冈身附近及其以东的平原,清代宝山、南汇川沙设县后,其境内的滨海平原也被涵盖在高乡区域内,但其聚落发生的滨海特征更为显著。高乡大部分位于冈身西侧或者以东,地势略高于西部,因距海近而河流感潮性强,河流水量不足,以沙质土壤为主,在宋元以后形成了以棉花为主的种植格局,水稻种植退居其次。

高、低乡聚落在发生机制上的分异主要表现在:低乡人们开凿河浜的目的,首先是疏通和排除积水,只有排干沼泽,才有足够的干爽地面以供建造住宅,所以低乡聚落营造的原则是以开浚河浜为先,宅随浜而就。低乡的丰水环境造就了河浜的通达性,因此船只成为主要的交通方式,屋宅沿浜分布的格局由此产生。而高乡人们开凿河浜的目的,则首先是引潮和蓄水。相对高亢的地势与河流水量的不足,使得营造聚落所需的干爽地面并不缺乏,所以形成以屋宅为中心、浜随宅就的局面。高乡地区环绕住宅开凿河浜,主要为解决生活水源,距离虽远也并不影响河水的取用。又由于河道浅窄不利于行船,即使大河里的船只也常常候潮而行,所以住宅没有必要建在河浜岸边,也就难以形成低乡那样屋宅沿浜分布的格局,集村的发生也相当稀少。

高乡、低乡聚落形态分异的人文背景,可以归结为宋南渡后江南地区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农田水利环境的变化逐渐累积的结果。低乡水环境变化对高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由上游来水不足而促成的高乡干田化。制约着河流水性与水量的地势、潮汐等自然要素,则发挥着一以贯之的本底作用。

高乡对潮汐的依赖在精神文化领域也有显著体现。由于三角洲前缘的河道具有感潮性,潮汐在高乡地方生产与社会中的作用更为显著。唐宋以来相继设置的县级政区华亭、嘉定、上海、青浦、娄县、宝山、南汇、川沙等均在感潮区范围内,这一地域内的地理环境、生存资源与生计方式,均对潮汐有更大的依赖。在此基础上,河流是否通潮是他们营建住宅、选择墓地时的主要依据,他们将河流涨潮视为一种美好的风景和吉祥的象征,对这种景观的赞美和欣赏体现在文人雅士的诗词歌赋乃至民间歌谣之中。

第三章侧重考察滨海聚落构建的过程及其内陆化过程。唐宋以来,太湖以东滨海平原(其地理范围与今上海浦东地区基本重合)的空间与聚落进入快速拓展时期,在江南水乡的概念中加入了新的元素。长江三角洲前缘的滨海地带,是长江下游河道和太湖水系所共同塑造的冲积平原,随着海岸线的东移,这里从滨海赤卤之地逐渐演变为河道纵横、水网密布的江南水乡,在景观与文化上与广阔的太湖平原腹地形成高度的一致性。

滨海水网的构建:早期的滨海河道应盐业发展之需而被构筑,在功能上主要服务于盐业生产、运输和盐民生活,一些河道利用天然潮沟直接改造而成,这正是其滨海性的体现。滨海干河网络的形态,在形成之初就自然趋向于腹地水网所具有的方格状,纵横交错,互相流通,相互补给水量,潮汐得以通达,这也是大河三角洲平原感潮水网的一般形态。

随着滨海农耕业的发展和散居式农业聚落的兴起,人们在解决日常生活所需淡水的问题上取得了关键性的进步,此即“宅河”的发明。宅河是一种处于水网最末端、与百姓日常生活最为贴近的人工水体,是滨海人群为解决淡水之需的独特发明,相当于淡水蓄水池的作用。它使得真正以家庭为单位的散居型农业聚落在滨海地带得以铺展,也使得滨海平原的河道网络得以完善,最终成为水乡宜居之地。

