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新建
先父任乃强(1896—1989)教授一生笔耕不辍，涉猎广泛，在藏学、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文献学和文学、农经学等诸多领域，都有重大建树和深远影响。先父的后半生遭遇坎坷，长期没有助手和学生，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表著作的机会，作为他爱子的我，便自然地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成了他的学术助手和学生，帮他查阅资料、整理著作。这使我不仅能耳提面命亲聆他的教诲，也深刻地感受到他治学的博大与执着。在长期耳濡目染父亲之治学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他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二是他筚路蓝缕勇于创新的治学态度，三是他穿透人文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独特视野。
先父一生致力最多的是康藏研究。他曾说自己“六十年来，所有论著，莫不围绕康藏民族问题”。事实上，他不仅以《西康图经》等成果“开康藏研究之先河”，即使在他晚年所撰的名著《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也大量地涉及有关康藏之研究。他晚年写的另一部长篇专著——《周诗新诠》中，还根据康藏封建农奴社会与殷周社会的相似特点，以“礼失而求诸野”的方法，将藏、彝民族中保存的一些古老风俗与《诗经》中的“二南”“国风”等篇章进行比较研究，对《诗经》作了新的诠释[1]。
先父在康藏研究中，始终坚持“经世致用”的精神，始终贯穿着维护国家主权的强烈爱国情怀、促进民族团结的真诚愿望、开发藏区造福人民的终极目的。这在他关于西康建省的研究成果中得到集中体现。本文拟以先父在西康建省前后所做的研究和贡献为例，聊见他的研究特点和“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并以此作为先父仙逝二十周年的纪念。文中除依据有关文献等公开资料外，还引用了一些未发表过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口述资料[2]和先父的回忆录——《筱庄笔记》[3]。
一、西康建省的历史背景
“西康”一称，缘于清末西康建省计划，在此之前这个地区称为“川边”。宣统三年(1911)闰六月，“川边”地区完成“改土归流”后，代理边务大臣傅嵩炑奏请以“川边”地方建省，关于这个新省的名称，他提出“边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拟名曰‘西康省’”。[4]自此“西康”之名开始出现。
傅氏所谓的“古康地”，指的是藏族传统地理概念中所谓的“康”区(清初汉文文献中称为“喀木”)。“康”不是一个行政区域，而是一个地理概念。从文化的角度看，可以算是藏族三大文化圈之一。“康”区的境域，大体上包括鲁共拉山(或丹达山)以东[5]、大渡河以西、巴颜喀喇山以南、高黎贡山以北一带地方。
“川边”在清代原也是一个地理概念，泛指四川省属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任命赵尔丰为“督办川滇边务大臣”，管理这一地区后，“川边”变成为一个相当于省级的特别行政区域名称。到清末时，“川边”(即边务大臣管辖地区)的境域包括今四川甘孜州和西藏的昌都地方，以及西藏林芝地区和四川阿坝州的一部分地方。以“川边”与“康”的地域相比较，“川边”虽然未涵盖“康”的全部地方，但却已奄有“康”的大部地方和康文化的核心地区。故通常也有将“川边”地区称为“康巴地区”或“康藏”。傅嵩炑提议将“川边”地区改名为“西康”，即依据此。
“川边”在地缘上正处于川、藏、滇、青、甘五省(区)接合部。北控甘青，南扼滇边，西联西藏，东通四川盆地，对四方具有高屋建瓴之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历代中央政府治藏的战略中，该地区具有“桥梁”“纽带”和“依托”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侵入西藏，“西藏问题”出现。川边地区也成为帝国主义与西藏分裂势力觊觎之地。他们利用清政府衰落、土司势力膨胀之机，凭借川边与西藏在宗教上的传统联系和“瞻对赏藏”的地缘关系[6]，竭力染指川边，严重危及四川与康藏地区的安定。在这种形势下，清廷出于“固川保藏”的目的，做出了“经营川边，建立行省”战略部署[7]，任命赵尔丰为边务大臣，大力经营川边地区。到宣统三年(1911)，川边地区全部完成“改土归流”，各项建设措施已见成效，初步具备了建省的基础。是年闰六月，傅嵩炑按赵尔丰的指示，向清廷呈交了“建立西康省折”，奏请以边务大臣所管之地，建立西康省，以“守康境，卫四川，援西藏”。所拟西康省的境域是:“东自打箭炉起，西至丹达山顶止，计三千余里;南抵维西、中甸，北至甘肃、西宁，计四千余里。”[8]但这一建省计划因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倒台而未能实现。
