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亚新在目录学上的成就（节录）

钱亚新在目录学上的成就（节录）

钱亚新先生字维东，别号东山，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1903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丁蜀镇。1917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进入上海大同大学学习；1925年，在杜定友先生的影响下就读于章太炎先生主办的私立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1926年以优秀的成绩考取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1928年毕业。1930年任《文华图书科学季刊》主编。1946年，被聘为国立苏州社教学院图博系教授。1956年，获南京图书馆研究员职称。1980年，任《江苏省图书馆学报》主编。1983年，被推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名誉理事。1978年，被聘为南京大学兼职教授。1985年，被聘为安徽大学兼职教授。1990年1月17日，先生逝世，享年88岁。在从事图书馆工作的六十年中，先生的著述共计200多万字，涉及图书馆学、分类学、目录学、索引学、汉字排检法、校勘学和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等七个方面。限于篇幅，本文仅从目录学这一领域来探讨钱亚新先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贡献。

（一）

钱亚新先生在《目录学中的真谛》一文中，总结了国内外关于目录学的定义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后，提出：面对这许多目录学的解释，不可能完全赞同，也不可能完全否定，只能去粗取精，择善以从。由此可知“什么是目录学”这问题的解答，其答案不会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必定因时因地因人因科学文化的发展有所变更的。他认为目录学的研究要有时空观，应当博古通今，与时俱进，追本溯源、面向未来。研究目录学，必须深入熟知目录工作所产生的目录要对目录、目录工作有所认识和了解。他认为目录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学问，可以将它看作与图书馆学并列的一门学科。目录学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目录学，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具体地说就是：首先是关于时空问题。钱亚新先生认为任何事件、人物、学科都不能脱离时空而存在。时空的本身是永存的。悠久的过去存在着时空，当前的世界也不能须臾离开，就是无限的将来还是有时空的地位。任何人生活在世间，应该具有旷观宇宙、纵览古今的气概。把这种观点应用到目录学上来，对过去的成果才能运用自如，评价得当；对眼前的要求，才能做得多快好省，满足需要。所以，从事目录学，首先自身要有一种旷观宇宙，纵鉴古今的修养。

其次是面向未来问题。目录学既是一种指导未来工作的理论，那么它必须对所指导的未来工作应该先作充分的了解。什么是“未来工作”？这里，所谓“未来工作”一方面是指“对经过一定时期目录工作实践所取得的经验”；另一方面是再把这些经验“加以分析、条理化、综合起来而形成一种理论”。要研究目录学，钱亚新先生认为首先要深入了解目录工作，要了解目录。史志目录是我国目录中的独有的一种目录，两千年来留下大量的文化遗存；而“出版目录”在中国古代则很少见。欧风东渐以后，新型的出版企业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都有自己的出版目录。在图书馆里，不论藏书多少，都是备有目录的。其中分为通录、专录、联录。联合目录今后应该提倡编撰。至于私人藏书，将来会趋于没落的，因为目前住房如此紧张，经济如此不宽裕，要大量藏书，谈何容易。专科目录对于工作、生产、科研、教学用处最大，前途发展未可限量。特种目录之中的推荐导读目录是治学的门径。尤其对于初学的人，不论哪门学科都有需要。这对自学的人，更是必不可少的良师益友。

