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目录学的发展进程

一、理论目录学的发展进程

(一)古典目录学的理论与成就: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形成“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到宋代郑樵、清代章学诚的两个理论高峰，使目录学成为“显学”

中国古典目录学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子百家蜂起，文献急剧增长，人们开始寻找图书、阅读图书并收藏图书。孔子及其弟子们对部分文献进行了整理并编写了序录。在整理《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经时，“为之作序”、“言其作意”的编写提要，首创了揭示图书内容的方法。到了汉代，陈农求遗书于天下，继而书积如山，成帝下诏整理图书，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的文献整理。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当时官府藏书的基础上，总结了前人目录工作实践的经验，编撰了反映先秦至西汉文化概貌的综合性书目《别录》和分类目录《七略》，正式产生了中国古典目录学。^[40]它置“六艺略”于首位，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倾向为历代所沿袭，使古典目录学行走在官方主流思想和“经世致用”的轨道上。

到了魏晋六朝，目录的编撰和研究就已经形成了一门较为成熟的学问，当时称为“流略”之学。

唐代通过对刘向、刘歆范式及其流变的总结，得出了目录必须“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必须有“录”，且“录”须达“旨”，不能“文义浅”，否则就不能“辨其流别”的目录学思想^[41]，并开始了更深层次的比较系统的有关经籍书录编制理论的研究。其中唐代魏征的《隋书经籍志·序》和同时代毋煚的《古今书录·序》，是这一时期有关目录学的代表性著作，集中反映了唐代在目录学理论研究方面的理论成果。^[42]

北宋仁宗时期，苏象先在《苏魏公谭训》卷四中曰:“祖父谒王原叔，因论政事，仲至侍侧，原叔令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郑樵的《通志·校雠略》则是这一时期有关目录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

清代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理论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目录学成为当时学者大儒们最为热衷的“显学”。清代目录学理论的主要特征是编制体例完善并形成众多流派，其主要有专事考辨流传典籍真伪的“校雠目录学派”，偏重鉴别书籍版本的“版本目录学派”，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的“目录学派”。一些著名的学者如王念孙、戴震、段玉裁、章学诚等，在目录学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取得了很多的理论研究成果。侧重于学术传承及学术史研究的章学诚在其《校雠通义》一书中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说总结性地概括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思想精华。中国古典目录学以此为核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目录学之理论体系。^[43]

(二)近代目录学的理论与成就:受改良主义思潮冲击，其理论研究着眼于应用的发展整合性研究，创立新的书目分类体系，突出书目的政治和社会作用，强化目录学的指导阅读的功能

中国古典目录学一向注重文献整理，重分类，轻编目，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但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用枪炮敲开清政府的大门，西方文化也随之与中华本土文化发生白热化的冲突。在两种文化背景的冲突下，西方目录学的传入对我国近代目录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开始了目录学近代化的转变，并使中国近代目录学理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西学图书剧增，创立了新的书目分类体系

随着西译图书的增多和人们对声光化电等西方科学技术的逐步了解，人们越来越感到古代四部书目分类体系的不适用，一些人开始尝试采用新的书目分类体系。著名变法运动领导人也是目录学家的梁启超1896年所撰《西学书目表》共收有关西学图书达644种，其正表部分，著录鸦片战争以后所译西书352种，附录是通商以前西人译著85种，近译未印西书88种，国人所著与西学有关的书籍119种。由于古典目录学中经史子集的四部书目分类体系不能涵盖西学图书的内容，梁启超创立了新的书目分类体系，即把西学图书分为学、政、教、杂四类，并在《西学书目表》中实际采用了学、政、杂三分法，初步具备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类的雏形，是对古代四部书目分类体系的一次强有力冲击。近代目录学由于书目数量的激增和类型的多样，私家藏书目录和版本目录已不再是主导性的东西，而是走向了大众化。

2.受改良主义思潮的冲击，书目的政治和社会作用日渐增强

从太平天国时的《旨准颁行诏书总目》至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的书目都体现了直接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的鲜明特点。这一时期的著名书目，如王韬的《西学原始考》、《西国天学源流考》、《泰西著述考》等，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梁启超的《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东籍月旦》、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等，都反映出当时的思想文化运动的动向，宣扬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为当时推行的改良主义政治服务。

