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目录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1994年以来的中国目录学理论研究综述⁽¹⁾

王心裁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本文从书目情报与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时代与目录学发展理论、国外目录学与中外目录学比较研究、中国古典目录学与目录学传统研究，以及专科目录学的深入开拓等5个方面全面总结了1994年以来的目录学研究。

【关键词】目录学　理论　综述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ibliography Theory

——A Summary about the Study of Bibliography Theory in China after 1994

Wang Xincai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

Wuhan，P.R.China，430072

【Abstract】The author gives a full summary to the study of China'sbibliography theory from the follow 5 aspects: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the study of basic bibliography theory，times and the development study of bibliography，foreign bibliography and the compare study of sina-foreign bibliography，the classic bibliography of China and the bibliography tradition study，and the exploitation of special bibliography.

【Key words】Bibliography　Theory　Summary

1　前　言

1994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说它特别，首先是因为对于中国目录学来说，这一年毕业了首届中国自己培养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²⁾而其中半数研究方向为目录学；另外，这一年也是中国学术期刊(CAJ)收录时限的起始年份。CAJ全文数据库对于本文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与数据保障。在CAJ上以目录学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截止到2006年3月，共有文献930余篇，去除与目录学并无多大关系的文章后，仍有601篇，其中目录学理论126篇，目录学史357篇，书目方法20篇，专科目录学53篇，书目及目录学著作评介45篇。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书目方法，这里所检索到的文献是极不全面的。书目方法涉及文献的揭示与组织以及书目、索引、文摘、综述编撰等问题，如以目录学为关键词，显然就会漏检。不过，本文关心的重点在于1994年以来的目录学理论，所以并未索隐钩沉。从目录学理论的角度，除126篇外，目录学史中有35篇、专科目录学中有10篇理论探讨文章，因而总地来说，共有目录学理论文章171篇。这171篇文章的年代分布如表1:

表1

从目录学论文的年代分布来看，从1994年到1998年，除1996年外，每年发表论文基本上是在平均水平或平均线以上，而从1999年以后，只有2001年和2003年达到了平均水平或在平均水平以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目录学研究在1999年以后出现了下滑情形。尽管如此，中国目录学理论研究仍然在稳步前行，并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创新与发展。下面试分述之。

2　书目情报与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

书目情报这一术语产生于1950年代。美国的谢拉和苏联的沙穆林在他们的论著中曾多次使用这一词语。在前苏联，这一术语还在其国家标准中有了明确的定义。1983年王锦贵在《苏联目录学的状况、问题与前景》一文中将其译为“目录情报”，正式将之介绍给学界。1986年科尔舒诺夫的《目录学普通教程》由彭斐章等人翻译出版后，书目情报概念逐渐成为目录学研究的焦点。1994年以前，人们对书目情报的理解是基于科尔舒诺夫对苏联国家标准ΓΟСΤ7.0-77“内容上是正确的定义”所作的“发展和订正”。该定义称书目情报是“为识别和利用出版物所必需的出版物信息(不论这些信息的提供方式是口头的、阅读的或机读的)”。科尔舒诺夫认为，书目情报是书目概念的出发点，“是以具体的历史形成的形式，在文献交流体系中发挥检索、交流和评价功能的、关于文献的情报”。其间只有少数硕士学位论文对书目情报的结构与功能作过探讨。1995年，彭斐章撰文指出，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的效用信息，是世纪之交目录学研究的基点，是目录学研究中一个新的深度。⁽³⁾王心裁等人发文就书目情报的概念、结构、功能及文化意义作了分析与探讨，认为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的能反映文献存在的效用信息”，书目情报的结构依赖于文献的存在状态。文献有两种存在状态，即文献的物质存在与文献的功能存在。从文献的物质存在来看，文献载体的存在处所及其本身所包含的一些信息构成了文献的形式特征信息，包括文献名、文献作者、文献写作与出版时间、出版者、出版地、文献收藏者以及与载体相关的一些其他信息等。从文献的功能性存在来看，反映、揭示文献内容的提要、文摘、文献介绍、文献述评等构成了书目情报的文献内容特征信息。书目情报的功能决定于书目情报结构本身，并同时受制于文献需求者。从书目情报结构来看，书目情报功能体现在记载、显示文献信息方面，由书目情报结构决定的功能为书目情报的本质功能；从文献需求者来看，其功能表现为文献信息为用户获取，这一功能为受动功能；另外，通过书目工作者的干预可以实现文献与需求者关系的一致化，因这种干预而具有的传递、报导、推荐、评价等功能为其主动功能。书目情报这一概念的出现，意味着目录学微观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⁴⁾柯平1995年撰文首先罗列了欧美学者的书目情报概念，并认为他们所理解的书目情报，无论是与出版有关的信息还是著录所需的信息，都是狭义的，而苏联目录学家则尝试作宏观的研究，科尔舒诺夫更是从书目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实质出发，论证了书目情报是书目体系的核心。柯平认为，书目情报具有有序化、集成性与二次性等特征，能够增加文献的传递利用和价值，而这也就是书目情报的目的所在。他并因而认为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的效用信息。⁽⁵⁾

