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情报理论与现代目录学研究基点的确立

三、书目情报理论与现代目录学研究基点的确立

与研究目录学的理论基础问题相比，为寻求目录学的学科制高点和研究基点所走的道路要漫长、曲折得多。就研究基点而言，在目录学界曾产生过不少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图书(文献)为基点、以书目为基点、以书目活动或书目实践为基点。凡此种种，各有其理。如以图书(文献)为基点，是以传统目录学为基础而形成的，诸如孔子“校定六经”、刘氏父子整理图书等。尽管上述观点各有其特殊的背景，但大多忽略了“当代”之特征，所以又有其片面性。这些观点“不是局限于对目录学的认识，就是限制了目录学的发展”。基于此，1987年由彭斐章等翻译的《目录学普通教程》出版，不仅引入了“书目情报”概念与前苏联书目情报理论体系，而且掀开了我国全面研究书目情报理论的序幕。

书目情报概念出现比较早，是前苏联目录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广泛开展科学情报和科学交流研究的基础上和寻找目录学与情报的联系中提出的，并于70年代正式确立的(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50年代美国谢拉和伊根的社会认识论)，我国在80年代中期引入。但是，将书目情报认定为目录学的“基点”则经历了一个过程。20世纪50年代，谢拉在讨论系统书目时多次运用“书目情报”这一术语，“……布里格姆为目录中遗漏了一些书目情报如出版地和出版时间感到痛惜”，“不同种类的书目情报表明了不同的服务目的，例如塞缪尔·坎贝著录的出版时间和地点对大学、公共图书馆比对购买者个人更为有用和重要”。^[13]书目情报这一术语于50年代初在前苏联目录学领域得到推广，沙穆林在其主编的《图书学术语词典》(1958年出版)中对书目情报作了较详细的解释。在前苏联国家标准7.0-77《书目:术语和定义》中，书目情报的定义是“为识别和利用出版物所必需的出版物信息(不论这些信息的提供方式是口头的、阅读的或机读的)”。前苏联著名目录学家科尔舒诺夫随后对“这一内容上正确的定义”作了“发展和订正”，在《目录学普通教程》(1981年版)一书中，他认为书目情报是书目概念的出发点，“是以具体的历史形成的形式，在文献交流体系中发挥检索、交流和评价功能的关于文献的情报”。^[14]该书于1987年在国内翻译出版后在目录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录学的许多概念为之一新，书目情报服务、以书目情报为逻辑起点的书目控制研究等为我国目录学研究与书目情报理论的研究输入了新鲜血液。该书被目录学研究者频繁引用，上述关于书目情报的定义亦成为书目情报理论研究的经典之论。l990年版的《目录学普通教程》对书目情报的定义又作了补充:“书目情报——是以一定的方式在文献交流体系中实现检索、交流、评价的基本社会功能，并以满足和培养社会文献需要为最终目的的，关于文献的有序化(标准的)情报。”

基于科氏的定义，国内学者扩充与发展了书目情报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论目录学的体系》一文把书目情报定义为“利用二次文献传递的知识”。《试论书目情报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将书目情报界定为“对文献的内容信息和形式特征进行筛选、描述、替代、重组和综合而形成的有着特定参考利用价值的有序化文献信息”。《世纪之交的目录学研究》一文指出:“书目情报——关于文献的效用信息。”这一高度概括而简洁明了的定义准确地反映了书目情报作为抽象概念的属性特征与功能范畴，逐渐在目录学界达成共识。《关于书目情报的几个问题》分析了几种关于书目情报的定义，认为书目情报不应限制在文献交流体系中，而应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看问题，并认为“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的能反映文献存在的效用信息”。^[15]彭斐章评价说，“书目情报这一概念是建立在对书目活动根本问题的深刻的逻辑分析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到现代哲学、科学学、情报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的成就，奠定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思想，能够完善整个书目活动。”^[16]在《书目情报:跨世纪目录学研究的基点》一文中，彭斐章指出，21世纪中国目录学的学科基点是“书目情报”，学科制高点是“把握住跨世纪目录学的整体化和科学化趋势，使目录学在未来社会的渗透力全面提高，将目录学融合进整个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潮流”。由此，“书目情报”就正式被认定为目录学的学科基点。在《目录学教程》一书中，彭斐章又指出，“在信息化的今天，目录学的这一基点就是书目情报。”^[17]

在《从现代信息环境看书目情报的基点作用》一文中，李丹认为:“书目情报作为区别于书目文献这种具体事物的抽象概念，是书目文献中关于文献及其识别的情报，是关于文献的效用信息，具有有序化、集成性、二次性的特征，它吸收了传统目录学对文献的揭示(解题、提要、互见、分类、分析)和情报学的对文献的挖掘、整序(搜索引擎、标引等)的方法，成为检索、交流、评价的信息获取工具。它一方面表示文献的物质性存在，即可以通过这种信息查找文献，另一方面还可用来揭示文献的功能性存在，即这种信息能用于体现文献的内容。”^[18]

在越来越多学者对书目情报理论进行讨论时，一些学者提出了要关注学术话语问题。如王波的《1990年以来的目录学研究:从“书目情报”谈起》，对书目情报理论作为学科研究的基点持怀疑态度，指出目录学研究应当预防“失语症”，对西方目录学概念的引进应有所节制，否则，当我们已习惯了用西方的概念讨论问题、发言写作时，终究有一天会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一套独特的话语系统了，离开了西方的学术话语，我们就成了学术哑巴。^[19]

自由的学术空气与活跃的学术气氛是培育科学研究之花的肥沃土壤。科学研究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往往带来研究成果前所未有的大丰收。虽然人们对书目情报理论作为目录学的研究基点的认识还不很一致，该理论也处在实践检验与探索完善之中，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正逐渐达成一种共识，即书目情报这一概念区别于表示事物的二次文献概念，书目情报活动本身早已存在于书目实践和具体的书目之中。

书目情报是传统书目工作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新思想，是目录学理论的彻底革命。在现代信息环境下，书目情报的特征和功能，无疑将对信息的组织、整序和传递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以书目情报作为目录学的研究基点，是信息化社会环境下目录学研究的一个具有渗透性的表现，深化了目录学信息科学的属性，提高了目录学在信息化社会中的地位。“在目录学界，书目情报理论尚没有因为质疑声音的增多而动摇其地位”。^[20]

书目情报理论是20世纪目录学理论的伟大变革，它的出现与发展结束了国外目录学以具体书目成果为核心的历史。^[21]以书目情报作为现代目录学研究的基点，是“矛盾说”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升华，体现了信息时代目录学的本质特征。矛盾说展示了目录学根本目标的因果关系，没有文献信息的科学揭示和有效报道，对文献信息的特定需求的满足便无从谈起，但文献信息的揭示和读者对文献信息的接受总是通过书目文献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而书目文献作为连接矛盾两极的桥梁和解决矛盾的手段，不在于书目文献本身，而是依靠其蕴含的书目情报。以书目情报为现代目录学的研究基点，既是对20世纪目录学的一个最深入的总结，同时又为21世纪目录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唯有对书目情报系统、书目情报理论、书目情报服务等加以深入的研究，才能解决现代信息环境下资源需求与用户满足的矛盾，才能体现信息时代目录学的本质特征，才能使得目录学表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