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在经济领域的贡献

第二节　回族在经济领域的贡献

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回族人民为伟大祖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商业贸易、屯田垦荒、农牧手工、交通运输，乃至现代企业，他们的成就都十分显赫，在商贸领域尤其突出。回族及其先民是举世闻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的开拓者，也是沟通祖国内地和边疆的茶马古道的主要经营者。他们的商贸活动为中国的商业发展，尤其是对外开放和世界贸易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一、梯山航海，万里营商——辉煌的回回商业贸易

也许是源于阿拉伯人善于经商的禀赋，从唐宋时期的回回先民开始，善于经商就一直是回回人的一个主要特征。

1.“丝绸之路”的开拓者——沟通世界的回回商人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丝绸最具代表性。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沿用至今。中国的丝绸除通过横贯大陆的陆上交通线大量输往中亚、西亚和非洲、欧洲国家外，也通过海上交通线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国。因此，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横贯东西的陆上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后，有的学者又进而加以引申，称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路线为“海上丝绸之路”。后来，中国的陶瓷和西方的香药成了这条路上的主要贸易物，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瓷器之路或香料之路。

回回先民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开拓者。番客、胡商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穿行者，他们主要活动于唐都长安以及开封、洛阳等地。长安的西市是胡商交易的集散地，各种店铺林立，其中阿拉伯、波斯商人的胡店、波斯邸、波斯店最引人注目。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强盛，公元8～9世纪，阿拉伯、波斯商人垄断并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这一海上通道。唐政府在广州、福州、扬州设市舶司。晚唐时泉州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与广州、交州、扬州并称东南四大贸易港。“波斯舶”“西域船”出入各大港口，番客、胡商穿行于城市，香料、珠玑流通于市肆，构成了一副繁荣的商业贸易图景。

宋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番客、胡商更为活跃，各处番商中大食（阿拉伯）商人最为活跃，宋人著作中记载“诸番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中不少番客、胡商居留中国，成为回回先民。广州、泉州、杭州是番商活跃的三大主要城市。

宋代番商经营的商品更为丰富。文献记载，阿拉伯商船常“并载香药、宝石、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大宗香料进口的“香料贸易”成为宋时海上贸易的主要货物。

元帝国建立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陆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为回回商人的东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元朝由回回商人掌管的海上贸易也极为发达。元代的回回商人利用其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和元政府对商业的保护政策，充分发挥其善于经商的特点，除了沟通东西方的贸易外，回回商人的足迹遍布全中国的大小城镇，他们将各种货物在全国各地贩运，从南方港口城市到漠北草原，回回人在沟通南北经济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元代的海上贸易极为繁盛，且市舶司为回回人掌管，回回商人利用其政治和经济优势基本控制了元代的海外贸易。回回商人蒲寿庚为元代海外贸易的繁盛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蒲氏家族将唐宋以来的海外贸易至元代推向鼎盛。继蒲氏家族之后，担任市舶司提举的还有马合谋、沙的、赡思丁、木八剌沙、哈散、倒剌沙、八都鲁丁、亦思马因、暗都剌、忽都鲁沙10名回回人。另外，蒲氏家族的女婿，元初著名回回巨商佛莲，拥有海舶80艘以上，是名副其实的船王。可以说，回回人对元代的对外贸易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明清以来，海上丝绸之路陷于委顿，除了郑和下西洋沟通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外，海上贸易鲜有发展。但是，回回人依然继承着其先民的商业传统，活跃于陆上丝绸之路，在明清与中亚、西亚以及与西北民族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继续为中国的商业贸易贡献力量。

2.“茶马古道”的经营者——挑战世界屋脊的回回商人

回回先民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同样也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开拓者和经营者。自元明开始，回回商人就开始了连通内地和藏区的贸易，明清时期兴盛，近代尤为兴盛。

丝绸之路上的回回商人以经营丝绸、瓷器、珠宝为主要商品与中原内地进行贸易往来。元明以来，随着番客的定居和中国化，回回人逐渐发展到以聚居区的经济特点为基础，经营农牧产品，和邻近的汉、藏等民族进行经济交流，这是回回人适应环境变化的必然结果。

