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根本上离不开中国自身的快速崛起；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既是中非关系的更为宏观的理论指导，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建构也得益于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建构和完善。因此，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高度，思考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未来发展和完善。
首先，以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建构和完善为基础，促进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建构和发展。
如前所述，非洲地区是中国特色外交的理论和实践最为成功、也最有可能成功的地区。就此而言，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建构和完善，意味着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建构的基础和核心要素的具备。的确，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建构和完善将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建构提供诸多的理论内核，特别是中国特色外交的哲学理念、价值观追求、基本原则和最佳实践等。就此而言，未来完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推动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构的重点将围绕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系统论述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独特理论来源，进而推动更多非西方、非中国因素为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二是系统论述中国对发展、安全、合作、和谐等观念的区别性理解，论述中国对实现“多样性的和谐”的追求，赢得国际社会的更大支持。
其次，系统论述中国的南方国家身份，并设计夯实这一身份属性的战略框架。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定位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界广泛关注的问题，这一现象在非洲异常明显，而且在未来十年仍将延续，并可能变得更为迫切，原因在于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国都发生着更为快速而明显的变化。[25]目前，对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两个重大争论。一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尽管中国政府一贯坚持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26]并承认中国“虽强犹弱”的国际定位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重大变化，[27]但仍有很多人对此表示质疑。二是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上升，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已经不再是地区性大国，而是一个全球性大国，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初多次提出的所谓“两国集团”（G2）建议。无论是将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地区大国还是全球大国都存在与其相反的证据，这种二分法思维容易将中国局限在特定经济和地理范畴内，进而限制了中国外交的空间和灵活性。
必须承认的是，一国的身份定位根本上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或地理性的。因此，中国应当淡化发展中抑或发达国家、地区性抑或全球性大国的争论，而从“南方国家”身份出发确立自身的国际战略，中国应当将自身界定为“国际体系中的南方大国”的身份定位。这一身份定位不仅可化解中国外交面临的“发展中”抑或“发达”两难，更可使中国在实现经济上的“发达”后仍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如同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上所指出的“我们将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我们还将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8]
具体而言，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南方大国”的身份包含以下要素：首先，无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中国都将始终是国际社会的积极一员、普通一员，是国际体系的平等参与者、有力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其次，尽管将来中国可能依据经济结构性指标判断脱离了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国仍以其在类似于其余南方国家的历史经历、价值判断、政治取向等而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第三，中国将通过参与、创建一系列的南方国家多边外交网络，形成以金砖国家为核心，20国集团居间，77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等为外围的南国家合作网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一道共同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建构中国的南方国家身份有着重要的战略和理论意义。一方面，随着中非关系几近完成从情感/意识形态主导型向经济利益主导型的转变，传统的情感、特别是意识形态亲近大为削弱。因此，仅依靠公共外交并不能挽救中非之间日益淡漠的意识形态亲近感，而南方国家这一政治性概念则可能成为某种程度上的中非意识形态共识，从而填补这一空白。
第三，系统论证中国不干涉内政的内涵，并系统提出中国在不违背传统不干涉内政这一传统原则下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条件和途径。
不干涉内政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个通行准则，直接来源于民族国家体系确立之初的政教分离构想，并从最初避免普世性的宗教力量介入一国国内政治，逐渐发展为避免一国的世俗力量介入另一国的内部事务。[29]但在过去几十年里，有关人权的理论和观念在经历了四代发展之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普世性的人权国际规范，拥有了不容违反和不容置疑的普遍国际法规范的地位。[30]很大程度上，尽管“仍存在对人权国际规范的普遍怀疑，……但明显地，人权国际规范已经日益成为一种国际的‘文明标准’”。这一标准是“将人类从主权的野蛮之下拯救出来所必需的”。[31]这样，在发生一些违背人类基本道德观念的事态——特别是大规模人权侵犯——时，坚持不干涉原则往往存在被指责为“道德淡漠”的巨大风险。很大程度上，为避免道德淡漠，不少国家都已经接受了有限度地干涉内政的理念。例如，非洲联盟便在其宪章第四条第h款中声称，非盟有权在“严峻事态时无须成员国共同同意便可干涉，即战争犯罪、种族清洗、人道主义犯罪以及对合法秩序的严重威胁等，以便拯救非盟成员国的和平与稳定……”。[32]
