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再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可忽视自然对人的影响

李　刚　袁　娜

一、中国历史上自然与人关系认识上的几次飞跃

人与自然到底应该是何种关系?早在中国古代，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得出了许多不同的认识。从整体上看，中国古代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可以分成四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其不同的特征。

第一阶段，人的自然意识萌动时期(原始社会后期)。原始社会后期，农业，畜牧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都与农业、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人类早期的生产生活以及他们简单的生产关系中，人们逐渐产生了最早期的对自然的意识，朦胧中感到人类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相关。但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的力量及其规律不能正确地认识，更谈不上改造利用自然了，因此当时的人类只可能对自然怀着无比敬畏的情怀。早期人类对山川日月水火等多神膜拜，表现出早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状况——崇拜+敬畏。经夏至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出现，最终国家的产生，改变了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之间的关系，在奴隶社会专制王权的不断巩固与发展下，人世间出现了君临天下的君主，于是人们也给自然模拟出一个高居天上，至高无上的主宰，并称之为“上天”，山川日月水火和土地，四面八方皆受他统领。人间气候变化、季节更替、均由他掌管，更甚之，何时五谷丰登，何时灾害疫情连年，也是由“天”的旨意而定。人世的国王受命于天，他的一切行动，都是执行上天的旨意。这样由夏至商，人类第一次给自然赋予了人格神的地位，在意识上把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密切地结合起来，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但是这种认识有其两大局限性:一方面是对自然与人关系的认识很粗浅、表面化，并带有较浓厚的迷信色彩;另一方面是认为人类及其社会的发展是听命于自然环境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自然的奴仆，自然神圣不可侵犯。

第二阶段，随着西周时期人的自然意识不断发展，在天人关系中，人类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地位，第一次提出了天意就是民意，民意通过天意表现出来。把人与自然放到了平等的地位，实现了第二次飞跃。例如《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意出于民心，天子当怀保小民”。从而形成了西周时期特有的“敬天保民”的思想。这种思想第一次将天与人相提并论，但要特别注意的是西周时期人们对天仍然崇拜，而这种敬天保民的思想(不断提升人的地位)，是建立在对自然极其崇拜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实践中人类社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自然。

第三阶段，西周末年，由于战乱频频，又加上天灾连连，人们开始对上天产生了怀疑与动摇，尤其是进入春秋战国后，周王室(代表天统治人民)的衰落导致天的地位日益下降。天的“神”的含义被逐渐剔除，“天神”更多的是被统治者利用，涂上了浓厚的社会政治伦理色彩，成为社会政治伦理的最高原理。从那时起，聪明的人类已经不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对自然怀着真实的敬意，取而代之的是虚伪的崇敬，这标志着人类在其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渐占上风，不仅如此，人类对自然利用的历史拉开了序幕。从春秋起，随着人们自然科学知识的日益丰富，人们对天道的认识也有重大突破，初步地把天道理解为自然界的运动发展规律，而且认为这种规律是可以掌握和利用的。正因如此，在天与人的关系上，第一次把人提到了真正首位。人不再是自然的奴仆，而一跃成为自然的主人，人类社会从对自然的依附中逐渐摆脱出来，实现了解放，这就是人类自然意识的第三次飞跃。这方面成就最大的是荀子。荀子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第一次从理论上把人与天，自然环境与社会分开，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荀子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是“列星随旋，日月递为焰，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等自然物质的运动变化，这些运动变化是天地之间阴阳二气矛盾运动的结果。“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由此，荀子提出了“天人相分”的观点，他认为“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谓天职”，而人的职责则在于“制天命而用之”。人尽管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天，可人有充分利用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的能力，可以用来改变人的处境。人是可以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荀子的观点正确地抹去了自然神秘的光环，深刻地说明了人和自然的关系，精彩地强调了人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中的作用。荀子的观点满足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便于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教化，因此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第四阶段，隋唐时期，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达到了顶峰。其代表人物就是刘禹锡，他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他认为，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各有特点，天不能干预人间的治乱祸福，人也不能干预自然的各种变化。然而，天与人也不是毫无关系，而是能够“还相用”。在法制大行的社会中，是非清楚，赏罚分明，人们就会明了祸福是决定于人的行为，与天没有关系，就不会相信天命，以“是非”为准则的人类社会的规律就战胜了弱肉强食为准则的自然规律，这就是人胜天;相反就是天胜人。刘禹锡相信，只要人能够维持法制和是非，就能够胜天，就能“用天之利，立人之纪”，利用自然，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刘禹锡的观点有几点新意:首先，他真正认识到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是有机的统一，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有各自的特点，又彼此联系，互相作用;其次，刘禹锡所称的“天胜人”或“人胜天”并不是指征服或依附的关系，而是强调人类社会立足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重视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最后，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之上。只有法制和是非分明的国家才能实现“用天之利，立人之纪”。刘禹锡的观点第一次把自然、社会、法治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自然与人关系认识的第四次飞跃。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刘禹锡的观点虽然在理论上把人类的认识水平提高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但其缺乏实践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更多的带有空想的色彩。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社会经济的确较之以前发达，但其社会人口不断增加，在这种压力之下，人类只有在向自然的大规模的索取中，甚至是破坏性的开发中求得人类自身的发展。当然这在当时是必然的，并受王权直接领导的，因此，刘禹锡的观点，并没有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也没有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人对自然的利用关系不但没有改变，依附程度反而进一步加深。