民国初，在“川边”设“川边特别行政区”，置34县，以川边镇守使管理。[9]1917年类乌齐事件后，藏军相继攻占类乌齐、昌都等金沙江西岸的13县和江东的德格、邓柯、石渠、白玉等县。“川边”之境仅剩十余县。1925年，北京政府改“川边”为“西康特别行政区”，任命四川军阀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自此“川边”正式改名为“西康”。但西康建省之事却迟迟未行。
其实，关于西康建省的呼声自民国始创以来就一直不断。但因民初以来，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的支持和鼓动下先后三次派兵东犯，占据了西康的很大一片地方，康藏界务问题一直未能妥善解决。另一方面，民初以来，四川长期处于军阀混战之中，当政者无暇顾及西康建省问题;加之英国又向中国政府迭次施压，要求中国政府不要在“内藏”地区建省[10]。故建省之事几经酝酿，均无成效。1926年，刘文辉打败刘成勋，接管了西康地区后，在成都成立“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于总部设边务处，总理川边事务。后又于康定设“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处理西康日常事务。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命令，要求“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西康各区，均改为省，依照法令组织省政府。”[11]但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边防总指挥的刘文辉，却不急于应对西康建省之事。刘文辉之所以不热心于西康建省，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时值国内政局动荡之机，刘恃拥有全川70余县，势大财足，有意问鼎中原，无暇西顾边地;二是当时刘对西康的情况了解不多，心中无底，加之康、藏界务纠纷不断，战祸连结，地方不安靖，他担心建省条件不具备。刘文辉虽不热心于建省，却命边务处长胡子昂招请各方面专家考察西康情况，以备将来之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先父开始涉足康藏地区，并以其调查研究之丰硕成果，为西康建省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二、以深入的实地考察研究成果，为西康建省奠定理论基础
(一)首次涉足康藏之考察成果
早在1928年，先父撰写《四川史地》一书时，就深切地感到前人关于“川边”的记述与研究极为稀少，且痛心于“西姆拉会议”时，我国“当政者对于康藏部分之形势与建置沿革，皆不明了。但凭英人所制致简略之地图，为讨论依据，所言地方，悉甚含混。”[12]有关政府官员，甚至连一些地名在哪里都搞不清。他从乡土史地的研究中总结出:川边占四川大半面积，地旷人稀，发展落后，但战略地位重要，治藏从来皆依托这个地区，当今要巩固西陲，“首当开发川边民族地区，消除边腹民族之扞格及经济发展之差异”。[13]因而萌发赴康实地考察研究的愿望。恰好此时同学胡子昂来信邀他赴康考察，于是自1929年5月起，至1930年4月，他到西康地区进行了为时近一年的考察，先后考察了泸定、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瞻化(新龙)、理化(理塘)、雅江等9县，风餐露宿，步行千里，“所至各县，皆周历城乡，穷其究竟。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民俗、山川风物，以至委巷琐屑鄙俚之事，皆记录之;益以自所观察造化之所现示者。”[14]
