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理论发展的国际交流

二、目录学理论发展的国际交流

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世界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以及生态领域等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相互依存。而经济互存的加深、文化影响力的增长、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以及全球新秩序的逐步建立等使世界人民交往更加密切，逐渐融入全球一体化体系之中。在文化领域，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增加，新的分类意识和全球化身份的出现，消费和接受国外的商品和思想，采用新技术和新做法等都是参与世界文化(World Culture)的方式。因此，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任何闭门造车的做法都应被抛弃。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技术以及经验，充分开展国际合作。在吸收国外科研成果的同时，将我国的理论精华发扬光大，为世界所用，一方面进一步增进交流，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使我国的科学发展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目录学国际交流标准问题

无论什么领域，国际化都有一定的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标准，即衡量该领域是否达到国际化程度的指标。如企业国际化、城市国际化、教育国际化等，都有各自的衡量标准。企业国际化的标准由其全球贡献力(全球销售额、全球纳税额、全球雇员数、全球跨国数、全球创新力等)、全球经营力(全球销售利润、全球销售利润率、全球资金利润率、全球市场占有率、全球资本扩张力等)和全球整合力(全球经营方式、全球决策方式、全球财务管理模式、全球组织管理模式、全球雇员培训与聘用方式等)构成。^[25]国际化城市标准包括人均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人均年收入、人均电力消费量、每万人拥有乘车量、每万人拥有电话数、外籍侨民占本地人口比重、入境旅游人数占本地人口比重、市民运用英语交流的普及率、国际主要货币通兑率、本地产品出口额占GDP比重、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外汇市场交易量、外商直接投资占本地投资比重、非劳动力比例、地铁运营里程、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26]教育国际化标准包括教育观念的国际化(开放、全球意识)和高校国际化(教师队伍国际化、课程设置国际化、学生来源国际化等)。^[27]

通过以上国际化标准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国际化标准包含国际化意识与观念和可实施的指标。虽然，目录学作为一门学科与企业、城市、教育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在衡量和评价目录学国际化程度时，我们仍需从观念和具体的指标两个方面来进行。

1.国际化意识和观念

在当前环境下，网络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将世界融为一体，科学研究如果限于一国之内，特别是科技不甚发达的国家，不置于全球背景下考虑，必然不能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目录学研究要跨越国界，以全球化的视野来审视整个学科的发展。

2.目录学研究国际化，包括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的国际化

目录学国际化首先应具有国际化的意识，知晓当前世界目录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有针对性地选择研究课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存在着严重的不规范现象，主要表现为研究手段、研究过程和研究工具等方面的不科学操作，特别是普遍不符合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标准化的要求，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和发展以及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也影响国际学术交流，影响研究成果与国际接轨，并直接导致理论和实际脱节，造成学术浮躁和学术垃圾。当务之急必须实行国际标准化研究方法，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产出过程的科学性。^[28]

3.目录学教育国际化

教育国际化有如下五个要素:一是教育观念的国际化。旨在培养面向世界的国际意识的开放型人才;二是教育内容的国际化。主要是增设有关国际教育的专业或课程以及在已有课程中增开国际性内容;三是师生互换、学者互访等国际交流;四是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五是教育技术、设施等资源的国际共享。^[29]

4.目录学理论成果国际化

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越是本土化有特色的东西才越为世界所重视。理论必须具有独特的魅力，在相对独立的文化基础上形成其鲜明的个性。倘若是世界各国皆有的理论也就没有国际化的必要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经过长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独特传统并著称于世。小序、解题、互著、别裁等目录学方法，以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体现的学术整理思想，现在看来仍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二)目录学国际交流策略

1.合作创办国际交流机构

合作创办国际交流机构对目录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依托交流机构进行研究基金的筹集、人员交流互访、合作完成科研项目、共同出版目录学著作等。如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1928年1月4日正式成立)，学社是一个纯学术性、严整性、独立基金制的学术组织，其合作具有平等性、规范性、互补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是当今国际合作和中外交流中需要十分注意的。哈佛燕京学社的经济后盾坚实，同时聘请了很多权威学者，如郑振铎、孙楷第、陈垣、顾颉刚等。而在哈佛留学的中国名人也有很多，如赵元任、陈寅恪、吴宓、梁实秋、林语堂、竺可桢、贝聿铭等。学社也派遣了不少年轻的研究生及学者赴华留学，如被誉为美国中国学的“创建之父”的费正清、魏鲁男、贾天纳、毕乃德等。学社在燕京大学设有北平办事处，负责文史哲三系部分教授的科研经费，出版《燕京学报》(共四十一期)与若干特刊，另设引得编纂处。编纂处采用中国字庋撷法专印经过整理的中国古籍“引得”(即索引)。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正刊四十一种，特刊二十三种，总计六十四种，共八十一册，是国内较早运用科学方法整理出版中国古籍文献的工具书。该社三十年间，出版了有关经史子集六十四种引得，每种各有一序，述其原书编撰始末及其版本源流，并评价其得失，供读者利用参考。哈佛燕京学社的严密组织与规范操作对目前的高校合作和中外交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30]

2.举办国际学术交流会议

会议论文可以及时有效地通报领域内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热点，并能通过与会者进行广泛传播。尤其是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问题，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如2006年在武汉大学举办的“第二届数字时代中美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国际研讨会”上，华盛顿大学Harry Bruce教授介绍了美国的iSchool运动，即加强信息、技术和人员三者之间的交互。参与此项运动的单位通过科研立项、设立奖学金、进行创造性工作和研究等措施支持并加强这种交互行为。Harry Bruce的报告引起了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并就iSchool的课程设置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而会后，讨论和研究iSchool的热情依然高涨，《图书情报工作》于2007年第四期设立“iSchool”专题进行讨论。正是由于交流会的召开，才使得这场在美国兴起的信息运动得到国内的普遍关注，并对我国图书情报学的教育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有学者提出我国目前的学科整合刻不容缓。因此，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交流会能够快捷有效地传播理论成果及实践经验等。在理论和经验介绍的基础上，通过本土学者的接受和消化借鉴，最终为我所用。^{[31][32][33][34]}