滨海聚落的缘起与拓展:在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新成陆土地对人口迁入具有充足的吸引力。除明清时期江南人口压力形成的移民流外,海塘对于农业发展的庇护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海塘对于农业人口定居的屏障和保护作用十分明显,缘塘定居一直是滨海聚落增长和市镇发生的显著表现。在距离海塘稍远、生态更加安全的内地,新生聚落的增加也十分突出,这一方面说明随着滨海开发程度的深化,整个区域对于外来移民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吸引各地人口前来谋生和定居;另一方面,区域内人口的短距离流动和通过家族分宅而衍生的新村落,也是促进滨海聚落拓展的重要因素。

盐业聚落向农耕聚落的转变:在明中期以前,滨海煮盐业一度兴盛,集体式的盐业聚落为主要聚居形式,咸卤的水土条件并不适于农业种植的发展和农耕聚落的形成。但明初以来由于长江主泓南移的原因,盐业生产因卤水变淡而趋于衰落,适于农业种植的淡水环境逐渐形成,继而发生了农耕聚落对盐业聚落的替代。煮盐是与滨海开发早期的地理环境相适应的一种生存选择,取之不竭的海水、连绵的芦苇草荡、天然的潮沟皆自然之所赐,在盐业生产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因此盐业可以说是一种初级阶段的、以开发可持续性的自然资源为主的滨海开发形式,人类活动对于水、土壤、地貌、植物等环境要素少有显著的改变。

宋元以降,由于长江水系输出泥沙增加,加之黄河夺淮入海所带来的大量泥沙向南扩散,长江入海口泥沙堆积较快。长江口沙洲格局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崇明岛的塑造成型以及长江主泓在新的海陆动力下向南摆动,这一自然变化引起了滨海水环境、产业和聚落形态等方面的一系列反应,显著体现在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等人文领域。靠近长江口的清浦盐场先不产盐,到了明代,靠南的下砂二场、三场所辖的八、九团已停煎,沿海滩地普遍进行农业开垦。

海水变淡也使农业灌溉不再困难,促使盐碱土更快脱盐。当然,在地狭人稠的明清江南地区,滨海农业条件的好转和大片可开拓的农业用地对内地人群也有相当的吸引力,新移民源源不断地加入滨海农民的队伍。在此条件下,滨海加入了太湖平原水乡的行列。

中篇内容由第四章构成,主要关注在宋元以后的第一次转型与近代城市化之后的第二次转型之间,太湖以东平原的水环境与聚落生态状况如何,以及与后来城市化时期的种种变化有何关联。

明清时期太湖以东平原的水环境表现出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明初开浚而成的黄浦江作为湖泖之水的主要出水通道,排水效能良好,但由长江口上溯的潮汐也十分畅旺,潮汐带来的泥沙造成各支流河道的加快淤塞;作为黄浦江上源的诸湖泖,由于明清时期潮汐尚可通达至此,也造成局部湖面逐渐淤浅,这为人们带来了围垦湖面的便利,于是垦占行为较为普遍。其二,上源湖泖淤塞并被人为垦占,其积水蓄水效能必然不如从前,排往下游的清水量减少,与潮汐之力不能相敌;由此又造成支流河港对潮汐依赖性增大,于是进一步加快了各支流淤塞的进程。两个方面互为因果,使得明清时期东太湖的水体淤塞成为区域性的问题。由于潮沙淤积、排水不畅,河湖的蓄水能力下降,使得低乡抵御水灾和高乡抵御旱灾的能力都有所降低。经过长期的积累,东太湖地区的水环境在清后期已达到不得不大治的局面。

但从总的历史脉络来看,明清时期的水环境问题是长期以来积渐所至的结果,仍保持在可治理、可控制的范畴内。要保持良好的水环境,需要政府与社会以更勤勉的态度和更有效的制度对待河湖水体的治理,纠正人浮于事的不良作风,并做到上下游一盘棋式的协同发展,但现实并非如此,水利管理各自为政、官吏贪污腐化的现象仍然突出。上下游一盘棋的思想虽然为古代水利家之共识,但将这种思想落到实处却颇为困难。由于19世纪中叶上海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介入,东太湖地区的水生态退化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这将引起人们的生计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大幅度的调整和适应。