在这次考察中，他对筹建西康省做了三项重要贡献:一是他通过实地踏勘，运用圆锥投影法测绘了各县的地图14幅，使这些地区第一次有了较详尽和准确的现代地图，各县有了明确的各行政区划与四至标识，有了较准确的地形图，为后来西康建省时设县区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二是在这次考察中，他详细调查和分析了各县的自然环境、地质、土壤、气候、物产、农牧业、商贸、交通、财政、教育和人口、民族、社会、土司、吏治、城镇、宗教等情况，评估了各县的发展潜力，指出了交通问题是西康开发的关键;改良传统生产方式，引进和推广优良品种是西康农牧业发展的途径。除了将“视察报告”详陈当局外，还在《边政》杂志上公开发表，引起各界的关注。三是他根据调查研究提出了《改善雅砻江渡船计划书》《道、炉行船计划书》《开办康、泸、丹三县茶务计划书》等项建设计划，并对西康邮政、电讯、公路甚至铁路建设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这些都是过去没人深入考察研究过，也从没有人提出过的，发表后使人耳目一新，对西康有了新的认识。据说，当先父的头两篇视察报告被胡子昂送呈刘文辉后，立刻引起特别重视，刘对胡子昂说:“从来还没见过这么详尽踏实的报告，以后他的报告每篇都要交我看!”[15]刘文辉虽如此重视先父之报告，但因忙于平息宁远羊仁安之乱，当时并未对先父所提建议认真施行。
(二)“边地最新之良志”——《西康图经》问世
1933年，刘文辉在与刘湘的“二刘之战”中惨败，率余部退据雅安，西康成为其后方依托。这时，刘文辉才决意全力经营西康，积极筹备西康建省。但此时的西康，金沙江以西十余县己为藏军所据，仅存有15个县，人口不过30万，且地方贫困，粮不足以养吏，税不足以敷用，缺乏建省必要条件。因此，关于西康有无必要建省，省境应包括哪些地方此类问题，朝野群议分歧，莫衷一是。同时，英帝国主义和西藏地方政府也藉界务问题，竭力反对西康建省。针对此情况，先父相继在南京《新亚细亚月刊》上发表了《西康图经·境域篇》《西康图经·民俗篇》《西康图经·地文篇》三部专著，为西康建省提供了理论上的有力支撑。
在《境域篇》中，先父以翔实的资料，对西康境域变迁沿革作了详细考证，论证了西康建省的合理性、必要性，并以深入的分析为基础，对“理想的”建省境域、省会选址等提出了规划，特别是提出了:欲使西康形成建省规模，则应将雅安、西昌等相邻的人口较多、粮产较丰的地区从四川划入西康。这为后来西康省境包有雅、宁两属提供了依据。
在《民俗篇》中，他针对时人对康藏民族和风俗文化的隔膜和误解，客观真实地介绍了西康藏族的社会、文化和习俗，以及康藏地区藏、彝、汉等民族长期和睦共处的情形。当时有一部名为《西行艳遇记》的游记在京沪地区十分流行，书中对康藏地区的风土民情描绘有许多荒诞不实和诬蔑歪曲之处，误导了不少人，《民俗篇》对此作了有力的批判和纠正，这对沟通汉藏文化，增进民族关系起了很大影响，也为西康建省奠定了文化基础。
在《地文篇》中，他首次以现代地学理论，全面地研究了西康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为西康建省在地理和物产配置方面提供了理论基础。
《西康图经》的发表，引起了当时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素无交往的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传贤亲笔为该书作序，并誉其为“边地最良之新志”，“自来志书中罕有其比。其指示研究地方史地者以中正广大之道路者，尤为可贵”。[16]时在南京蒙藏委员会的委员格桑泽仁，阅后到处向人推荐此书。[17]至于学术界和关心藏事的人更视此书为经典。由于此书的广泛影响，书中的许多观点和研究成果都成为后来西康建省的依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康建省的进程。
三、规划设计建省方案，提出重要决策建议，促进了西康省的建立
“九一八”事变后，西南各省成为抗战之大后方，巩固康藏地区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时局促使国民政府下决心将西康建省之事付诸实施。1934年底，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为委员长，组建“西康建省委员会”。但当时的西康只有19县和1个设治局，人口仅有30万，每年赋税收入只有50万元左右，产粮仅够原地人民生活，根本无法供养政府人员，无论从人口、财政、粮食上来看都不足以建立一个省。因此，怎样建省，如何解决建省中的人口、粮食、财政困难等成为首要问题。对此，先父以其丰硕的研究成果，做出了许多人所不晓的重要贡献。
(一)拟定建省大纲和相应的实施计划