钱亚新先生关于郑樵的《校雠略》的研究是他目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生认为，我国校雠学的专著始于郑樵的《校雠略》，该著作在我国目录学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郑樵所说的校雠的范围应该比较广泛，认为“举凡设官专守，搜集图书，辨别真伪，校订误谬，确定类例，评究编次，设法流传等，都应包括在内”。求书过程中除“必须好好地保存已经收藏图书的同时，还要广事征求，以图充实。他曾批判当时国家性的藏书机构未能尽量收藏全国的图书，主要原因，不仅是患在不求，而且患在求之不得其法。于是他提出求书的八法：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这八种方法，既照顾全面，又切实可行。历来为我国公私藏书家奉为圭臬，并非偶然。”他还提出了“官守问题”，郑樵确认“论求书、校书、修书，要使成效显著，质量提高，必须选贤任能，予以有职有权，并持之以恒，决不能五日京兆，早任夕改。”至于类例问题，郑樵认为“精通此道，不仅与藏书存亡有关，而且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钱先生研究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是《校雠略》的中心思想，也是郑樵之首创。其具体表现是《艺文略》的编制，以十二大类、百家、三百七十一种的分类体系组织大量图书，形成一个冲破前人的四、五、六、七、九分的书目。与此类例相辅而行的，他还提出几条分类原则。这些原则，至今还有现实意义，为目前图书馆工作者所遵循，如：一是归类当以图书的内容为主；二是同类或同一之书，必归入一类；三是归类时当详看本文，不得只凭名或仅阅前帙；四是类目性质差异的，虽无子目之分，仍不得相滥为一。编目方面。郑樵不同意刘知几对于编制艺文志采用断代的主张，提出了要求艺文志中所载，不仅要通录而且要记亡，不受时空限制，应是包罗古今图书的通录。

在《我是怎样研究联合目录的？》一文中钱亚新先生讲述了他研究联合目录的方法和思路。研究前尽量收集了中外联合目录和参考书若干，然后进一步研究联合目录的外形体制和内容实质，发现它们的编制方法和著录项目等与一般目录大有不同。于是归纳为九项，分别是：类别、名称、编者、参加单位、所收种数、时限、排列、所附索引、形式。在这些项目之中，只有名称和编者两项与一般目录的著录相同，其他七项都是联合目录所特有的。钱亚新先生认为，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联合目录在编制质和量的方面都有相当距离；从目的要求、选书标准、著录范围和编制方法等四方面来看，联合目录与普通书目、登记性书目、著者目录、推荐书目、专题书目是有区别的；研究联合目录的主要作用在于著录各馆所藏书刊的情况以便借阅，并作为馆际互借的一种工具。它的重大意义在于不仅能促进全国图书馆事业合作化，而且能提高目录工作的质量；在组织、编辑、出版等方面，我国编制联合目录已取得一定的成绩，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但也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如组织机构不够坚强，工作计划不够周密，编辑工作不够科学，著录项目不够完全，以及篇幅浪费，校对的不认真和出版的拖延等，最后提出了努力的方向：第一，必须建立全国性的联合目录网，对此应先考虑图书馆系统、分布地区、使用对象和出版年代的几个因素；第二，必须建立联合目录网中心馆的联合目录部，作为编制联合目录中心及其负责者；第三，必须改进编辑联合目录的方式方法，并对联合目录的作用和意义加以宣传；此外，还要立刻行动起来编制迫切需要的联合目录：中外文期刊联合目录、外文书联合目录、全国和各地区报纸联合目录和中文图书联合目录。

（二）

钱亚新先生在研究目录学理论的同时，还对大量的古代书目进行过研究。他写的《崇文总目》、《〈隋书经籍志〉新探》、《文渊阁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尤袤〈遂初堂书目〉初探》等，就是他对古代书目研究的佐证。钱亚新先生从我国目录学遗产研究总结出这些编制书目的经验，对今天我们从事书目工作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奕庆藏书楼书目

