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情报学研究范式转移与方法创新探析

现代情报学研究范式转移与方法创新探析_方法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现代情报学研究范式转移与方法创新探析

刘　冰^[1]

一、引　言

现代情报学是按照科学方法并运用分析工具——通过观察、理论和再观察——来系统地探索人类情报行为、情报过程和社会情报现象的学科。以先进信息技术为基础，对情报现象、情报行为和情报过程进行研究，以探索新环境下情报和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规律。

网络时代，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推动了环境复杂化与竞争动态化趋势。现代情报研究工作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变化:情报源从印刷型单一文本向以网络资源为代表的多类型转变;数据库网络资源正在取代“资料卡片”式的情报积累方式;情报分析处理逐步走向自动化;情报交流方式由单向服务向交互式服务过渡;工作定位也开始由单一型情报研究向综合性情报研究咨询转变。^[2]因此，现代情报学关注焦点也从满足用户文献信息需求向满足其知识需求转变、从重视技术发展向关注社会条件转化、从为用户提供单元信息向为用户提供系统化的情报知识拓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有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发展的需要，现代情报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转移。因此，需要对网络环境下现代情报学研究范式转移与变迁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索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方法体系。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对网络环境下的情报现象、不同主体的情报行为、复杂的情报过程及各类社会情报现象规律进行分析、判断与阐释，满足情报学研究需要。

二、网络环境下现代情报学研究特点分析

现代情报学研究是对人类社会中信息的产生、结构化与表达、传递、存储、分布、管理、搜寻、检索、接收、认知与理解、知识转化、价值转化与创造过程中各个环节中所出现的技术、管理、经济、心理、哲学及解释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分析与探索活动，是由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等因素与层次所构成的整体。其根本目的是及时、准确、快速地向情报用户提供情报研究成果，服务于情报用户的实际需求。而网络环境的变化、技术发展与情报用户需求转变促使现代情报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内容与研究过程等都发生较大变化。

(一)研究对象的多样性

现代情报学研究对象是由情报活动、情报现象和情报用户等多层面、多结构的内容所构成，以研究人类知识利用的瓶颈，从情报生产到情报利用的全过程。^[3]具体而言，情报学研究对象包括:情报活动的主体——个人与社会组织，情报活动的客体——情报与知识，情报活动的方法与工具——信息网络技术与信息系统，情报活动的过程与任务——信息组织、情报检索、知识管理、竞争情报、情报商品等。

基于情报学理论体系与学科发展，柯平教授提出基于“信息—知识—智慧(intelligence)”的情报学逻辑，赋予了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研究对象新的范畴^[4]。邱均平教授指出，情报学的研究重点呈现技术化、网络化、数字化、理论化、实用化和科学化趋势。^[5]

网络环境下，情报活动的主体——个人与社会组织日趋多样，情报活动日渐丰富。人的信息饥渴、信息困惑、情报需求、情报行为、情报习惯、数字鸿沟等成为现代情报学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国家与地区信息工作对策建议、政策措施和技术发展引导，为围绕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重大工程项目和计划编制、技术攻关、技术预警、市场分析等方面提供情报支持已经被纳入到情报学的研究领域。

网络环境下，情报研究方法与技术呈现前沿性、先进性、复杂性的特点。先进信息技术、方法、手段的创新与有效利用研究成为现代情报学研究的新热点。以先进技术支持的智能性信息组织、知识组织、信息构建、知识地图等是现代情报学研究关注的焦点。而在此基础上，资源系统化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信息资源整合、学科知识门户等同样备受关注。同时，随着情报活动主体的多样性，如何利用先进技术、方法与手段满足用户的知识需求及提升信息用户的个性化服务、用户中心理论、信息产品绩效等也成为现代情报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网络信息时代的情报学将进一步探讨社会中人与人通过技术、通过信息所建立的关联;进一步探讨数字时代的用户个体、用户行为、用户需求、用户与信息系统的交互等。