到宋、元、明、清，封建社会对人的人身控制加剧，封建中央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种政治大环境下是不可能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的。

二、当代自然与人关系的本质

人类文明尽管只有五千年的历史，却成功地覆盖了庞大的地球，今天，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找到人类文明的主要表达方式——工、农业合作留下的痕迹。应该说，这些智慧的成果大多数改善了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增加了社会福利，使人类空前地强大，空前地幸福。但也应该说，其中有些——而且现在越来越多——属于人的自以为是，对自然环境的自作聪明。人活着便是为了保持自身的存在以及更好的活着，这是人类开发自然的最终目的。自然对人而言是一种资源。自然界除人类就没有其他高等智慧的生物(至少在人类的知识中)，人类认为其他物种是没有感情的，因而人们保护动物的动力并不是同情，而是一种利用。人保护环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利用，单方面的利用。人类自私地将其他一切物种不看在眼里，甚至对曾经给予他们生命并孕育他们成长繁衍的自然也不屑一顾。倘若这世界上没有人，自然界还是会持续地存在下去，所以自然对人并不依赖;反之，人依赖于自然，如果自然消失，人绝无生存的可能性。于是，我们有了一个结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用关系，人利用自然——人单方面利用自然。在大力倡导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对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重新进行深入思考。因为，这不仅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前提命题。我们以往接受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论断——人定胜天。人对生产力的共识——战胜自然、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就是一个证明。人类的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这样的共识并不是我们人类的最佳理念。人并不是万能的，更不可能是自然的主宰，人仅仅是自然之子，是千万物种中的一种而已。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以往只片面强调人的能动性，而忽视甚至蔑视自然对人的影响这种偏颇思想及其主导下的思维和行为重新做一审视。

三、人类自作聪明的恶果

1.农业“生产”的自作聪明——黑白双风暴

从蛮荒时代进入农业文明时代伊始，人类就大力拓荒种植以增加粮食产出，文明的发展程度甚至可以用农具的材料来标志:石器、铜器、铁器。但回顾历史，一个现象显而易见:文明越发达，衰亡越彻底。从伊拉克的两河流域到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以至中国的黄河流域，在人类数千年水平越来越高也越来越没有节制的农业开发影响下，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文明被迫沦落。近代以来，工业技术的进步更使农业生产能力突飞猛进，许多国家都实施了通过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来“改天换地”的举措。由于此时人类改造自然的“聪明”今非昔比，终于短时间内即酿成了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这种灾害中影响最大的是在美国、前苏联两个“现代文明大国”发生的黑白双风暴。

19世纪中叶，美国出台土地私有化政策，鼓励向半干旱的中西部大草原移民开荒。这项政策当时被认为是既发展中西部又解决饭碗问题的聪明之举。在新型农业机械的帮助下，仅1860—1890年30年间便有90万平方公里处女地被开垦，中西部成为美国的主要粮仓。谁料因过度的掠夺性垦牧造成新垦地大面积沙化，新垦地逐渐成为沙尘暴的源头。20世纪30年代，沙尘暴气候逐渐形成，1931年8次，1932年14次，1933年春季终于发展成灾害性的沙尘暴，中西部大平原多数新垦地上的庄稼被席卷一空，全国小麦减产l/3。1934年，震惊世界的黑风暴降临了:裹挟着大量新耕地表层黑土的西风“长成”了东西长2400公里、南北宽1440公里、高约3公里的黑龙，3天中横扫了美国2/3地区，把3亿吨肥沃表土送进了大西洋。黑风暴所经之处，农田水井道路被毁，小溪河流干涸，一年之内16万农民被迫逃离。这一年美国农业损失惨重，粮食减产一半之多。事后美国痛定思痛，专门制定了“农业复兴计划”，推行了免耕法和退耕还牧，划定了保护区，建立了国民资源保卫队实施世界四大造林工程之一——“罗斯福生态工程”，大致沿西经100°线种植了一条宽100英里、从北向南纵贯美国中部的防护林带。经过20余年的恢复和生态建设，这一地区的表土状况初步稳定，黑风暴才没有继续肆虐。可是，前苏联并没有接受美国的教训，从1954年开始，为“让荒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在前苏联中亚地区哈萨克、乌拉尔等地的伊希姆、图尔盖等半干旱草原，10年之内开垦了约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一度使前苏联粮食年产量增加了2/3。但植被和表土结构被破坏的结果是1960年3月和4月两次出现大面积黑风暴，仅哈萨克新垦区农田就被毁约20万平方公里，新垦区农耕系统几乎瘫痪，连上千公里以外的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都尘雾弥漫。比黑风暴波及更广、持续更长且已覆水难收的是在邻近地区后来发生并绵延至今的白风暴。前苏联在今土库曼斯坦东南部的中央卡拉库姆沙漠附近修建卡拉库姆列宁运河，每年可从原世界第四大内陆湖咸海的主要水源——阿姆河中调水灌溉沙漠南缘约10万平方公里的新垦棉田和草场，另一主要水源——锡尔河上也修建了多个水库将河水截留用于农田灌溉，超过8070平方公里的河水被两岸的新耕地“吃干榨尽”。这种“创造性地再造自然——在荒漠地带种植棉花”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两大水源都被截走，下游的咸海水位急剧下降，湖水含盐浓度和矿化度急剧升高。不仅湖中的物种死于非命，更可怕的是——咸海30年间面积从6．6万平方公里锐减为2．5万平方公里，湖岸线后退了40至60公里。一望无垠的裸露的湖底盐碱，在中亚半干旱的气象条件和风力作用下，成为孕育“白风暴”(含盐尘的风暴)的温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每年都要发生几十次的白风暴，不仅使咸海附近的环境“白色荒漠化”，还造成阿姆河和锡尔河两岸的新垦区因高度盐碱化而“报废”，导致了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这种报复甚至直接危及人体:棉田施用的大量的杀虫剂以及其他农用化学品随灌溉排水沉入湖底，湖底裸露后，这些物质被白风暴卷起洒向四周，宛若潘多拉的魔盒里飞出的幽灵——20世纪80年代年代以来，在咸海周围地区，尤其是阿姆河下游，居民的白血病、肾病、支气管炎的发生比例明显升高，每10个婴儿中便有1个在出生后第一年内死去，咸海周边有几十万居民因此迁移。十几年来咸海流域生态灾难所造成的损失，已经远远超过前苏联在该流域发展农业获得的经济收益，号称的“人类文明奇迹”仅仅维持了30年就被“改造”为类似月球表面的“白沙”漫漫的无人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对此曾做这样评价:“除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外，地球上恐怕再也找不出像咸海周边地区这样生态灾害覆盖面如此之广、涉及人数如此之多的地区”。