西康建省必须有巨大经费保障。建省委员会组建初期却迟迟没有经费支持，清代以来川边地区的经费均由四川拨给。刘文辉任四川省主席时，曾经决定每年由川省拨200万元给西康地区。1934年，刘湘主政四川后，败退西康的刘文辉很难再得到川省资助，且因其原有的宁、雅两属地区划归四川而失去自身经济基础，故西康建省只能寄望于获得国民政府的大力经济支持。但当时行政院对西康情况盲然无知，心中无数。蒋介石对刘文辉也不太信任，不愿提供过多经费。因而，在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初期，仅得到国民政府每年1万元的经费，诸事均难以开展。在此情况下，唯有提供有理、有据、有措施的建省工作方案和项目，打动中枢，才可能争取到中央政府的财力支持，进而推进建省工作。然而当时刘文辉身边只有少数军队亲信和一些政客，大都对西康情形缺乏深入了解，对经建问题更多无研究，讨论多次仍拟不出适当的计划书。这时，刘文辉想到了先父，便派他的亲信姚仲良到重庆找到先父，请求他帮助拟定有关建省计划和向中央政府的报告。
先父在《筱庄笔记》中对此记道:1935年3月“刘文辉听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进藏主持达赖坐床，想写一本经边计划书交与黄，带回南京去以申请一笔建省经费。但他和他当时身边的人，都不太了解川边真实情况，写不出一套能说动人的方案来。这时派帮他奔走的从前的电台台长姚仲良来找我写。却不知我在哪里。后通过韩文畦找到我，说刘自公现在已经决心经营西康了，希望我能开出一些办法。并附上刘请我代拟《川康边政施行计划书》的信。我推托不过，同时也想将自己多年的一些想法表达出来，于是鼓勇作了他一个义务秘书，拟了五点计划……题目如此，内容却很不空洞，连篇累牍，简直像一本小书。还附了一封信，劝刘老老实实专力于搞好西康”。
三个月后，姚仲良又找到先父，转达刘文辉的感谢，说计划书已交达行政院，引起了中枢的重视。又说，刘文辉即到峨眉山受训，请再帮忙代拟一份《条陈经康大计》的报告，在受训时当面呈交蒋介石。内容与前文大致一样，但要简要些。先父于是将前文内容稍作修改，略写为三千多字，寄交给刘，带至峨眉。
在这两份经康计划中，先父指出:“复兴中国之基地既群属意于四川，则拱卫四川之康区即为复兴中国之后劲。经康之要领，端在完成省制以定治权。然全康人口仅三十余万，交通闭塞，语文隔阂，产业幼稚，宝藏未启，财用拮据。兴革之宜，万端待理。全面建验则财力实所不胜。是故建省之先，必须解决五事:一曰改善交通，二曰整顿吏治，三曰精练防军，四曰同化边民，五曰开发利源。”在这两份报告中，着重强调了改善交通与整顿吏治两项。关于交通问题，先父提出“西康统治之困难，由于交通之梗塞。改善交通为西康建省各项工作之重，当前尤须先解决川康交通问题”。他拟出了建设雅安至康定、康定至丹巴、巴塘至康定、冕宁九龙至康定、甘孜逾雀儿山至德格、德格沿金沙江至得荣中甸等11条公路的方案。还提出了在大渡河、鲜水河、金沙江、雅砻江四个河段建设航运的设想和在康定榆林宫、甘孜、理化(理塘)、泰宁(八美)“宜筑机场，飞行全康各地”的计划。关于吏治，他认为由于语言文化隔阂，地方官民关系疏远，政令难以深入民众，于是提出开办“边政学堂”和“夷民学校”“汉夷语学校”。先父还提倡推广双语，沟通汉藏文化，大力培养懂双语、谙边情、有科学和经济建设知识的人才，充实各县。同时努力争取喇嘛教活佛大德，优崇以职，以让他们发挥“宣化”作用，增进民族关系。
先父所拟的这些计划，成为西康建省的基本构架，后来大都被相继采用施行。唯有公路方面，因财力技术不足，只修了雅康公路(未竣工)和一些骡马路。但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公路大多已陆续修建，其线路亦基本与先父所拟相同。至于所提的康定机场，建省时曾派人作过勘测，20世纪40年代开辟“驼峰航线”时，空军曾派人又做过勘测，但均未动工。[18]十八军进藏时，曾选甘孜修建机场，或即因有此历史缘由。
这两份报告，无疑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当局产生了影响，加快了西康建省的进程。报告呈交后不久，即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就在雅安正式成立。建省委员会成立之初，只有刘文辉等7人。不久委员张铮病故，刘文辉推荐先父补为建省委员。先父在《筱庄笔记》中关于此有如下记述:“(交稿)大约一个月以后，我接到姚仲良一封信，说:张铮死了，刘自公立即电请国府以吾兄补任，国府已回电照办了。同天，重庆报纸已登载出来。于是我结束了江安省三中之事[19]，到成都会见姚，才知道建委会还在雅安，实际是只成立了个衙门，并无公可办。刘也仍驻在军部。第二天我去就职，刘召集他全部属僚到建委会召开一次大会，他在会上说了一大篇‘我们科学知识不行，还大大需要一批人来合作’的话，显然是因为他的旧部属不满意把张铮之缺补了我的原因。我出门去拜会他的部下和各部门，他们态度都很冷淡，我感到自己此来处境很孤独。后来，刘在峨眉受训时的秘书胡宇光告诉我说:张铮死讯刚传到峨山，李光普、唐永晖、余如海、段升阶等推荐黄隼高的电亦同时到了。刘嘱他拟电荐我补缺。他将那些自己求补和荐黄补缺的一叠电报交给刘看，问是否还再考虑一下。刘说:‘夜长梦多。你赶快把电发出去吧!’当时胡想不通，刘怎会把那些自己心腹功臣撇开，用了你这个位卑无势之人!”