3.通过编制目录来推荐文献、传播思想、指导阅读

西方文化是与中华本土文化不同质的文化，在冲突中，中华文化一直处于弱势。中华士大夫一则羡其强大，亟欲学之，出现了如西化论、中体西用论等理论;二则惧其强大，极欲拒之，出现了如顽固派之礼教观，保存国粹之国学等说教，各种思想纷纷出笼。而要传播其思想，教育之外，目录就是最好的工具。目录本身就具有控制文献、辨考学术的功能，用它来推荐文献、传播思想和学术，实际上只需略作变通。正是在这种文化的急剧冲突期，人们编制目录，不再是为了整理文献，而是为了指导阅读，目录的导读功能被突出放大，从而成为文化冲突期的一种特殊现象，并使目录学由整理文献转向了推荐文献、传播思想与学术，目录学之读者一端得到重视，进而成为目录学由古典走向近代的转折点。^[44]梁启超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目录学应当成为读者的顾问和向导，力主目录学要为宣传西方的现代思想与科学、寻求国家的自强和中国的改革和进步服务，而且以自己的著述实践了这一主张，他的《西学书目表》即为此类著作。在此书中，梁氏揭示了每种书的书名、撰译年号、撰译人、刻印处、价值、本数，并在表上加“圈识”，下加“识语”，指出书的优劣、程度深浅以及读法等。该书最后附有《读西学书法》，叙述了西书翻译的原委，阐明了各科图书之间的联系、得失和译笔优劣，为读者指出阅读顺序，起到了指导阅读的作用。而梁氏类似指导阅读的书目还有《读书分月课程》、《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45]

4.开设目录学必修课，使目录学深受重视

经历了20世纪初一段短暂的沉寂后，中国目录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又全面复兴，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前沿阵地。而且“各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内多有‘目录学’一科开设”，“高级中学以上学校，多列为必修课，学子重视，几捋国学”。^[46]

近代目录学是中国目录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一个过渡期，其时间并不很长，其理论虽不系统，但却意义深远。

(三)现代目录学的理论与成就:由经验目录学上升到理论目录学，目录学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现代目录学是由近代目录学发展而来的，研究的重点是继承和发展我国的目录学遗产，目的是建立我国现代目录学的新体系。

中国目录学的现代化进程是与西方目录学的传入紧密相连的。最早译介西方目录学的是孙毓修，1909年，《教育杂志》上连载了他所撰的《图书馆》一文，文中介绍了西方目录工作和杜威十进分类法，从此，西方目录学与中国传统目录学开始了冲突与融合的历程，且直到现在仍是方兴未艾。这一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西方目录学的冲击，出现了新旧并呈的局面。一批目录学著作如杜定友的《校雠新义》、姚名达的《目录学》等涌现，开始注意合理吸收中外目录学长处，以开放兼容的态度研究中国目录学的问题。李小缘将这一时期的目录学家分为史的目录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校雠学家和界于三者之间的新旧俱全者四个流派，典型地反映了中西目录学初步接触的概貌。“史的目录学家”一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重点研究古典书目和总结古典目录学史，目的在于发扬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以作为新目录学的借鉴。“版本目录学家”重在古籍版本的考订和对版本研究历史与理论的总结。“校雠目录学家”则将目录学和校雠学融为一体，强调把目录学作为整理和阅读古代文献的方法。所谓“新旧俱全者”是既强调中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又吸取西方目录学中的一些新的方法技术，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辟新的方法。