钱亚新先生认为祁理孙的《奕庆藏书楼书目》收书虽不多，著录号稍简，但仍有它的独到之处。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特点：藏书方面从实用出发，重点突出，所藏诗文集、碑帖特多，“戏曲颇富，杂剧甚多”。分类方面一是以经、史、子、集四部汇五部三十八类十六个子目来组织图书的。其中四部汇，实际上就是丛书部。理孙更强调了丛书，而把它升为第一级类目，与经、史、子、集四部并驾齐驱了。这是我国分类法上的首创；二是把综合丛书分入丛部，专门丛书分入各类；三是把从前集部中的“总集”这一类目取消，而代以“交总”、“诗总”、“章疏”、“尺牍”、“骚赋”、“诗余”。这些类里收录的，都是各文体的总集，而把个人的别集，则专收在“前代诗文”和“国朝诗文”两类之中。这样，不仅划清了总集与别集的界限，而且把“楚辞”突出为一类并与“总集”对立的矛盾解决了；四是在子部中新立了“稗乘家”和“乐府家”两类，而各类又再分为四目，如前者的“说汇”，“说丛”、“杂笔”、“演义”，后者的“评谱”、“传奇”、“杂剧”、“散词”即是。这些类目前人的分类中虽说也有用过的，但使其更有条理、更有层次，这是始于理孙。编目方面，在于对明代的著者姓名前，绝大部分加上籍贯，这种著录的好处，在于可以辨别一个著者是何方人氏，有利于研究地方作家，有时还可以区分同姓名的而不同籍贯的著者的作品，以免混淆；书目采用表格式来编制的，方便使用。但先生也指出它的两个缺点，一是不便于识别版刻，二是如果编者对作者的籍贯著录方式不够一致时，就会产生问题。

2.天禄琳琅书目

天禄琳琅书目分为前后两编，前编由清于敏中等编，由于此编是“钦定”的，所以在第一卷之前收录了：《御制题昭仁殿诗》、《天禄琳琅鉴藏旧版书籍联句有序》、《凡例》8条，《钦定天禄琳琅书目提要》、《钦定天禄琳琅书目》10卷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提要》等等。后编由彭元瑞等编，是前编的续编，一切办法与前编一致。钱亚新先生在综合这两编书目的内容后，认为该书目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版本选择，精益求精。天禄琳琅所藏的图书是内府的秘籍，不要考虑人力和财力，因此“所收的善本图书，不仅范围涉及宋元和明朝，而且选择精益求精。”

2）著录项目，别出心裁。天禄琳琅书目的著录项目有书目、函册、提要、印章、阙补等项。其中函册、印章、阙补是别的书目所没有的，卷数、著者二项放在提要内加以说明。

3）提要内容，丰富多彩。“提要首先略述一书的著者、卷篇、序文、图等”，“其次引用前人的提要，以作引正，”“再次举出有关的考正，图书的流传以及其他掌故等等。”

4）书目的排列，先时后类。该书目以宋辽金元明刻为次，在各代版本之下再以经史子集四类为序，这既很有新意，又合乎版本目录的要求。

5）摹印图章，各式具备。该书目把书上已有的图章，毫无所遗地摹印下来是不多见的，“其目的在于追溯一书曾被那些读者或专家所藏，从而了解该书流传历史，同时也可以证明一书的价值，那就是说为有名的藏书家打上有关图章，对版本的鉴别可以有所帮助的。”此外，“这部书目不仅记载藏书印章的题名，而且详列印章所盖的处所。”

6）阙补记明，有利阅读。在该书目《凡例》第6条中提及了著录的项目为“首举篇目、次详考证、次订鉴藏、次胪阙补”。《天禄琳琅书目》作为内府的珍藏，“优胜详备，有缺必补”，在阙补方面是费了不少心血和财力物力的。据钱亚新先生统计，该书目“初稿450部中有阙补的为126部，占28%”。如以4种版本来讲，宋版占其中的22%，元版占其中的30%，明版占46%，影宋钞为最少，占2%。

最后总结上述观点后，先生得出的结论为：“《天禄琳琅书目》前后两编在版本目录，尤其善本目录中是超越前人所编同类的书目的，它比《读书敏求记》、《汲古阁科书目录》、《季苍苇藏书目》以及……都要详备得多、质量优秀得多，特别所立的把书都装订成册加以护函，即便直立排架，又易于取还的“函册”和“印章”、“阙补”三个项目是具有创新开拓之功，其影响之大，首屈一指。当然，其中有些地方，还未臻于完善，略有失误，过于烦琐，考证疏忽，然而瑕不掩瑜。该书目是集前人善本书目的大成，这是钱先生的评价。

