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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分析目录学的发展现状

时间:2022-02-2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分析目录学或校雠目录学是研究作为物体的图书、图书生产的细节、制作方法对文本的影响等问题的学问。分析目录学包括历史目录学、版本目录学和描述目录学。[19](二)从西方目录学协会科研项目看历史目录学与版本目录学的发展西方历史目录学和版本目录学与中国古籍编撰学和古籍版本学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相似度。[20][21]西方各国目录学协会为鼓励目录学的发展,创立不少目录学奖项。
西方分析目录学的发展现状_数字时代目录学的理论变革与发展研究

二、西方分析目录学的发展现状

分析目录学起源于对莎士比亚著作和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和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时期其他剧作家作品的研究,活跃于19世纪初的三位杰出学者波拉德(A.W.Pollard)、麦克罗(R.B.McKerrow)和格雷戈(W.W.Greg),创立了分析目录学。分析目录学或校雠目录学(Critical Bibliography)是研究作为物体的图书、图书生产的细节、制作方法对文本的影响等问题的学问。作为传递文献的科学,分析目录学还研究印刷者和书商的历史,研究纸和图书装帧的描述,以及研究从作者的手稿到书籍印刷出版的过程中发生的文本变化。分析目录学包括历史目录学、版本目录学和描述目录学。历史目录学,笼统地讲就是研究书的历史,包括生产图书的人、机构和机器,其研究范围从技术史到工艺史的一切与图书所反映的文化社会有关的领域;版本目录学是研究已存在的印刷文本与作者构思文本之间的关系;描述目录学则是对图书外形特征的精确描述。[13]

(一)描述目录学

描述目录学的主要功能是对文献进行精确的形式描述,在书目方法上强调完整、精确、细致地著录文献,并相应地建立一套标准化的著录规则。在网络环境下,描述目录学则为实现网络信息资源的书目控制提供一套完善的著录规则、标准,力求准确地描述网络资源,对网络信息的数量、质量、形式以及内容进行控制。

传统的MARC编目方法主要是对馆藏信息资源进行编目,但应用于网络资源的控制也是可行的,特别是针对数字化资源增加的856字段。不过由于其格式严格,不易反映信息的动态性,难以处理不同字段的关系。基于此,专门用于描述网络信息的元数据孕育而生。元数据标准有多种,如描述艺术类可视资料的元数据标准CDWA(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和RVA Core(Core Categories for Visual Resources)、地理空间元数据内容标准FGDC(Federal Geographic Data Committee)、政府信息定位服务GILS(Government Information Locator Service)、包含元数据和全文内容的元数据标准TEI(Text Encoding Initiative)和EAD(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等。目前最为通用的是DC(Dublin Core)元数据,其描述对象是网络资源,有15个核心元素,方便易用,可扩展性和可操作性强。[14][15]

为了应对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随之出现的数字信息资源、机读目录、联机公共目录系统给编目理论与实践带来的新问题,国际编目原则采用了信息技术提供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利用FRBR(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FRANAR(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d Numbering of Authority Records)概念模型来体现新的书目工具在实现目录功能方面的特征与作用。国际图联FRANAR小组于2005年6月15日公布了《规范记录的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Authority Records,FRAR)草案全文,并在国际图联网上征求意见。2005年7月至10月间,该小组收到包括6个国家图书馆和3个国家级编目组织的12份个人意见和13份机构意见。目前FRANAR正逐步被FRAR所取代。[16][17][18]

以《英美编目条例》(AACR)为基础,《英美编目条例》修订联合指导委员会2005年制定公布了《资源描述与检索》(Resources Description and Access,RDA),拟作为数字环境下资源著录与检索的新标准。FRBR和FRAR模型为RDA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具有满足新生资源特点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以及在广阔的技术环境下数据生产所需要的适应性等。[19]