黑白双风暴这样的环境报复人类的事件说明自然环境只有请出灾害作为代言人，人们才会相信自然的威严。大自然本来是没有带缺陷的生态系统。有一些原生生态系统，就是因为人类自作聪明的开发方式，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才招致灾害。经过这些灾害，由于这种所谓的对自然环境的改天换地首先从景观上破坏了自然，现代人对其危害已一目了然，所以这种方式的自作聪明已经越来越少，但另一种方式的自作聪明却在很多地方不断上演。例如，在巴西亚马逊河流域和我国的云南、海南，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政府往这些地区移民，同时砍掉大量的热带雨林种植橡胶、香蕉等经济作物，美其名曰用经济林“替代”杂木林。结果的确形成了大量橡胶林，但水土流失甚至山洪暴发这些原本闻所未闻的灾害接踵而至。原来，人工林与天然林有本质差异，天然林之所以具有显著保持水土及涵养水源作用，是因其有长期形成的完整且相对稳定的群落结构，茂密的林冠下还有灌木层、草本层、枯枝落叶层，具有良好透水性能，促进降水就地入渗，从而能有效控制水土流失。而橡胶林为了高产，是要严格清除林下植物的，因而会出现满山绿油油，暴雨变黄流的“奇观”。至于在这个“替代”过程中造成的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热带原生林中的物种损失，就更是过在当代，害在千秋了。

2.工程建设中的自作聪明——让人“添堵”的大坝

人类文明的进步更多还是体现在大型工程上，因此工程“生产”出来的自作聪明影响就更大。以兴利除弊为目的的巨大工程，如果不讲科学，就会利弊并存，甚至弊大于利。如同有人搬起石头搞建设，这块石头放不好就会砸在自己脚上。当代最有争议的水坝建设工程——埃及的阿斯旺大坝就是一例。阿斯旺大坝是修建在埃及南部荒漠地区横跨尼罗河的高坝，1970年建成，耗资约15亿美元。水坝体积相当于世界最大的胡夫大金字塔的17倍，迄今仍是世界七大水坝之一。按照初衷，高坝截河后形成的水库可用于防洪、灌溉、发电、航运和养鱼，应该是一项综合效益显著的工程。为了修建这一工程，埃及政府不惜斥巨资。竣工20多年来，阿斯旺高坝的作用和影响引起了世界各国专家的广泛争议。一方面，它在防洪、灌溉、发电、航运和养殖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效益;另一方面，大坝使埃及的母亲河(埃及的主要城市几乎都位于尼罗河沿岸)——尼罗河的生态环境产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带来了一系列难以应付的严重问题，甚至对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构成了威胁。大坝建成后很快发现，由于阿斯旺高坝处于蒸发异常强烈的荒漠地区，大坝蓄水后宽阔的水面造成水资源因蒸发而大量浪费，纳赛尔水库的水位下降，不仅影响了发电，也减少了灌溉面积，使得大坝的经济效益迅速下降。而大坝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影响尤其深远。历史上，尼罗河水每年泛滥带出的淤泥为沿岸土地提供了丰富的天然肥料。阿斯旺大坝建成后，下游的洪水灾害的确是减少了，但这些肥沃的淤泥也失去了惠泽两岸的机会，造成了下游农作物大面积歉收;由于夹带大量有机物的泥沙在大坝前沉淀下来，河口水质养分降低，在尼罗河汇入地中海处形成的著名的河口渔场严重退化，渔业捕获量大幅下降;此外，大坝还造成了上游的水涝和下游的土地盐碱化问题;尼罗河中多种传统的名贵洄游鱼类更是遭到灭顶之灾。综合看来，大坝工程对农业产生的效益已是负值，对生态环境和物种的影响更是“此恨绵绵无绝期”。