3.中国历代年谱总录

钱亚新先生认为《中国历代年谱总录》是一部查找年谱的工具书，也是一本专题目录，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收罗丰富，是可知年谱集目种数最多的，且所收年谱编者都亲自查阅核实，这就比较可靠，对某一年谱有论及的文章，也不遗余力编入，这种参考书或文章，是有相当价值的；著录详明，每种年谱的著录项目分为：书名、撰人、版本、按语，其中书名一项，以原题为准，但原题过简单的，如仅年谱二字，便补以名或号，补上的部分另加括号，如果原题过于繁冗，未能一目了然，为了便于使用，将其繁冗部分删除，但仍将原题列主按语中，以便复检；排列有序，该年谱并不是以各年谱的名称来排列，而是以谱主的姓名为标目，以其生年先后为次序，如果一人的年谱有两种以上时，即以编者的时代为先后；至于排列的方法，是以谱主时代为先后，但并不注以生卒之年；索引完备，年谱中还有用别名的，即把别名以括弧附在姓名之后，并把别名再作“见”的款目，以便检查，这样，不管从姓名或从别名都可以查得谱主的年谱了，索引的排列，先以谱主姓名或别名首字的笔画为次，少者在前，多者在后，同笔画的再以其笔法的点横撇直为序，这种排检方法比较通俗易懂，便于掌握；编辑体例较好，除能查出某一谱主有无年谱外，还可以利用著录项目派其他用场，如首先可作为1　829人的生卒年表来利用；其次可作为图书馆或个人收集年谱的补缺目录；再次可作各年谱的版本目录；此外还可以作为年谱撰编者选题指南等等。同时钱亚新先生也指出该总录还有美中不足之处：误植漏校、排列错乱、缺少指引、查找周折，特别是索引中的别名都是用“见”著录的，这样查到别名还要再查姓名才能确定页码，这未免周折。

4.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

钱亚新先生在介绍了《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是一部查考古籍版本的书目工具书，主要记载了《四库简明目录》中各书的版本后，简单地概述了《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的内容，与《〈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相比增加了很多资讯。其中包括：《缪荃孙序》、《邵章后序》、标注本目、附录三种、编辑后记、综合索引。并对该书的检索方法进行了研究，认为：可从《四库简明目录》中所著录的书名检索，可从《四库简明目录》中所著录的撰人检索、可以懿辰、诸家、邵章三方面所补书目检查其版本，还可以检索有关刊刻、版本、藏书、流传各方面的掌故。钱亚新先生肯定了这本《标注》对于我国古籍版本的查考曾起到的积极作用，“应给予它一定的地位。”同时也指出了这本书目的一些不足之处：如《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创始人撰编时，并未定下编写的条例；“附录”出于诸家之手；“续录”则由邵章赓续而来，也未有一定的著录方法。从整体而言，比较凌乱；版本著录有的只注元刊本、明刊本、近刊本，甚至只用刊本二字，这些都未免太简单，参考价值也不高。对丛书的著录本来就应分别对待，若仅仅注出某某丛书本，遇到一种丛书同名异实就很麻烦，对查阅原书也不方便。另外有许多书籍只著录“抄本”二字，“既无时代，又无藏家，似乎没有根据，不足取信于人，”也不利于版本的研究考证。