书目情报不同于二次文献，或者说书目情报只有经过有序化、系统化才形成二次文献。二次文献在某种程度上可看做是一个书目情报系统。《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是柯平的博士论文选题，同题著作1996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柯平以书目情报系统作为一种系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书目情报系统有4种，即以书目成果为中心的书目系统，以书目活动为中心的书目工作系统，以书目数据库为中心的书目情报系统，及以文摘索引服务为中心的二次情报系统。而以书目情报概念为逻辑起点的广义书目情报系统是一个大系统，包括上述书目系统、书目工作系统、书目数据库系统和二次情报系统。从这种广义的书目情报系统出发，他还分析了书目情报系统的类型、结构与功能，书目情报系统环境，探讨了书目情报系统的文献信息控制机制、市场特征、社会经济效益评价等问题，研究了国家书目情报系统建设问题，并展望了未来书目情报系统的发展趋势。该著作以及从该著作中析出发表的多篇论文，如《论书目情报系统的宏观控制》⁽⁶⁾、《书目情报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价初探》⁽⁷⁾、《21世纪书目情报系统展望》⁽⁸⁾等，意味着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的成熟。

书目情报概念的引入导致了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相应变革。这些变革表现在一系列论著的出版和相关概念的广泛使用。书目情报服务是其中最早获得研究的一个。这一概念最先出现在彭斐章等人编著的《目录学》⁽⁹⁾一书中。随后，彭斐章撰写及主编了多部相关专著，如《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¹⁰⁾、《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¹¹⁾、《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¹²⁾等。《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基于广泛的问卷调查与跟踪调查对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特点与规律进行了审慎严谨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书目情报工作效益评价与书目情报服务体系的优化与改革。《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一书总结和发展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书目情报系统理论、文献信息保障机制、书目情报服务体制优化等最新成果，并富有建设性地提出了树立书目情报服务现代化战略意识和形成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的发展思路等时代命题。⁽¹³⁾《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作为一本教材则力求对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问题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论述。这些论著起了重要的开创与引导作用。仅在1994年，关于书目情报服务的论文就有《高校图书馆书目情报服务的探索》⁽¹⁴⁾等5篇。由书目情报概念至书目情报需求结构、书目情报资源配置、书目情报系统控制、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策略、书目情报资源开发、书目情报产业研究、书目情报服务评价与书目情报服务管理等，目录学研究的内容为之一新。这些研究也显示出目录学在信息化社会的鲜明时代特征和广泛的实用价值。

书目情报是联系文献与读者的中介。关于书目情报的研究使得目录学的核心思想从对具体事物的认识上升为抽象的理论认识，从对目录学的深入研究而达到对目录学的整体把握，导致了目录学内容的深刻变化，从而成为区别于传统目录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基于对书目情报和信息理论的认识，柯平认为，应当从信息的角度研究书目情报交流和书目情报控制，揭示书目情报运动规律，以信息理论为基础建立现代目录学新理论体系。⁽¹⁵⁾肖希明遵循认识论与方法论原则，依据目录学理论对书目工作实践的影响和作用的直接程度，把目录学理论划分为目录学理论基础、目录学基础理论和目录学应用理论三个层次。目录学理论基础是整个目录学理论体系的根基，目录学基础理论是目录学理论体系的主干，而目录学应用理论是目录学运用于实践的关键环节，具有直接指导书目工作实践的作用，是最有现实意义的目录学理论层次。⁽¹⁶⁾郑建民把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译为书目信息，认为当代目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其产生与发展是由书目信息服务实践需要所决定的。通过对书目信息现象的揭示与逻辑论证，当代目录学可分成由五个门类、各门类下细分子目构成的层次结构体系，即理论目录学、书目方法论、应用目录学、专科目录学和书目教育学。⁽¹⁷⁾基于对人类书目行为的认识，王心裁认为，人类书目行为的具体体现和过程就是书目活动，而书目情报则是书目活动的核心，书目功能的实现过程就是书目情报传通过程，(现代)目录学就是研究文献与读者间书目情报传通的科学。目录学的基本内容都是由书目情报传通生发出来的(鉴于传通一词的使用率不高，作者后来将其改为传播)。这些内容包括探讨文献、读者、书目情报间关系的关系、整体研究(关系理论)，关于书目情报形成、结构、功能等研究的方法理论，关于书目情报传递服务等研究的服务理论或应用理论，关于整个过程的研究或历史研究，以及关于研究之研究即方法论。⁽¹⁸⁾彭斐章认为，现代目录学是研究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现代目录学的研究与发展可归纳为十个方面:(1)目录学理论基础和方法论；(2)目录学的理论体系建设；(3)目录学的量化研究；(4)书目控制研究；(5)书目情报消费研究；(6)书目情报产业化及产业政策问题研究；(7)目录学的文化研究；(8)国外目录学理论研究；(9)目录学学科思想史研究；(10)目录学应用研究与分支学科研究。⁽¹⁹⁾

3　时代与目录学发展理论

目录学与时代是目录学理论深层次研究的永恒主题。⁽²⁰⁾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属于目录学基础理论。这里之所以单列一节，一方面是基于该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基于目录学界对于该问题研究所取得的成绩。