刘文辉之力荐先父，并非与先父有何私交，只是因为先父熟悉康情，建省的有关计划多为先父所拟，以后建省各项计划尚须依靠先父出力，才把他荐到建委员中来。其实就个人关系说，刘文辉甚不满先父的清高与刚直。故1939年西康省正式建立后，即将先父排除于省府之外。
(二)以有力论证，争取到将宁、雅两属地区划入西康省，使西康省具备必要的建省条件
宁、雅两属地区，原为刘文辉管辖地方，人口较多。宁属地方在安宁河流域，盛产粮食，又富矿藏;雅属地方是边茶主产地，茶税颇丰。刘文辉倚之为财政基础。若将宁、雅划入西康，可在人口上、经济基础上使西康具备建省规模。但1934年，蒋介石为围剿红军，改四川为防区制，以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将宁、雅两属地区划给四川省辖，设立了四川第十七、十八两行政区。此时若再划给西康，不仅牵涉政区衰更的麻烦，更涉及各方利益，阻力颇大。早在建省委员会成立之前，刘文辉即请求国民政府将宁、雅两属地方13个县划入西康，未获批准。建省委员会成立后，刘文辉更以建省需要向中央要求划归宁雅二地，但此时刘湘等四川军阀各据一方，以种种借口拒绝将宁、雅划归西康。国民政府昧于情势，又碍于川省反对，对宁雅归康问题迟疑未决。倘若宁雅归康之事不行，则建省计划终将落空。1938年春，刘文辉准备赴汉口见介石，只得又求助于先父写一“以充分理由，说明宁雅必须归康”的报告，对此，《筱庄笔记》记述说:“1938年春，姚仲良从成都来康，谓蒋介石已决定次年元旦成立西康省政府，刘嘱我赶紧拟出划界方案，将宁雅争到西康来，否则就来不及了。宁雅两属归康原本是我最早提出来的，此事自然义不容辞。”于是先父为建委会撰写了一份《西康建省委员会实施工作计划书》，由刘文辉署名，呈报上去。
这份实施工作计划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建省前亟当解决事项，二是“建省后亟当推行事项”。在建省前亟须解决的事项中，先父提出了“省境之划定”“交通之改善”“经费之划拨”和“人才之储备”四事。其中，着重于宁雅归康问题。他从民族分布、历史沿革、经济关系、政治需要、地势形便等五个方面，有力地论证了宁、雅两属地区划归西康的理由，分析了这样区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指出宁雅两属归西康不但有历史依据、现实需要、地理利便，还有深远的政治、经济意义。他分析道:宁远地区“平原低暖，四时温和，农业发展未有限度，适为川边之天然谷仓。其与西康皆因地旷人稀，合建一省，则农牧互济，共臻繁荣;分割两省，则西康将因缺乏粮食而竟归荒寂，宁远将因粮食过剩而农业不振。所谓合则两利，分则两败”;雅属地区“历为西康出入内地之门户，输入文化之总口。尤有要者，康藏经济生命唯系于茶，雅属为边茶出产中枢，划隶康省者，则便于瞻察西藏需要情形，随时改良制造，伸缩货量以资发展。划分两省则难免隔膜凿枘之弊。故据经济上言之，西康非宁远不足以自存，非雅属不足以发煌，而宁、雅离康亦失其经济上重大之便利。”而且宁雅划入后，西康将成为藏、汉、彝、回等民族共居区，可以增进民族关系，促进文化交融，增强新政的“下层动力”，巩固西康政治基础。据此，他提出川、康两省应“以邛崃山脉与大凉山脉之脊为其省界……西康省境包有康区18县，宁属8县，雅属6县(汉源在内)，与金川1县3屯，共为33县3屯。将来可发育为36县，人口、财赋足与内地20中县相当。省会康定适居全区正中，策应既便，省政不难施行也”[20]。
在交通改善方面，他在计划书中着重提出了建设康、宁、雅三区14条公路的计划(在以前方案基础上，加上宁属地区的3条路)。
在经费方面，计划书以清末赵尔丰经边的项目经费为依据，向国民政府提出自川省年拨400万元，以供建省之需的要求。
此计划书上报行政院后，刘文辉又于1938年4月到汉口晋见蒋介石时，当面呈交了这一计划书，“力陈宁雅划归康省之必要”。蒋终于应允了西康建省委员会所要求的“疆域之调整、财政之援助、交通之改进”三事。当年9月1日，行政院下令将四川第十七行政区的雅安、芦山、天全、荥经、汉源、宝兴6县和十八行政区的越西、冕宁、西昌、会理、宁南、昭觉、盐源、盐边7县，以及十六行政区(即阿坝地区)的绰斯甲土司地方和金汤、宁东2个设治局，正式划归西康建省委员会管辖。西康之境至此包括34县，建省规模得以具备。次年元旦，前后迁延三十多年的西康省，终于建成。
四、为西康省的开发建设殚精竭虑，努力贡献