20世纪初期中国目录学的持续发展，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著作，形成中国目录学理论研究的第一次高潮。^[47]现代目录学理论研究形成的契机是缘于对西方目录学的评价。1909年，孙毓修在《教育杂志》上开始连载《图书馆》一文，介绍了西方目录工作和杜威十进分类法，此举被称为是“中国目录学始有新起步的可能”; 1922年朱家治在《新教育》杂志发表《欧美各国目录学举要》，推荐介绍了美、英、德、法等诸国各种书目38种;1926年杜定友撰写了《西洋图书馆目录史略》;1928年容肇祖作《中国目录学引论》，对目录学的名词定义、对象和目的等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这是中国从现代学术的视角研究目录学的发端;1930年杜定友作十卷《校雠新义》;1931年有胡朴安和胡道静《校雠学》、程全昌《目录学丛考》、刘纪泽《目录学概论》、至光译《目录学之意义》等著作问世;1932年金敏甫译《目录设计法及印刷目录卡之使用》、余嘉锡作《目录学发微》(1932—1948年讲义);1933年有姚名达的《目录学》、刘咸昕的《目录学》;1934年有毛坤的《目录学通论》、汪国垣的《目录学研究》、马导源的《书志学》;1935年闵锋译《西洋目录学要籍及名辞述略》、蒋元卿作《校雠学史》、周贞亮作《目录学》;1936年程伯群作《书志目录讲话》，介绍了西方目录学的概念术语和一些理论著述，1936年黄轶球发表《西洋书目谈》;1944年张遵俭撰《中西目录学要论》。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3部，这就是杜定友的《校雠新义》、刘纪泽的《目录学概论》和姚名达的《目录学》。这3部著作不仅在学术成就上，尤其在研究方法和学术取向上对20世纪中国目录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上述成果可以说是构成20世纪初期第一阶段中国现代目录学理论研究高潮的主流。作为这次高潮的现代目录学主要理论研究成就具体表现在对古代目录学史的总结，对目录学定义和对象的探讨、目录学方法的创新、书目种类的拓展、书目工作组织形式的变化等五个方面。^[48]像刘纪泽、余嘉锡、周贞亮等目录学名家秉承郑、章遗风，在认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根本思想上取得共识。在关于目录学定义和对象方面则通过对书目的功用、方法和研究范围的综述进行了描述，这些描述虽然并没有揭示出书目工作的本质和规律性，但毕竟是一种比以往更全面和具体的理论研究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革”为第二阶段。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中国目录学借鉴前苏联目录学，开始了全新的理论建设历程。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等问题，成为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重点。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为第三阶段。经历了“文革”动乱后，当对外开放时，人们蓦然发现了自己的落后，人们为美国的机读目录技术所炫惑，开始了新一轮的对欧美目录学的引进。MARC、书目控制论、书目计量学、书目情报服务等一时成为研究的热点，而与此同时进行的还有对传统目录学的反思。90年代之后，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的蓬勃兴起，对计算机网络的研究成为热潮。

现代目录学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酝酿并在80年代形成。^[49]这次高潮的核心是为适应书目工作现代化需要的目录学。在第二次高潮中，目录学理论、历史、方法诸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较大进展，大量目录学论文的发表，一些教材、专著相继出版。

作为第二次高潮的主要成就表现在研究内容的拓宽以及实用性的加强方面，目录学研究的方式方法及其学科体系结构也日臻完善起来。能够代表我国现代目录学理论研究水平的系统的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有武大和北大图书馆学系的《目录学概论》、彭斐章等的《目录学》、徐召勋的《学点目录学》、杨沛超的《目录学教程》;在90年代有彭斐章等的《书目情报需求和服务研究》和《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朱天俊等的《应用目录学简明教程》、倪晓健的《书目工作概论》、郑建明的《当代目录学》、柯平的《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和《文献目录学》、刘国华《书目控制与书目学》、乔好勤的《中国目录学史》、余庆蓉、王晋卿先生的《中国目录学思想史》等。21世纪有彭斐章等的《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2000年)和《目录学教程》(2004年)。而陈光祚的《目录学是研究文献流的整序、测度和导向的科学》、葛民的《大众传播理论与目录学》、程焕文的《论当代中国目录学的变革:关于建立一次文献学初步构想》、马芝蓓的《当代目录学方法体系探讨》等专论则从不同角度展示着中国目录学研究的新硕果。

1982年的《目录学概论》是新中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目录学教材，采用了“论、史、法”的体系结构，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目录学研究的成果，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我国目录学的发展水平。《目录学概论》在当时不失为一部内容丰富、比较实用的教科书。