与茶马古道的三条路线相适应，连通内地和青藏高原的回回人也主要有三支。活跃于青藏线上的主要是聚居于河州和西宁等地的回回人，回回商人凭借其机智灵活的商业头脑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逐渐取得了藏民的信任，垄断了青藏线上的贸易，这给回回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道堂，西道堂以其雄厚的资金和严密的宗教组织成为回藏贸易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而且在长期的贸易过程中，与藏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活跃于滇藏线上的回回商人主要为云南回回马帮。云南回回马帮始于明代，发展和兴盛于清代和民国。回回商人赶马驮货深入到彝、傣、藏、纳西等民族地区，再将各民族地区的土特产运出。云南回族马帮不仅沟通了边疆民族和内地的贸易和往来，而且延伸到泰国、缅甸、老挝、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邻国，开辟了国际市场，促进了中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

穿行于川藏线上的回回商人来源比较复杂，行商坐贾按照地区经营某一种商品，组成了商业帮口，如专门经营茶叶的陕西帮、经营皮革的成都帮、经营麝香的河南帮、经营药材的冠县帮等。

无论是行商坐贾，还是驼队马帮，回回商人以其聪明的商业才智和不畏艰难险阻的吃苦耐劳精神，成了茶马古道这一古代贸易交通要道上的主要穿行者，为中国内地和边疆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促进了各民族、各宗教之间的和谐共处，难能可贵的是将茶马古道延伸成了一条与中亚、西亚等地贸易往来的国际贸易通道，这是继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之后，回族对世界贸易和人类文明交流所作的又一大贡献。

二、屯田垦荒——发展农牧的回回人

蒙元时期东来的回回人以军士和工匠居多，军士屯田是蒙古人的一项重要的军事手段，被编为“探马赤军”而大量签发的回回军士是西北地区的重要屯垦者。随着战争的结束，这些脱离军籍的回回军士“随地入社，与编民等”，在各地落籍屯田，成为中华大地上最早以农业为生的回回人。元帝国统一后，十分重视屯田，回回人成为河西走廊、陕西等地的重要屯田者，为元代经济的恢复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清两朝，回回人仍然是屯田垦荒的主要力量。清代回回人的屯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除了大量内地回民迁居新疆屯田垦荒外，西北回民起义后，大量回民迁徙到今宁夏南部山区和今甘肃的一些自然环境恶劣之地，为了生存，被迫垦荒，客观上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开发。

除了屯田垦荒外，回回人还积极发展畜牧养殖业，为伟大祖国的农牧业的发展皆作出了巨大贡献。

回回人的屯田垦荒在历史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开发了边疆，发展了农业生产，而且巩固了边防，减轻了国家负担和百姓运送军粮的徭役，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各地农作物和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

三、诚信为本、合理分配、诸业并举——回回人的经济观

除了商业贸易、屯田垦荒、发展农牧业等物质的经济贡献外，回族对伟大祖国的经济贡献还体现在经济理念方面。

回回商人能够穿行于中国大地，乃至驰骋于世界贸易舞台，与其基于伊斯兰教信仰的诚信为本、公平交易的商业观密不可分。诚信是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体现在商业贸易中就是公平交易，回回商人在其商业活动过程中努力做到“言语信实，买卖公平，称量度数，不以入加，不以出减，不虚托本利，不谬称好丑，不全己亏人，无讳无匿”。

慈善为本、合理分配是回回商人的又一重要特色。伊斯兰教认为，人的财富皆为真主所赏赐，因此富有的人应该拿出其财物的一部分舍散给穷人，以感谢真主的恩典。在此教义指导下，回回商人大多会慷慨地将自己经商所得的部分钱财用于施舍和公共事务，如捐修清真寺、资助经堂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而且能够促进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公共事务的发展。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回回商人的这种社会责任感值得我们借鉴。

回族在经济方面对伟大祖国的贡献，既有物质的贡献，又有经济理念的贡献。他们不仅穿行于祖国各地，促进内地和边疆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而且驰骋于国际贸易舞台，沟通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回族的伊斯兰教信仰者的身份，使其在从事商业活动的过程中，也加强了伊斯兰教与其他各种宗教和文明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为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对话作出了重要贡献。除了物质的经济贡献外，回族的经济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中国人的经济理念，尤其是在今日中国缺乏诚信的商业领域，他们的商业理念显得尤为珍贵。回族在经济领域的辉煌并不局限于历史，时至今日，他们依然活跃于祖国的各个经济领域，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从农业生产到工业和商贸领域都有不菲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