先父的康藏研究，始终立足于开发建设康区这样一个根本目的。担任建省委员后，尽管在政治上遭到排挤，仍殚精竭虑努力致力于西康社会经济和民生的建设。这期间他主要作了以下几方面的贡献。
(一)对西康交通问题做了深入调查研究，对西康交通建设作了较全面的规划
先父提出了个西康省14条公路建设方案，其路线绝大多数都是他经过亲自踏勘调查而提出的。他曾先后两次对川康公路的关键地段——天全－泸定段进行了实地踏勘，攀藤附葛，爬越悬岩，历尽艰险，探明了二郎山通道和马鞍山通道，比较了其优劣，为当时的川康公路和新中国成立后川藏公路的这一路段，选定了路线;他还是最早提出和亲自勘探过西康机场和西康铁路者。1937年他与一名技师沿炉城到新都桥、塔公一路，实地踏勘和选择适宜修筑飞机场的地方;他还根据自己踏勘的结果，提出了康定经石棉到乐山的川康铁路方案[21]。关于交通方面的详情己有不少文章谈及，在此不再详述。
(二)创办牧站联营，努力解除康地人民的“乌拉”之苦
西康过去凡官吏出差、粮饷输转等运送事情，政府恒令各地土头派遣人民、牛马，支应“乌拉”。支乌拉者不仅人身不堪劳累，牛马等生产工具也损失惨重，且得不到报酬和补偿，经年累日，人民痛苦不堪。赵尔丰经边时已深感“乌拉”之弊，曾下令改革乌拉制度，限制摊派，要求给予一定“脚价”，但实际未能推行。先父在康考察中，深刻认识到人民支应乌拉之苦，因而自1930年起，就曾几次向刘文辉提出废除乌拉，实施牧站联运的建议，但未引起重视。及任建省委员后，他再度提出“开办牧站联运，以期永废乌拉”的议案，才得到通过。刘文辉也拨专款以启动。先父所设计的牧站联运办法是:在西康各交通线上，选择水草较多的地方，建立若干台站，购置一定牛马，以专人管理，平时就地牧养，有任务则提供运输，收取一定运费养站。每站只负责运一定里程，以后由下一站续派牛马承运，这样站站相接，形成运输线网，以解决关外运送的问题，永远废除乌拉制度。牧站联运初由政府办，正式运行后实行公司化经营。他自任主任，主持其事，亲自勘查道路，选择站点。购买牛马数百头分至各站牧养;招募30余人，开办训练班培训，结业后分配至各站。他首先开办了康定至泰宁(今道孚八美)和丹巴的联运，废除了这两段路的乌拉。一时民皆称颂。但正式开办不久，他即被排斥于新成立的省政府之外。新任交通厅长叶秀峰派人接管牧运公司。接管之人将资金与人员挪去采金。牛马饿死很多，牧站相继倒闭。先父痛心已极，曾为此在大会上当面指责西康当政者。
(三)纠正雅茶由海道经印输藏的错误决策
藏族人民嗜茶，茶像粮食、奶肉一样成为生活的必需品。雅安地区各县历来是输藏边茶的主要供应地，西藏用茶的90%、甘孜藏区用茶的全部，都来自雅区。而康定也因此自明末以来成为边茶贸易的重要集散地。清代以来在此设立茶关，征收榷税不菲，西藏用茶，包括清廷赏给达赖的每年一万两的廪饩银也折成茶叶，到康定来购运。故边茶贸易不仅成为川边地区财政的主要收入，而且对于加固西藏与祖国的依存关系、促进汉藏贸易与民族团结有着重大意义。川—康—藏茶马古道，也因此在经济上、政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纽带作用。民国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西藏分裂势力的破坏，西康与西藏界务纠纷严重，国民政府治藏面临特殊的困难。这时的川康、康藏边茶贸易关系更显重要，纽带作用更加突出，对于治藏来说，实际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自清末起，英帝国主义就曾以印茶输藏，企图破坏这一纽带。但未能得逞。西康建省之初，西藏地方政府听从查理·贝尔等人教唆，向中央政府提出:希望今后雅茶运藏，不经西康，改由海道经印运藏。其理由是:从雅安用木船运到乐山，再改以汽轮经重庆运抵上海，然后从海道运至加尔各答，再以铁路运至大吉岭，转以牛马运至拉萨，全程不过20日可达。比起从雅安经康定、昌都至拉萨，全靠人背牛驮，长达数月来，可省去许多费用与时间。这一要求表面看似合理，实则是英帝之恶毒阴谋。因为一旦边茶改经印度入藏，则英印当局即可通过海关控制边茶贸易，挟制川、藏供需两方，阻挠和隔断西藏与祖国的依存关系，为分裂西藏创造条件。但“南京那批昏庸门的官吏，不虞其为英人所教之毒计，反以为事成便于雅茶销藏之商业。率然便批准了。敕令西康建省委员会转饬茶商遵行。那时建委会刚至康定不久，设有民、财、教、建、保安五科。财政科接办，知道这将使炉城关税收入年短少一百余万，占全康总收入一半。便以此去电反对。南京复电是‘事关定案，仰遵前令办理’十字。再请示刘文辉，刘电‘誓死力争’。财政科长李先春请教于茶商们，提出以前清旧制作理由。发文去后，被回电申饬不准。如此三次去争，回电竟是‘已迭电令，勿庸妄渎’的严斥。刘文辉叫他们把全案送到我处，请我酌处。我把前后看了，拟了三条理由，交财务科缮成书面发去，航寄后不到一个星期，已得行政院电云:‘已饬藏商仍由炉城购运矣’。半个多月后，收到正式批复称‘所陈深具远见卓识，自当采纳。已饬藏仍旧康定购运矣’。”[22]先父所提的三条理由，主要从维护国家统一、抵制英国阴谋、维系汉藏纽带的战略高度而论，而非从狭隘的康省税利着眼，故能迫使当局收回成命，挫败英人阴谋，保障了西康财政基础，维系了传统的川藏边茶贸易关系。