5.苏联的几种联合目录

为便于国内了解和研究联合目录，充分吸取苏联编制全国性的图书联合目录的宝贵经验，钱亚新先生专门介绍了苏联的三种联合目录：全苏各大型图书馆所藏科技国外新书联合目录、1949—1953年全苏各大型图书馆所藏国外文学新书联合目录、1949—1953年全苏各大型图书馆所藏国外艺术新书联合目录。这三种联合目录都是以分类来组织排列的，各大类下再分以细目。为了检查方便起见，这三种联合目录都附有著者索引，斯拉夫字母系统的排列在前，拉丁字母系统的排列在后，并在各著者后，表以顺序号，这样做法比表以页次简单明了，易于查检。先生认为：根据上面的简介，有几点值得我们加以注意而学习的：“首先在参加单位方面不仅在地区上遍布于全苏境内；其次在编辑人选方面必须具备专门知识、业务技术和语文程度三个条件，这种适当的人选，对于提高联合目录的质量和进行的速度是有很大的作用的；第三在选题方面要比较宽泛；第四在选书标准方面要谨慎，不应该把全部有关某专题的书籍照录，必须先加以选择，尽可能全面著录具有政治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的书籍；第五在著录方面，联合目录著录格式要一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每条款目要给定顺序号。这种顺序号的用处，不仅可以表明某一联合目录中所收图书的种数，而且可以作为馆际互借时对于某一图书的代号，同时还可以作为每条款目索引的位次，此外，在第一种联合目录中加注外文书名的俄文对译，有时还有简要的提要，这些对读者来说，具有很大参考作用和帮助的；第六在组织排列方面采用分类组织排列比较好的，能使图书有序化。最后必须编制一个帮助检查图书的辅助索引。以防止在进行图书分类时，可能因时因地因人对同一的图书而分入不同的类目。”

6.自学书目

在《自学书目浅谈》一文，钱亚新先生认为自学书目的功用，推而广之，不限于年龄，不限于性别，不限于地域，不限于文化程度。它是老少咸宜，妇孺可用，要发挥其最大效益。具体地说，为了便于读者能接受，自学书目的种数不能一概而论，必须结合读者需要、文化程度、阅读倾向等等来考虑和确定。目录中对书的提要编写的字数少点好，这是我国优良传统的体现。在书目中所收图书排列的次序上，为初学者开书目，首先要注意的是选题。每个书目中如以10种图书，那么就应该安排一个次序，从哪一本开头，而后按部就班地阅读，当然不列出顺序，而以类分，这也是一种较适当的安排，或者不必拘泥顺序，可以随意挑选，自行排次。要明确书目的性质，在目的要求、选书标准、著录范围、编制方法等各方面都要具体、实在。编制自学书目，不是为编制而编制，而是为读者着想的。因此，自学书目首先要为读者所使用或利用。

先生认为，目录学是一门科学，历史悠久，早为世人所公认。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目录。通过学习，要求对目录能认识、利用、推荐和编撰，达到有利于读书治学、有利于助人为己，从而推进各科学术的蓬勃发展。先生特地撰文介绍了几种目录学著作。

1）《学点目录学》（徐如勋著）

这是一本思想锐利，能展开批评；取材新颖，能扬长弃短；文学流畅，能深入浅出的目录学著作。

2）《古典目录学浅说》（来新夏著）

其特点在于一个“浅”字，行文不论叙述、议论，都能由浅入深、“深入浅出”。第三章中说明分类学、版本学、校勘学三者与目录学有密切关系这点，实有卓见。

3）《目录学概论》（彭斐章等编著）

该书包括目录学的理论知识，历史知识和方法知识三方面。在方法论方面，评述了国家书目、联合目录、推荐书目、专题书目、地方文献书目和个人著述书目的概况外，特别指出它们的编制方法。最后一章《书刊索引》，颇具特色，宜加重视。

4）《目录学发微》（余嘉锡著）

著者对我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学说，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后附录了一张《古今书目分部异同表》，很有参考价值。

5）《目录学与工具书》（蒋礼鸿著）

对于如何获得资料和解决疑难两点，讲得头头是道，对于治学方面大有裨益，这与著者精于校勘学是分不开的。

6）《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王锦贵、陈秉才著）

这是一部目录学的分支科学，同时又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的著作。这种以两门科学结合起来而创建的边缘科学，既可以预测目录学的发展前景是广阔无限的，也可以此看到目录学的潜力很大，生命力很强。

7）《图书馆目录》（李纪有等编著）

该书最后一章《机读目录》（MARC）十分重要。这种机读目录中的编目原理与方法比之传统目录的原理与方法，大有差别。如果要使这种机读目录充分发挥其使用应用到图书馆来，力求节约人力、物力，获得一地区、一国，甚至国际信息资源共享，非努力学习、全盘掌握不可。

