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初，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紧密结合亿万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创造出更多体现时代精神、符合人民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成果[25]。胡锦涛提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意见，虽然关注的是整个哲学和社会科学，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乃至于全球政治范式的构建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12个字最早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提出来的，主要针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存在的媚洋倾向提出的。尽管学术界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中国特色问题还存在争论，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却是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发展根本要求的必然选择。
北京大学梁守德教授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梁守德指出，中国有自身独特的历史经验，中国学者不应该“盲目地追随西方的研究成果”，他用三个相关主题来界定“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国家权利而非人权、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改革与发展”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其中，国家主权是这三个主题的中心[26]。倪世雄、金应忠和冯绍雷用另外三点来界定“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1）站在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的一边；（2）推进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使用中国式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思维方法。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特色主要是指中国人的特殊视角和得出的特殊结论，比如王逸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特色’也就是中国人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观察和自己的结论”[27]。不过，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问题，一些学者也表达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理论特色是不能脱离理论单独存在的，理论特色寓于本身之中，没有理论特色的理论是不存在的。理论和理论特色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纽汉章认为，国际政治的发展要反对在特色的旗帜下，搞单纯的民族化。苏长和提出，“学派不是自封的”[28]。张睿壮以拉美学派的产生为例，认为“拉美学派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29]。不过，这些批评意见显然并不是否定中国特色，而是强调中国特色并不能刻意去追求，为特色而特色。
按照中国辞典的解释，“特色”一词一般的解释，为“独特”、“特质”、“杰出”，主要是指事物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色彩、风格等，是一事物有别于其他同类事物的某些显著的征象或标志。任何事物都是有特色的，从不同角度观察，事物特色还会有不同的体现。强调中国特色，既意味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独特的民族色彩、历史传统、语言风格、思维方式，也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现实和长远利益的核心问题、独特认识和基本观点。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美国学派、英国学派、北欧学派、拉美学派的特色来看，都主要体现在以上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学派在同一个国际社会中面临的核心问题往往存在差异，比如秦亚青认为，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霸权护持，而英国学派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发展[30]；另一方面不同学派即使研究同一问题也往往站在不同的立场，无法摆脱特定语言风格、思维方式和历史传统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战后美国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取向是理性主义，而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则越来越趋向于社会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31]。比如，就本体论而言，美国强调物质，英国偏重理念；从认识论角度来看，美国强调科学实在论，英国偏重理性思辨；在方法论方面，美国强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元论，英国偏重历史的和多元的研究方法[32]。中国国际关系学要想铸造中国特色，形成中国学派，就必须确立明确的核心问题并坚持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对中国特色的理解，我们比较认同北京大学梁守德教授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特色不是政治概念，不属意识形态范畴，它是任何理论内在规律性的要求。特色越鲜明，理论越有活力。中国特色既包括国家特色、地区特色，也有学派特色、学者特色。不同学派和学者的特色，均应繁荣国家特色，丰富完善国家特色[33]。如果从理论核心问题的角度考察，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首先体现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在21世纪，中国将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直接决定着中国对待国际关系的态度。与历史上大国兴起通过战争和暴力的方式不同的是，中国所选择的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一条与世界各国谋求合作共赢的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的最突出体现。
与美国人谋求帝国和欧洲人谋求联邦的理想不同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近期目标是实现社会现代化，远期理想是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追求是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就其内容而言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建设逻辑要求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解决的不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要追求国家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显然，中国对待国际关系的立足点是社会，从社会出发，利用市场一体化和国家主权两个手段为中国的社会成长服务。与欧洲的国际社会主义不同，中国走的是国内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围绕的核心线索是如何让国家之间形成的国际关系和市场之间形成的国际社会关系为中国的国内社会现代化成长服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条谋求全球民主共和的道路。可见，中国所谋求的国际关系形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共和模式，注重从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民主出发，构建国家的民主共和模式，然后从国家主权自主出发，构建全球的民主共和模式，是一种民主共和的道路，与美国注重帝国共和、欧盟注重联邦共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构成了中国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核心问题的中国特色相联系，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国际问题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看待世界的视角是一种中庸哲学，思维方式与欧美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从整个西方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出发，美国和欧洲都是主客体分离的思维方式主导下的谱系。美国人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是现实主义的：要么采取单边武力，要么国际合作，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单边武力具有更大的可信赖性（比如现实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另外一些美国人看来则认为多边合作更有出路（比如新自由主义者）。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最初和美国人没有什么不同。在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之后，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人开始逐步突破主客体分离的思维方式，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以反方法论为内容的反认识论的“本体论转向”；二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和法国后结构主义对作为实体存在的绝对“主体”的解构[34]。这两种思维都强调了所谓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强调主客体的融合。此种思维方式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反映就是逐步肢解国家的民族基础，力图建设超国家的行为体，欧盟的建设就是这一思路的结晶，美欧在伊拉克战争上的矛盾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欧洲和美国之间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不过，尽管欧洲人在欧盟的建设上走出了一条新路，就其政治形态来说，其所为之不懈努力的结果还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从而发现欧洲人带有整体主义的逻辑，比较理想化。与美国和欧洲人不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主张将自己融于这世界之中，用非对象性的思维去领悟这个世界，讲究阴阳和谐，融合共生，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之中。