阿斯旺高坝这种国家形象工程的兴建往往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20世纪50年代初，以纳赛尔为首的一批“自由军官”发动武装政变，建立了埃及共和国，实行一系列比较激进的对内对外政策。这时，建设阿斯旺大坝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纳赛尔总统在高坝、中坝和低坝三种方案中采纳了修建高坝的方案，目的是为了更高的发电量、更多的水浇地和更安全地防洪。初衷很好，但这“三更”使大坝建设的弊端也被极度地放大，利弊的关系被陡然放到了临界点，一个本来初衷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名垂青史”的工程变得祸福难测。尽管早有学者预见到高坝方案存在严重的生态安全隐患，但这个耗资巨大的工程在当时被奉为爱国工程，持不同意见者后来再也不敢唱反调。30多年过去了，大坝的经济效益大幅降低，而当时决策时认为可能克服或不值一提的弊端却已渐成灾害。不可否认的是造成阿斯旺大坝建设选择高坝方案的个人原因并不理性:有人急功近利，想借巨型工程替自己树碑立传(阿斯旺大坝建成后形成的人工湖被命名为“纳赛尔水库”);有人趋炎附势，明知违反科学规律也不敢直言，以致外行的自作聪明招致自然环境的报复，垮不掉的大坝成为埃及人民心头永远的“堵”。我国目前正在实施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和青藏铁路、三峡工程等对重要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建设工程，因此无论在规划还是施工时都应该慎之又慎。如果再让科学听命于政治，这种危险的自作聪明肯定会自作自受。

3.生态建设的自作聪明——坍塌的“绿色长城”

即便是为了生态恢复而实施的生态建设工程，如果不遵循自然规律，也会好心无好报。这在世界四大生态造林工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前苏联欧洲部分的草原地带由于战时经济的影响，过度开垦和乱砍滥伐，导致自然灾害频发。“二战”后斯大林提出了规模超过美国“罗斯福生态工程”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倡导在草原区建设防护林带。为了迅速见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一种标准化工程实施模式被到处推广:大量打深井提水以确保生长迅速的外来树种的成活率，同时在林带内大规模发展灌溉农业。防护林很快就连网成带，生产的小麦和玉米也迅速缓解了粮食短缺，在最初的5年内这个工程确实效益明显。但随着地下水位的不断下降，原本降雨量就不到500毫米的草原地带生态用水被挤占的后果日益显现:尽管仅1949—1953年“五年计划”期间该工程就营建防护林近3万平方公里。但到60年代末，保存下来的草原防护林面积只剩2%，新垦农田也有30%因被迫放弃水浇条件而大幅减产，另有20%因产量过低被撂荒后沙化，现在已经成为这一地区春季沙尘暴的尘源。

绿色坝项目也是世界级造林工程。为防止撒哈拉沙漠的不断北侵，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从1975年起沿撒哈拉沙漠北缘大规模种植松树。该工程延伸到邻国摩洛哥和突尼斯，绵延1500公里。理论上讲，该工程能使阿尔及利亚林地面积每年扩展10%。但实际上由于在没有弄清当地的生态水和生产水资源状况及环境承载力之前盲目用集约化的方式和单一外来物种搞高强度的生态建设，结果使生态建设反而变成生态灾难:缺水多病虫害的松树纯林有一半未能保存，另有30%成为残次林，沙漠依然在向北扩展。现在该国每年损失的林地已超过了造林面积。

“三北防护林”曾被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25年的时间里，我国用了数百亿资金来“筑城”，尽管局部收效不小，但最显而易见的成果是——首都北京几乎每年仍要迎接春季时的沙尘暴。而且，绵延上千里的防护林，现在看到它时，常常会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想到长城——它们都在“坍塌”。这是因为当初造林时不管当地水文气象地貌等条件，不顾适地适树适草的自然规律，搞“北方都是杨家将”(种杨树)，不仅成活率低，更容易因为水热条件跟不上使杨树林长成“少年老成、病态龙钟”的“小老头树林”。这样老弱病残的“杨家将”自身尚且难保，根本谈不上保卫三北国土。即便不是“小老头树林”，这种人工纯林也有诸多问题:生态效益差，林间物种缺少食物链制约，因而稳定性差，易遭灾，在发生虫害时，一倒一大片。20世纪90年代初宁夏的天牛灾害毁了“三北工程”近1亿株杨树，内蒙古、宁夏等地的鼢鼠灾害也造成了“三北工程”所植林木大面积的死亡。

世界四大造林工程都在草原退化地区展开，为什么只有罗斯福工程达到了预期效果呢?究其根源，恰恰是因为美国的治沙之道不只是种树。在开展罗斯福工程的同时，美国成立了土壤保持局，鼓励各州采取土壤保持措施，农田免耕、休耕和粮草轮作等与自然和谐的新技术得到普遍应用;与此同时，数百万公顷易受旱灾的农田退耕还草，改为牧场，较为重要的地带设立了保护区;另一个易被忽略的重要因素，就是在黑风暴肆虐的几年中，新垦地几十万居民举家迁往西海岸，上千万公顷的农田得到了自然退耕还草的机会。而在前苏联、北非和中国的三北地区，人们把美国的经验片面理解为按工程的最高效率而非按当地的水、热、土条件营造农田防护林网。伴随造林工程的不是退耕还草，反而是耕种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和生产用水进一步抢夺生态用水，结果不仅林网自身很脆弱，宏观来看生态环境也是局部变好整体恶化。这些事例说明人类别说能改天换地，就是连我们醒悟过来，主动与自然求和也是那么不得要领。