1986年彭斐章、乔好勤、陈传夫编著的《目录学》，按照“论、法、管”的基本结构，着重于基本理论和书目方法技术，增加了书目工作管理等方面的内容，但未对目录学史作全面叙述。

1993年朱天俊先生出版了《应用目录学简明教程》，着重研究与总结了古今整理与编纂文献的经验，理论虽然单薄，却比较的实用。特别是在第一章写了“时代特点”、“民族特点”，在第九章写了“文献编纂中计算机的应用”，使该书颇能紧跟时代。

1994年出版的郑建明的《当代目录学》是第一部全面阐释“当代目录学”这一概念的专著，该书对“文革”后20年的目录学研究的系统总结和对“引文信息的开发与利用”、“书目信息事业产业化”的论述，颇具新意。但是该书未能增加数据库建设、搜索引擎的开发，显得未能紧扣当代目录工作的发展趋势。

1996年柯平出版了《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并于1998年出版了概论目录学诸问题的教科书《文献目录学》。前者是专门研究“书目情报系统”的专著，对书目情报系统进行了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论发展，包括书目情报系统的功能、书目情报系统环境的分析与运行机制、书目情报系统的发展路向等问题。书中对“书目情报系统现代化趋势”和“我国书目情报系统建设路向”的探讨均有可取之处，对“未来的展望”中颇多可喜的见解，可以说是近20年来目录学理论研究领域最好的著作。之后，他把有关研究成果写进了《文献目录学》教材。其中“书目控制”、“文献数据库”、“书目情报系统”三章为当代目录学教科书增添了新的内容，特别是“文献数据库”和“联机检索系统”、“光盘检索系统”的介绍，使目录学研究更贴近电子信息目录活动。但是该书仍然没有涉及网络信息检索工具——搜索引擎的问题，也未能更清晰地表述当代目录学理论与当代网络信息目录控制的紧密联系这一最重要的时代特点。

彭斐章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就开展了长达10多年的“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先后出版了《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1990年)、《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1996年)、《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2000年)等著作。

1990年出版的《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一书，是我国书目情报理论研究较早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不仅探讨了书目情报应用的许多问题，揭示了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的规律，开辟了新的领域;而且通过向全国700个单位的读者进行问卷和跟踪调查，获得了读者书目情报意识与书目情报行为的研究结果与结论，为读者服务的研究和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靠根据，在研究方法上也是一次突破。但是该书的立足点仍是书本式目录索引工作，对书目情报服务的现代化、联机检索服务、光盘检索服务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0年之后出版的《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则内容丰富，观念新颖。该书把传统目录学知识和近20年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统统纳入“书目情报”这一概念体系之中，成为“书目情报派”目录学研究的总结性、代表性著作。该书不仅对“书目情报语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将“文献揭示”、“书目索引编纂”等都冠以“书目情报……原理”，而且在第四章的第四、五节探讨了“数字技术对书目情报服务发展的影响”，“网络环境下的书目情报服务策略”，第七章第一节介绍了“书目情报数据库”的一些情况，表现出利用网络信息开展书目情报服务的新意向。

2004年《目录学教程》的问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目录学界辛勤劳动的新收获，是目录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又一尝试。《目录学教程》展示了当前目录学研究的成果。从横向看，全书九章的篇幅涉及了目录学的基础理论、理论体系、书目类型、书目方法论、书目情报服务、书目控制、专科目录学、中外目录学史，以及目录学新的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努力突破了以往教材在结构体系上的局限，妥善地处理了理论和应用部分的关系。同时，兼顾中西，并及时汲取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最大限度地展现当前目录学研究的全貌。《目录学教程》提出了以书目情报为当代目录学的学科基点、坚持“矛盾说”为目录学始终的研究对象和以社会科学为学科性质，把书目情报需求、服务和工作，以及书目控制等内容吸纳到原有的目录学内容范围中，抽象出由基础理论原理、应用原理和发展原理构成的目录学基本原理，并预测了未来目录学在读者需求变化中的发展趋势，形成了一个综合目录学基础理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有机体系。

目录学引进西方新观点新技术已经形成浪潮。书目控制、网络文化、知识组织智能化的研究与书目资源重组、元数据(Metadata)研究成为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