总之，中国人的风格就是中庸，既不是向美国人那样处事极端，也不像欧洲人那样太富理想。因此，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来，中国的崛起不必然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中国的发展也不能离开其他国家的发展，此种阴阳和谐相处共同存在于一个有机体的哲学逻辑，注定了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防御态势和温和倾向，积极谋求“君子和而不同”的合作共赢逻辑符合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心理，这一点构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格。
国际关系理论核心问题的中国特色与分析视角和思维方式的中国风格加在一起，在学术成果上集中体现为国际关系理论价值追求的中国气派。与欧洲国家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成果往往追求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规范相比，与美国同行的学术成果注重国际间权力角逐和“二战”以来重视霸权护持和国际制度主义分析相比，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之中国气派在于追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厚德载物的伦理风范。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大势所趋。不过，中国融入国际制度和全球政治文明框架不是目的，中国的最终目的是逐步改造现有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制度，逐渐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罗伯特·塔克指出：“国际体系的历史是一部极其不平等的历史。”[35]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本质上仍是以抹杀和践踏别国主权，控制和剥削别国为特征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政治上是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国际关系上严重存在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世界很不安宁。经济上，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不等价交换的国际贸易，不平等的国际金融体系，技术转让中的控制和被控制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挣脱殖民枷锁，取得政治独立以后，它们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基本上没有改变，仍然受着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束缚。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日益融入一个相互依赖的统一有机体中，法国学者勒内·杜蒙指出：“与第三世界割断联系，欧洲也就无法生存，与非洲割断联系，欧洲也就难以继续生存。”[36]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适应这一要求，中国政府鲜明地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在苏东剧变前的1988年12月就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目前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因此应当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37]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说：“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么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起考验的”，“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38]。对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比如中国政府鲜明地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谁搞霸权，就反对谁”；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国际关系处理方式；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推动改革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正义斗争；积极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化，等等。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积极参与全球制度的同时，毫不放松对全球政治的改造，在国际社会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充分体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气派。特别是在处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事务上，中国政府注重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不以大国画线，主张广交朋友，大力开展平等互利的双向经济合作，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反对“新的霸权主义”，但坚决不当第三世界的领袖，积极倡导南南合作，伸张正义、不谋私利的立场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认同。事实证明，中国是第三世界可以信赖的朋友，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友好合作关系是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
总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既体现着一般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遍规律和基本特征，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与众不同，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们高举的旗帜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中国与苏联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不同，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现代国家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不是国际共产主义。中国理论的着眼点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的国家主义，更不是向其他国家输出社会主义和搞霸权主义，等等。所谓中国风格，就是具有中国的独特规律。中国主张积极参与和融入世界共同体与全球治理，但同时又强调保持独立立场和态度，不与某些谋求私利的国家同流合污，而是主张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主持公道，伸张正义，逐步改造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打破了依靠暴力、战争崛起和强国压迫、剥削弱国的国际政治规律。所谓中国气派，是指带有中国文化的独特追求和鲜明个性，注重从中国的视角、方式和风格追求为全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人做事情的风格是不以伤害其他人的利益作为代价谋求自己的利益，主张和平崛起，主张民主共和，主张改造国际秩序和维持世界正义。因此，如果说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要求建立全球主义的政治范式，那么，中国则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更突出其民主共和的特点，坚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相处，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39]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处理全球事务的豪迈宣言，也是全球政治范式之中国特色的最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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