4.保护第一，建设第二——尊重自然的聪明

世界级造林工程的纷纷失败可见主动的生态建设的确很难。毕竟与历经亿万年变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身调控之复杂精准相比，人类的智慧还没有资格自大。关于此，有一个教训可为见证，这就是生物圈二号实验。1991年，美国科学家进行了一个耗资巨大规模空前的“生物圈二号”实验。“生物圈二号”是一个巨大的封闭的生态系统，位于美国亚利桑拿州的荒漠中，大约有二个足球场大小。从外观看，很像科幻片里建在月球上的空间站。依照设计，这个封闭生态系统尽可能模拟自然的生态体系，有土壤、水、空气与动植物，甚至还有森林、湖泊河流和海洋。1991年，8位科学家被送进“生物圈二号”从事研究，本来预期他们将与世隔绝2年，吃自己生产的粮食，呼吸植物释放的氧气，饮用生态系统自然净化的水。总之，希望这个封闭系统能够维持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但18个月之后，“生物圈二号”系统严重失衡，氧气浓度从21%降至14%，不足以维持研究者的生命，输入氧气加以补救也无济于事，原有的25种小动物，19种灭绝，为植物传播花粉的昆虫全部死亡，高等植物因此也无法繁殖。最后除适应力最强的白蚁、蟑螂和藤本植物外，其他的较为高等的动植物都奄奄一息，8位科学家当然也只能以紧急撤出了事。事后的研究发现:细菌在分解土壤中含有的大量有机质这一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氧气;而细菌所释放出的二氧化碳经过化学作用被“生物圈二号”的混凝土墙所吸收，又破坏了循环。1996年，哥伦比亚大学接管了“生物圈2号”。9月，由数名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对实验进行了总结，他们认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人类还无法模拟出一个具备地球基本功能、可供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天亦有道，面对大自然，才疏学浅的人类再次自作聪明。偌大的“生物圈二号”，尽管耗资2亿美元，却连8个人的生存都无法维持，人们难道不该对“生物圈一号”——地球保持更多的敬畏吗?而“三八线”上发生的巨变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这个真理。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南、北朝鲜大致以北纬38度线为停火线，沿线两侧划定的非军事区总面积为500多平方公里。停战40多年来，这里基本没有任何人类活动，恢复了完全的自然状态。40年后，有少数韩国科学家进入这个无人区，发现这块当初被对垒双方炮火摧残得一片荒芜的地方河水清澈，森林茂密，物种繁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里有多种稀有动植物被发现，其中包括14种以前认为已在朝鲜半岛灭绝的动物，如金钱豹、丹顶鹤等。40年，上帝就再造一个伊甸园!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主任金克中教授对此事曾这样评论:“全世界只有这个地方，3000年以来的农耕文明突然中止，原始物种可以在没有人类干扰下自由发展。40年来这个地区的生态恢复情况大大超过了人类所有的生态建设能够达到的水平”。

地球是人类唯一能依赖的生命支持系统。我们无时无刻不享受着地球为我们提供的“服务”:新鲜的空气、纯净的水、多样的环境与多样的食物，使我们悠游其中而浑然不觉。即使是使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付出最高昂的代价，人类还是无法有效地复制出地球这样一个生物圈，哪怕是小小的一部分。可以说，我们还完全不知道地球的各个生态系统如何运转，更不用说去管理了。在还有那么多未知未解之前，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才是最好的策略。否则，失去之后，别说自创一个，就是找一个样本来复制恐怕也不行。

人类应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不满300万岁的人类想对46亿高龄的地球指手画脚当家作主，为时尚早。要避免对自然环境的这种种自作聪明，最好的生态建设就是让生态自己建设，否则，我们很可能就不会再有下一个5000年文明。

四、学会用“大历史观”去把握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

1.“大历史观”简介

所谓大历史观，就是整合唯物史观、生物进化论、自组织理论和自然历史观的贯通和统一，现代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体化，是它的科学根据。

科学工作者知道，普利高津以前的物理学是不承认“时间箭头”的，爱因斯坦就说:“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区别只是一种幻觉”。假若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那也就等于说，自然界没有真正的发展变化，即没有历史可言。在牛顿力学、相对论力学、量子力学中，把时间t换成－t，方程的结果不会发生变化，这就是说，时间向未来延伸与向过去追溯，对事物的进程不发生影响，这与爱因斯坦的上述意思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情况表明，本世纪中叶以前的物理学，的确是不承认时间箭头的，即不承认自然界是有历史的。1969年以来，普利高津揭示，除“存在的物理学”之外，还有“演化的物理学”，从那时起，以耗散结构为先导的自组织理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用严格的科学方式，把历史观念引入了物理学。于是，越来越多的自然学家突破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局限，承认了自然界也有历史演变。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文世界的历史演变，达尔文等人的生物进化论揭示了生命世界的历史演变，普利高津等人的自组织理论又揭示了物理化学世界的历史演变。于是，我们有可能通过唯物史观、生物进化论和自组织理论，把人文世界、生命世界、理化世界的历史演变整合起来，这种整合的哲学表达，就是“现代科学的大历史观”。美国天文学家萨根的“宇宙日历”给出:第一宇宙年的元月1日发生原始大爆炸、5月1日银河系形成、9月9日太阳系形成、9月14日地球诞生、9月25日地球上出现生命、12月31日22点30分地球上原始人出现、12月31日23点46分北京猿人学会用火，……12月31日23点59分50秒埃及文明出现……。不难明白，萨根的宇宙日历在浓缩宇宙历史、清晰表达宇宙事件发生的时间价值坐标的同时，也直观地显现出，大历史观已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等哲学家的预见，而且是现代科学的事实了。