3.参与国际学术研究项目

目前国外一些学术研究机构都设有一些学术科研基金项目，并对外开放，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都可以申请。如加拿大目录学协会设立的两项研究项目基金，玛丽特雷梅恩奖(Marie Tremaine Fellowship)和伯纳德奖(Bernard Amtmann Fellowship)。^[35]

1987年为了纪念加拿大最杰出的目录学家玛丽特雷梅恩(1902—1984)而设立了玛丽特雷梅恩奖，每年颁发，用于资助从事目录学研究的学者，资助的研究范围包括版本研究和出版发行史研究，尤其是对加拿大的研究。该奖总额2 000 000美元，只有协会的会员才能申请(每年只需交纳35美元的会费就可以成为其会员)。1992年为纪念加拿大著名的书商和专家Bernard Amtmann而设立伯纳德奖，每三年颁发一次，用于资助Bernard Amtmann所关注领域的有关研究，如图书的收集、销售和书目，尤其是研究图书贸易方面的研究。其总额为150 000美元，非协会成员也可以申请。

通过申请项目，尤其是合作完成项目的研究，各国目录学研究人员可以充分共享各地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和借鉴对方的优点，并且最终的项目成果通过国际途径进行传播，加之成果本身就是国际化的产物，必然会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4.教育国际化

首先要确定面向世界的教育目标。我国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指出:“国家鼓励开展教育对外交流和合作。”我国目录学的教育目标应是努力使我国目录学发展跟上世界先进的发展水平，使教育产出在领域内的世界人力资本市场和智力资本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次要加强人员交流。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人员交流互访逐渐增多，派遣留学生、学者访问、聘请外籍教师等，都能学习到国外科研的经验教训。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当地的特有文化背景下学习和交流，对其思想理论的领悟更为深刻。而外籍教师在一定程度上能将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身居中国的文化环境，其传道授业的过程就是理论过滤以及理论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留学生、访问学者以及特聘教师在学习和传授国外理论的同时，也将国内的理论传播到国外，在信息互动的过程中逐步让国外了解中国的研究现状，扩大中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最后，课程的设置应遵循学科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尤其是当前网络环境下，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具备传统的目录学知识，还要对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有一定的掌握。当然，具备良好的外语水平也是必不可少的。

5.信息交流

翻译国外优秀目录学著作。翻译著作虽然不能直接促成目录学理论的国际化，但是通过译介可以让国内更多人了解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尤其是不能进行外文资料阅读的专家学者。同时，将国内的理论成果以及相关著作翻译成外文，向世界宣传我国目录学研究的优秀成果。理论成果的借鉴是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而了解国外的目录学成果首要的工作就是精准地翻译，否则就只是一知半解，不能全面领略其精髓所在，甚至是误解，会给科研工作造成很大的不便或失误。在翻译的过程中有些问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如著作的文化背景，要选择具有一定学术价值著作的精确版本来翻译，正确理解原文并且准确表达，掌握科学的翻译规范，将翻译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当前目录学外文资料在翻译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Bibliography”的准确翻译。在西方目录学中，该词既可以是目录学也可以是目录。在利用“Bibliography”查找外文文献时，要区分查找到的信息资源是目录学还是目录。西方一些目录学资料在论及“Bibliography”时，如果为目录学会加上“作为学科”(as a principle)，如果为目录则以“过程”(as a process)说明之。笔者认为在翻译“目录学”时，应以“Bibliography Science”取代“Bibliography”，以区分目录学与目录。

将国内优秀的目录学理论成果发扬光大，除了翻译优秀的目录学著作以外，还可以在国外相关刊物上发表论文，或利用现代化的技术设施进行非正式性的信息交流。目前国内外的信息交流越来越密切，国内的不少学者乐于将高质量的论文发表在国外的刊物上，在增强其学术影响力的同时也将国内的科研成果传播到国外，国外研究人员对国内的一些研究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了解的过程也是一个吸收借鉴的过程，这必然会增进我国目录学的国际影响力。虽然目前在国外发表文章的数量还不是很多，但可以预见的是这种趋势的发展，必然会有更多精品见诸国外刊物。

同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特别是Web2.0技术的不断发展，Blog、Wiki、Rss等功能的应用，人们的交流更为广泛和便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交流途径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论文交流和书信来往，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选择E-mail等网络的各种功能进行信息互动。传统的正式信息交流周期长、实效性差，不能及时有效地报道最新的研究成果，而现代的交流周期短，网络信息交流是即时的，信息发送与信息接收几乎在同一时间完成，实效性强，能及时地共享科研成果和研究思想。

正式和非正式的信息交流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内外的目录学研究人员，但毕竟上述的各种信息交流目前还只是一个初步发展的阶段，随着信息交流的逐步扩展和深化，这种影响还会进一步加深。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录学的国际化路径分为两个层面，即制度层面和个体层面。创办国际交流机构、举行国际学术会议、教育等属于制度层面，通过这些交流制度和机制来实现目录学的国际化，而申请参与国际研究项目、翻译国内外著作、进行信息交流等则属于个体行为。制度是保障，可以高效地促进目录学理论的吸收和借鉴，并将国内的目录学成果传播到国外。个体层面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其当前效应没有制度性的效果明显，但随着不断地扩展，其影响力也不可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