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在目录学上的成就和贡献

郑振铎在目录学上的成就和贡献

郑振铎（1898—1958），常用笔名为西谛，著名的作家、学者，也是我国现代屈指可数的大藏书家之一。郑振铎在目录学领域做过不少的书目编制和版本鉴别工作，有着杰出的成就和贡献，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

一

郑振铎在目录学上比较突出的成就是他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而编制出的针对性很强的专题目录。由于他大多从事文学领域的专题研究活动，因而，他给我们留下的有关文学方面的专题目录较多，成就较大。这些目录有的至今仍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1923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杂志发表的《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对于研究《诗经》，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资料。这一目录分“关于《诗经》的注释及见解的书”、“关于《诗经》的音韵名物的研究及异文的校勘的书”、“关于《诗经》书籍的辑佚的书”以及“附录”等四部分编列材料，每一部分又分若干小类，每书条目著录书名、著者或传者、笺者、版本。每一部分末附有短语，介绍这部分著述的渊源流别和重要的版本，每书条目下也有简短的说明，介绍这书的性质和特点。这一目录里所列举的书籍，绝大多数是编目者曾经见过，而且当时都是容易得到的刊本，这就为研究《诗经》的人做了必要的资料准备工作。同样，他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上发表的《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的专题目录。共列举了一百五十种参考书，每种参考书著录书名、著者、内容提要等项，给研究文学原理的读者指引了门径。

《佛曲叙录》是郑振铎为研究民间通俗文学而编制的一个很有用的专题目录。佛曲是流行在我国南方的较古的民间叙事诗的一种，郑振铎把自己所得到的《佛本行集经俗文》等四十四种佛曲编成目录，每条下写提要，叙述这书的基本情况。这一专题目录不仅给研究佛曲的人提供了资料，而且也反映了1934年以前见存的我国佛曲文献的一斑。《中国戏曲的选本》是郑振铎为研究中国文学而编制的又一专题目录，这一目录所收的文献有《纳书楹》、《缀白裘》一类的曲谱和说唱本，内中有不少是传抄本。这个目录把有关中国戏曲的各种重要剧本的精华推荐给读者，记录和保存了关于戏曲研究方面的文献资料。《西谛所藏弹词目录》、《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西谛所藏散曲目录》等虽然都是郑振铎的个人藏书目录，但由于他所收藏的戏曲、小说方面的图书文献数量多质量高，因此，这类藏书目录在专题研究上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在作品的每一章节后或文章的篇末附列“重要书籍介绍”、“参考书目”等，这是郑振铎编制的另一种形式的专题目录。例如，《俄国文学史略》一书附录的《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就是值得一读的参考目录。这个目录编列有参考书约七十余种，并写有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情况和前景的序言，这就给使用者增添了探索俄国文学的勇气和利用这份目录的兴趣。郑振铎写的《中国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学大纲》、《中国文学研究》、《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文探》等等，都附列有参考目录。他发表的介绍有关人物的一些文章中，也注意将这人的著作加以介绍，像《林琴南先生》一文里，举出了林琴南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等数十种名著，在《泰戈尔传》及翻译本《贫非罪》、《俄国短篇小说译丛》里，附列有被传者和原作者的著述目录，从而使读者在阅读时对被传人和原作者的生平学术情况能有更多的了解。

编写专题文献述评，报道知见书目，是郑振铎编制的又一种类型的专题目录。这类述评有：《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钞本百种传奇的发现》、《明清二代的平话集》、《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读曲杂录》、《中国小说提要》等。其中，《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综述了二十世纪初期三十年间发现的宋元词集、敦煌文献、宝卷、弹词、鼓词、民歌、散曲、诸宫调等文献资料；《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报道了在抗战时期所损失的一些名贵的世间孤本，介绍了一些新发现的资料；《钞本百种传奇的发现》叙述所发现的一百零四种传奇和杂剧的钞本；《明清二代的平话集》著录了明清二代话本二十三种，二十三种之外，又列举一些改名换目的伪本；《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记述了山西赵城县广胜寺金刻藏经、明人所刊元曲、明刻传奇以及弹词、宝卷、鼓词、影词等文献的发现情况；《读曲杂录》评述了一组传奇的版本和内容；《中国小说提要》则是系统地评介中国小说的专题目录，目录的短序中说，这一“提要”的工作，“一方面给自己搜集进一步的研究材料，一方面也可顺便的将中国小说的宝库的内容显示给大家。”