(二)从西方目录学协会科研项目看历史目录学与版本目录学的发展

西方历史目录学和版本目录学与中国古籍编撰学和古籍版本学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相似度。历史目录学主要研究图书史和生产图书的人、机构和机器的历史,中国古籍编撰学主要研究历代图书编撰学家及其代表作;历代官方修书机构及其代表作,私人图书编撰的代表人物及其编撰经验等;历代图书编撰内容解析及各类图书编撰情况;古代图书编撰形式,包括图书编撰形式、编制等。版本目录学主要研究印刷本与作者构思文本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提供著者最优最精准的文本,另一方面对文本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文字等错误进行校正。中国古籍版本学研究古籍著作方式的演变源流(写本源流、刻本源流)、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版本数量、版本系统、版本优劣)、古籍版本鉴定的规律(内容和形式),古籍版本学与目录学、校勘学互为依存、相得益彰。[20][21]

西方各国目录学协会为鼓励目录学的发展,创立不少目录学奖项。美国目录学协会(http://www.bibsocamer.org)创立席勒奖(Schiller Prize),专门用于奖励和资助20世纪儿童读物的目录工作研究,此奖每三年评选一次,获奖者可得到2 000美元的奖励以及免费成为目录学会会员一年。该协会还设有福雷德森·鲍尔斯奖(Fredson Bowers award)和专门用于研究早期英国连续出版物的米歇尔奖(Mitchell Prize)等。英国目录学会协会(http://www.bibsoc.org.uk)在推进目录学发展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各种基金的支持,如古籍书商协会奖(Antiquari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award)、范可纳·梅丹奖(Falconer Madan award)、皇家橡树基金(Royal Oak Foundation Bursary)、拜瑞·布隆菲尔德基金(Barry Bloomfield Bursary)等。各种奖项基金使目录学研究具备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吸引了许多专家学者致力于目录学的研究,并保证了各项研究的顺利进行。

目前西方分析目录学的热点在于历史目录学和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其主要研究内容为:

·某一时期特定主题图书的研究

如2007年1月,劳伦斯·达顿(Lawrence Darton)凭借其著作《达顿:两出版机构1787—1876年间发行的儿童读物列表注释》(The Dartons:An Annotated Check-list of Children's Books Issued by Two Publishing Houses 1787-1876)获得第一届美国目录学协会设立的席勒奖。该著作是此领域目录学作品的又一里程碑,超过早期由Sydney Roscoe,Marjorie Moon和Christina Duff Stewart制定的作品标准,其创作超过25年,729页的著作详细著录和描述了文学发展关键时期两大最有影响力的儿童出版公司的作品。该著作建立和扩展了从18世纪到维多利亚时期有关英国儿童作品出版的渊薮,儿童书的历史、收藏家以及儿童书研究者和19世纪引数文化等。还有如1475—1565年间英国传奇文学印刷研究(work on the printing of English romances circa 1475-1565),19世纪欧洲旅行家及其著作研究(a study of nineteenth-century continental tourists and their books)等,都是研究早期各国在特定领域内的图书问题。

·著名著者的作品及其对书籍发展的贡献研究

如《圣安妮博林的加冕诗校勘版》(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Coronation Verses of Anne Boleyn),《15—16世纪版本的萨瓦纳罗拉作品》(Fifteenth-and Sixteenth-Century Editions of Savanarola's Works),《威廉姆丽莉的〈拉丁语法及其入门〉研究》(Work on William Lily's Latin Grammar and the Beginnings of Grammar Writing in English)等。

·机构藏书研究,如早期的修道院,大学图书馆等

如“阅读乌托邦:休斯免费公共图书馆”(Reading in Utopia: The Hughes Free Public Library(Tennessee)),“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16,17世纪英国宽印刷物研究”(work on English C16 and C17 broadside prints in Oxford collections.),“1550—1700年剑桥大学图书馆研究”(work on Cambridge college libraries c.1550-1700)等。

·早期图书出版机构研究

如“加拿大麦克米伦公司历史研究”(A History of the Macmillan Company of Canada),“‘二战’期间牛津大学出版社情报印刷的调查研究”(Investigate intelligence printi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信天翁出版社的兴衰:战前欧洲英文图书”(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lbatross Press:English Books in Europe on the Eve of War)等。