(四)筹修西康省志，为西康方志事业收集与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
西康省建立后，他退出政坛，担任西康通志馆筹备主任，专心致力于西康文化事业，精心撰写了详细的《西康省通志撰修纲要》，对西康省志的编修作了全面系统科学的规划。为了收集修志资料，发掘西康历史文化资源，他先后对汉源、泸定、天全、芦山、宝兴等地进行了详细地考察研究，发掘了王晖石棺等汉代文物，撰写了《泸定导游》《天芦宝札记》等，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地方风物。他还托进康考察的友人收集新发现的康藏资料，以充实修志内容，扩大外地人对西康的关注[23]。除主持修志工作外，先父还在雅安的西康省县政人员训练班开设“康藏史地”课程，写成《康藏史地大纲》一书。
(五)宣传西康之潜力，发掘和推介康地物产，唤起开发西康之信心
先父有感于国人对西康认识的不足和川康各部门官员对西康开发缺乏信心，在1936年至1943年间，他先后发表了《康藏问题之关键》《西康蕴藏之富力与建设途径》《论边腹变迁与西康前途》《记西康奇药独一味》等一系列文论，阐发西康物产蕴藏丰富、发展潜力很大、有重大开发价值等观点，推介西康的特产，唤起国内各界对西康的关注，吸引内地人士参与西康建设和开发，鼓励康省人员树立对前途的信心。
先父对西康建省的一片热忱和贡献，可谓殚精竭虑，厥功至伟。然而，一介学人处于当时西康一群钩心斗角、各谋私利、贪鄙钻营的政客之间，处境之险恶不言而知。加之先父生性刚直，不谀上、不曲全、不参与党派，认定之事必力争，顶侮当局甚多。因而先父亦被各方面视为“孤傲的”异己分子，遭到竭力排斥。关于此，《筱庄笔记》有这样一段记载:“刘文辉曾对张表方先生说:‘任某这个人，我对于他，言听计从，而他对于我总是看不起!’又说:‘他与所有同事为敌，自己孤立起来，我要庇他也是无法。’他这席话，经张先生转告了我。”
1942年先父正庆幸通志馆筹备工作即将完成，忽被西康当局派人接替，只得告别西康，到成都华西大学任教去了。次年，先父与李安宅先生率华大考察团，曾重返西康一次，此后便再没能到西康了，然而他的心却留在那里，他仍然执着地继续着关于西康的研究。直到晚年，他仍然希望能够再回到魂牵梦绕的康地看看。[24]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倾注了先父那么多的心血，令他一生有着不解的康巴情结。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0期］
【注释】
[1]《周诗新诠》共60余万字，系先父1970年前后所撰，现正待出版。
[2]本文所用口述资料，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20世纪80年代先父接受曾文琼采访的三盘录音带及接受杨鸿儒采访的记录稿，二是他平时言谈中谈及的有关情况。
[3]《筱庄笔记》写于1968年6月至1969年3月，是先父隐居南充乡下岩洞期间所写。记述了他自出生起，至1942年离开西康止的经历、见闻、著述及对社会演变之观察、交往的重要人员的评价。记述坦荡、详细。未公开发表。
[4]傅嵩炑:《西康建省记》，成都:成都公记印刷公司印行本，1912年，第1页。
[5]按乾隆《大清一统志》记载，喀木(康)的境域是:“东自鸦龙(雅砻)江西岸，西至鲁卜公拉岭(鲁共拉)卫界……”但宣统三年傅嵩炑奏请建立西康省时，提出的西康境域则是“东起打箭炉(康定)，西至丹达山止……”而鲁共拉山在工布江达县境，与丹达山相距约三百里。之所以出现这一差异，系当时边务大臣管辖之地，只到丹达山以东(宣统二年赵尔丰护送川军进藏时，已据工布江达。但驻藏大臣联豫坚请清廷令边军退至丹达山以东。于是丹达山成为边与藏之界线)。故傅在建省方案中将康之西界划为丹达山。至于《一统志》中康之东界只划到雅砻江西岸，而未至打箭炉，则是因为康熙三十九年“西炉之役”后，雅砻江东岸至大渡河西岸一带地方，尽入明正土司所属，划归四川省管辖。雍正七年(1729)，清廷设打箭炉厅，移雅州府同知驻此，这一带地方成为川省直接管理之地，被称为“炉边”或“西炉”，以与传统的喀木地区相区别。故乾隆时的《一统志》记喀木之东境只至雅砻江西岸，未将炉边地区纳入。