郑振铎在从事专门性学术研究的同时，能编制出这么多的有影响的目录，这是与他的治学的严谨态度分不开的，也是他在目录学领域所做出的可贵的成就之一。郑振铎在目录学上的另一个显著的成就，是编写了数量可观的藏书题跋。这些题跋里，有的叙述了他搜集整理图书文献的过程，有的介绍了有关古籍的版本流传情况，有的反映了他为收集资料而热爱藏书、保存文献的心情，有的推荐了他发掘出来的好的本子和有用的资料。郑振铎的藏书题跋，在我国版本目录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现在我们见到的郑振铎的藏书题跋，有《西谛书目》内所收录的题跋一卷，共一百七十三则；《图书馆》杂志1961年第3期上发表有二十余则题跋的《西谛藏书题跋选录》，这些选录的题跋除了少数几则是20世纪40年代写的外，大多为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劫中得书记》一书，则是收集郑振铎在抗战期间抢救祖国古籍文献时所写的题跋的专辑，书中包括《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清代文集目录〉序》、《〈清代文集目录〉跋》等。除了以上这些题跋外，郑振铎所写的关于藏书题跋一类的文章，尚有散见于发表在一些期刊上的和收录在其他著作集内的。如，《〈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水浒传〉的演化》、《〈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西游记〉的演化》、《〈岳传〉的演化》、《嘉靖本〈三国志演义〉的发现》、《〈修文记〉跋》、《〈博笑记〉跋》等等，这些都是刊行在图书杂志内的藏书题跋。至于目前还未刊印的一部分题跋，现已知的有《纫秋山馆行箧书目》。另外，据悉由郑振铎生前经眼过手及庋藏的群书题跋的专辑——《西谛题跋》，不久将能出版发行。这本经后人多年搜缀成的专辑，“辑得题跋六百四十则，厘为七卷，除经史子集外，复别诗录及散曲为卷五，小说及讲唱文学为卷六，而以卷七之杂剧、传奇为殿。”^[36]《西谛题跋》一书问世后，必将大大丰富目录学宝库的内容，为我们学习和研究郑振铎在目录学上的成就打开又一库藏。

郑振铎在目录学上的再一成就，是他亲自编制了一些索引工具书。郑振铎编制的索引，也是在他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时，为着研究工作的需要和读者的使用而着手进行的。例如，他在作《词林摘艳》中的戏剧作家及散曲作家考时，先编出了一个引剧目录和作者姓氏索引，继而依据这个目录及索引，写出了《〈词林摘艳〉里的戏剧作家及散曲作家考》的论文，同时，为帮助读这篇论文的人方便检索查考所遇的问题，又将所编的引剧目录和作者姓氏索引作为附录，放在该文的后面；他写的《俄国文学史略》一书中所附的人名索引，在《文学周报》上刊登的《〈缀白裘〉索引》等，对检索有关资料，都提供一定的便利。

郑振铎所做的书目索引工作，还远不止这些。比如他写过通报性目录《日本最近发现之中国小说》，编过《清代文集目录》，报道过《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等等，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一一详述了。

二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略知郑振铎所做的编制目录索引情况的概貌。他所从事的书目工作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取得的成果也是颇为丰硕的。总结郑振铎在目录学上的贡献，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他在学术研究和编制目录方面，重视对图书资料的搜集整理，他对资料的搜集，能针对研究的课题，有选择、有重点，对于必用的资料，全力以求，广为博收。

郑振铎嗜书成癖，以数十年的精力搜集了很多书籍，尤其以小说、戏曲最为丰富，成为自己的藏书特色，而他在小说、戏曲方面的研究和专题目录的编制上成绩也最为显著。他曾说：“我不是藏书家，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的需要的。”^[37]从他所编的目录来看，确是这样，如《西谛所藏弹词目录》登记着百余种弹词文献，供研究弹词时使用；他在《钞本百种传奇的发现》的序言中也清楚地说明，自己十余年来颇致力于中国古代剧本的搜集，其原因就在于为着“编纂明、清之际的戏曲史。”^[38]郑振铎就是这样的从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地搜集图书文献，熟悉并掌握图书文献，从而能充分地揭示、报道并使用这些图书资料。

由于长期热心于搜求有关的图书文献，郑振铎在搜集整理图书资料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创造了一些求书的方法。