对目录学与时代较早给予关注的是彭斐章。他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第一批博士生相关课程中即开列有目录学与时代这一主题。正是基于对该问题的研习，一批博士生发表了一批论文，对目录学与时代关系、目录学发生发展的动力、发展道路与趋势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

卿家康较早地探讨了目录学与时代的关系。他认为，目录学时代性的内涵在于，一定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潮等各种因素直接或通过书目实践的中介，从理论基础、方法论、价值观、研究范畴与深度、研究重点、研究方向和学术风格等各个方面影响、规定目录学的发展，从而使目录学体现时代的要求，反映时代的精神，形成时代的内容。凡目录学都是时代的。认识目录学的时代性，把握其时代精神，并自觉地将目录学与时代精神联系起来，使目录学反映时代的要求，形成目录学的内容与风貌，是目录学的命脉所系。⁽²¹⁾黄先蓉认为，时代特征造就了目录学的分化与综合、整体化与科学化。⁽²²⁾王子舟认为，目录学是人类获取知识、信息方法的科学。只要人们对知识、信息获取的冲动与需求存在，目录学就会生存下去。传统目录学与时代发展和谐共振，而近代以来，目录学的局限开始显露。网络时代来临，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获取资料的需求表现出求全、求速、求准与求易的特征。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建立在文献基础之上的书目与书目工作，将日趋数字化、自动化，使人们担心目录学内容会因技术含量过高而逐渐丧失其理论与方法意义。因此，如何面对时代需求而有效推动目录学的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者警醒的问题。⁽²³⁾

王心裁是较早探讨目录学发展动力问题的研究者之一，其1994年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即名为《中国文化与目录学发展研究》，其中关于目录学发展问题的研究以《从古典目录学到现代目录学——中国目录学产生发展演变的轨迹》之名发表于《图书情报工作》1999年第4期。他认为，目录学的演进动力是由多种力相互作用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可分为目录学内在动力和外在文化合力两个部分。目录学内在动力即文献演进力和需求驱动力的相互作用；而外在文化合力则一方面从外对目录学的产生发展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又直接作用于文献演进力和需求驱动力而进入目录学内部。目录学的演进因文化合力的作用而同文化的演进相一致，在演进程度上表现出古、近、现的不同，在演进范围上则表现出从孤立走向综合。在他看来，古典目录学注重文献整理，近代目录学注重读者，而现代目录学则以书目情报连接文献与读者，注重对两者的综合研究。

马芝蓓把目录学随时代进化的内应力与外部推动力之合力称之为目录学的发展能力，以为这种能力包括目录学发展内在动力(目录学自身的规律)以及相关的社会因素形成的合力(相关学科的方法与发展速度、目录工作者的素质、结构、目录学所运用的技术手段、财力支持等)。⁽²⁴⁾

吴平认为，中国古典目录学表现出一种收敛式思维方式，以封闭性、单向性和趋同性为特征，现代目录学则是一种发散式思维，表现出纵横性、继承性与探索性等特点。这种思维方式的创新正是现代目录学勃勃生机的源泉。⁽²⁵⁾

现当代目录学发展到今天，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肖希明认为，科学的指导思想使当代目录学研究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外文化交流给当代目录学研究以重要影响，科学的交叉渗透使目录学的研究内容不断拓展和深化，研究方法的变革使当代目录学研究更加严密和科学，对古典目录学的继承与批判使当代目录学更具有民族特色。⁽²⁶⁾

而现当代目录学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黄先蓉认为，是因为有许多富有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的现代目录学家们以“揭示与报导文献与解决人们对文献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为基点、以“内涵发展”为原则，从把握目录学的发展方向、构建目录学的理论体系、开展目录学应用研究三方面引导目录学走上了一条内涵发展之路。⁽²⁷⁾

彭斐章认为，当今时代对目录学的影响主要是与目录学具有密切关系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科学技术的影响。结合这种影响来探讨目录学的发展趋势，整体化与科学化两点必须加以强调。或者说目录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趋向整体化和科学化。⁽²⁸⁾

徐跃权等人也认为目录学应当倾听时代的呼声，在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实践中研究真问题，做出真学问，并从中获取发展动力。目录学在发展上存在着观念僵化问题。只有把当代科学观念与目录学实际相结合，走产学研相结合，以产业兴学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目录学致用之学的伟大复兴。⁽²⁹⁾

王锦贵认为，信息时代我国目录学领域正面临着三个方面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其一是新生事物如新信息资源的挑战，其二是海量信息一起涌来的巨大挑战，其三是面临“可操作性”的巨大挑战。“书目工作实践理论”研究者不仅直接站在书目实践第一线，直接面对新生事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且基于自身的使命感，还必须就“是什么”和“怎么办”这两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尽快找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切实可行的答案。21世纪目录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处于掉队落伍的窘境。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目录学自身理论，尤其是书目工作实践理论研究薄弱，没有及时跟上形势。书目情报服务的社会功能和信息时代的基本需求，决定这门学科必然会有光明的前途。我们应当加强学术交流，统一思想认识，加强“书目工作实践理论”研究。⁽³⁰⁾

