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在思想文化和艺术领域的贡献

第四节　回族在思想文化和艺术领域的贡献

秉承了世界两大先进文明的回族在缔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过程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回族群体中，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以及将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完美结合的汉文译著家，历代辈出，灿若星辰，他们是回族的优秀代表，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在思想文化和艺术领域的显赫成就是回族对伟大祖国杰出贡献的最好例证。

一、彪炳史册——思想巨匠

我们不能确定，究竟是伊斯兰教的兼容并蓄，还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造就了回族善于思考的特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回族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比比皆是，如元代的赡思、明代的李贽、清代的蒋湘南……其中最石破天惊的思想家莫过于李贽。

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李贽在各个领域的成就都非同一般。

万历八年（1580年）三月，李贽辞去云南姚安知府之职挂冠而去，游学访友，潜心学问，著作颇丰，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易因》《阴阳先生道学抄》等。李贽提出“不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这在明代思想界无疑掀起了一场飓风；李贽将道家也批得体无完肤，他认为道家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虚伪之流。李贽认为“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提出人人皆可以为圣人，将千百年来的封建等级思想踩于脚下。尤为离经叛道的是，李贽高呼:“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称赞武则天的政治成就和卓文君的善于择配，并公然与士绅人家的姑娘、媳妇交流思想，探讨学问，以《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公开宣扬了自己的妇女观。在文学方面李贽主张创作抒发己见，无拘无束的“童心说”，并点评《水浒》《西厢记》等。事实上，“童心说”也是李贽一生的思想和行为准则。

由于李贽对封建礼教大加痛斥，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入狱。李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思想罪入狱，也是唯一一个76岁高龄卧病在床的老人被下狱，在狱中以一把剃须刀自尽。

二、开疆辟土——文学巨人

华丽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学如细密画般深不可测，写意的中国文学似山水泼墨画般朦胧迷离，回族将这二者巧妙的结合起来，创造出神秘又写意的回族文学。回族史上有很多杰出的文学家，如元代的赡思、马九泉、萨都剌，明代的丁鹤年、金大车、金大舆，清代的丁澎、蒋湘南，当代的张承志、石舒清、霍达等（参见第五章第二节）。

回族在文学领域最突出的贡献就是融合了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创造出一套独特的思想和文学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

三、国之大器——史学大家

回族在史学领域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特别值得一书。文化上的高起点和世界文明传播者的角色使得回回人对历史记录有着特殊的敏感性，每到一处回回人总喜欢描述和记录当地的风土人情、地理地貌等。如随郑和下西洋的明代回回学者马欢将下西洋时亲身经历的20国的国王、政治、风土、地理、人文、经济状况纪录下来的《灜涯胜览》，成为后人研究明代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同随郑和下西洋的回回学者费信所记录的下西洋沿途各国风情的《星槎胜览》也是后人研究明代交通史的重要史料；清代穆斯林学者马德新的《朝觐途记》详细记录了其朝觐沿途的地理、风土人情以及见闻，是研究穆斯林朝觐史的重要资料；庞士谦的《埃及九年》则是研究穆斯林学子游学埃及的重要资料。回族以高度的历史敏感性所记录下来的资料成为后人研究回族史、中西海外交通史和国外民族史等珍贵的历史文献。

历史上很多回族学者参与了中国官方史的编修工作。如明代陕西同州回族马自强曾参加编修《明世宗实录》，清代山东掖县回族张端曾先后充任《明史》纂修官和《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等。

当代最为有名的回族修史者当属回族史学大家白寿彝。白寿彝在中国民族史、中国史学史、中西交通史以及中国通史领域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最为重要的是白寿彝系统研究了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史，是中国伊斯兰教史和中国回族史的奠基者和学科开创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白寿彝主修了《中国通史》，由一位少数民族史学家主编《中国通史》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回族史学家白寿彝也因此而彪炳史册。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给白寿彝90华诞的贺信中指出:“您主编的二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中国通史》的竣工和来自国家主席的贺信都是轰动史学界的大事，回族在史学领域对伟大祖国的贡献展现了新的历史高度。