下篇内容由两章构成,以19世纪中期以来太湖平原东端水网与聚落在城市化作用下的转变为观察对象,试图探求其内在的驱动机制。

第五章着重考察城市化影响下水乡聚落的转变过程,包括乡村与城镇两种聚落形态的转变。首先,城市扩张对周边水环境造成改变,它使传统乡村赖以依存的河道发生形态和功能的变异;其次,河浜体系的瓦解引起乡村风水形势和家族精神支柱的涣散;最后,依赖河道体系而延续的传统农业亦不能维持。在此过程中,曾经具有多功能价值的河浜变成了无收益或低收益土地,在这类土地上滋生了数量众多的城乡过渡性聚落——棚户区,最终使河浜原有的经济和生态功能完全丧失。乡村聚落的无序性瓦解引发一系列生态问题,使人居环境面临严峻考验。

传统城镇的河道体系与景观形态在城市化时期的演变路径,与乡村地区基本相似,但也存在规模上的差异。在传统时代,人们为追求私利对河浜的侵占与填没,是造成江南城镇水环境问题的主要人为因素,不过河浜生态仍保持在可修复的尺度内。近代城市化时期,人们对河浜的利用观念发生了逆转性变化,在现代技术面前河浜似乎已完全无用,城区内的河浜在短时间内被取缔,却带来了更大区域内的环境问题。

第六章是对上海城市化以后水乡生态变化线条的总体梳理,并试图从市政、地产商和民众几个方面分析其社会应对机制,最后从流域地理环境制约性的角度进行人地关系的评述。上海所处的太湖平原高乡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具有其自身的脆弱性,河道水量不足与排水的弱势在明清时期已比较明显,自然排水系统的效能本来就需要在维持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近代上海租界正是在这样一个有着先天缺陷的地理环境之上,构建城市马路网络,改善排水系统,并推动商业土地开发的不断进展。租界早期的一些市政措施,例如清除小型沟渠、排除积水、填平河浜,是在当时历史条件制约下自然而然的城市化改造行为,也确实与西人意识中的环境卫生改善理念相符合。然而,当租界市政机制的固有缺陷日益暴露,河道体系的改造越来越受制于地产商的商业利益驱动时,填平河道所带来的正面卫生效应,就远远不敌其所产生的负面环境效应了。填没河道不是解决水环境问题的可行策略,历代人们遵循的治水经验是保障河道系统的畅通与合理比例的地表水面积。

最后部分为本书结论,笔者认为:从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来看,水乡聚落体现了太湖以东家园美好生态的愿景。首先,维护畅通的区域性排水系统,堪为太湖以东家园良好生态的主线。历朝历代人们开挖河道,修建圩田,整治水利,其目标只有一个:寻求和营建高效能的能够统辖全区域的排水系统,使上游与下游保持一体畅通,内陆水与海洋水保持良好的循环。即使在城市化时期,保持城乡排水系统的一体性与区域整体性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水乡聚落是与人们追求良好水环境相适应的聚落类型,也是区域地理环境变化的重要表征和人地关系平衡点之所在,在保持良好水环境的前提下,才能维持水乡家园生态的良性发展。