[6]瞻对，即今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同治四年(1865)川藏合军平息土头工布朗吉之乱后，清廷将该县赏给达赖喇嘛为香火地，命派其三大寺堪布于此“建庙梵修，化导番众”。而西藏地方政府后来却派一代本，率兵数百驻瞻，征收当地赋税。清末，驻瞻藏官逐渐侵夺川边土司权力，干涉川边地方行政事务，酿成川边政局动荡。故光绪二十年(1894)，川督鹿传霖首议“收瞻”，建议清廷将瞻对收回四川管理。但因驻藏大臣文海反对，未果。光绪二十八年(1902)后，清廷又采纳众议，重新决定收瞻归川。
[7]最早提出在川边地区建立行省建议的是时任四川建昌道的赵尔丰。光绪二十九年(1903)，赵向川督锡良提出“平康三策”，其中之一就是“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
[8]傅嵩炑:《西康建省记》，成都:成都公记印刷公司印行本，1912年，第26页。
[9]杨仲华:《西康纪要》，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6(1937)年，第362～365页。
[10]所谓“内、外藏”，是英国在西姆拉会议上提出的荒谬说法，中国政府并不承认。英所提出的“内藏”地方，前后有所变动，大体包括德格、巴塘、里塘、瞻对、打箭炉和囊谦等地，即今四川甘孜州境及青海玉树州的一部分地方。
[11]四川省档案馆:《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0页。
[12]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重印本，2000年，第125～126页。
[13]任乃强:《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自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页。
[14]任乃强:《西康图经·自记》，南京:新亚细亚学会印行本，1931年，第1页。
[15]据《筱庄笔记》记载，是胡子昂亲口对先父转述。
[16]戴传贤:《西康图经序》，收录于《西康图经·境域篇》，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2年。
[17]据《筱庄笔记》记载，1933年秋先父随张澜出川考察，行经南京时，格桑泽仁找到他，向他表达对《西康图经》的赞赏，称他已向各方面推荐此书。有传说称戴传贤之序即系应格桑泽仁之请而作。
[18]康定新城一带旧名“飞机坝”，即缘于此。
[19]先父时正在办理辞去省三中校长之职一事。
[20]参见《西康建省委员会实施工作计划书》，任新建编:《任乃强藏学研究文集》(下册)，第544～554页。但因原手稿未注明年份，只注“代刘文辉拟。报行政院后当年即获批准施行”。编者只知系其任建省委员初作，遂误标为1935年作。现根据《筱庄笔记》和有关文献资料考订，此计划书应为1938年1月，国民政府改组西康建省委员，先父被重新任命为建省委员后所写。即在刘文辉赴汉口晋见蒋介石前，受刘之托而撰。
[21]此铁路方案与现今川藏铁路线虽不同，但与现拟议的由康定至石棉、乌斯河，接成昆铁路的甘孜州快速进出州通道方案则十分相近。
[22]参见《筱庄笔记》之“西进集”。
[23]如邓少琴先生的《西康西吴王考》，即是邓先生受先父之托赴其地考察之作。
[24]1982年，先父曾兴致勃勃地打算与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一同到道孚一带调查金矿。他做好了一切准备，且定了出发日子，但后来杨超书记担心他路上身体不适，劝阻故未成行。那一年他已年近90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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