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目录学的理论成就

二、现代目录学的理论成就

20世纪我国的目录学理论研究在目录学基础理论、书目控制论、书目情报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的探索、目录学致用性的认识，是20世纪中国目录学理论的最大成果。

(一)目录学理论的突破

中国目录学长期致力于“史”和“书目”的研究传统中。

书目情报理论的突破表现在了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将书目情报确立为现代目录学的基点;二是对书目情报基本理论问题包括书目情报结构与功能、书目情报传播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文本书目情报等;三是揭示了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的规律;四是对书目情报系统进行了深入研究，将书目活动上升到书目情报活动，书目系统、书目工作系统上升到书目情报系统。

书目情报理论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目录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对目录学特别是现代目录学的理论突破具有重要的意义:①这一理论将目录学的核心思想从传统目录学的书目观转向现代目录学的书目情报观，从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②书目情报理论拓展了现代目录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建立了以书目情报理论为基础的现代目录学体系，加强了目录学与情报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③这一理论对目录学研究者的思想给予了极大的影响，增强了书目工作者的情报意识，导致了研究方法的更新，促进了目录学研究和书目工作的信息化与科学化。

(二)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进一步明确

关于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直都在讨论不休。“图书说”、“目录说”、“书目工作说”、“矛盾说”等几种观点显得更为活跃与主动。但更进一步地从目录学发展的规律性方面来揭示目录学学科的自身发展的特殊矛盾，即揭示与报道图书资料与人们对图书资料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这才是目录学领域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也即目录学的研究对象。

(三)目录学方法论的更新

近年来随着对目录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方法论问题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成为目录学理论研究的又一大热点。20世纪80年代目录学最突出的就是方法的更新，方法的更新也带来了观念的更新，从而使理论界出现一片繁荣。人们在继承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开始引进和移植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数学等许多学科的方法。正是这些方法的引入，使得目录学研究方法由单一的定性分析走向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给古老而传统的目录学方法带来了勃勃生机，注入了新鲜血液，加速了我国传统目录学向现代化目录学的过渡。

目录学的方法论经过传统与现代的构建，已颇具特点。首先是“分类”，即把人类认识事物的最基本方法移植到目录中，达到科学境界。其次是“排序”，排序是认识方法所必需的，同时也是检索所必需的。它把认识与检索功能集于一身。再有是“取材”，人们认识与获取的知识信息坐标点，均处于一个具有某种“度”的体系之中。书目数据库的建设与使用将把人们从繁琐的查阅、组织目录卡片中解脱出来，人们将从电脑终端上获得各自所需的书目信息，从而使目录学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

(四)目录学研究广度与深度的拓展

就广度而言，除加强对传统领域的研究外，还通过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或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开辟了许多新领域，形成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诸如: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的研究、书目控制论、书目计量学、比较目录学等。此外，还有马克思主义文献目录学、文学文献目录学、历史文献目录学、科技文献目录学等专科目录学。就深度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从整体发展的高度来研究目录学，将目录学置于整个社会、文化、文献信息系统等大背景下，考察其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研究内容、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相关学科、结构体系、发展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新见解，深化和完善了目录学的内容体系。