先生最后强调，从以上推荐的书目中我们可以看出，机读目录是将来发展的方向，但目前也不能放弃传统目录的学习。

针对自学书目的当时实际情况，先生提出几点建议：

1.上海《图书馆杂志》还可以发动上海各界的学者、专家、教授、艺术家、工程师、企业界的成功者，大家来编制多种类型的自学书目。内容不宜偏于文史，也要重视科技。

2.全国各图书馆学会，大家参考《图书馆杂志》的做法，请省内的学者、专家、教授、艺术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也编制各种自学书目。在学会会刊上发表，形成一种读书科研的风气。

3.全国有期刊五千种，除综合性的以外，每种期刊都有所专，都可编制与该期刊有关的自学书目。这种书目，形式上是推荐书目，实际上通过提要也有评论的意味。中央曾提倡开展书评活动，编制自学书目，也可说是一种有系统的书评。

几年来对于这个建议，全国响应的专业期刊，似乎还不够多。这不仅对个别读者，例如学史地的、文艺的、农业的、电子计算机的等等都可以有一份自学的指导书，而且对图书馆工作者尤其采购部门和读者服务部门可以获得一份有用的参考工具书的。

（三）

钱亚新先生曾对华东师大研究生精辟地讲述过目录学的内容，亦即后来发表于上海《图书馆杂志》1988年第2期的《目录学讲话》，在这篇文章里，钱亚新先生将目录学概括为目的论、本体论、关系论、方法论与发展论五个部分，充分而又全面、集中而又具体地体现了他的目录学思想。

关于“目的论”，钱亚新先生认为章学诚用“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来说明书目的作用还不够完全，还应该加上“以学知人，由人论世”两句话，这样，目录的功能才可以看得出来了。为体现目录的作用，先生认为研究目录学不但要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且还应达到“明辨人事，造福全球”的目的。

关于目录学“本体论”，先生认为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是讲结构的方式。关于发展的过程，先生讲述了目录学，用“露苗—生长—建立—茁壮—成熟—分化”六个发展阶段来阐述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并认为：“图书馆学的发展是这样，目录学的发展也是这样。有了这个‘学’就建立了，当然还要扩充”。同时还讲述了目录学所具有的“本体”、“作用”、“历史”、“理论”四个方面的结构方式。

在它们的四者的关系上，先生认为，如果一个学问没有得到应用的话，这个学问是靠不住的，是不会长久的，要慢慢地泯灭的；作用发展下去就变成历史，从它的历史里面就可以研究出理论来，理论发展了以后又对“本体”起作用，这样循环不已。

“关系论”是讲目录学和相关学科的关系、各种专科目录学之间的关系、各种文献的检索和利用之间的关系等。先生认为，现在的目录学同下列八种学问，如图书学、校勘学、版本学、音韵学、排检法、索引法、图书馆学、考据学不仅都相关，而且关系是非常亲密的。研究目录学，如不管其他学科，不大容易弄得通，这是第一种关系。另外一个是结构的关系，先生把它分成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核心：就是目录学理论。目录学外面有一个血缘关系，就是八种学问；第二层是体用关系。以研究哲学为例，哲学是一个面，如果我们把目录学加进去就是它的体，就是哲学目录学，而历史目录学就是第二层关系。第三层关系就是文献检索与利用。如╳╳文献检索与利用。

“方法论”是指研究目录学的方法。关于方法论先生讲了四点：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实践，第三是讲授，第四是著述，用图表示为：