王友富等人从知识组织智能化的角度探讨了现代目录学的发展。文章认为，现代书目情报活动的实质是知识组织，知识组织对分类法的扩充使现代书目情报活动的内在本质得到更深刻的揭示。知识组织智能化将使目录学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出现，使现代书目情报活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知识组织智能化是现代目录学的基本特征。⁽³¹⁾

李锦兰等人认为，电子信息资源的快速增长给目录学带来了巨大挑战。传统目录索引组织传递的信息是固定的、小批量的线性结构的。而电子信息资源无论从文献载体形式、内容特征、传播方式等都与传统文献有所不同，因而目录学对电子文献信息的组织也必须有所创新，即使沿用旧的组织方法，也必须将旧方式方法赋予新的内涵。目前目录学的知识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于电子信息资源的组织管理、分类编目、检索利用。目录学研究者应该破除门户之见，更新知识，积极参与电子信息网络这一庞大的世纪工程中来，为21世纪的目录学的发展开辟一块新的沃土。⁽³²⁾

司莉等人则从网络信息资源组织的角度探讨了目录学的创新与发展问题。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方式有超文本方式、搜索引擎方式、指引库方式、元数据方式以及图书馆编目方式。搜索引擎、指引库等技术秉承了人工书目情报服务原理、方法和程序，是网络环境下书目情报服务的新发展，是网上智能化的书目情报服务系统。超文本技术显示了资源间的相互关系。元数据继承并吸收了文献揭示理论，使其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这些皆拓宽了目录学的应用空间。网络环境下目录学新的知识增长点有:知识组织智能化研究、元数据研究、网络化书目情报服务研究、知识管理研究等。科学地揭示与报道网络信息资源是21世纪目录学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³³⁾

2001年6月，广东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办了一期以“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与目录学”为题的学术沙龙。主持人乔好勤以为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与文献信息资源管理从理论上来说是一致的。目录学研究者们应善于应用目录学原理来控制和开发网络信息资源。网络信息目录控制是目录工作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目录学研究最重要、最现实的课题。对网络信息目录的研究可以叫做网络信息目录学或网络目录学。网络目录学是在网络时代出现的目录学知识体系的一个新领域。⁽³⁴⁾

柯平更进一步提出了“数字目录学”的概念。他认为，要与时俱进，树立开拓创新意识，大胆进行新目录学的探索。既要有“文献”观，发展书目情报理论；更要有“数字资源”观，关注网络世界，发展数字资源管理理论。目前文献信息交流系统已经发展到数字交流环境，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献——读者”的体系，而是“数字资源——知识”体系。对各式各样数字资源的揭示与组织、报道与传播，就成为数字目录学的任务。数字目录学主要有三个研究领域:数字资源系统的目录学研究、数字参考咨询的目录学研究和数字化学习指导的目录学研究。⁽³⁵⁾

4　国外目录学与中外目录学比较研究

1994年以来，对国外目录学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着重于介绍、评述国外目录学家思想与目录学发展，一是立足于比较，探析中外目录学之异同。

程焕文于1994年和1995年发表了两篇论文分别介绍美国当代著名目录学家谭瑟勒与鲍威尔斯。鲍威尔斯是英美目录学界公认的20世纪后半期时代标志人物，在目录学、校雠学和文献编纂学等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³⁶⁾谭瑟勒则是分析目录学的首席代表人物，是继鲍威尔斯之后又一位目录学大师。⁽³⁷⁾程焕文的论文引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全面深入地介绍并评述了这两位目录学及其目录学思想，为国外目录学研究树立了一个榜样。

继程焕文之后，通过大量原始资料的引证，对英美目录学作全面介绍与研究的有王京山。他的《英美目录学的源流与发展》不仅回顾了英美目录学的发展历史，介绍了目录学概念与学科体系的演变，而且重点介绍评述了20世纪英美目录学的进展、趋势与研究热点，最后还探讨了对发展我国目录学的意义。⁽³⁸⁾郑莉莉等人的文章则全面介绍了20世纪80～90年代处于社会与经济变革时期的俄罗斯目录学发展概况，论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俄罗斯目录学理论水平的提高，国家书目、回溯性书目编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克服的困难、取得的成绩，以及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在书目资源储存与利用方面的运用与发展。⁽³⁹⁾其他值得一提的文章有罗丽丽的《西方目录学史:发展历程与基本文献》⁽⁴⁰⁾及肖时占的《国外目录学研究概述》⁽⁴¹⁾等。

在中外目录学比较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柯平曾有多篇文章论及，如《中西目录学比较研究》⁽⁴²⁾、《古代目录学的社会环境比较》⁽⁴³⁾及《十六世纪中西方目录学比较研究》⁽⁴⁴⁾等。2003年他进一步对16世纪以前的中西目录学从起源、发展过程、理论与方法等角度进行了比较，并总结了目录学的发展特征。在他看来，从共同点来说，16世纪前中西目录学皆来源于书目活动，皆受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战争、宗教、文化和科学等方面的影响，但目录学的发展与目录活动的发展并不完全吻合，且皆处于经验描述期，其内容范围广泛，具有不确定性，概念比较含糊等特点。从不同点来说，中西目录学社会因素的影响程度、核心思想、发展道路与发展水平皆不相同。在中华文明影响下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核心思想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西方目录学则是“传播文献”。⁽⁴⁵⁾