由此可见，随着情报学逻辑的发展，现代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情报及其存在的状态发生了变化，信息和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有了过去所没有的方式和特征，网络时代的现代情报学研究对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探索新环境下的新的情报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与情报新的关联形式是学科新的课题。

(二)研究主体的复杂性

网络环境下，现代情报学不再是一门仅以文献为对象的学科。情报活动是以促进人对情报的利用为首要意义和直接目的为前提，是通过情报活动者与情报服务者的协同作用来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满足用户需求的活动。现代情报科学的根本特征在于主体人与客体情报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其他人文学科相比，情报学理论更具动态性、交互性和行为性，具有其独特的人文精神。^[6]因此，在研究中，情报学研究主体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具有复杂性特点。

首先，情报学研究对象是经过人脑智能(intelligence)处理的信息(information)集合。通过人的智能处理，激活散布在社会上的、处于游离状态的信息，实现向智能的跃迁。^[7]网络环境下，基于基于信息—知识—智慧(intelligence)的情报学逻辑的发展，更进一步突出了人在情报研究中主体地位。情报研究主体的个体独立性、价值判断差异性与逻辑思维独特性直接影响到情报研究的最终成果。而伴随着环境发展，面对情报对象丰富化、情报现象复杂化与情报规律的不确定性，情报研究主体研究心理与研究行为日益复杂化，尤其是情报获取主体心理期望变化与情报提供者工作内容变化复杂化趋势更加突出。

其次，情报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与人密切相关。情报学与情报活动所研究的对象既是抽象的人的情报活动，又是具体的人的情报活动;既是个体的人的情报活动，又是社会的人的情报活动。可见，人在情报学中既是研究主体又是研究客体，具有双重性地位。情报对象的丰富化与情报现象复杂化要求现代情报学一方面对人自身理念的哲学思考和基于情报活动事实的分析;另一方面则要求研究主体身临其境主动参与，着眼于对人的情报活动及如何有效地影响人的情报过程进行研究，指向于人的情报吸收过程与知识结构的改变。情报研究主体的地位更加复杂化。

再次，网络环境改变了情报用户在情报研究中的地位。通过研究中与情报研究工作者及时沟通、有效互动，情报用户由单纯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情报研究中，成为情报研究主体的组成部分，提升了情报的适用性与用户满意度。而情报用户的知识结构、认知能力、认知风格及价值判断等因素，以及在研究中与情报工作者间的关系，使研究主体结构日趋复杂化。

最后，随着技术发展，信息技术在情报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即由人和技术共同构成情报研究的有机体。因而，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作者参与到情报研究中来，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在研究中技术工作者与情报研究人员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任务，但在这个人机交互的研究有机体中，他们只有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协调，才能发挥出系统的最佳整体功能。因此，技术工作者成为情报研究主体新的构成部分。

(三)研究过程的整体性

情报运动是由情报搜寻、获取、处理、分析、存储、表示、传递与应用等环节所构成的。网络环境下，环境的复杂性、动态性与多变性直接影响到现代情报的运动过程，由线性运动向非线性、多路径、交互性运动方式转变。在这样的环境中，传统的以线性逻辑为研究脉络、侧重情报运动环节的独立研究已经难以把握网络环境下情报现象、情报行为和情报过程的规律与特点，需要从整体性角度系统地进行研究。

现代情报学研究的实质是一个人的主观判断与认识过程。在整个认识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认知主体——人。而在研究过程中，认识主体与情报感知、情报识别、情报交换、情报分析、情报存储、情报处理、情报再生、情报表示、情报变化等是一体的，是统一的，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价值观、文化、结构、流程、技术等因素相互作用关系，整个过程非常复杂、难以预测、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在情报研究过程中，不能单纯以情报环节、情报技术等独立的视角进行，而应考虑从现象、行为、过程的整体角度，以主客体的行为视角分析、探讨情报现象、行为与过程。