(五)对目录学史的研究

我国目录学界对目录学史的研究一直持有较浓厚的兴趣。目录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按照“古为今用”的方针，采用批判继承和发展的观点，对目录学史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出版了一些专著，如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1981)，罗孟祯《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重庆出版社，1983)等。还发表了一大批有关目录学史的研究论文，这些论著显示出如下特点:试图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出发，将目录学史的发展和当时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联系起来，对目录学发展的特点及其规律进行研究;近现代目录学研究有所加强;对目录学家和古典书目的研究范围比以往扩大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目录学史的研究已加强和深化对我国传统目录学的研究，把目录学置于社会这个大系统之中，从社会发展、文化积累和学术变迁等角度考察传统目录学思想的演进过程，把目录学史的研究深入到学术史、学术思想史中去，将它推向一个新的水平。如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该书主要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有重点地论述古代著名的古典书目和有成就的古典目录学家，给读者提供关于古典目录学较系统的知识。周少川《古籍目录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该书包括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应用方法三部分，作者很重视为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服务，在分析评价各个时代书目文献时，注意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引导读者认识和利用各种书目文献，加强其导读功能。李万健《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该书从我国目录学家中遴选出30余位在目录学史上有重大贡献的名家，以传记形式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突出其在书目实践活动和理论著述方面的成就;该书虽以人立传，但联系起来又能使读者清晰地看到中国目录学的发展脉络。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该书注意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出发，联系学术文化思想，系统地总结从古至今各个时代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的演变过程，将当代目录学的发展作为整个目录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从殷商到今天目录学发展的完整的历史画面。余庆蓉、王晋卿《中国目录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该书从孔子一直写到今天，介绍评价了其间有代表性的目录学家及其著作，是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和阐释中国目录学思想发展史的著作。^[50]

(六)目录学致用性的认识

时代呼唤目录学研究贴近社会，要求目录学研究以整个社会文化为背景，紧跟时代演进的节拍前进，20世纪目录学研究最大的变化是目录学研究内容开始贴近社会，目录学应用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理论是目录学应用于社会，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开拓与演化的一个研究领域，是现代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彭斐章《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一书是在获得了国家教委“七五”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的资助，向全国几百个单位不同读者进行问卷调查和跟踪服务体系的优化与改革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与研究之后写成的。该书的主要特点之一在于，改变了传统目录学主要从文献角度对目录学原理进行探索的局限，而将重点放在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的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上。这方面的重要成果还有:胡昌平《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娄策群《文献信息服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朱天俊《应用目录学简明教程》(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倪晓健《书目工作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郑建明《当代目录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柯平《文献目录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就是以目录学的方法为中心，显示出目录学的实用性。目录学应用研究的发展极大地影响到目录学教学，200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目录学》(修订版)，增加了书目文献编撰法的内容，2004年由武汉大学牵头，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的目录学教授合编的《目录学教程》，被列入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吸收了近20年的目录学研究成果，阐述了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现了应用目录学的体系，将对目录学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51]

(七)目录学比较研究的进展

就比较目录学而言，已从起步阶段进入了实质性的比较论述阶段。研究者们通过各种比较得出我国现代目录学发展的优缺点，从而借鉴西方先进的目录学思想来充实我国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目录学研究高潮的再次兴起，在对异域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借鉴给目录学理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目录学比较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研究深度增加，新思想、新观点层出不穷，相当数量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涌现。如:1987年朱静雯的《西方目录学的传入及其影响(1896—1949)》，1989年贺修铭的《中外目录学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及其文化根源》等。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们开展了一些综合性和专题性的系统比较研究。如1990年柯平的《中西目录学比较研究》，张志伟的《中西书目发展史(公元前—1919年)比较研究》，1991年柯平的《古代目录学的社会环境比较》、1992年的《十六世纪中西方目录学比较研究》，1993年彭斐章的《中西目录学的比较研究》，1994年贺修铭的《二十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两次高潮及其比较》，1995年马芝蓓的《中西目录学发展现状的历史考察:兼论当代中国目录学发展能力》，1996年文南生的《目录学渊源考辨》，1997年陈耀盛的《萌芽期的中外目录活动与目录学》、《学术文化信息交流积累与中西目录学之比较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打破了时空的局限，突破了以往浅层次上的对西方目录学的译介和事实描述比较，突破了简单的资料罗列和积累，深入到了比较研究的实质内容，并在学科规律、建立学科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探讨。

(八)书目控制的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目录学界就已着手对书目控制进行研究。早期人们的研究多集中于书目控制的含义、内容、手段、方法等方面，到80年代书目控制逐渐向整体效果研究方面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不断发展，进入90年代，关于书目控制的研究已注重其应用性、系统性及可操作性等。同时，对深层次的问题开始系统探讨，诸如书目控制与文献信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性等。也就是说书目控制研究到90年代正进行着两个大的转向，一是从书目控制的含义、内容向书目控制的本质、目的转向;二是由微观的、具体的研究向宏观的、战略的方向转移。90年代初，在第五届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青年学术研讨会上，以“图书情报资源共享”为主题，对世界书目控制(UBC)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展开了全面的探讨。

