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研究的学科基点

二、目录学研究的学科基点

现代科学认为:一门学科的产生，一般有两个明显的标志。一是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其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处延;二是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理论。我们之所以把基于某种专门的实践活动之上的科学称为学科，一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体系;二是因为它在“实践”方面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著作、学术组织、学术刊物等。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目录学都是一门科学。

(一)目录学研究基点相关问题

科学发展史表明，一门学科要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既有科学的研究基点，又有理想的学科研究目标。这样，才能以学科基点为基础，以内涵发展为原则，选择适合本学科发展的研究方法，拓展学科的研究内容，从而构建科学的学科体系。目录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学科基点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客观实在。它既不是高悬于学科之上，或游离于学科之外的外加因素，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纯思辨性的先验产物。它的认识与揭示，是对目录学范畴体系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哲学思考之后，所凝成的思想结晶。基点的选择和制高点的确立不是随心所欲的，“时代特征必然要体现在作为社会产儿和社会进步推动力量的科学身上，使它具有时代性。科学的整体是这样，各门具体学科也是这样”。^[8]目录学也是一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科学。目录学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来自于时代的需要，又服务于时代的需要。目录学的时代特征贯穿于书目工作、书目方法以及目录学研究之中。各个时代的书目工作有其管理体制，各个时代的书目有其编制目的，有其收录和报道的内容范围和编制方法。各个时代的目录学有其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

目录学是一个随着时代前进而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理论体系。目录学的时代性首先体现在目录学研究的学科基点的选择上。目录学是对文献的整理，通过对文献的整理来解决文献的不断增长与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目录学的发展与文献的生产环境和技术条件、文献传播手段和方法技术、文献整理的手段和技术、文献利用的手段和技术等问题密切相关。所以对于目录学不同时期学科基点的选择也要以当时的各种环境条件为前提，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来选择合适的学科基点。认清社会环境和形态是选择学科基点和确立学科制高点的前提。

其次，目录学研究者反映客观世界的世界观不同，可以形成不同的学科基点，加上各自涉及的广度不一，研究的深度不一，即使在相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仍可能出现对目录学学科基点的不同表述。正是由于这些正常的学术分歧与争鸣才启发思考，开阔视野，推动目录学研究的轨迹不断向纵深地带延展。

最后，目录学学科基点的认识与揭示，还同目录学的成熟程度，同目录学相关学科的发展水平乃至同整个时代的科技水准、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都有着千丝万缕、或明或暗的内在联系。时至今日，目录学理论已逐渐成熟，相关学科也有了较大发展，因此，我们进一步探讨目录学学科基点的主客观、内外因条件已经具备。

中国目录学按照时间断限可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几个部分。由于近代目录学属于新旧目录学转型交替时期，当代目录学是现代目录学的继续发展，因而中国目录学实际上可分为古代与现代两大部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目录学发展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古代目录学研究说到底，仍停留在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自在’阶段，并没有上升到‘自为’阶段”。“20世纪以来……这时的目录学研究已逐渐摆脱以往那种不自觉的自在状态，开始注重学科自身的认识，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9]因此，我们在探讨目录学的基点时，着重讨论古代和现代目录学的学科基点。

(二)古代目录学研究的学科基点

余嘉锡说:“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可见中国目录学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子百家蜂起，文献急剧增长，人们开始寻找图书、阅读图书并收藏图书。孔子及其弟子们对部分文献进行了整理并编写了序录。在整理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时，“为之作序”、“言其作意”的书写提要，首创了揭示图书内容的方法。到了汉代，陈农求遗书于天下，继而，书积如山。成帝下诏整理图书，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的文献整理。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当时官府藏书的基础上，总结了前人目录工作实践的经验，编撰了反映先秦至西汉文化概貌的综合性书目《别录》和分类目录《七略》，正式产生了中国古典目录学。

但是，“目录学”一词的正式出现在文献中则是在公元11世纪。北宋仁宗时期，苏象先在《苏魏公谭训》卷四中曰:“祖父谒王原叔，因论政事，仲至侍侧，原叔令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清代学者王鸣盛(1722—1794)称目录学为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他在《十七史商榷》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江藩在《师郑堂集》中说:“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目录学家章学诚在其代表作《校雠通义》一书中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说总结性地概括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思想精华。中国古典目录学以此为核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目录学之理论体系。