网络环境中，随着信息、知识成为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的重要资源，随着人们对信息与知识认识的不断深入，现代情报范畴越来越模糊。情报内部边界的界定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以文献为依据的“法定”边界;而情报外部边界在不断拓展的同时，其边缘日趋混沌，与其他学科日渐交融。因此，现代情报学的研究过程不再是静态的、独立的、分离的命题集合，不再是以情报活动环节为主体，必须用历史地、系统地、动态地视角去考察、研究现代情报学。

(四)多学科融合趋势明显

纵观情报学的起源与发展历史，无论是情报学的学科背景，还是其研究内容均体现出情报学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多重依赖和兼容特点，是开放的知识综合体系。

网络环境下，从现代情报学自身角度看，随着情报对象、情报主体和情报过程的发展与变化，情报问题的复杂性已经不能单靠一个学科之力量能够解决。情报问题需要广泛吸收与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与其他相关学科并肩作战，尤其是新领域，需要其他学科的经验和看法，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网络环境下的情报问题，才能保证现代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促进和发展。因此，促成现代情报学向多学科融合和互助态势。

与此同时，从各学科发展角度来看，网络环境下各学科均呈现出学科交融的态势，跨学科特点日益凸显。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学科在发展中，彼此融合、吸收与借鉴，多学科与跨学科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而信息技术在人类社会中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由于实践应用的需要，使得情报学的分支学科众多，各种各样的边缘交叉领域却不断兴起崛起，如竞争情报、知识管理、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信息资源管理，甚至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这些分支学科发展非常之快，并且迅速地丰富和完善。在社会很多的新领域、很多新应用中才能充分发挥学科自己的作用，体现出它独特的价值。

三、现代情报学研究范式现状与转移分析

范式“是一个时代提供给社会参与的、在典型问题及解决方案方面被普遍认识的科学成就”。^[8]其本义是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是“用以识别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决定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手段。^[9]研究范式指的是关于科学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的学说或理论，它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处在研究方法逻辑结构中的那些层次比较高的研究逻辑、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科学范式不是一成不变，新问题和新事物的产生会动摇科学原有的范式，建立新范式的科学革命随之产生。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在社会科学研究，这种范式的转移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范式替代旧范式;另一种是新范式成为支配性范式，而旧范式依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

情报学研究范式是对情报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及研究过程中独特的思维形式及在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研究策略的概括与总结，是对整个学科研究具有统一和概括作用的概念。现代情报学研究范式不仅是现代情报学研究繁荣的表现，不仅有利于现代情报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了解并掌握情报学研究范式，还可以提高并满足情报研究质量的现实需要。^[10]

(一)情报研究范式现状分析

自20世纪50年代“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作为一个学科名称正式出现以来，有关于情报学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的研究一直受到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Y.巴希勒(Y.Basiler)从逻辑学角度、H.威斯曼(H.Viseman)从传播学角度、哈尔曼(Hulman)从行为科学角度、柯亨(M.Kochen)从认知动力学角度分析、探讨了情报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式。而美国情报学家萨瑞塞维克(T.Saracevic)认为情报科学是研究通讯的现象和通讯系统特性的一门通讯科学;英国情报学家法拉丹(J.E.L.Farradane)认为情报学是一门认知科学;皮尔逊(O.Person)则认为符号论促进了情报学发展等。这些理论与研究范式对世界范围内各情报学派的形成与情报学研究的拓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国内，现代情报学理论和实践领域不断开拓创新，视野更加开阔，渗透能力更强。^[11]在努力完善自我的内在驱动力和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现代情报学不仅在部分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开拓形成了一些新的重要研究领域，为情报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12]

梁战平教授指出情报学的多学科特性正是由情报学的多种研究范式所决定的，并归纳为8种研究范式:机构范式、信息运动范式、解释学范式、技术主导范式、认知范式、知识主导范式、经济学范式、人文范式。^[13]

马费成教授在其主持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中提出并探讨了情报学的信息资源管理范式与知识管理范式。^[14]

俞传正认为情报学内部存在5种范式:技术主导范式、信息交流范式、认知范式、知识主导范式、哲学范式，情报学的发展就体现为这5种范式不断横向变迁、纵向演进、互为交织的一个过程。^[15]