【注释】

[1]其一,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水网变化向来与农业开发密不可分,多数著作将水环境与田制演变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代表性的成果有:缪启愉著《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郑肇经主编《太湖水利技术史》(农业出版社,1987年);魏嵩山著《太湖流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王建革论文如《水车与秧苗:清代江南稻田排涝与生产恢复场景》(载《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1—11页),王建革著作《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其二,在上海地区成陆与海岸线推移方面,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其骧在20世纪60—80年代曾连续发表论文,奠定了古代太湖平原滨海地区成陆研究的基础,这些论文是《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再论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后记》、《上海得名和建镇的年代问题》(均载谭其骧著《长水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1—186页);张修桂系列论文对上海成陆问题进行了更加详确的辨正,分别是《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上海地区成陆过程概述》、《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均载张修桂著《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25—309页)。张修桂文《上海浦东地区成陆过程辨析》(载《地理学报》1998年第3期,第228—237页),确认了上海地区第一条统塘“里护塘”的位置,与以往相关结论有所差异。其三,在聚落研究领域,刘石吉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樊树志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与《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是用历史学方法对江南市镇包括滨海市镇的名录和社会经济变迁状况进行梳理,但并不着意于市镇所生发的地理环境差异以及建构在环境差异之上的市镇经济与人文环境的不同;滨岛敦俊的两篇论文《关于江南“圩”的若干考察》(载《历史地理》第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8—200页)、《旧中国江南三角洲农村的聚落和社区》(载《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1—101页),对江南圩田格局与村庄聚落分布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其中部分内容涉及高乡聚落与圩田、水网的空间关系;谢湜文章《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以太仓璜泾赵市为例》(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第35—57页),从社会史的角度对高乡市镇型聚落的缘起特征进行了解构,指出“粮长创市”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江南高乡地区的市镇缘起机制。这篇文章的主要贡献还在于使江南高乡与低乡的社会历史进程的差异引起学者更多的关注。吴滔、佐藤仁史合著《嘉定县事——14至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从赋税财政的角度勾勒了嘉定市镇的空间变迁,将环境史视角融入社会史,是一种新的方法论探索。其四,从人地关系角度对江南滨海地区海塘修筑与社会制度、自然生态等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主要是王大学论文《动植物群落与清代江南海塘的防护》(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第92—101页),以及王大学专著《明清“江南海塘”的建设与环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如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伟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地理文化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朱海滨:《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3]韩昭庆:《荒漠、水系、三角洲:中国环境史的区域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以荒漠、大河下游三角洲等地貌形态为出发点探讨中国区域性地理环境变迁问题,分别选取西北毛乌素沙地和青海省、西南贵州省、中部淮北平原以及东部黄河三角洲和长江口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历史时期的环境变化与人类垦殖活动、政策制度等的关系。该书研究的并非单一地域。杨伟兵:《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内容包括清代云贵高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土地利用情况等,对单一地貌区内的土地利用方式变化作了详细复原,侧重研究环境变迁的经济和社会驱动力及其效应。以上两著在历史时期区域地理环境变迁的研究方法上对笔者启发良多。

[4]正如王建革在《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一书“导言”中所指出:宋代以来的太湖东部,是最经典的江南水乡,水是生命的基础,这一地区有丰富的水环境,孕育了中国最为发达的鱼米之乡。

[5]主要有梁励韵、刘晖:《明清时期顺德水乡聚落中的防御性空间》,载《华中建筑》2013年第3期,第153—157页;喻琰:《从岭南水乡聚落模式看广东现代城市住宅小区规划设计》,载《中国商界》2010年第10期,第378页;陆琦、潘莹:《珠江三角洲水乡聚落形态》,载《南方建筑》2009年第6期,第61—67页;郁枫:《水乡聚落生活场景的延续——对浙江柯桥“三桥四水”历史地段保护与利用的思考》,载《华中建筑》2004年第2期,第115—118页。

[6]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87年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的发掘》,载《考古》1988年第3期,第204—219页。

[7]可参考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各遗址的考古报告,亦可参考陈杰著:《实证上海史:考古学视野下的古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8]王开发、张玉兰:《根据孢粉分析推论沪杭地区一万多年来的气候变迁》,载《历史地理》创刊号,第126—131页。

[9]满志敏:《黄浦江水系:形成和原因》,载《历史地理》第十五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2—143页。