中国古代目录学是整理目录的科学，目录学的对象也就是文献或者说是图书。目录学主要是作为读书治学的门径和工具。目录学的理论研究一直停留在无意识、无组织的“自在”阶段，并没有上升到“自为”的阶段。期间尽管有郑樵、章学诚两个理论高峰，至清末目录学更被尊为学中之学，但也无法使目录学摆脱经验目录学的状态。它始终停留在对事物的描述、对经验的总结阶段，而不具备完整的理论形态。因而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

中国古代目录学以分类目录为其主体，类别标准是把文献内涵在政治教化和人伦上的功能大小作为首选标准，类表结构是二维线性的平面铺排，仅用文字字符作为分类标识，兼起类号的作用，而且特别注重题解和小序。^[10]中国古代目录学的这些特征也正说明古代目录学对文献整理的重视，它主要以文献整理为核心。同时，古代目录学也非常重视分类、题解和小序，其目的是辨别学术源流。

因此，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学科基点的选择是与古代书目工作实践单一、文献生产技术和保存技术落后分不开的。由于手抄或刻版印刷文献的复本少、错误多，加之古人经常随意改动或伪造文献，使得“文献整理”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目录学的研究基点，古代学者离开了目录学简直无法做学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古典目录学的制高点。古典目录学发展到清代被尊为学中之学，是与古典目录学研究不失时机地、成功地选择学科基点和确立学科制高点分不开的。

古代目录学以文献整理为学科基点，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学科制高点。其学科基点只是停留在事物表面，没有深入到事物最基本的结构，这与古代文献的实际状况以及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程度密切相关。从文献整理出发，人们自然而然地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当做了目的，也就是目录学的学科制高点。

(三)近代目录学研究的学科基点

虽然中国目录学早在西汉时期就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造就了古代目录学的强大生命力，至清末目录学被尊为学中之学。但是，进入近代社会后，铅字印刷技术使文献的复本量剧增。在新的交流环境中，古代目录学的大部分知识和技能逐渐失去了作用。这种状况似乎已决定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没落。不论从何方面分析，目录学都不像一个能成为前沿的领域。^[11]但是，中国目录学走过漫长的知识积累和经验总结后，从20世纪开始踏上理论目录学的里程。20世纪的目录学在得天独厚的历史契机中走向现代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20世纪30年代中国目录学全面复兴了，“各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内多有‘目录学’一科开设”^[12]，“高级中学以上学校，多列为必修课，学子重视，几埒国学”。^[13]

20世纪30年代的目录学研究也形成了20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次高潮形成的契机是异域目录学的输入，两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出版业的现代化相对世界来说比较迟缓和科学革命迟迟在中国不能发生。西方目录学的传入对我国书目工作实践和目录学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者开始对西方目录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移植、借鉴和吸收，产生了一系列目录学专著，并对中国目录学史进行了总结，对目录学定义和对象进行了探讨、对目录学方法进行了创新、对书目种类进行了拓展、变化了书目工作组织形式等，使中国目录学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这一高潮中形成了许多理论流派，李小缘曾把这些理论流派归纳为四派:史的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校雠学家和界于三者之间的新旧俱全者。“史的目录学家”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重点研究古典书目和总结古典目录学史，目的在于发扬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以作为新目录学的借鉴。“版本目录学家”重在古籍版本的考订和版本研究历史与理论的总结。“校雠目录学家”则将目录学和校雠学融为一体，强调把目录学作为整理和阅读古代文献的方法。“新旧俱全者”是既强调中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又吸取西方目录学中的一些新的方法技术，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辟新的方法。但是，也许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这些理论流派的理论研究领域的成就对当时的书目工作实践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有人将这次高潮中理论研究的成就仅仅称为“传统目录学的回光返照”。近代目录学的理论成就始终未能超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体系，而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认识只是对郑、章思想的具体阐释，在书目工作中很少身体力行，只不过是做些“簿属甲乙”的工作。