肖勇指出新世纪的中国情报学的三大研究范式包括基于intelligence的软科学研究范式、基于information的图书信息学研究范式、基于信息管理框架及知识管理框架的管理科学研究范式。^[16]

王芳在研究中指出，情报学主要包括物理范式或信息检索范式、认知范式、资源范式、管理范式、经济范式、过程范式等。^[17]

由此可见，范式理论对我国现代情报学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深入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推动中国情报学从科学发展‘前科学’阶段走向‘常规科学’阶段发展做出贡献”。^[18]突出了情报学的学科特点。然而，我们对以上现代情报学研究范式理论进行深入全面分析后可以发现，首先，以上这些情报学范式理论学科内容倾向明显，侧重于从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的角度分析学科的研究范式，忽略了认识论、方法论在研究范式中的作用，其结果将导致研究内容的混淆，不利于理论深入，也不利于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与沟通。另一方面，范式的划分标准缺乏统一性，从以上对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划分中可见，不同学者的研究视角、划分标准各不相同，即便是同一研究者对研究范式的划分标准也存在不同，这必将导致范式的混乱，从而影响研究的发展。

(二)现代情报学研究基本范式

情报学研究应充分吸收与借鉴社会学和哲学领域中社会认识论的有益成果，在构建能准确描述、阐释和预测网络信息时代复杂环境下变迁中的情报生产、传播、分析、管理和使用行为和认知模式，揭示其过程、对象的复杂性，从而为现代情报学研究起到规范性的指导作用。情报学诞生于和发展于后现代主义由出现而兴盛的时期，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后现代思潮影响。^[19]后现代主义强调主体间的互动以及主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情报就是社会互动建构的实体，是通过主动行动者间开放的互动来建构的。情报学主要研究主客体互动过程中的情报或信息活动规律，与人类社会信息需求与信息活动实践密切相关，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变化发展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20]。

现代情报学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和综合性，已经说明情报学具有情报活动事实和情报活动价值相统一的可能和必要。但是，情报活动事实是一种以情报活动价值为主导的事实，是一种目的性行为，而情报活动事实的发生要合乎情报活动主体的目的和意识。因此，人们对情报活动的认识伴随着人们观察、认识与研究情报活动角度的变化而不断深化。

以情报研究对象关注点为基本脉络，以认识论为主要依据，结合学科研究思维内在发展逻辑，笔者将情报学研究范式归纳为:解释学范式、过程范式、交流范式、技术范式、认知范式。

解释学范式:是用“感觉”、“分析”、“理解”等来认识情报现象与情报过程的规律，它着重个人的主观判断，认为情报研究是个人主观经验、主观价值判断的结果。人对于信息的解读与诠释，因为本身的意识形态差异而不同。而意识形态的建立是基于人类过往经验的累积。情报使用者接触信息时，除了感官接收文本本身的陈述，其诠释的过程不但受到自身认知结构与意识状态的影响，其过往经验与所存在的社会整体也都会影响其与文本间的互动。^[21]

符号范式:是以结构与表达、符号与编码、组织与挖掘、分析与转化等方法来研究情报对象与情报内容，这是情报学研究的一种主要方式。1945年美国信息学家布什发表的《诚如所思》，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情报学的起源与发展方向。该文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科学研究的大量兴起使得我们需要重视信息与知识的存储、控制、处理、检索与利用，并提出了用于信息处理的MEMEx的设计构思。这对信息检索系统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对于后来个人电脑、计算机语言、信息网络、超文本、多媒体技术、电子图书馆、信息检索等的研究和发展也有很大的启发。^[22]

过程范式:是以人类信息活动中信息运动的过程作为一种基本的理解方式基本研究对象与研究思维脉络，围绕不同类型的信息如信息资源、竞争情报、知识等在运动过程中的规律，不同阶段的信息运动如信息生产、信息检索、信息接受、情报分析、知识转化与管理的规律等展开研究。过程范式将成为情报学共同体相互理解的基础，成为情报学不同领域相互交流的依据。^[23]

