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挑战

二、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挑战

当然，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要可持续地巩固和拓展，仍面临着诸多严峻和重大的挑战，既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更多的是内外部因素相互混合而导致的。具体而言，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挑战根本上来自于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尽管取得了重大发展，但中非关系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不平衡。

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有目共睹，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关注和重视。但与其物质性的硬的一面相比，中非关系的人文、社会等软的一面却存在较大不足。如同第一章所讨论的，中非关系的国际舆论环境在过去十余年里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不利发展，特别是在非洲内部。这当然与中非关系从情感/意识形态支撑型向着经济利益支撑型的转变有关，但也与中国自身一度不够重视软实力不够有关。的确，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非洲内部对中非关系的认知正出现多元化趋势。多数非洲政府和执政党对中非关系是高度认同的，但与其相对的反对党、政府之外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则更多受西方舆论影响而消极看待中非关系，知识界精英也因其主要信息来自于西方媒体而不看好中非关系，至于基层的非洲人民则往往因其与中国公司、商人、劳工、商品等的互动关系而对中非关系看法不同。

很大程度上，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不平衡的严重性，并开始采取严肃措施予以改善。中国外交部领事司曾于2009年发布《海外中国公民文明指南》，包括《海外中国公民文明社交指南》、《海外中国公民文明举止指南》和《海外中资企业机构文明指南》三部分内容，以期改善中国人的国际形象。^[15]此外，中国政府还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大力推进中国在非洲软实力的建设。以2012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为例，本届论坛强调将“继续在论坛框架下设立新的分论坛或推动已有分论坛机制化”，对论坛所属的各分论坛机制进行了进一步合理化，包括新建3个分论坛、机制化3个分论坛，并将继续强化4个分论坛机制（表5-2）。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次论坛行动计划所提及的10个分论坛机制中，有6个是主要围绕软实力建设展开的，即：中非广播电视媒体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智库论坛、中非民间论坛、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文化部长论坛。

表5-2　中非合作论坛涉及软实力建设的分论坛

作者自制。

第二，尽管中非关系在过去十余年里发展相当快速，但却面临着后劲不足的问题。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以来，中非关系的确得到了相当快的发展：中非整体关系在2000年、2003年和2006年实现“三级跳”；中非政治关系始终保持高热度；中非经济关系引人瞩目；中非社会和文化关系也迅速跟上。中非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外交的领头羊和样板，受中非合作论坛快速发展的启发或推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正得到强化，而中国—拉丁美洲国家合作论坛也正在论证过程中。

但必须承认的是，过去一个阶段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更多基于先前中非关系的发展基础，一方面是中非关系特别是中非经贸关系的起点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是中非传统友好关系很大程度上尚未完全消退。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和中非关系三个转型的逐渐凸显，目前的中非关系正面临着发展基础转变、机制体制不够完善、改革创新动力不足、公民文化素养不高等挑战，使得中非关系的后劲严重不足。发展基础方面，中非关系的历史情感和意识形态基础正在甚至已经消退，但新的情感基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即前述的软硬实力的发展不平衡。机制体制上，尽管中非合作论坛为中非关系提供了机制体制的保障，但其层级不够高，人手不够多，专业不够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协调整个中非关系全局发展的能力，长期来看必须加以改变；^[16]此外，政府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上的支持和保障体系也不够充分，诸多企业在到非洲经营时面临着可融资渠道少、政治风险保障弱、市场风险应对差等问题。^[17]改革创新动力上，一方面参与中非关系的行为体正在快速多元化，但其利益追求却似乎朝向同质化方向发展，即追求短期的经济或物质性利益，而不思考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也正是中国在非洲面临诸多如环境保护不力、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差、过多使用中国工人、不融入当地社会、不回报当地社会等批评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关的，中国公民的文化素养不高，不仅为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带来了重大负面影响，也对中国的整个国际形象造成了伤害。

第三，尽管中非关系实现了全面发展，但却面临着全面升级的挑战。

如前所述，中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关系在过去十余年里实现了全方位发展，但由于起点较低，因此迄今为止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都是低水平的，需要全面升级。一方面，需要全面升级对非洲的理解和认知，促进中非关系社会基础。尽管中国政府层面、特别是中央政府层面对待非洲的态度是非常积极乐观和战略远视的，但到企业、公司、个人甚至地方政府层面，就往往非常简单地看待非洲，其中西方所宣传的非洲的消极面更占据了主导地位，进而导致这些次国家行为体更多从短期获利的角度思考与非洲的关系，不深入理解非洲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采取了诸多盲目和短视的政策决策。如前所述，非洲正在崛起，但同时非洲又是一个充满多样化的大陆，不能简单地用某一特定视角看待不同非洲国家、甚至同一非洲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的机遇和挑战。唯有全面升级对非洲的理解和认知，中国与非洲的交往，包括政府和民间层次的，才能真正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建立中非关系的长期情感基础，夯实中非关系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需要全面升级中非经贸关系，实现中非互利共赢，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中非对称性相互依赖关系的建构。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次国家行为体介入中非关系，这些次国家行为体之间在非洲的无序竞争及他们与非洲当地行为体的竞争，都不利于中非关系所倡导的“互利共赢”理念的具体落实。事实上，一方面由于中国自身发展水平仍较低，另一方面由于非洲展现了大量的机会，中国企业、商人乃至个人都一拥而上到非洲，相互之间不仅缺乏统一协调，甚至到非洲后为获得项目而竞相压价；而这些低层次的投资者为非洲当地发展带来的则是挤压非洲当地产业的发展空间，进而招致其强烈反感。因此，唯有通过升级中国在非洲的经贸战略，实现中国各行为体内部和中国与非洲当地的错位发展和良性竞争，才能真正实现互利共赢。

第四，尽管中非关系抢得了部分先机，但外部竞争的压力正在迅速上升。

以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为起点，中国迅速占据了与非洲发展关系的先机，使得西方传统大国和非西方的新兴大国纷纷效仿，发展与非洲的关系。这既是对中非关系的肯定，但同时也使中非关系所面临的外部竞争压力迅速加大。首先，它使得中非关系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迅速恶化，来自西方国家对中非关系的无端攻击，非洲国家对中非关系的认知多元化，以及新兴大国的搭便车心理，都使中非关系处于某种“孤立无援”的境地。其次，它也使中非关系的国际战略空间逐渐缩小。非洲在欢迎中非关系发展的同时，也抱着利用中非关系强化其与其他行为体的谈判地位的想法，某种程度上仅仅工具性地利用中非关系，而非旨在真正地促进中非关系发展。而西方传统大国和其余新兴大国则一方面试图赶上中非关系，另一方面则尽可能阻碍中非关系的发展。最后，它还使中非关系面临的国际机制环境竞争加剧。西方大国复活其对非合作机制、新兴大国新建对非合作机制以及有关涉非三边合作机制的压力等，都使中非合作论坛的未来发展空间被大大压缩；与此同时，诸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也加大了与非洲的接触，使得中非合作论坛不再“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