大历史观认为:历史不是人类社会所独有，而是自然、社会皆有，历史就是事物在时间流中演变的行程。现代科学观测所及的“宇宙岛”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在时间流中进化着的、有统一规律的物质进化史，这个物质进化史，迄今已历时200亿年，涉及的空间范围约200亿光年，假若把这段历史浓缩为一年，那么有记载的人类史便只有10秒钟。这段历史就是大历史，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是大历史进化到高级阶段所出现的合乎规律的现象。从“大历史观”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容易看清人与自然关系的全局性问题:人来于自然又高于自然、人高于自然又复归于自然、人与自然的差异应该协同也能够协同。

2．由大历史观看自然与人关系:

(1)人来于自然又高于自然——人是名副其实的万物之灵

从物质、能量、信息的视角看，人体作为客观实在的系统，也同一般的自然物系统一样是物质、能量、信息的统一体。但从大历史观的视角看便不难明白，人不是一般的物质、能量、信息系统，而是特殊的、自组织程度很高级的物质、能量、信息系统:原生自然中的物质、能量、信息，在漫长的大历史进化中，自组织程度越来越高，到了人这样的进化阶段，已自组织成为一种独立(相对的)于自然的、有自觉能动性的、能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智能系统。换句话说，人体(尤其是大脑)所自组织的这部分物质、能量、信息，已经由于其运动、结构和性能的高级而智能化了。

那么，智能化又是什么意思呢?

由于人有了智能，人对环境的感觉已不同于一般动物对环境的感觉。动物只有第一信号系统，只有感觉而没有思维，只有对客观对象的感觉，而没有对自身活动的意识;人则不同，人有智能，人对环境的感觉是在第一、第二信号系统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的，也就是说，人的感觉中带有一般动物所没有的理(理解)性，人不仅感觉到客观对象的属性、特征，而且能注意到自身的活动，即人有自我意识，有把世界区分为自我与环境、主体与客体的能力。于是，人的智能把人自身从原生自然中独立出来，升华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动性主体。所以，智能化就是主体化，就是人化。

在人(智能主体)诞生之前，人类祖先(猿)作为一般动物，是与自然界统为一体的。但是，随着猿的进化，它们距离智能主体的自组织水平越来越近，当这种动物进化到逐步学会制造简单工具时，人特有的劳动实践便出现了，人的历史也就同时开始了。从那时起，由动物本能中分化、升华出人类智能，由动物水平的自然属性(兽性)中分化、升华出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性)。于是，人在自己的劳动实践中，萌生了自己的本质特性，从生物进化中萌生了人的进化。一切动物“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

日本的分子人类学家证明，人的祖先和黑猩猩是在400多万年前分支的。人、猿分支以后，人的智能越来越发展，人凭借动物没有而唯人才有的智能，在生存斗争中获得了越来越高出动物的生存水平，越来越大的生态优势。据资料统计，公元前6000年，全球总人口约500万;当人类5000年的文明史开端时(约在公元前3000年)，人类总数约2000万;而今已超过50亿，已获得了地球上任何其他动物都无法比拟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人类逐步培养起理性思维和道德自律能力，识规律、辨善恶、分美丑、明是非，建构起光辉灿烂的社会文明:万里长城、金字塔、欧亚大陆桥、智能机器人、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太空工厂、无人工厂……《天体运行论》、《资本论》、《系统论》……《红楼梦》、《西游记》、《战争与和平》、《太阳城》……。

总之，从大历史观高度看，人类作为大历史进化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产儿，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低智能到高智能发展的，人在生物圈中的优势地位越来越大，人所创造的文明愈益发展，人(特别是大脑)成了地球上最丰富的信息源，成了名副其实的万物之灵。