[10]王建革:《“汇”与吴淞江河道及其周边塘浦(九至十六世纪)》,载《历史地理》第二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2—357页。文章认为:明以前吴淞江入三江口以后,河道在一个低地积水区域分散了部分水流,过千墩浦以后,又行于一个高地上,在这一高地地区,感潮强烈,河道发育出许多“汇”。汇的概念指河水的汇集,也指河道的弯曲。

[11]邹逸麟:《青龙镇兴衰考辨》、张修桂:《青龙江演变的历史过程》,均载《历史地理》第二十二辑“吴淞江考察专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1—342页。

[12]略举几例:陈王道《太仓州水利揭略》论滨海与内地河流性质与水利策略之不同,曰:“滨海之地,每多冈身,以致积土如山者,皆缘海潮错杂,浑沙填淤……上海华亭二县之西,亦有三湖四十八荡及三泖之水,其洩泻出海之路,止籍一黄浦。其东入海之处,未闻有三十六浦之多,更有海塘以为屏障,故无海潮冲入,而河道皆通……”张汝弼《论修浚》曰:“低乡田圩不修,水亦不能自退,高乡河渠不浚,水亦不能逆上……”顾士琏《论海口劝浚》云:“高乡之河与低乡异,海口之河与内地异。低乡湖水清澈,又因罱泥致深,海口一日两潮,每潮淀积一篛,一岁积七百二十篛……”(均见〈清〉张人镜纂:《月浦志》,卷三,水利志,治水议,载《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0)》,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13]上海师范大学地理系编:《上海农业地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第9页。

[14]根据张修桂文《上海地区成陆过程概述》和谭其骧相关研究,从距今7000年开始,长江三角洲南翼在沿岸流、潮流和波浪的共同作用下,自江苏常熟福山一带,以南南东方向形成数条近于平行的密集的贝壳沙带,并延伸至今上海南部的漕泾、柘林一带海边,其再向南的延伸段,已沦没于杭州湾之中。在上海地区的苏州河以北,自西向东有浅冈、外冈、青冈和东冈数条贝壳沙带,苏州河以南则有沙冈、紫冈、竹冈和横泾冈数条贝壳沙带自西向东分布。对贝壳沙带沉积特征所作的分析,确认这些沙带属于滨岸沙带,代表不同时期的海岸线所在。贝壳沙带所在之处,地势相对高爽,俗谓之“冈身”。“冈身”立论以来,逐渐被学界公认为太湖平原高、低乡的地理分界线。

[15]根据上海地区古代聚落的考古发现及谭其骧、张修桂相关研究成果:北宋皇祐年间里护塘一线筑成上海地区第一条统塘之前的一段时期,是浦东地区海岸线快速推进的时期,下沙沙带海岸线快速推进到里护塘一线;之后陆地向东推进的速度有所放慢,但仍然快于距今7000—3000年间海岸线长期滞留的冈身地带,其原因除了海岸动力条件与气候冷暖对海平面升降等自然因素外,人类活动加剧、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增加等人文因素也比较突出。明代以来随着滨海盐业向农业的转化,成陆速度也有所加快。

[16]《运司判官戴君章德政记碑》,见浦东新区档案馆编:《浦东碑刻资料选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内部资料,1998年,第57页,原文录自嘉庆《松江府志》,卷二十九,田赋志。

[17]《运司判官戴君章德政记碑》,见《浦东碑刻资料选辑》,第57页。

[18]《浦东碑刻资料选辑》中《李侯德政记碑》、《漕粮永折为百世利宜久远之碑》、《盐场定议包补记碑》等,记载了盐课转田课过程中的民生之艰和管理之难,见《浦东碑刻资料选辑》,第58—65页。

[19]《新建川沙义仓记碑》,见《浦东碑刻资料选辑》,第165页,原文录自光绪《川沙厅志》,卷二,建置。

[20]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教研室:《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21]其一,《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其二,《再论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其三,《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其四,《〈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后记》;其五,《上海得名和建镇的年代问题》,均载谭其骧著:《长水集》,下卷,第141—186页。