1994年以后，陈耀盛是比较活跃的热衷于中外目录学比较研究的学者。从1997年起，他分别发表了《萌芽期的中外目录活动与目录学》、⁽⁴⁶⁾《学术文化信息交流积累与中西目录学之比较研究》、⁽⁴⁷⁾《经验科学时期的中西目录活动和目录学》、⁽⁴⁸⁾《理论科学时期的中西目录活动与目录学》⁽⁴⁹⁾、《目录学知识积累时期的中西目录活动与目录学》⁽⁵⁰⁾及《文化的异质交流与目录学的嬗变》⁽⁵¹⁾等6篇论文。陈耀盛尝试研究目录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他从学科的发展进程角度，认为中西目录学历经了从萌芽期、知识积累期、经验科学期到理论科学期的发展过程。陈耀盛认为，中西目录学经历了较长时期的萌芽阶段，皆起源于目录学的基本矛盾，即大量天然载体文献积累与人们对特定文献信息需要的矛盾，发挥着目录活动的基本功能，即对文献信息的储存与检索功能，积累着丰富的目录活动实践经验和目录方法，包含着后世各种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胚芽。在知识积累期，中国政治经济、学术文化连绵不断，目录活动与目录学也以学术史主流派和账簿式非主流派交叉发展。西方因罗马帝国的覆灭其目录活动与目录学与整个学术文化一样出现断层并在黑暗的中世纪缓慢发展。文艺复兴后列举目录活动与列举目录学发展迅速。在造纸术与印刷术传入后，西方逐渐形成发展研究图书的构成材料与形式方法的分析目录学。中西目录活动和目录学有其核心价值和核心问题，即学术文化的目录信息积累和学术文化的目录信息交流，其实质是学术文化信息的存储与检索交流。围绕着这个核心价值和核心问题，分别形成了各种目录方法，并分别形成了我国目录学的账簿式与学术史派、西方的分析目录学与列举目录学。目录学经验科学阶段，以目录学名词的出现为标志。在这一阶段，中西目录学都形成和发展着高密度积累学术文化信息的目录活动，如我国之类例、类序与提要相结合的考辨学术源流目录活动，西方的提要、书评、文摘乃至综述、述评以及版本目录活动，形成了经验积累的知识方法——我国之学术史主流派目录学和西方分析目录学，形成和发展着注重分类、主题、著录、索引原理和方法的共时交流学术文化信息的目录信息、目录意识和目录工具载体，形成和发展着我国的账簿派目录学和西方列举目录学。至现代，中西目录活动走向社会化、标准化、信息化，走向国家与国际控制，走向机读自动化与网络化；以目录活动核心问题和目录方法、思维加工方法为中介，中西目录学走向社会化、信息化、标准化，走向目录学理论方法的深化发展、分化与综合，走向学与术各自分化与综合，走向目录学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发展、完善。

程焕文在比较中西目录学时称在中国先有校雠学，然后才从校雠学分离出目录学，而在英美则是先有目录学(系统目录学)，然后才有校雠学。他认为，“辨章学术”是中国书目的“神圣”使命，而“纲纪群籍”则是西方书目的“历史”使命。之所以称“神圣”，是因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履行的是申明大道的政治使命，而这种政治使命的完成又是以“书目式的”学术史或文化史来体现的。“辨考”是校雠学的要旨，也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传统。如欲将这顶“帽子”戴到现代目录学的头上，并试图发扬光大，终究不合时宜。中国目录学在困惑与冲突中进行着痛苦的抉择。一种潜在的趋势正在逐步形成:一直致力于或即将投身于书目数据库和网络开发、建设与研究的同人将会成为21世纪的真正目录学家，并将彻底重建中国目录学；而如今的大多数目录学学人在21世纪很可能将会成为地道的目录学史家。英美目录学虽然至今分析目录学(校雠学)如日中天，但因注重致用与变通，所以长盛不衰，并独领世界目录学之新潮。如今英美目录学家均以网络环境下的书目工作作为目录学研究的基点。一场全面改变全球书目工作的变革早已自欧美悄然而至。⁽⁵²⁾

1994年以来的中西目录学研究无论在中西目录学整体比较还是具体历史阶段比较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且注重将中外目录学比较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下研究，探讨其文化价值。⁽⁵³⁾但是，也应看到，很多文章名为中西比较，而实际上于国外目录学研究得既不够全面，更谈不上深刻，至少从参考文献上我们就能轻易地发现这一点，因为很多文章只引用了些相关工具书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的目录学辞条。这样浮光掠影式的比较不免导致一种蜻蜓点水式的结论。

