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与目录学发展

二、文化变迁与目录学发展

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同地域的人群创造了具有相对稳定的模式与传统的文化，譬如江河流域的农耕文化、草原大漠的游牧文化、海洋沿岸的海洋文化。地球上众多文化的竞相发展，产生了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等几大文化区(文化圈)。不同地域或不同民族的全球多元文化，产生、积累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典籍，孕育了诸多不同特色的目录学流派。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确立了儒家礼教和宗族血源的绝对权威，并以儒家学说为主体融合佛、道两教，不断向外扩散而形成了东亚文化圈。封建统治者视儒家经典为治国宝典，竭力宣扬“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建立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教化和选拔制度。于是，在《七略》、《七志》、《七录》、《通志》和《四库全书》等分类体系演化史中，经部为群书之首的地位从未动摇。我国文化中的宗法烙印根深蒂固，同一家族长期定居于某个地方，即便背井离乡的游子亦有“落叶归根”的乡土情结。族谱与地方志的编修传统，法祖宗之法的历史习俗，盛世修史的既成惯例，戊戌变法的托古改制等，无不体现宗法的力量。梁启超宣称:“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19]宗法文化重视来源与流派，这决定了我国目录学必然注重指导读书治学的文化价值观，即“周知一代之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事乃与史相纬”^[20]。封建社会长期实行“重农抑商”与“重儒轻技”的政策，导致我国经史子集博大精深而科技著作寥若晨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理论体系十分完备而书目控制技术与方法相对匮乏。

古希腊文明没落之后，西方进入了宗教与神学主宰的黑暗的中世纪。16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打破了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促进了个性解放和科技进步。为了在商品竞争和殖民地争夺中获得有利地位，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竞相发展科技。资本主义文化欣欣向荣，科技在交流与传播中迅速发展，社会文献总量急剧增加。普赖斯曲线反映了文献指数增长规律，但是有意思的是这条曲线的起点(1665年)^[21]正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初创期。文献供给与文献需求矛盾剧增，图书目录工作日益受到重视。西方目录工作与目录学，有别于我国的“考镜源流”，形成了轻理论重应用的传统与特色。我国典籍浩如烟海，无名氏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无书名，曾几何时连《水浒传》和《红楼梦》等名著的作者都争论不休;西方注重个性解放，突出“作者”的版权制度与专利制度很快形成。于是，我国书名目录占据主流，而西方著者目录十分发达。我国文献分类注重理论渊源，四部书目分类体系以贯彻儒家经典为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书目分类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西方文献分类讲究科学实用，一般不会刻意追求完整理论，但求解决实际问题。文摘、索引、卡片、MARC、元数据等，无不是西方目录工作和目录学重视文献揭示与报道的结果。总之，西方目录学从产生起就是循着以图书为对象，以“关于图书的描述”为核心，以方便检索为目的的思想发展;并形成了强调个人价值观和方法技术的研究风格^[22]。

多元文化培育了诸多目录学流派，文化融合促进了目录学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道、儒、墨、名、法、阴阳等诸家思想相继登场，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交锋和文化大融合。孔孟之道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对世界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东南亚文化圈实际上就是中华文化辐射之下的儒家文化圈。在社会文化嬗变的春秋战国，校勘、训诂及注解皆已出现，孔子及其弟子整理和编订了六经^[23]。这些说明作为原始的文献组织、揭示与报道方式，典籍的收集与整理已经流行。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目录工作已经存在，我国目录学已经萌芽。但是，社会长期处于兵戎不止和动荡不安的激烈变革时期，缺乏安定的文化环境。尽管私家著述大量产生和书目工作已经形成，目录学还没有走完经验总结和知识积累的历程。西汉《别录》与《七略》相继成书，先秦呼之欲出的目录学终于问世。

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加速了胡汉文化的融合，北方士族南迁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的交流。隋唐王室都有少数民族的血统，文武大臣中出身少数族的人更是不可数计^[24]。鲁迅亦说:“唐室大有胡气”^[25]。隋唐采取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继续发展。东汉后三百余年的社会动荡，极大地削弱了汉代独尊的“儒术”文化。魏晋时期，玄学是一批知识精英对宇宙、社会、人生所作的哲学反思，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26]。佛教的广泛传播，佛经的翻译、整理与传播，必然产生了佛教目录。道教开始从“术”向“道”转化，道教目录逐渐兴盛。胡汉交流与中印交流，形成了儒玄释道并存发展的多元文化格局。这一时期，尽管政权更替频繁和毁书之事屡屡发生，我国目录学在文化交流与碰撞中阔步前进。题录书目、学术书目、专科(专门)目录和佛道目录等编纂成绩突出，产生了《中经》、《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七志》、《七录》、《隋书·经籍志》、《大隋众经录目》、《群书四部录》、《开元释教录》等一大批书目。四部书目分类体系经由郑默发轫、荀勖初创、李充确定次序，到《隋书·经籍志》而基本确定了类名和相关细目^[27]，我国古代书目分类体系完成了从“七略”经“甲、乙、丙、丁”到“经、史、子、集”的演化。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受到从所未有的挑战，国人被迫睁眼看世界。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新文化运动”、“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再到“改革开放”，西方“蓝色文明”为“中华文明”的变革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动力。在向西方学习的社会背景下，目录学走过了极不平凡的“西学东渐”历程。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不断地产生冲突与碰撞，其激烈程度绝不亚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这一时期，西方科学技术、经济制度、政治理念、思想观念，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翻译书籍、开办报馆、兴办学校等一系列活动，产生了大量“经世致用”的文献，封建社会传统“四部”文献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社会急剧变革，儒家经典和封建礼教的神圣地位轰然倒塌。1896年，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采用学、政、杂三分法，初步具备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类的雏形^[28]。20世纪初，徐树兰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徐氏书目彻底冲破四部书目分类体系的樊篱，将藏书分为政、学两部，以适应新旧书籍的类分，并将新学之书与“经”并列;在编目方法上著录详明，有分析、互著、参见，充分揭示了馆藏^[29]。1876年问世的《杜威分类法》首创类目与类号的对应体系，在文献分类法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随着文献数量急剧增长和图书馆向社会开放，文献分类法“仿杜”“补杜”“改杜”并行，馆藏目录体系普遍建立，索引、文摘、综述等书目控制方法开始流行。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我国先后出现了两次目录学研究高潮。在西方学术思想和技术方法影响下，我国目录学逐步成为一门具有现代意义的“中西合璧”的学科，即既继承了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目录学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