[22]其一,《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其二,《上海地区成陆过程概述》;其三,《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均载张修桂著:《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第225—309页。

[23]邹逸麟:《青龙镇兴衰考辨》,载《历史地理》第二十二辑,第331—334页。

[24]张修桂:《青龙江演变的历史过程》,载《历史地理》第二十二辑,第335—342页。

[25]满志敏:《宋代吴淞江白鹤汇与盘龙汇一带河道演变》,载《历史地理》第二十二辑,第343—351页。

[26]傅林祥:《宋代吴淞江两岸大浦考》,载《历史地理》第二十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24页。

[27]王建革:《从三江口到三江:娄江与东江的附会及其影响》,载《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5期,第162—168页。

[28]王建革:《“汇”与吴淞江河道及其周边塘浦(九至十六世纪)》,载《历史地理》第二十二辑,第252—357页。

[29]王建革:《水车与秧苗:清代江南稻田排涝与生产恢复场景》,载《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1—11页。

[30](日)斯波义信:《长江下游地区的水利系统》,载《历史地理》第三辑,1983年。

[31](日)滨岛敦俊:《旧中国江南三角洲农村的聚落和社区》,载《历史地理》第十辑,1992年。

[32](日)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亚记书房,1974年。

[33](日)北田英人:《八—一三世纪江南の 潮 と水利·农业》,载《东洋史研究》第四十七卷第四号,平成元年三月三十一日发行。

[34]洪焕春、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35]太湖水利编写组编:《太湖水利史稿》,海河大学出版社,1993年。

[36]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37]张根福、冯贤亮、岳钦韬:《太湖流域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变迁及社会影响研究(1851—2005)》,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38]阮仁良主编:《上海市水环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

[39]杨桂山、王建德等编著:《太湖流域经济发展·水环境·水灾害》,科学出版社,2003年。

[40]滨岛敦俊:《关于江南“圩”的若干考察》,载《历史地理》第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8—200页。

[41]滨岛敦俊:《旧中国江南三角洲农村的聚落和社区》,载《历史地理》第十辑,1992年。

[42]《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第606页。

[43]参见2010年6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国发〔2010〕46号。

[44]侯甬坚在《人类家园营造的历史:初探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形成史》一文中,系统地提出“人类家园营造”的思想。该文论述如是:人类家园的营造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且涉及自然界同人类社会各个方面,所以,它又是综合性的思考和研究。该文论述的另一个重点是人类家园的营造具有地方性,基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及生存条件,逐步适应了周围环境的地域人群,会有自己的发明和创造,也就是“地方经验”(详见侯甬坚著:《历史地理学探索》(第二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17页)。近年来环境史领域的一些著作和论文也不自觉地对这种思想有所推进,例如王利华《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三联书店,2013年),以一类自然物种竹子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和作用为线索,叙述人类生活与文明同这种大自然所赐予的资源共依共存的历史。

[45]参考(法)安德烈·朗加内等著,蒋梓骅、王岩译:《最动人的人类史——地球如何变成人类家园》,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

[46]《人类家园营造的历史:初探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形成史》,原载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26—151页,其中第二部分发表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53—61页,又收入侯甬坚著:《历史地理学探索》(第二集),第217—249页。《一方水土如何养一方人:以渭河流域人民生计为例的尝试》,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第143—148页,又收入侯甬坚著:《历史地理学探索》(第二集),第288—313页。《西安城市生命力的初步解析》,载《江汉论坛》2012年第1期,第13—19页。侯甬坚近作《神山·奇山·英雄山:西岳华山历史文化蕴义的全程叩问》(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00—120页),则将地域尺度扩展到整个中华,侧重探讨中华名山——华山如何成为全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依托,探索了家园史精神层面的描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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