四、灿若星辰——艺术巨星

回族在艺术领域的贡献颇为突出，据穆孝天统计，元、明、清三代有30多位著名的回族画家和书法家。

元代回回人在艺术领域成就最为突出的当属词人萨都剌和画家高克恭。萨都剌，善书画，留下了很多珍贵的书画作品，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他的两幅作品《严陵钓台画》和《梅雀》，是研究绘画艺术的珍贵遗产。萨都剌还著有《雁门集》二十卷，在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元代回回画家高克恭在艺术领域的成就与萨都剌齐名。高克恭的汉文化修养极高，擅山水、墨竹，尤精云山，其代表作有《云横秀岭图》《春云晓霭图》《墨竹坡石图》等。

明清时期回回书画家辈出，最为著名的当属改琦。改琦善画人物、花竹，尤以仕女画最为著名，曾画《红楼梦图咏》50幅，镌版行世，代表作有《张夫人晓窗点黛图》《元机诗意图》等。改琦还善诗词，有《玉壶山房词选》问世。受改琦影响，改琦的儿子改篑，女儿改允绵，都是画中高手，改氏一家当时被称为“改派”，父、子、女三人在清代画坛上同领风骚。

元明清三代回回人在工艺美术领域的贡献也颇为突出。回回人在陶瓷工艺、织绣工艺、玻璃工艺、珐琅工艺、家具工艺、竹木牙雕与百宝嵌镶工艺，特别是玉器工艺等方面，都出现过不少的工匠艺术家。

当代回族艺术家比比皆是，如画家马少宣、京剧艺术家马连良、相声艺术大师马三立、电影艺术家王苹、指挥大师李德伦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回族女画家曾杏绯，擅画牡丹，画家德艺双馨，被誉为“国宝级艺术家”。

回族生活在中国大地上，受汉文化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深入回族人民血液中的伊斯兰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在他们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处处闪现，从而使得回族的艺术作品有别于汉族或者其他民族的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回族所秉承的双重文化再一次显现出了其优越性。

中国著名没骨画家花卉大师曾杏菲的牡丹图　　供图:马建军

五、文明对话——以儒诠经

回族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各项贡献基本都和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的双重背景有关。明清时期兴起的汉文译著活动更是将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的结合上升到理论高度，实现了多种文明之间的对话，推动了伊斯兰教从教义教法到理论体系的中国化过程，这是回族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也是回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学者用中国传统文化阐释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和经籍，寻求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点，学术界将此活动称为“以儒诠经”或者“以儒释伊”，通俗地称之为汉文译著活动。以儒诠经活动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思想理论体系确立的时期。

明清时期从事汉文译著活动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岱舆、马注、刘智、金天柱、蓝煦、马德新等，他们皆学通四教，游走于伊斯兰和儒释道各家文化之间，并将儒释道的思想和理论体系拿来为建立中国化的伊斯兰思想和理论体系服务，展开了中国历史上一场旷日持久的文明对话，为中国思想界留下了一批宝贵的遗产。如王岱舆的《正教真诠》、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理》、金天柱的《清真释疑》、蓝煦的《天方正学》、马德新的《四典要汇》等。（参见第六章第三节）

其实中国思想史上敢于公然否定孔孟之道的第一人，人称“异端教主”的李贽已经开始尝试文明对话了（参见本章第四节）。与李贽所不同的是，王岱舆、马注、刘智等穆斯林学者自觉站在伊斯兰文化的立场上，与儒释道文化展开对话，积极寻求伊斯兰文化与儒释道文化的结合点，他们推动的文明对话活动在中国思想史上属于首创，在世界文明史上也不多见。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会与当地文明对话，但是任何地方的对话都比不上伊斯兰教在中国与儒释道文明的对话。在明清时期汉文译著家的推动下，伊斯兰文明与儒释道文明文明实现了完美的融合，诞生了中国化的伊斯兰文化，不仅成为中国文化中独特的一支，也成为世界伊斯兰文化队伍中特殊的一脉。这是回族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同时也是回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回族生活在中国大地上，却信仰着伊斯兰教，本身就是两种文明对话的产物，双重文化属性决定了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并不局限于某个领域的具体成就，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文明对话高度的对世界文明形式和存在方式的贡献。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与汉文化的和谐相处，有力地批判了“文明冲突论”。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不断，种族仇视时有发生，中国回族的历史也许可以给世界以启发，只要本着宽容、和平的精神，两种文明在一片土地上共存并非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