世纪之交也产生了许多对20余年书目控制研究的总结性文章，如柯平教授的《20世纪的书目控制》对20世纪的书目控制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和展望，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徐美莲的《我国书目控制的现状与发展》、倪莉的《国际书目控制:历史和未来的分析》等。

此外对于传统的期刊文献的书目控制研究也有很多，例如杜懋杞的《中文期刊书目控制研究》、《期刊书目控制研究》和徐美莲的《我国各类型文献的书目控制》等。

关于网络书目控制，2000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新千年书目控制”专题会议将网络信息组织作为会议主题之一，柯平教授主持完成了国家“九五”重点项目《书目控制的经济学与我国书目控制的经济效益研究》，提出“在网络环境下，书目控制与文献、数据库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体化的资源，发挥着多样化的效用”。

(九)目录学分支学科的研究

专科目录学就是目录学的分支学科，是目录学发展到现代后的产物，也是目录学发展在现代的需要。专科目录学在目录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文献、信息传递效用性的具体体现。专科目录学就是将目录学知识运用到其他学科中，并与其融合而产生的研究揭示与报道某一专门学科文献的理论和方法的新分支学科。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目录学研究者提出了许多专科目录学名词，给目录学发展带来了许多设想，活跃了目录学研究的气氛。近年来，研究的内容逐渐深入。在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马列文献、哲学文献、历史文献、文学文献和经济学文献等专科文献目录学，其中尤以文学和历史文献目录学体例较为完备，系统成果有谢灼华的《中国文学文献目录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陈秉才、王锦贵合著的《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等。在医学领域出现了医学目录学，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张一红的《目录学在中医古籍整理中的作用》等。还有佛教文献目录学，佛教文献目录学的研究成果有文平志的《目录学苑一奇葩——佛经目录学探胜》、魏申申的《佛教经录文献之目录学价值管窥》等。

20世纪90年代，专科目录学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一主题成为讨论的热点话题，地方文献目录学的研究成果显著。主要有巴兆祥的《论方志目录学》、《方志目录学刍议》等。林申清、吴荣政等人也对方志目录的编纂成果作了客观评述，研究者们的重心已转向:经济文献、文化与地区发展、方志文献的价值与社会功能等方面。尤其关于区域性经济发展文献源的研究，日益受到目录学界的重视，成为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另外，对“专科目录学”本身也有不少目录学研究者提出自己的观点。如黄景行的《论专科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就提出应从学科目录学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学科基本文献介绍和学科工具书等三个方面来建设和发展专科目录学。柯平则从学科结构建设的角度把目录学的分支学科分为三大类型，等等。^[52]

现代目录学分支学科的发展，表现出目录学研究领域的开拓与创新，同时，充分反映出目录学是致用之学的真正内涵。

(十)目录学研究的组织性和协调性增强

中国图书馆学会目录学分会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有组织的研究活动，不仅推动和促进目录学研究活动的深入，而且为目录学情报交流开辟了一条重要渠道。分别于1983年8月在沈阳、1991年5月在南京、1994年9月在太原、2004年10月在天津召开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目录学讨论会”。这些研讨会找到了目录学在当代科学发展中的位置，展示了目录学研究的阵营和力量，对进一步拓宽目录学研究领域和深化目录学研究内容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一些图书情报学专业刊物也都开设了目录学研究专栏，如《图书馆》自1995年第1期起开辟了“青年目录学家论坛”专栏。它们为目录学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学术探讨与争鸣、思想交流与沟通的园地，同时，也为目录学研究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2005年第3期的《图书情报知识》上以目录学为专题发表了5篇论文，对目录学的现状和数字目录学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而后《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馆杂志》等也就目录学刊登了相关的研究文章，展望了目录学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