中国出版业的现代化相对世界来说比较迟缓。正是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的迟缓，并未使文献数量剧增成为目录学理论和实践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而版本、文献校勘和学术导引仍是从学者必经的首要难关，更兼考据学风的学术背景，使古代目录学在近代时期缺乏研究基点和学科制高点更新的催生力量，这样使古典目录学的研究和学科制高点获得了延续的空间和时间。以文献整理为基点，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学科制高点的古典目录学仍以其固有的魅力独领风骚。从李小缘对当时目录学四个流派的归纳中可以看出，古典目录学的影响差不多占据了其中的“三个半”。而且，科学革命迟迟不能在中国发生，使古典目录学理论的近代化也很难实现，其研究基点和学科制高点也就明显缺乏更新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古典目录学的生命力，同时也为古典目录学成为20世纪目录学第一次高潮的中心提供了机遇。因此，中国有近代之目录学，而无目录学的近代化，近代目录学还是秉承古代目录学的研究基点和学科制高点，其理论始终未能超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体系。

(四)现代目录学的研究基点

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代目录学，由于缺乏本土科学革命的契机，也就不能形成属于自己的科学传统，研究基点和学科制高点的更新更是无从谈起，在书目实践日新月异与理论体系陈旧不堪的矛盾困扰中，中国目录学迎来了1949年目录学变革的曙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目录学需要顺应中国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的新变化改造它原有的理论和方法，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理论变革。这场变革要求对第一次研究高潮进行反思和扬弃，按新中国的价值观念建立起现代目录学的内容和体系。

虽然实践越来越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但从20世纪50年代起，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主要学习的是前苏联，以至于在目录学论著中所举的例子也多是前苏联书目，西方和传统一时都被前苏联目录学所替代和遮掩。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目录学难逃厄运。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从噩梦中惊醒，忽然发现自己真的落伍了，理论与技术的陈旧，使得人们以久违的心情又一次重新看待西方目录学理论。于是出现了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酝酿并在80年代形成的目录学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在这次高潮中，目录学理论、历史、方法诸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较大进展，大量目录学论文的发表，一批教材、专著也相继出版。

这次高潮的成就是研究内容的拓宽和实用性的加强，目录学研究的方式方法及其学科体系结构随之也日臻完善起来。具体表现在:①对中国传统目录学和目录学史进行全面、系统地总结，尤其对我国古代不同时期目录的编纂、著述及其当时社会文化的联系、作用和影响等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评述;②对基础理论的研究除了关于目录学的对象外，还集中在“目录学理论基础”、“目录学理论体系”、“目录学的任务、内容范围及功用”、“书目工作与目录学的联系与区别”、“书目工作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目录学发展的规律”等方面;③关于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引起重视，特别是在对文献资源和读者文献需求研究的同时，加强了书目情报服务的社会效果的分析、不同读者群对书目情报服务需求的预测、书目情报部门科学技术发展的对策与措施，以及书目情报服务体制的优化与改革等课题的研究;④目录学应用研究和专科目录学研究成果丰硕、方兴未艾。

在这些研究领域中，对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研究，可以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研究对象决定研究方法，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否确立是一门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人们充分认识到目录学研究对象的重要性，纷纷对其进行了研究，各抒己见。在这次大讨论中，面对“图书说”、“目录说”、“图书和目录说”、“关系说”等诸认识，以彭斐章、谢灼华为代表的中国当代多数目录学家认为“图书不是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因为“研究图书的一切方面的科学是没有的”;“把目录作为研究对象的观点是比较表面和形式的”，“目录是目录工作的成果”，“具体的感性事物不能构成目录学的研究对象”。他们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从哲学层面分析了目录学领域的矛盾，主张从目录工作的本质特征来认识目录学的研究对象，认为“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道文献信息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目录学研究的对象”。“矛盾说”决定了目录学的逻辑起点的范围和界限，并确定了应当从目录学学科自身发展的特殊矛盾及目录活动的本质与发展规律的角度去探讨目录学的实质，指出了目录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个孤立的客体，而是一个抽象的、具有内在规律性的系统。这个系统可揭示与报道文献与人们对文献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矛盾说”对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14]因此，现代目录学研究的基点是矛盾说。而从目录学发展规律上总结，把目录学的体系建立在更加科学化的基础上;把书目编制法上升到书目编撰学的高度，使目录学更加理论化;把目录学史深入到学术史的研究，使目录学内容更加深化，可以说是人们对目录学学科制高点的理性把握。