5　中国古典目录学与目录学传统

目录学史一向研究者众多。1994年以来，无论是关于具体的目录学家、书目著作，是关于书目方法，还是关于一代目录学史的总结，抑或是关于目录学史的整体探讨，都有不少专门论文。就具体目录学家及书目著作研究而言，这一时期的357篇论文多属此类。远从目录学的起源、孔子、刘向父子、《七略》等，直到现当代目录学家如鲁迅、胡适、王重民、张舜徽、顾廷龙等，皆有论列。不少目录学家及其著作往往有多篇论文论及，如杨守敬、叶德辉、梁启超等，而如郑樵、章学诚等，更是研究者众。就断代目录学史研究而言，基本上，从孔子以来每个时代都有专文，王国强更重点研究了汉代与明代的目录学，他关于明代的研究最后形成了专著《明代目录学研究》。⁽⁵⁴⁾从目录学史发展的进行整体角度，王艺把古代的书目工作分成两大支派，一派是从刘歆、郑樵到章学诚的史学目录学流派，一派是魏晋以降仅簿次甲乙之图书馆目录流派。从刘歆、郑樵到章学诚，都注重把目录是学术之史的思想贯彻到具体的目录工作中且将之发扬光大。⁽⁵⁵⁾王心裁总结了中国目录学产生发展的演进动力，并具体探讨了中国目录学从古典到现代的演进(参见前文)。⁽⁵⁶⁾

目录学史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历代目录学思想的发展和理论成果⁽⁵⁷⁾，目录学的特点与传统也正是历代书目工作和目录学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的。对目录学本质与传统的关注逐渐成为目录学史或者古典目录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对目录学传统的探讨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但多语焉不详。王心裁则从目录学方法、书目范式、理论传统、方法论、价值观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与总结。尤其是他提出的书目范式概念，能较好地解释不同的书目类型，以及不同的目录学理论，因为范式的作用不仅仅在于给出范式，更重要之处还在于范式蕴含着一种思想，对它予以总结便形成理论。比如自《七略》至唐，出现了多种类型书目，唐人通过对刘向、刘歆《七略》范式及其流变的总结形成了目录必须“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必须有“录”，且“录”须达“旨”，不能“文义浅近”，否则就不能“辨其流别”的目录学思想。这一思想源于《七略》范式，并直启宋郑樵的“会通”和清章学诚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⁵⁸⁾

郑樵的目录学会通思想是对《七略》范式及其演变所作的一个理论总结。郑樵主张通记古今有无图书，在此基础上详明类例，注释与否则不再重要。这样，郑樵的类例、通记、泛释无义论就共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书目编纂理论，并直接为其目录应反映学术源流的目录学观服务。章学诚也认为目录应当反映学术源流，所以他“宗刘”。与郑樵不同的是，他更注重小序、叙录等方法以揭示文献内容，注重互著、别裁之法以解决类例间学术互相联系的现象。可以说整个古典目录学基本上都是基于对《七略》范式及其演变的领悟、归纳和阐发。正像姚名达所说，整个目录学之时代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⁵⁹⁾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直是目录学研究的焦点。王国强1991年和1994年分别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评判和再评判。在“再评判”中，他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传统中国目录学对于目录学的局部认知，是经验时代中国目录学有价值的总结，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然而，绝对化导致了它成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循环系统，它的内在局限是没有涵盖目录学的基本内容，没有解释目录学基本现象，含有否定目录学学科价值的危险。⁽⁶⁰⁾

程焕文直接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定为中国目录学传统的核心，道器关系则是这一核心的哲学基础。他认为，受中国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乃至传统文化的制约，中国传统目录学在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出其特殊性:即书目工作与学术研究互相涵摄，目录学与史学互相涵摄。更进一步，中国目录学传统还在以下方面内在地蕴含着不同于其他民族目录学的特点，一是着眼辨章学术，忽视学科建设；二是重道轻器，古代目录学家们大多通过类例、类序和解题等方式来追求至善至美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小道”境界，且还以这一“小道”来最终“申明大道”，即为古代社会的正统“大道”服务；三是重书目的学术价值，轻书目的情报职能；四是在价值取向上崇古守旧；五是妄自尊大，抬高目录学的地位或夸大书目的作用。⁽⁶¹⁾

傅荣贤也认为，从刘向、刘歆到郑樵再到章学诚，中国古代传统目录学逐步形成了一个有核心、分层次的完整而严密的思想体系。在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中，存在一个总的、纲领性的理论核心，即章学诚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理论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文献文本的整理和维护，第二层次是对文献文本内容的梳理，第三层次是对文献的超文本内涵之“道”的梳理。⁽⁶²⁾辨考理论否定了目录学实践的纯粹技术性，也对目录学的学科性质作了质的规定与说明，或者说辨考理论确立了目录学的文史性乃至哲学性。这一理论与其他目录学理论方法相比，具有理论公设的性质，使得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各个层次得以统一。⁽⁶³⁾目录学在整序文献的同时，也整序了文献背后的文化。传统目录学的文化价值集中体现在“重主体轻客观”、“重内涵轻形式”和“重整体轻部分”三个方面。⁽⁶⁴⁾