交流范式:认为了解情报的最好方法是以交流研究情报的查询和利用，考察人们如何形成提问以及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如何形成的。这一范式是社会导向的，并且涉及了认识论问题。前苏联米哈依洛夫于1976年发表的《科学交流与情报学》是交流范式的代表作。交流范式侧重于情报学的社会关系，研究重点在于情报的交流。

技术范式:是以技术方法为主导的研究思维。随着技术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情报学的研究出现了以技术研究方法、技术研究手段为主导的范式。技术范式使情报学的研究从文献单元为研究对象向以知识单元或情报单元转化，即情报学的研究从文献层次向知识层次深化、演进、发展。^[24]

认知范式:意味着情报科学研究的重点从情报检索系统的设计和开发，转移到强调情报主体的知识结构、情报行为、人机交互和情报查询等方面，其实质是从情报系统转向“人”的一个重大变化。用户的信息行为研究一直以来被看作是情报科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三)现代情报学研究范式转移与发展

如前所述，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直接导致现代情报学研究对象、内容与过程的变化，在当前现代情报学的发展背景下，现有的研究范式很难对其研究内容、对象、过程、主体的复杂性进行概括，已经不能科学、客观地指导研究实践。情报科学的范式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深化为情报学的发展提供了内因与外因相结合的平台，而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情报学研究范式的演化注入了动力，使得情报学研究范式乃至学科发展在这个平台上得以实现。^[25]

与此同时，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不断发展与深入，对各学科的价值取向、理论发展和研究范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坚决反对二元对立，即思想与存在、现象与本质、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经验与先验的对立，反对确定性，强调不确定性。否定固定不变的中心，强调多元化。除了理性思维外，注重对非理性思想如人的感情、意志、价值、信仰的重视，强调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关注。

网络环境下现代情报学研究的发展特点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立场决定现代情报学需要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来主导新形势下的情报研究，即复杂性研究范式。

复杂性范式是将现代情报学研究内容看作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同时与其他学科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以揭示情报研究内容与研究对象的混沌区域与不稳定区域的杂乱、动态与不可预测的运动背后隐藏的内在规律性，而发现稳定区域内的复杂性、系统性、动态性态势。复杂性范式其实质是一种多元化范式，是对情报学其他研究范式的整合。是一种创造有关概念化和解释动态环境中情报过程的新范式。

现代情报学研究对象的多样性、研究主体的复杂性与研究过程的系统性决定现代情报学的研究是一个复杂性系统。约翰·N.沃菲尔德指出，复杂性系统是任何人都不能以传统理论和方法解释其行为的系统。^[26]因而，复杂性必须用复杂性的方法来研究。^[27]面对现代情报学的发展特点与趋势与复杂性，整体性思想、关系性思维、过程性思维和非线性思维对现代情报学研究范式的作用与影响越来越大。现代情报学复杂性范式强调整体性把握研究对象，强调运用整体思维、过程思维、关系思维和非线性思维来看待与研究情报现象、情报行为和情报过程，这是其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核心。因此，复杂性范式将成为现代情报学研究的主导范式。

现代情报学复杂性研究范式是对当前情报学研究思维与研究逻辑的高度概括。它既体现了现代情报学研究中以“人”为关注的焦点、以“本质”为研究核心的质性范式的研究思维，又是对以模糊理论、系统动力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为主要的对“系统”为研究重点、以“交互作用”为研究焦点的技术范式的包容。因此，复杂性范式是符合现代情报学研究特点与研究趋势的主导范式。

一个学科范式的变迁与发展既有一定的独立性，又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在人文学科范式的变迁与发展过程中，有时表现为范式的更替，更多时候是各个范式之间相互交织。现代情报学复杂性范式的出现，不是对已有范式的否定，其实质是以复杂研究思维为主导的一种多元化范式，是对已有范式优势的兼收并蓄。每一种理论和范式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和弱势，但每一种理论和范式都能够为理解情报及其管理提供一把特殊的钥匙。作为管理学科范畴内的一个分支，现代情报学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管理学“范式整合”(Paradigm Integration)的影响，关注各种范式的通约性。它们的更替与交织推动了情报科学研究的不断进展和深入，使情报科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核心领域和核心内容。^[28]