正是在国际规范的这一变化背景下，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正遭到诸多不当的批评。一方面，虑及前文所讨论的国际规范在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由于国家、全球和个人道德规范的混合而来的混乱，中国应理直气壮地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另一方面，虑及中国海外合法权益的保护和国际规范的部分真实发展，中国也应思考如何针对新的规范环境系统论证不干涉内政的时代合理性。这首先需要系统回顾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实践发展，特别是它如何经历了从捍卫式倡导到追求不偏不倚、到建设性调解、再到更加积极的参与式倡导阶段的发展历程。[33]其次是要强调不干涉内政原则或外交实践对于西方的善意。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是非歧视性的，不仅不干涉弱小国家的内政，也不干涉强国的内政，进而对强国干涉他国内政时的内部决策也不干涉。尽管这一立场本身是消极的，但它的确某种程度上为西方国家干涉他国内政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大大减少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第三国内政问题上的直接对抗。也正因如此，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外交的实践逐渐向着更为积极的方向发展，开始强调参与式倡导。第三，要发展出更新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理论论述的三步走战略：首先是不断更新对内政的合理界定，毕竟形势的发展事实上不断地将部分内政外移，同时也为内政不断添加新的内涵；其次是提供“建设性调解”的理论支撑，为特定情况下的建设性介入设定前提条件；最后是提供“创造性介入”方法，[34]实现既不违背不干涉内政原则，又能避免道德淡漠。
【注释】
[1]例如，有学者认为中非关系可追溯至汉代，此后唐朝和宋朝都与非洲有着直接的商贸关系。参见张象：《中非关系源远流长的新启示》，《西亚非洲》2006年第6期；李广一、许永璋：《古代中国与非洲》，《历史教学》1982年第9期；等。
[2]例如，李安山认为中非关系包括三个阶段，即正常发展期、过渡转型期和快速上升期；而其他人则多以年代划分，几乎将每一个十年界定为一个阶段。分别参见：李安山：《论中国对非政策的调适与转变》，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8期；刘鸿武、罗建波：《中非发展合作：理论、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195页。
[3]石林：《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0—61、69页。
[4]Ian Taylor，“China’s Africa Poli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From Neglect to Dynamic Interaction，”Inside AISA，Nos.3＆4（October/December 2006），p.2.
[5]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8/65445/4526290.html。
[6]刘鸿武：《论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外交评论》2007年第2期，第19页。
[7]有关中非合作论坛迄今为止的总体发展情况的新近全面讨论是张忠祥：《中非合作论坛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
[8]有关中非合作论坛的源起的讨论，可参见李安山：《论中非合作论坛的起源——兼谈对中国非洲战略的思考》，《外交评论》2012年第3期，第15—32页。
[9]胡锦涛：《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外交部网站，2012年7月19日，http://www.focac.org/chn/ltda/dwjbzzjh/zyjh/t953168.htm。
[10]参见［塞内加尔］卡林·巴蒂利（Karim Bathily）：《中国对非洲的文化战略：重要性、前景与挑战》，《西亚非洲》2009年第5期，第25页。
[11]参见杨洁篪：《中国与非洲：传统友谊与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二重奏》，《晨报》（摩洛哥）2010年1月7日，http://www.focac.org/chn/zfgx/zfgxzzjw/t650733.htm。
[12]石林：《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13]石林：《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14]《新中国外交的光辉历程》，人民网，2010年7月9日，http://hm.people.com.cn/GB/42280/196868/12102247.html。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领事司：《海外中国公民文明指南》，外交部网站，2009年，http://www.fmprc.gov.cn/chn/gxh/cgb/hwzggmwmz/P020090702715918185588.pdf。
[16]张宏明：《中非关系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思路》，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No.14（2011～2012）：新世纪中非合作关系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9页。
[17]王峰：《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存在的问题与风险分析》，《对外经贸》2012年第4期，第35页。
[18]有关非洲的民主化进程，可参见贺文萍：《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研究》，时事出版社，2005年。
[19]Mahmud Jega，“Nigeria：Who Will Break This Mother of All Deadlocks？，”All Africa，13 January 2012，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201130176.html.
[20]克里斯·阿尔登、张春等：《非洲冲突后重建：中国日益增长的作用》，《国际展望》2011年11/12月，总第15期，第106—107页。
[21]张春：《中非关系：应对国际对非合作的压力和挑战》，《外交评论》2012年第3期，第41—42页。
[22]南非一贯认为自身是其余国家进入非洲的“通道”，可参见南非最新的外交政策白皮书，DIRCO，Building a Better World：The Diplomacy of Ubuntu，White Paper on South Africa’s Foreign Policy，Final Draft，May 2011，DIRCO South Africa。
[23]张春：《中非关系：应对国际对非合作的压力和挑战》，《外交评论》2012年第3期，第41—42页。
[24]张春：《中非关系：应对国际对非合作的压力和挑战》，《外交评论》2012年第3期，第41—42页。
[25]王缉思：《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第4页。
[26]《杨洁篪：中国的国际定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新华网，2011年3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lh/2011-03/07/c_121157827.htm。
[27]王缉思：《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第6页。
[2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48页。
[29]Lynn H.Miller，Global Order：Power and Valu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Boulder and London：Westview，1985），pp.21—23；Stanley Hoffmann，“The Problem of Intervention，”in Hedley Bull ed.，Intervention In World Politic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11.
[30]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395页。
[31]Jack Donnelly，“Human Rights：A New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4，No.1（1998），pp.1，15—16.
[32]African Union，Constitutive Act of the African Union，Lome，Togo，July 11，2000.
[33]有关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外交的这一实践发展，参见潘亚玲：《从捍卫式倡导到参与式倡导——试析中国互不干涉内政外交的新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
[34]有关“创造性介入”方法的讨论，可参见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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