首先是学习，学习目录学应该博览群书，学习的范围是很广的。读、看、思考、无所不学。第二是实践，就是操作、动手，同时还要试验。实践中有两点要注意：一是不要怕失败，编的东西失败了重新再来。如果试验失败了不做了，那就完了。二是要不断地改，使试验更完美，并总结出经验。第三就是讲授，就是要把我们得到的经验传给人家。讲授要做到两点：一要深入浅出地讲，研究要深，但讲出来要浅显；二要诲人不倦；三是要著述。关于著述，先生讲得很详细，他说，著述的方式很多，第一是随笔，看到什么东西觉得有意思就写一点，摘录下来，随笔只要一个标题就够了，摘录就要一段文字。第二是文摘，我们研究目录学一定要会做文摘。做文摘，我研究下来，有三要三不要。“三要”是指：第一要新，思想要新；第二要准，要是科学的东西；第三要精，文字要精炼；“三不要”就是：文摘不能抄、不能乱挑、不能生造（自己造出来就是文摘了）。第三是写书评，书评与文摘不同，文摘是不能评的，书评可以评，写书评时，你要掌握这本书，讲出它好在哪里，坏在哪里，你要讲出自己的见解来，关于书评、著录和文摘，先生讲了这样的关系：目录里面也应该写书评，一本书你只会著录，这算是有十分之三的功夫；你会写文摘，就有十分之六的功夫，会写书评则就有十分之十的功夫。最后一步就是研究，专门地研究，研究可以先写写随笔，做做文摘，写写书评，同时还可以写一些论文。积累多了，就可以写专著了。

关于“发展论”，钱亚新先生认为中国和外国的不一定相同，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但我们要：第一加强理论的研究。第二要加强国家书目建设，所谓国家书目也叫登记目录，这是代表我们国家的文献的标志。第三要发展出版书目，先生所设想的“出版书目要发展；在版编书目也很重要”如今都已实现了，可见先生的远见卓识。第四要提倡编制自学书目、推荐书目，先生认为这很重要，并写过专文，讲自学书目的重要性，并且说，推荐书目里面推荐的书，一般以10本为宜，不要多。第五，要加强各类型、各地区的联合目录的工作，尤其是买外国书，书不要多而要求精。第六是机械化的问题，先生认为机械化非常重要，此事一定要做，这是今后发展的问题，它不仅能促进我们图书馆的工作，推进工作标准化，而且也并不是怎么难，中国人完全可以做到。第七是图书馆学会有了，还应有一个目录学学会，而不应附属于图书馆学会。目录学本身也是一门学问，应当建立一个目录学机构，国家的目录应由国家的机构来管。只有加强目录理论的研究，很好总结国内外编制书目的经验，从事各种书目实践，才能推动目录学的发展。

总之，钱亚新先生的上述“五论”具有深刻的含义，是先生关于目录学思想的结晶，它大大丰富了我国目录学的研究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钱亚新先生卓越的目录学成就和目录学思想理念，先生的真知卓识和严谨的治学风范，嘉惠后学，令人仰慕，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钱亚新.目录学讲话.图书馆杂志，1988.2

［2］钱亚新.我是怎样研究郑樵和章学诚的.图书馆杂志，1987.3

［3］钱亚新.论郑樵的博学多闻和创新精神.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78.3

［4］钱亚新.我是怎样研究联合目录的.黑龙江图书馆，1987.4

［5］钱亚新.略论缪荃孙在目录学上的贡献.图书馆杂志，1982（4）：6—8

［6］钱亚新.目录学论要.云南图书馆，1988.2、3期合刊.

［7］钱亚新.祁理孙与《奕庆藏书楼书目》.图书馆工作，1978.4

［8］钱来新.自学书目浅谈.图书馆杂志，1985.1

［9］钱亚新.苏联的几种联合目录简介.图书馆通讯，1957.6

［10］钱亚新.百年勤奋，四代心血（谈谈《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广东图书馆学刊，1983.1

［11］金戈.简介《中国历代年谱总录》.江苏图书馆工作，1982.4

［12］钱亚新.略论天禄琳琅书目.河南图书馆学刊，1989.3：55—58

［13］钱亚新集编写组.钱亚新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11

（杨海平合著）

原文刊于《继承发展，开拓创新——纪念汪长炳、钱亚新先生诞辰100周年暨南京图书馆新世纪首届学术年会文集》，南京图书馆编印，〔苏出准印（2003）字JSE—0000618号〕，2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