四、基于新范式下的现代情报学研究方法创新研究

研究方法是指在范式的指导下，为实现研究目标，针对特定研究问题而采用的具体研究技术、工具和程序。研究方法是对研究范式的具体化，是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基础。现代情报学研究范式属于哲学层面，是思维方面的认识内容，而现代情报学研究方法则是其特有属性的反映，属于情报活动(客观)方面的认识对象。研究方法，从广义视角划分可以分为“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伴随着环境与技术的变化与发展，这两种研究方法均在现代情报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网络环境下，与现代情报学复杂性范式相对应的是现代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在复杂性范式指导下，现代情报学需要一种集成的、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即综合集成法。

综合集成法是将专家与群体的主观判断逻辑思维、客观数据和信息与计算机仿真有机地结合，将研究者的洞察力、直觉判断与研究的直观、经验数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各种学科的理论和人的经验与知识结合起来，综合运用观察、调查、实验、文献分析、阐释、模型、计算等方法、手段和技术来分析与探讨复杂的情报现象、行为与过程的研究方法。综合集成法其实质是一种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综合方法，是将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方法的优点集合起来，发挥整体优势。

随着情报学的演化，尽管在各个不同时期出现很多不同视角的情报学理论，但是情报学的基本概念没有改变，只不过是不同的理论对这些基本概念的诠释不尽相同。这些基本范畴有:情报、情报活动、情报过程、情报现象、情报用户、情报教育等。因此，我们在探索情报学理论方法时，必须遵循“问题→观察→假设→设计→试验→结论→验证→重新试验→达到→致认知→诞生新理论”的路径。现代情报学范式与研究方法间具有高度的规范一致性。现代情报学的基本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完全是以研究范式为基础，在范式指导下来研究情报现象、情报行为与情报过程。而网络环境下，以复杂性范式为主导的现代情报学研究范式将情报研究作为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加以研究，必然需要一种复合型、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与之相适应。综合集成法成为其首选。

纵观情报学研究的发展，我们能约略感觉到从质性研究到定量研究，再到注重质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发展轨迹，感觉到从以文献及其构件为情报研究单元，到以文献中的知识以及人或组织所掌握的知识为情报研究单元的发展趋势。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研究内容的日趋丰富、研究主体的复杂变化，既要对情报现象、情报过程的规律进行分析，又要揭示情报现象表面尚未能表现出的内涵。因此，质的研究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通过质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入地了解复杂情报对象深层次的特征，还可以通过关注人的价值欲求来揭示情报行为与情报过程背后的价值关系。而自从情报学诞生之日起，运用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和比较、归纳、抽象等逻辑方法对文章、期刊等文献进行分析以获取情报一直是情报学基本研究方法之一。网络环境下，伴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数据挖掘与计算机辅助软件的运用将情报学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大大地向深度、广度推进。情报学研究的新方法正呈现出自动化、智能化、可视化的发展趋势。综合集成法是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有机集成与融合，有利于通过客观、详实地数据与事实充分关注情报活动中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及其对行为的影响，更有利于在研究中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挖掘网络环境下的情报信息传播与交流规律。

量的研究是以是非为命题的，质的研究是以价值为命题的。在综合集成法中，如何有效地将这两种方法有效集成是关键所在。现代情报学的研究对象、主体的复杂性、过程的系统性与社会性以及情报学的多学科交叉性特点决定现代情报学不仅是解决“是什么”、“为什么”，而且要回答“应该怎样”。网络环境下，现代情报学研究主要应把握科学性和现实性相结合，要突出研究成果的效用性和效益性。因此，提出基础问题的研究是基石，把握问题的逻辑结构是研究的主体脉络，掌握问题的机理是研究的重点。由此可见，在情报学的研究过程中，首先是研究者对复杂现象的基本特点把握，是建立在研究者的洞察力和直觉判断之上。然后，需要运用客观信息数据和事实来深入挖掘其内隐的特点与规律。因此，在现代情报学综合集成研究法是一种以质的研究为主导、定量研究为手段的研究方法。