(五)当代及未来目录学研究的学科基点

人类正在步入一个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为最重要因素的时代，高速互联网将全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筑了一个庞大的、虚拟的网络世界。作为一门脱胎于文献整理和传播，有着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致用性及时代性非常明显的学科，面对信息时代的到来和知识经济的提出，目录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使命。当代及未来目录学基点问题作为本学科的一个前沿课题和热点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地重视。面向未来的目录学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学科基点选择和学科制高点确立的问题。

目录学研究者们不断探讨当代及未来目录学的学科基点，并在实践上呈现出一派自由争鸣的景象。陈光祚教授提出了“目录学是研究文献流的整序、测度和导向的科学”;朱天俊教授强调应用目录学的作用;马国华等人提出以“书目”为基点建立当代目录学的基础理论;彭斐章等人提出书目情报是跨世纪目录学的研究基点。这些研究成果力图把握住时代脉搏和精神，将目录学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突出目录学的致用性和时代特征。

彭斐章认为，2l世纪目录学要健康发展，关键是要选准学科基点和确立学科制高点。学科基点和制高点一旦形成，便构成学科研究的指导思想，决定着学科未来发展方向和理论功用取向。在《书目情报:跨世纪目录学研究的基点》一文中，彭斐章结合文化史、科学技术史，在回顾分析了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历程之后，充满信心地指出，21世纪中国目录学的学科基点是“书目情报”，学科制高点是“把握住跨世纪目录学的整体化和科学化趋势，使目录学在未来社会的渗透力全面提高，将目录学融合进整个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潮流”。

书目情报这一概念作为有别于表示事物的二次文献概念，是书目文献这种具体事物的抽象概念，是书目文献中关于文献及其识别的情报，是关于文献的知识和效用信息的集合，具有压缩性、二次性、知识性等特征。它吸收了文献的揭示(解题、提要、互见、分类、分析)和文献的挖掘、整序(搜索引擎、标引等)的方法，成为检索、交流、评价信息的工具。书目情报一方面表示文献的物质性存在，即可以通过这种信息查找文献;另一方面还可用来揭示文献的功能性存在，即这种信息能用于体现文献的内容。^[15]

把书目情报作为当代及未来目录学的基点，是基于以下考虑的:第一，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道文献信息与人们对文献信息的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是目录学领域里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第二，目录学领域最基本矛盾的解决有赖于文献信息交流。第三，书目情报不仅存在于正式的文献交流系统中，而且出现于书评、图书介绍以及一般的学术研究中，它是目录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深度。^[16]

以书目情报作为当代及未来目录学研究基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矛盾说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升华，体现了信息时代目录学的本质特征;必将引起目录学研究者知识结构的更新，催生一批新的目录学研究方法，有利于扩张目录学的渗透力，提高目录学的社会地位;将会使目录学融合现代科学的发展潮流，强化目录学的整体化和科学化趋势，培育出目录学理论的新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目录学界对书目情报理论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出版了一系列论著:《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等。这些著作都以书目情报为研究基点，对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的特点和规律，书目情报服务体系的优化与改革，书目情报系统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书目情报服务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大大地拓宽了目录学研究领域，丰富了目录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彭斐章等人不仅提出书目情报是目录学的基点，还对书目情报理论进行了系统地研究。主要成果有《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等。这些著作以开阔的眼界、独到的见识对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的特点和规律、书目情报服务体系的优化与改革、书目情报系统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书目情报服务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开拓了目录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这些著作通过对经济学说、组织与管理理论和现代认知科学等相关理论的引入和应用，丰富了目录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扩充了目录学的学科制高点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