这一切都说明，人来于自然又高于自然。

(2)人高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找准人的生态位置

人因为有智能而高于一切自然之物。但是，人并没有也不可能脱离自然界，人与自然界是密切联系的:就个人而言，人必须经常与自然界保持物质、能量和信息联系，比如，人必须通过呼吸、饮食、吸收、排泄等与自然保持物质、能量联系，必须通过感官和头脑与自然保持信息联系，等等;就人类而言，人同其他动物一样为了维持生命必须从环境摄取营养(物质、能量、信息)。各种生物之间以营养联系而形成的链索关系称为食物链或营养链，人类也处于食物链之中，属于食物链上的一个环节。科学家把自然生态中的生物分为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绿色植物是生产者，它们直接从外界吸收太阳能，通过光合作用把水、二氧化碳、无机盐转化成糖、蛋白质等有机物，在此过程中，也就把太阳能转变成为化学能，并贮存于有机物之中。绿色植物为食草动物所食，食草动物又为食肉动物所食，食草、食肉动物又为人类所食，这样逐级转移营养构成一条条食物链，许多条食物链又彼此交错而构成食物网络。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死了，躯体又被真菌、细菌(分解者)等分解，还原到自然生态之中，成为绿色植物的营养素。上述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相互作用和反作用，构成了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信息的动态传递和平衡关系。无论人如何发展，科技如何发达，人总得从生态系统中摄取营养，换句话说，人总离不开环境，总处在某种生态位置上。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人总是要死。人一旦死亡，其躯体就因被微生物分解而回归于自然之中(或因被火化而回归于自然)，于是人身上的物质、能量、信息又成了构成其他自然物的材料。这就是说，自然不仅是人的来源，而且是人的归宿。

从大历史观的高度看，地球人类也有消亡的时候。地球人类是四、五百万年前产生出来的物种，随着智能的发展，人类与一般动物的区别越来越大，人类在自然生态中的优势也越来越显著，到了本世纪，人类在整个地球生态中已处于主导地位。但是，超出了地球，在更大的时空范围中，人所起的作用就又微乎其微了。比如，人对月球的运动、结构和功能的改变(改造)实际上还微乎其微，人对太阳的运动、结构和功能实际上还无力做出改变。

当然，人类在今后的若干个世纪，或更长的时期中，可能凭借智能发展和科技进步，飞出太阳系、银河系，对自然界进行更大规模的认识和改造，创造出现代人还难以想像的奇迹。但是，不论现在或将来，地球人类所能实际改造的时空范围，对于无限大的宇宙而言，毕竟是十分有限的局部，人类智能所做的一切，都不外乎认识和运用宇宙自然的客观规律，人类无法改变这些客观规律，无法改变宇宙自然的全局性秩序!相反，宇宙自然在它的有规律的演变中，却会合乎规律地把地球连同它上面的人类一起毁灭掉(当然，这一天还相当遥远)。地球人类一旦灭亡，组成他们的物质、能量、信息又统统回归于自然之中，成为构成其他物质客体的原材料。这也就是说，人在宇宙生态系统中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人可以主导自己的家园，可以主导地球，甚至可以主导更大的时空范围，但却不可能主宰宇宙!这也许是“天外有天”的含义之一吧。

正如不必因个人的合乎规律的死亡而过分恐惧和悲哀那样，也没必要因地球人类合乎规律的灭亡而过分恐惧和悲哀。说不定在地球人类毁灭之前，又有许多其他星球的人类已经诞生了，正如你和我未死之前，又有许多婴儿诞生了那样。恩格斯有言:“物质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上毁灭自己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另外的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在漫长的人类史上，原始人和古代人曾长期自卑过，那是因为他们还处于智慧初萌、能力低下的阶段，他们不能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把自然神化，匍匐于大自然的威力之下;进入近代社会，人类凭借智能的发展，掌握了实证科学，又凭借科技的力量，制造机器、移山填海……创造古人不敢想像的奇迹。于是，人类克服自卑而达于自信，并一度以为人类可以征服自然、主宰宇宙。但是，20世纪以来，大自然的报复(如生态破坏等)使人类不能不清醒了:人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并不能改变客观规律，更不能主宰宇宙，人类智慧的成熟在于，经过自卑、自信而达于自省，达于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全局性认识和把握，找准自己在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中的生态位置。

在地球生态中，原始人类只是微不足道的参数，而现代人类却是举足轻重的主导。这表明，人的生态位并不是永不变化的定点，而是随着人的能力的发展而变化的，每一代人都有找准自我生态位的任务。

(3)人和自然的差异协同

前面已阐明，人高于自然的根本所在，是从生物本能中升华出了人类智能。人及其智能产生的标志是制造和使用工具，而工具本身正是人类智能的物化。工具的出现使原生自然一分为三:人(主体)、工具(媒体)、自然(客体)。作为人类祖先的猿，是和自然直接统一的，从猿到人的转变使大一统的自然界分化了，从分化中升华出人(主体)和工具(媒体)，这也就是说，人和自然的差异产生了，差异的客观标志便是在人和自然之间出现了工具(没有工具，原生自然不会一分为三)。工具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媒体，它既包含自然因素，又包含人为因素，它是在自然物中注入了人的目的、意志等因素，一句话，它是人和自然的结合物——人工自然物。原始人的工具(如石刀)、近代人的工具(如蒸汽机)、现代人的工具(如电脑)都是人工自然物。

从“差异协同律”的高度，看人和自然的三体结构，就不难明白:人和自然的差异程度取决于工具的发展程度(即取决于人类智能的物化程度)。作为“人工自然物”的工具，作为人和自然之间媒体的工具，已不仅仅是人类劳动技能的结晶，更主要的，它既是人与自然差异程度的具体标志，又是人与自然差异能够协同的物质技术手段。一方面，工具的出现就是人和自然差异产生的客观标志，工具进化的历程，就是人和自然的差异逐步增大的历程，工具凝结的智力因素越多，人与自然的差异就越大;另一方面，工具又是人认识、改造、保护自然并与自然协同共进的技术手段，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是通过工具进行的。