如何对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或中国目录学传统，或如何对待传统目录学，事关目录学的发展，研究者在此表现出的倾向性通常是很明显的。正像王国强所总结的，有赞同者，认为这个命题绝对正确，是一个预设或自明性的问题。有反对者，分三种意见，一种认为这个命题只是目录学的客观效果(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一派认为这个命题根本不是目录学的内容，或者说它只是古代目录学的内容(杜定友《校雠新义》)，一派认为这个命题无多少实际价值，迂腐不合理，且又难以掌握(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⁶⁵⁾目前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对这一问题所持的看法越来越清醒客观。王国强在上引文中说，在当代和未来，辨考的价值已经很小，且会越来越小。经过创造性转化，它仍将在中国目录学中占据一席之地，但不会是重要地位。与王国强“创造性转化”类似，程焕文以为对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既要继承，也要扬弃，其关键不在于进行新的诠释，而在于创新，比如，扬弃“学术史”、“申明大道”等任务，将目录学建设成一门致用的科学。⁽⁶⁶⁾王京山对程焕文的“道器说”进行了充分的发挥，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目录学的形上之道，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至高追求；中国目录学的形下之用表现在中国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要辩证对看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⁶⁷⁾王心裁认为所谓传统总是处于一种演变过程之中，而绝不是一成不变的。目录学传统在现代的命运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吸收，如互著、别裁等方法被现代目录学完全利用；二是深化，即发展传统中的某些成分，使之更适合于现代，如导读等；三是整合，如古代和近代目录学理论、方法论为现代目录学全面吸收并整合为现代目录学理论；四是退守，如提要、小序等方法基本上已为现代目录学扬弃，它们或者已改头换面，或者只在部分领域发挥着作用。⁽⁶⁸⁾

6　专科目录学的深入开拓

专科文献目录学是从特定读者群的需要出发，揭示与报导某一专门学科文献的状况的学科。开展专科文献目录学研究，是为了适应当代学科划分愈来愈细、读者需要的针对性愈来愈强的特点，是书目情报服务的深入和发展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普通目录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文献目录学，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目录学、文学文献目录学、历史文献目录学、社会科学文献目录学、自然科学文献目录学、技术科学文献目录学等。⁽⁶⁹⁾1994年以来的专科目录学研究表现出如下的特点，即一方面着眼于具体的专科目录的深入研究，如谢灼华等人关于《文章志》的研究⁽⁷⁰⁾、陈守鹏关于《医籍考》的研究⁽⁷¹⁾、彭励志关于《书画书录解题》的研究⁽⁷²⁾等等；一方面注重开拓新专科目录学领域，如中共党史目录学、医学文献目录学、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目录学、方志目录学、中国古代小说目录学、戏曲目录学等。

中共党史文献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日益增多，中共党史文献目录也随之增多。中共党史目录学是中共党史文献目录学的简称，是目录学、历史文献目录学、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属专科目录学；同时也是中共党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目录学与中共党史的交叉学科。它研究中共党史文献目录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中共党史文献目录工作的经验教训，使中共党史文献目录的编制科学化，更好地为中共党史研究服务，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各项事业服务。中共党史目录学的学科体系，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1)中共党史目录的一般理论，(2)中共党史目录学的一般理论，(3)中共党史分类目录的一般理论，(4)中共党史目录及目录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5)中共党史目录编制工作的一般理论和方法，(6)中共党史目录及目录学研究的方法论，(7)中共党史目录工作者、中共党史目录学研究者的素养。周一平认为，这是一个有待建设的学科。⁽⁷³⁾

我国医学载籍浩繁，医学目录也源远流长。如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卷首列有目录，《养生方》卷末也附有目录，《七略》中已有方技略专收医书。传统的医学文献目录的发展循着两条线索展开，即综合性目录(系统目录)中的医书类，和医学文献专科目录。⁽⁷⁴⁾研究中医文献发展演变的科学即是中医文献目录学。李继明认为，中医专科目录学的发展从来就与我国传统目录学紧密相关，是我国目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不断丰富着传统目录学中专科目录的内容。中医目录学的发展对于提高中医书目编制和书目管理水平，为读者提供更加科学、更加便利的书目工具，对于考辨中医学术源流，促进中医学术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⁷⁵⁾马学博认为，在传统医学目录学的基础上，纳入现代医学文献检索理论和方法，推进现代医学文献目录学的建立与发展十分重要。医学文献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涉及医学文献的生产，医学信息的通讯、检索，学科基础理论等广泛的领域。⁽⁷⁶⁾

我国民族众多，相应地，民族文献也多。民族文献目录是著录一批相关民族文献的篇章名目，并按照一定的次序编排而成的一种揭示与报道民族文献的工具，是一批相关民族文献系统化的著录，而不是个体民族文献的目录，也不限于揭示和报道馆藏民族文献。我国最早的民族文献目录是民族文字文献目录。在公元9世纪中叶，藏族学者在对大批佛教经典进行整理的基础上，按经卷所藏宫殿名称的不同，先后编制了《旁塘目录》、《钦浦目录》和《登迦目录》。前两种目录已佚失，《登迦目录》收录在《丹珠尔经》杂部中，保存了其全貌，这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民族文字文献目录。⁽⁷⁷⁾藏文产生较早，因而藏文文献目录也起源较早，卓尼·噶·贡布才让分前弘期、后弘期以及解放后等时期对藏文文献目录进行了充分的介绍。⁽⁷⁸⁾除藏文外，其他民族文字如蒙、满等皆相对后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文献目录工作得到了飞速发展。民族文献目录工作，是对民族文献进行系统认识和揭示的过程。民族文献目录工作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以一定的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等时代因素为背景。民族文献目录学是研究民族文献目录工作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其内容包括理论基础、历史现状、民族文献检索工具等三个方面。⁽⁷⁹⁾2004年，又增加了民族文献目录工作现代化一条。包和平等认为，这4条互相联系，构成民族文献目录学的整体。⁽⁸⁰⁾包和平等人还探讨了民族文献目录学的发展趋势。⁽⁸¹⁾包和平对民族文献目录学用功甚深，除上述论文外，他还与人合著有《中国民族文献学研究》。⁽⁸²⁾