根据以上论述，在现代情报学综合集成法的运用过程中，可以采用两种逻辑思路，即顺序设计与平等设计。顺序设计。首先使用一种方法，然后再使用另外一种方法，两种方法的使用存在一个前后顺序。通常的做法是先作一个质的研究，使用归纳的手段发展出理论假设，然后再使用量的方法，通过演绎的手段对这些假设进行检验。当然，这个顺序翻转过来也同样适用。^[29]而平行设计。在研究中，将不同的方法同时使用，不是按先后顺序进行。使用这种设计，可以对从不同方法中得出的研究结果及时进行相关检验和相互补充，研究的结果比较丰富，不仅有骨头框架而且有血肉的支持，不仅有面上的分布状态而且有点上的过程和变化。^[30]

五、结　论

现代情报学研究具有价值的先验性，研究方法上具有综合性，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具有典型性，从实践意义上来说具有启示性。而网络环境下，复杂性研究范式是符合现代情报学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过程与学科发展特点的主导范式。而以现代情报学新范式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创新将有利于现代情报学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有效、有序的运用科学化的情报研究方法，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运用情报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来研究网络环境下的各类情报现象、情报行为和情报过程的内在规律。并使各种情报研究方法的知识得以整合，增强情报人员研究情报和情报规律的能力。

【注释】

[1]刘冰，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2]曲柳莺、陈忠:《数字时代情报研究工作模式探析》，《图书情报工作》2008年第5期。

[3]陈文勇:《情报学性:情报学之理论基础》，《图书情报工作》2008年第5期。

[4]柯平:《当代情报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情报学报》2004年第3期。

[5]邱均平等:《2004年国内外情报学研究重点及其演进》，《图书馆论坛》2005年第6期。

[6]Wellisch，H.From information science to informatics:A terminological investigation.Journal of Librarianship，1972，4(3):157-187.

[7]姬鹏宏:《智能信息学:情报学的发展与定位》，《情报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6期。

[8]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2^ndEdition.Chicago，Illinois: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1970:24

[9]［美］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与变革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页。

[10]钱军:《亟需加强以实践为指向的情报分析方法范式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2期。

[11]靖继鹏、郑荣:《我国情报学学科发展的创新机制及创新领域研究》，《情报学报》2005年第3期。

[12]段宇锋、寇功杰:《中国情报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1990—2005)》，《情报学报》2008年第2期。

[13]梁战平:《情报学若干问题辨析》，《情报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3期。

[14]马费成:《情报学的进展与深化》，《情报学报》1996年第5期。

[15]俞传正:《情报科学范式新论》，《情报科学》2005年第1期。

[16]肖勇:《论新世纪中国情报学的三大研究范式:成因、内容与影响》，《情报学报》2007年第5期。

[17]王芳:《情报学的范式变迁及元理论研究》，《情报学报》2007年第5期。

[18]陈文勇:《论情报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图书情报工作》2007年第6期。

[19]王建冬:《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情报学基础理论的影响》，《中国图书馆学报》2009年第4期。

[20]王芳:《情报学的范式变迁及元理论研究》，《情报学报》2007年第5期。

[21]陈文勇:《论情报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图书情报工作》2007年第6期。

[22]俞传正:《情报科学范式新论》，《情报科学》2005年第1期。

[23]王芳:《情报学的范式变迁及元理论研究》，《情报学报》2007年第5期。

[24]马费成:《情报学的进展与深化》，《情报学报》1996年第5期。

[25]张岌秋:《论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演化》，《图书情报工作》2005年第10期。

[26]John N.Warfield.Societal Systems:Planning，Policy and Comp lexity.New York:JohnW iley Inter-science，1976.

[27]苗东升:《论复杂性》，《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6期。

[28]俞传正:《情报科学范式新论》，《情报科学》2005年第1期。

[29]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9页。

[30]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