首先，搜集图书资料要有目的、有重点，不能单纯地为藏书而藏书。上面谈到，郑振铎为着戏曲、小说等研究工作的需要，为着旁征博引而大力收藏戏曲、小说为重点的图书，这可以说是他搜集图书资料的主要目的；同时，他还怀着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的意愿，这从他在抗战期间，于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抢救珍贵古籍的事迹就足以说明。郑振铎是位热烈的爱国者，当他看到日寇炮火毁我邦土和文物典籍时，满腔愤怒，义愤填膺。他冲破重重阻碍和困难，先后费尽艰辛，得千百种书，归之国库。经他抢救而保存下来的图书文献，后来大多收藏在北京图书馆，今天我们读到这些古籍时，不能不想到郑振铎热爱祖国，抢救图书文献的事业心。

其次，搜集图书资料时要竭尽心力，要广搜勤访；不仅要有博学的知识，而且要基本掌握目录学和版本学的方法，这样才能善于从普通的书丛中发现那些有用的图书资料。郑振铎常为搜访图书而废寝忘食，那专心致志、认真负责的态度，那种为着求书而跑遍山南海北、几十年如一日的广搜勤访的经验和方法，实是难能可贵。他曾对自己访书的经历作了回顾和总结，说：“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39]从他留下来的许多的藏书题跋中，也可略见那些关于采访图书的桩桩动人的情景，如在《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里，写出他“总耿耿于心，念念不忘此书”，继而经过多少曲折，克服多少困难，终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发现并获得这部宝书；在明抄本《录鬼簿》的题跋中，更记述了他在见到明代兰格抄本《录鬼簿》这一“为研究元明文学史最重要之未发现史料”时，视其为“最惊心动魄”的发现，立即借出，彻夜不眠，在灯下抄毕。平时，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图书馆或书店访书是他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情。郑振铎就是用这样的广搜、博采、勤访的做法，从事图书资料的搜集工作的。

搜集采访图书须具备坚实的目录学和版本学知识，具备其他有关学科的专业知识。郑振铎博览群书，加上他善于运用目录学和版本学知识来鉴别图书，摸索出好多经验，因而卓识宏见，眼光敏锐。他能从书店的乱书堆中，识别出一般不轻见的版本和有用的资料。如有一本明代万历刊印的《唐人选唐诗六种》就是这样地被发掘出来的。他在这书的题跋中说：“此书久杂庋乱书堆中久无人过问，一旦脱颖而出，大足庆幸”。郑振铎搜集图书的方法还有用“‘人弃我取’之举。”^[40]一些无人问津、埋没无闻的书，经过他的品题，作用大显，像明刊本冯梦龙编选的《山歌》，他一见即认为这是中国俗曲宝藏的重要文献；有一本叫《四民利观翰府锦囊》的书，一般人认为这不过是尺牍大全之类的东西，而经郑振铎的题识，成为研究明代风俗习惯的难得的一种资料。郑振铎对于残书的收集整理，是用作补充图书资料的又一方法，比如他所收藏的明万历陈氏继志斋刻本《南北宫词记》，是从积累的八部残本中，选出三部初印本，精心拼补而成的一部完整的书。郑振铎的这些搜集整理图书文献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效法和借鉴。

2.郑振铎在目录学上的另一个贡献，是继承、发展了版本目录学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在黄丕烈鉴定古书的题跋的基础上，能继往开来，把我国版本目录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我国图书目录起源很早，目录学也有悠久的历史。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记录版本的目录也随着产生和发展起来。南宋初年，尤袤在他编撰的《遂初堂书目》里，已有了关于版本的记载；清初藏书家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是我国较早研究版本目录学的专书，钱曾之后，版本目录学逐步发展成为显学，从事研究的不乏其人，他们之中取得较高成就的，清代中期有黄丕烈，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有缪荃孙。郑振铎就是在继承了古代版本目录学，尤其是黄丕烈等人鉴定古书的题跋的基础上，发展了版本目录学。他把平日对图书的采访、整理，对图书内容的评论，对作者的介绍，对版本的考辨等一些看法和体会，随时写成了题跋，这些关于图书基本事项的讨论和题跋的撰写，把我国版本目录学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郑振铎的藏书题跋，一般是根据自己访求图书的亲身经历，依据自己鉴别图书时的见识写出的。他的题跋往往从书名、著者或编者、卷、册数等款目著录起，题跋里面对于该书的访求经过、书的内容、版式、行款、字体、纸墨颜色、插图、版本价值等都有述及，每篇题跋的字数通常在三五百字之间，少数的题跋短的几十字，长的几万字，他的题跋，多以娓娓动人的笔调，写出每得一书的喜悦心情。在对图书作介绍时，既能评述源流，又能剖析异同，把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毫不隐讳地表露于题跋的字里行间。

