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起步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俞新天
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是西学东渐的一部分。尽管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积累了灿烂的文明和文化，但长期以来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当中国社会被列强拖入世界体系时，并不是平等的一员，已经沦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二战”结束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新中国的成立是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既有很丰富的探索和创新，又受到了两个阵营对抗、“文革”封闭和极“左”思想的干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才得以实现的。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基本上停留在学习、吸收和评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层次上，未及形成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多年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一直存在一个共同的理想追求，那就是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中国处理国际事务具有自己独特的视野、途径和价值观，这是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资源。建国以来中国外交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存在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只不过这些思想和理论以领导人讲话、外交战略和政策形式体现出来，并没有经过学者的理论加工整理。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谐世界”、“和平发展道路”、“和而不同”、“新安全观”等等。这些具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理念和观点，无不折射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智慧光芒。可惜的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很少有人将这些理论观念进行逻辑整理，升华提炼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赵可金和倪世雄的新著《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该书抓住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势，站在中国立场上，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试图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对外战略进行分析预测，进而上升到国际关系理论，概括出了新国家观、新外交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新安全观和新秩序观等六个领域的理论，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紧密结合，以此解释和回答实践提出的问题，最后提出创建中国理论、孕育中国学派和缔造中国模式的发展前景。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该书对建国以来中国外交的实践和领导人的战略思考，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实践进行了细致的总结。两位作者查阅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领导人处理国际问题的重要讲话，对他们的讲话进行总结提炼，进一步分析他们诸多观点之间的内在一贯性，对于人们理解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比如在新国家观的阐述上，作者从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建设面临的矛盾和使命出发，分别考察了自孙中山先生以来志士仁人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探索，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方面积累的经验。随后，作者将国家建设放在全球化背景下，涉及了新时期中国国家建设的诸多课题，尤其是国家统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作出了以新国家观的逻辑探索新道路的结论。不难看出，作者的分析将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有机整合在一起，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该书的另一个特色是将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批评、借鉴、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成果与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国际关系理论的统一。理论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从普遍性来说，不可能存在仅仅适用于一个国家的理论，任何一个国家的理论必然蕴含着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真理颗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不可能摆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经验而另起炉灶，相反是以学习、批评和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前提的。从特殊性来说，由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国独特的社会特征和国际地位，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必然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风格。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必须遵循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规律。
当然，由于是同类研究中的第一本专门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该书虽然题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但是仅仅探讨了新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于中国历史上积累的国际关系理论总结不够。同时，该书仍然偏重于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内思考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性还不突出，另外，全书阐述的成分略多，理论思维和逻辑推理还不够。
该书的作者之一倪世雄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与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有着密切的交流，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另一位作者赵可金博士是倪世雄教授的学生，近年来致力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际关系思想，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两位学者，一老一少，相得益彰。他们能够在三年时间内完成该著作，实属不易，愿他们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2007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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