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技术贡献为主

3.2.1　城际移民的贡献方式：以技术贡献为主

城际移民的异质性Ⅰ，即城际移民对经济发展贡献方式的与众不同。在现实中，城际移民的贡献方式为劳务型和技术型兼有但以技术型贡献为主，这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解释。

(一)定性解释

由于前述跨省人口迁移的两极分化，人口迁入的主要省份尤其这些省份的重点迁入城市近年来人口激增。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带来一系列问题，对移民来讲，其中最严重的是生活资料价格上涨过快，以房地产价格尤甚。以上海市为例，从1998年至2005年，其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增幅巨大，具体情况如表3-3所示。

表3-3　上海市房地产价格指数统计(1998—2005年)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2006》。

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对潜在迁移者和已经迁入的移民影响重大。对潜在迁移者而言，这会改变他们原本的迁移决策，因为迁入地的拉力会被这种生活成本的上升抵消很大一部分，这种情况对普通的劳务型潜在迁移者尤甚，而对那些技术型潜在迁移者来说，如果他们预期这些成本只占其未来收入不大的部分，那么他们的迁移决策则可能受影响不大。对已经迁入的移民而言，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引起的生活成本上升将迫使很多中低收入者离开该地，而这些中低收入者又主要是由劳务型移民构成，他们中的技术型移民所受影响则不大，所以大部分仍会留在当地。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的人口迁移仍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调控，随着迁入地城市人口数量的急剧上升，国家和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它们大多以提高入籍或暂住门槛为方法实现对人口迁入的控制。以上海市为例，根据《2006年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就业进沪评分办法》的规定，只有综合评分达到70左右，才有可能获得上海户籍，而综合评分达到70，一般意味着该劳动者为从教育部重点建设高校与列入“211工程”的上海高校、中国科学院上海各研究所毕业的硕士或者非常优秀的本科毕业生，不仅如此，甚至仅获得上海市的居住证，申请人的综合评分都得达到60。这些日益提高的迁入门槛拦住了相当多的劳务型人口，而那些以高学历为特征的技术型人口则被鼓励迁入。

上述两项原因导致在很多时候，尤其对像上海、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而言，移民的贡献方式虽劳务、技术兼有之，但却是以后者为主。

(二)定量解释

为研究的便利，下文用移民的受教育水平来区别他们究竟是属于劳务型还是技术型。此处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将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移民视为技术型，而将大专以下的移民视为劳务型。

不过，经过这样的处理，问题依旧存在，这主要是因为有关移民受教育水平的统计分析不少，可大抵存在这样三种现象：首先，没有区分乡城移民与非乡城移民；其次，没有和同时期迁入地的人口进行比较；最后，省一级的相关数据极度缺乏，大多研究是依托于某一具体城市所作的小样本调查进行的，或者根本没有对移民是否跨省加以区分。

就第一个问题看，如果没有对迁入者的来源(乡村/城市)进行区分，由于本章主要考察的是城际移民，依照这些数据进行直接计算，移民的受教育水平便会被低估；就第二个问题看，如果没有和同时期迁入地的人口进行比较，则无论说移民的受教育水平高或者低都将是武断的；第三个问题的前半段倒不是很严重，因为这样的研究大多是在主要迁入省份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的，故结论依旧具有普适性——当然，如果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样本调查最好，但后半段的问题则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据其结果按比例对跨省移民的受教育水平大致估算。

沙吉才(1988)利用1986年中国16个省、市、自治区74个城镇的人口迁移抽样调查资料(有效样本数为37717)对移民文化程度的构成进行了分析，该项分析没有区分乡城移民与非乡城移民，也没有区分移民是否跨省，但一方面，他注意到了与同期迁入地人口的比较；另一方面，调查范围与样本容量也令人满意，故此研究很具参考价值，其主要数据如表3-4、表3-5所示：

表3-4　城镇迁入人口现有文化程度构成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1988)：《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124页。

表3-5　城镇非移民现有文化程度的构成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1988)：《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127页。

通过对比表3-4、表3-5的数据，很容易发现移民的受教育水平高于迁入地人口受教育水平的事实，此处不再赘述。考虑到该项研究没有区分乡城移民与非乡城移民，如果将样本中的乡城移民去掉，则剩下的移民，即城际移民样本的受教育水平可能还会高。

至此，本书已从两种角度说明了城际移民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方式虽劳务与技术兼有但以技术为主的特征，这导致本章讨论的移民和第二章中的农民工具有很大差别，下文将对这些差别给迁入、迁出地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具体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