这种体例和风格，和黄丕烈几乎是一脉相承。黄丕烈（号荛圃）平生爱好藏书、校书、刻书和卖书，他写的鉴定古书的题跋较多，有后人编辑的《荛圃藏书题识》十卷和《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四卷。黄氏的题跋很受郑振铎的赞赏。郑振铎说，明代祁承的《澹生堂藏书训约》和清代的黄荛圃诸跋，“最亲切动人，不作学究态，亦无商贾气。最富人性，最近人情，皆从至性中流露出来之至文也。”^[41]黄丕烈的藏书和郑振铎的藏书有一个相同之处，即都是由个人一点一滴地搜集起来的，他们每作过一番苦心经营，得到一两种心爱的异书秘籍时，快乐的情感便在他们的题跋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了。郑振铎对图书的鉴别，除了依据自己的一些体会外，黄丕烈的“识书之道，在广见博闻，所以多留重本”，“古书原委，必籍他书以证明之”，“凡旧版模糊处，最忌以新版填补”等经验良言，都被他应用到实际之中，像上面曾说到的《南北宫词记》的补配，即是例子，他在该书的题跋中说：“像这样完整的《南北宫词记》，恐怕是很少的……不讲版本之学的人，其能想象得到，一书之求全求备，乃艰苦至此乎？”

郑振铎重视版本目录学，善于接受黄丕烈等前人的经验，不过他并没有停留在前人的脚印上，而是把它向前推进新的一步。黄丕烈对版本注重，是出于猎奇和鉴赏。黄氏号称佞宋主人，对宋本尤其酷爱；而郑振铎研究版本，注重版本目录学，是在于从事专门学术研究之用的；郑振铎的藏书，“不尚古本，善本，唯以应用与稀见为主。”^[42]“对于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都是‘兼收博爱’的。”^[43]他提出，“‘研究’转专门之学问，板本之考究，仍不能忽视。彼轻视‘板本’者，其失盖与专事‘板本’者同”（《唐堂乐府》）题跋，见《劫中得书记》。从这些，可以看出，郑振铎已把版本目录学引向了实际应用的广阔天地。其次，郑振铎的版本研究，能结合我国历史背景，特别是结合我国图书发展的历史，来考订图书版本的作用与影响。我们知道，郑振铎对我国图书史，有深邃的研究，北京图书馆编的《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内由他写的《引言》，便是一篇关于我国书史的专论。他在平时的访书过程中，能够注意联系图书版本的发展史来征集那些有代表性的书籍，如，对明会通馆活字本《诸臣奏议》，明建阳游榕活字印本《文体明辨》残本，以及西方印刷术传入我国后现存最早的铅印书——清咸丰七年上海墨海书馆铅印本《六合丛谈》等，都着意地访求过。又次，郑振铎的藏书题跋在体例上，虽是“略类黄荛圃藏书题跋。”^[44]然而，更有其创新的地方，比如，黄丕烈所藏词曲不算少，但他的题跋却很少写这类书的；郑振铎收藏的词曲多，所作的关于词曲书的题跋也多，这因为他看重这些“于诸藏书家不甚经意”的词曲，并且，着意地运用题跋来推荐这些书；郑振铎的题跋体例上，创立了专收残书的题记，不少题跋撰写时，有写作时间的款目，如他写的《素园石谱》题跋后面，注上“癸未冬十月十六日纫秋居士书”，《水明楼集》题跋末注上“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灯下　西谛记”等等，这些都是别具一格的。

3.郑振铎在目录学上的再一个贡献，是结合他的学术研究活动和编制书目、撰写题跋的实践，提出了自己对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一些独到的见解。

（1）关于目录和目录学的作用，认为是“弄学问的门径”。1936年，郑振铎替孔另境辑录的《中国小说史料》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研究小说，必须弄清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变迁，因为，“‘版本’‘目录’的研究，虽不就是‘学问’的本身，却是‘学问’的门径。未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门循径者，也未有研究某种学问而不明了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之‘目录’‘版本’的。而于初学者，这种‘版本’‘目录’，尤为导路之南针，迷路的明灯。有了一部良好的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目录，可以省掉许多人的暗中摸索之苦”。他把版本和目录的功用，说得如此形象生动，对目录学没下过一番工夫的人是不会具有这样的高见的。又如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内，谈到“参考书目”时说：“关于每个专门问题，每件专门学问的参考书目的列示，乃是今日很需要的东西。”在《俄国文学史略》序里，也指出，参考书目“对于读者是很有用处的”，因而，他在实际工作中，编制了大批专题目录和其他各种参考目录，提供给广大读者。