·图书生产技术研究

主要是水印技术和图书装订技术的研究,如“手工业时代以来的水印技术描述和分析研究”(A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watermarks from the hand press period),“国民托管组织保存的英国和爱尔兰纹章书装订研究”(Work on British and Irish armorial bookbindings in properties held by the National Trust),中世纪信纸装订的历史和发展研究(A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medieval‘stationery’bindings)等。

·图书出版与书业贸易研究

随着近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极大地促进了当时书业贸易的发展。图书出版与书业贸易的繁荣存在怎样的关系,以及近现代西方各国的书业贸易情况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目前也有不少研究围绕着这一领域,如1860—1900年苏格兰和新西兰印刷业文化与商业关系的调查研究(An investigation into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links between the Scottish and New Zealand printing industries 1860-1900),大西洋国家近现代商业出版及其经济一体化研究(Work on the business press and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1942—1948年间美国书业的国际化(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US Book Trade,1942-1948),海峡两岸图书:漫长的18世纪的法国,英国和国际书业贸易(Books across the Channel:France,Great Britain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Books during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等。

(三)西方目录学协会的发展

目前西方各国目录学会普遍关注分析目录学的发展。英国目录学协会的宗旨是为促进历史、分析、描述和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和发展,鼓励书籍印刷史、出版史、销售史、装订史和收藏史的研究。协会的学术期刊《图书馆杂志》(the Library),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目前有印刷版和电子版,是英国研究目录学和图书在历史上作用的最杰出期刊。美国目录学协会(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BSA)成立于1904年,是北美地区最早的目录学协会,该协会致力于作为实物的图书及手稿研究。1927年协会确立了主要的目标,即促进目录学研究和目录著作出版。协会工作一直围绕着这些目标展开,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来完成,如举办会议、演讲、奖金项目等,以及出版著作和期刊,如《美国目录学协会论丛》(Paper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该期刊是北美最重要的目录学期刊。加拿大目录学协会(http://www.library.utoronto.ca/bsc/bschomeeng.html)的宗旨主要为促进目录学研究,鼓励列举、历史、描述、分析和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和发展;促进目录学研究和目录实践工作;深化书史和印刷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出版书史和印刷文化有关的研究成果;鼓励书目、校勘本和书史及印刷文化研究的出版;促进各种形式的手稿、档案和出版物的保存和保护;鼓励将相关手稿和档案资源的利用与分析作为目录学和图书史研究的基础。弗吉尼亚大学目录学协会(http://etext.lib.virginia.edu/bsuva)1947年成立,致力于促进手稿、地图、印刷、绘图以及版本和分析目录学研究的发展,是学术性最强的目录学协会。协会出版物,尤其是《目录学研究》,凸显了协会的特色,有着广泛的影响力。《目录学研究》1948年创刊,弗雷德森·鲍尔斯(Fredson Bowers))时任主编,第一卷命名为《弗吉尼亚大学目录学协会论丛》,从第二卷开始改名为《目录学研究》。该刊是协会各项活动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研究实体图书、文献的流传和版本研究的重镇。1997年,协会庆祝成立50周年,出版了第50卷《目录学研究》,涉及该协会半个世纪的各项信息:协会的历史和大卫·凡德·米伦(David L.Vander Meulen)著作的记录、《目录学研究》的历史和50卷左右作者索引。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目录学协会(http://www.csu.edu.au/community/BSANZ/)于1969年2月在墨尔本成立,借鉴英国目录学协会和美国目录学协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目录学协会关注的领域包括印刷史、出版史、销售史、造纸、装订、古文字学和手稿学,以及版本目录学。协会还关注参考目录学的发展,一直热衷于澳大利亚19世纪前的文献整理工作,并通过澳大利亚“图书遗产工程”来完成这项工作。