地方志是以史料见长的历史文献。我国现存旧方志多达八千余种，十一万卷，而近20年来编出的新方志也有近五千部。这种情形导致了方志目录学必须成为方志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巴兆祥认为，方志目录学是新方志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内容应当包括对方志目录的认识研究和对方志目录的实践研究两大部分。具体说来，主要有基本原理的研究、方志目录工作发展史的研究、方志目录学思想的研究、方志目录的编纂方法研究、方志目录发展趋势研究，以及方志艺文志的编纂研究等六个方面。巴兆祥还划分了方志目录九种类型，提出方志目录学发展的三段论，并分析了方志目录的发展趋势。⁽⁸³⁾

作为专科目录学中重要的一个领域文学目录学近年来在深入研究古代戏曲与通俗小说目录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汪龙麟探讨了20世纪前半叶清代小说的史料学建构，认为清代小说研究之所以能在20世纪取得重大成就，与前50年学界一大批为发掘、整理“新材料”的学者们的辛勤劳作密切相关。⁽⁸⁴⁾石昌渝以为小说目录学作为小说学的一部分，是在20世纪建立和发展起来的。⁽⁸⁵⁾潘建国以为，宋元明清时期，古代通俗小说基本上被排斥于公私目录之外，直至清末民初，才大规模地进入各类书目的著录范畴。通俗小说有四种常见的著录形态，另有若干特殊的存在形式。20世纪以降，随着其文学及学术地位的提升，通俗小说逐步完善了自己的专科目录系统，并全面确立了在传统目录学中的地位。⁽⁸⁶⁾戏曲目录学方面，汪龙麟认为，20世纪学界在清代戏曲目录学的建构上投注了极大热情，正是20世纪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使中国古代戏曲的总藏量得到了探明，并且为学界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⁸⁷⁾

7　结　语

据贺修铭研究，20世纪目录学研究于30年代和80年代分别形成了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形成的契机是缘于对西方目录学的评价，主要成就表现在对古代目录学的总结、对目录学定义对象的探讨、目录学方法的创新等方面。第二次高潮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目录学和目录学史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对目录学基础理论进行了研究，重视对书目情报工作和目录学应用的研究等。⁽⁸⁸⁾相较于这两次高潮，1994年以来的目录学研究即使不可以称做第三次高潮，也应当看做是第二次高潮的延续，或者可看作是一次巅峰。作为这次巅峰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目录学教程》的出版。本书主编彭斐章先生，多年来从事目录学研究与教学。副主编陈传夫教授，近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资源的公共获取等领域，可以说是对目录学的进一步拓展。其他如王新才、程焕文、柯平、王锦贵、郑建明等诸位教授，以及司莉副教授等，皆是全国各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本领域卓有成效的研究者。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的:作者阵容空前强大，几乎囊括了目前从事目录学研究和教学方面颇有建树的一流学者。⁽⁸⁹⁾该著在体系架构的进化、目录学话语体系的建立与逐步完善、基础理论的完善与成熟、目录学史体系的充实、实用目录学占据主导等方面明显不同于前此研究，是新时期目录学继往开来的新起点。⁽⁹⁰⁾作为巅峰的另一个标志是第四届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这次会议2004年10月30日至31日在南开大学举行。专家们就当前目录学的研究热点、研究难点、研究方向、发展现状、未来趋势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有效的探讨和交流。这次会议为新时期目录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总地来说，1994年以来的目录学研究一方面进一步深化与完善了书目情报理论，探究了目录学与时代的关系，同时在古代书目著作与目录学家的研究，以及专科目录学研究等方面都表现出一种深入。在中外目录学比较研究方面，研究者也能做到分析各自特质与不足，以期中国目录学取长补短，更好地发展。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研究者的头脑越来越清醒。无论是王国强视辨考为目录学的功能之一，还是程焕文所谓的目录学者妄自尊大，还是徐建华对目录学研究者心态的探究，⁽⁹¹⁾还是王心裁对目录学传统变动观的解释，都表明学者们已清楚地意识到目录学不是什么“显学”，需要冷静的思考。时代环境改变了文献的形式，也改变了人们获取文献的方式。笔者曾经从书目的目的与方法的角度对目录学下过一个定义，即目录学是依据一定的目的，创设相应的方法编制相关目录的学问。⁽⁹²⁾时代改变了文献与需求环境，这就要求我们改变方法、创新理论。无论如何，目录学虽不是什么显学，但只要书目工作者与研究者共同努力，一个美好的明天是可以期待的。

【作者简介】王心裁，本名王新才，男，汉族，生于1965年9月，1994年获博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七届学术研究委员会学术委员，目录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档案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目录学、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著有《梁启超读书生涯》等多部著作，及论文数十篇。

【注释】

(1)本文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时代的创新与发展研究”(编号05BTQ010)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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