（2）关于图书的分类，认为要有“明了而妥当的分类”。郑振铎编制的目录，一般都是以分类的方式编排的，他对图书归类能大胆探索，除旧更新。如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收剧本的做法，他提出了批评；还指出它把《西游记》同《搜神记》放在一起，把《红楼梦》与《枫桥杂记》放在一处，把弹词附庸于小学类等等的“不清楚的分类”，以致“颇足以迷乱了后来者的心目”，从而他主张，“我们要有的是一种新的分类，明了而妥当的分类。”^[45]接着，又亲自编出一个中国文学的分类表，设九个大类，“佛曲”、“戏曲”等都是分别被立为大类的类目，每大类下再分若干小类。他对于古书的分类，也有自己的看法，说：“古书的分类编目，大可不必‘中外统一’”，又说：“古书的分类，还是不要多生枝节，老老实实地照‘四库’编目，先行编出，供给需要使用这些书的人应用为是。”^[46]

（3）关于索引和互见方法，认为“‘索引’为用至大”、“‘互见’是书目上不可免的手续”。郑振铎编制过不少的索引，对索引的功用的见解也有精辟之处，说：“‘索引’为用至大，可以帮助读者省了不少无谓的时力。古书的难读，大都因没有‘索引’一类的东西之故”。^[47]对于‘互见’，则认为：“‘互见’是书目上不可免的手续”，并引用郑樵《通志·校雠略》“曾再四的说到‘互见’的重要”，指出“今之编书目者，欲很少有应用到‘互见’之例的。”^[48]他在自己编写的中国文学分类的大纲里面，便应用了互见的办法来处理类目和学科的交叉问题。他有论述，有实践，不作空空泛论，因而言之有物，言之成理。

（4）认为要编好专门性书目，“书目非由‘专家’开出不可”。郑振铎好学博览，在做学问和编目录时，常有请教有关学科的专家之举。比如《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一书编制时，自材料的选择到目录的写定，曾广泛地征求过许多专家的意见。后来，他在谈怎样买书的问题时，也说，“如果要买书，书目非由‘专家’开出不可。各研究单位或大学图书馆的人员，只是综合了各位‘专家’所开的单子去‘买’书而已。”^[49]他以为，依靠专家们编制出的书目，开出的书单是有价值的。这些见解，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评价。

三

郑振铎一生在目录学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中国现代目录学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占据着比较显要的地位。

我们在研究郑振铎对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有关论述时，也要认真学习他那重视书目工作和题跋撰写工作，热爱和钻研目录学的精神。掌握目录学，利用目录学为科研等现实斗争服务，是郑振铎治学的特点。周予同先生曾说：“振铎兄治学的范围是辽阔的，也是多变的……他只要对这一门学问感兴趣，便开始阅读原著，大量收集资料，从目录版本的路线钻进去，推开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郑振铎同目录学的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郑振铎热爱藏书，在他逝世后遵照他生前的遗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的近十万册的藏书中，目录学方面的书籍占有一定的分量，单在《西谛书目》一书内就著录了《七录》不分卷，《清学部善本书目》、《赵定宇书目》、《医藏目录》、《艺风藏书再续记》、《文渊阁书目》、《苏州府艺文态》、《陕西经籍志》、《安徽艺文志》、《目录学发微》、《黄州府艺文志》等等约三百余种，他对其中的许多的目录学书籍作了题跋，发表对这些著作的看法和研究心得。他还结合学术研究，利用并讨论了我国古代优秀的目录学遗产，如对《别录》和《七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校雠略》、《文献通考·经籍考》、《荛圃藏书题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都作过专门的研究。他对我国古代目录学家刘向、刘歆及其著作作过研究和评论。对他们整理和编纂古典书籍并编成《别录》和《七略》之举大加褒扬。郑振铎对目录学的一些课题作了较为深刻的探讨，为丰富目录学的研究作了一定的贡献。

郑振铎致力于书目工作由来已久。早在五十年前，他就大声疾呼编制索引的重要与必要，倡导编制专题目录和参考目录。他对新出版的目录书籍，很是关注，曾为《丛书书目汇编》、《书目长编》等作过评语。20世纪50年代里，他担任政府文化部门的领导工作，对图书馆和目录事业更加关怀。如，经他的指示，文物局在北京团城承光殿及北京图书馆，举办过多次的图书展览；1956年，他在《人民日报》上以《漫步书林》这一总的标题，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图书馆学和目录学方面的短文，这些对我国目录事业的发展都起过积极的影响。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