在目录学协会大力鼓励和支持下,并以众多的基金奖金作为物质基础,西方目录学研究获得不少的成果,催生了一批目录学作品。英国目录学协会1997—2007年间出版发行了10部目录学著作。如1997年出版的《英国歌剧及歌曲著作的出版,1703—1726:描述目录》(Opera and Song Books published in England 1703-1726: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1998年出版的《教堂图书馆目录:英国和威尔士大教堂收藏1701年前印刷书籍(第二卷:欧洲大陆书籍)》(Opera and Song Books published in England 1703-1726: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Volume 2:Continental books)等。如上文所述,在2002—2006年间英美目录学协会各种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达131项。这些项目一般为期一年,短则几个月,因此研究成果的获取周期短。随着研究项目的完成,产生了大量的目录学著作。如校勘版的格莱汉姆马瑞亚《巴西航行》(Maria Graham's Journal of a Voyage to Brazil:A Critical Edition),集注版《驯悍记》(The Variorum Edition of The Taming of the Shrew),牛津大学出版社学术版本翰米尔顿的《复乐园》和《力士参孙》(Scholarly Edition of John Milton's Paradise Regained and Samson Agonistes f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世纪欧洲旅行家及其著作研究(a study of nineteenthcentury continental tourists and their books)等。英国目录学协会2007年出版了《书商公司的法庭著作索引,1679—1717》(Index to the Court Books of the Stationers'Company,1679-1717),2004年出版了《图书装订及其历史》(Bookbindings and Their History)和《英格兰和威尔士教会图书馆指南》(A Directory of the Parochial Librarie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the Church in Wales)等一大批有关目录学研究和实践的著作。美国目录学协会1980年出版了《美国目录学协会,1904—1979:回溯收藏》(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1904-1979:A Retrospective Collection),2004年出版了《美国目录学协会:百年历程》(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A Centennial History),2006年出版了《林德·怀纳·艾斯与美国最早的改革手册收藏》(Leander Van Ess and the Earliest American Collections of Reformation Pamphlets)等相关著作。

(四)分析目录学技术不断发展

随着光学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分析目录学的技术方法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早期的校对方法称为“温布尔顿法(Wimbledon method)”,通过人工翻阅文本的不同副本,逐行逐句阅读,以此来找寻误漏。另一比较古老的方法称为“圆圈校对法(Circle Collation)”,这种方法较之温布尔顿法要求人数不止一人,需要一人大声读出来,另一人小声跟读,以此发现标点、错行、掉字以及其他印刷错误等。以上校对法与中国古文献学的校雠法相当,“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雠。”但人工校对的方法比较浪费时间,到了20世纪后期,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文本校对技术和数字扫描技术已经能够同时对多个版本的文本进行自动校对。光学技术也已应用于版本研究,欣门校对机(Hinman Collator)、文顿校对机(Vinton Collating Machine)、罗斯门的休斯顿编辑桌和编辑架(Roth-man's Houston Editing Desk and Editing Frame)等专门用于版本比较的机器逐步应用。[22]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也逐步应用到分析目录学,如利用计算机排版技术进行历史文献的编排,利用计算机检测异文的细小变化,利用单相交照技术进行文献材料的检测,利用X光技术检测图书的机构,利用紫外光检测被覆盖的画和被擦去的文本,利用光谱学研究油墨颜料等。这些新的技术已经被分析目录学家广泛地用于纸张鉴别、文献制作方法,文献材料的研究之中。如扫描技术,书籍通过光学特征识别器(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扫描,其页面再转换成文本文件并与前期同页面的扫描结果相比较,这种方法也经常被版本学家用于比较早期不同版本的书籍。但复印或扫描技术会对古籍造成一定的损伤。而图片可以通过照相技术进行复制,目前可以通过数码相机直接进行,并赋予鲜明的颜色,如红色或蓝色,再将图片在电脑屏幕上叠加,如果两幅图没有不同,则整个看起来呈二次色,紫色;另一方面,如果有不同,其主要颜色则会分别显示。上述的技术操作都不困难,普通用户通过Photoshop软件就可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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