综观工具的进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人和自然的差异协同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自然协同阶段、出现全球性危机(即自然与人不协同)阶段、智能协同阶段，分述于后。

1)自然协同阶段

工具是智能(力)的物化，原始人制造的工具，只是简单改变自然物(石块、木棒)的外在形态，无力改变其内在结构。这样的工具，智力因素的含量少、威力小、效能低，运用这类工具对自然界进行认识和改造的总体效果，只能勉强维持原始人的生存、繁衍，没有剩余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人与自然的差异是很小的:①原始的石器、木棒与自然物之间的差异很小;②原始人的生产活动(采集、渔猎等)与动物的觅食活动差异很小;③原始人本身与类人猿的差异也很小。在这个阶段，人与自然的差异依靠自然之力就很容易协同了。

原始人的劳动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终于积累了经验、提高了对自然物的认识和改造能力，人们渐渐学会制造简单的铜器、铁器了。但这时的铜器、铁器也还只是结构简单的手工工具，智力含量仍然不大。与此类手工工具的使用相适应，这时的农、牧业生产，也只是根据动、植物本身的生长规律，通过适时的耕作、喂养等来促进收获量的提高，并未改变自然物的内在结构。就居住环境而论，这时的人们虽不再穴居野处，但其“村庄——农田系统”或“帐篷——牧场系统”，与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也相差不大，这个阶段的整个社会形态是以血缘关系为主导的形态。血缘关系，指的是因婚姻生育而自然产生的本能关系，父母儿女、兄弟姊妹、堂亲表亲等都属于由血缘决定的、与生俱来的关系。从大历史观看，人的血缘关系是从猿的生殖本能关系进化而来的，“血缘主导型社会”是与自然形态最为接近的社会形态。

总之，这时的工具、生态系统、社会形态与自然界的差异都不太大，这种差异依靠自然之力仍然能够协同。

2)出现全球性危机阶段

在人类史上，1543年是个划时代的年份，这一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了。从此，严格意义的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并加速发展了。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人类智能从古代的自然哲学水平跃升到近代的实证科学水平。实证科学分门别类地研究，给人类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后果:第一，从局部讲，人对自然的认识深化了。实证科学通过应用转化为技术，技术又通过应用转化为改造自然的现实生产力。于是，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相继发明，机器大工业以迅猛发展生产力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许多局部问题上，人对自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近、现代人通过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第二，从全局讲，人对自然的全局性认识相对落后了。实证科学的分门别类地研究，带来了片面的经验论，带来了形而上学自然观，实证科学水平决定了人尚不可能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在局部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人对自然的错误认识也发展到一个极端——人过分夸大了自身的能力，错误地认为，人可以征服自然，可以主宰宇宙!在这种错误认识的主导下，人类对地球的狂掘乱采，人类的工业废物和生活垃圾等已超出了地球生态能够“容忍”的限度，于是触发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等全球性危机出现了，局部上获得了经济利益，整体上却破坏了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

这是“人与自然”关系出现全球性危机的阶段，亦即不协同阶段。在这样的时代，依靠人类远见卓识的智慧，依靠国际合作和科技发展，自觉地协同人与自然差异的问题也就尖锐地提出来了。

3)智能协同阶段

人与自然差异的“智能协同阶段”，就是人类凭借智能对自身的需要和能力的科学把握、对生态环境的全局性认识，从而达到既能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又能使生态环境吸纳、消解、转化人类活动产生的废物(生产、生活垃圾等)，使得人与自然基本上同步地发展演变。

应当说，这样的阶段尚未来到。我们从大历史观研究人与自然差异协同的目的，就是争取较全面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较科学地预见人与自然关系的未来，促进人与自然差异的“智能协同阶段”早日到来。

人与自然关系的智能协同，需要以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智能协同作为前提。马克思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决定人永远也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无数事实说明，人确实有两面性:一面是智能(理性)，一面是本能(野性或叫兽性);一面是知识、文明等需求，一面是吃、喝、性等需求;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野兽。同代人的差异或异代人的差异，大多是这两面哪一面占主导以及主导程度的差异。希腊神话中“斯芬克司之谜”的提出者——狮身人面兽，是古代人两面性的神话象征;《牛虻》中的红衣主教，则是中世纪神权统治下人的两面性的艺术再现。欧洲文艺复出之后，人的两面性在艰难曲折中开始了协同，现代意义的智能(人性)，并不禁绝本能(兽性)，而是给本能以疏导，使本能处于智能的主导之下，文明地得到满足。从这个视角看，当人类的理性思维和道德自律能力，足以主导衣、食、性等本能需要并使其文明地得到满足之时，那就是人与人关系的智能协同时代。到了那时，人与自然关系的智能协同时代，也就可能同时到来了，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

五、自然与人关系的正确现实命题

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原理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不可犯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孤立片面的去看待、处理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现实命题，是共生、共利、共荣，而不是征服、改造、索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既然是伙伴关系，朋友关系，那么要求人类在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必须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为前提，克服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思想，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并进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人类的思维视点，不能关注在征服、改造、索取上，而是放在共生、共利、共荣上;就是要求人类去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对自然抱有一种敬畏的心情，努力为失去平衡支点的自然界做些“亡羊补牢”式的修补或调整;就是要求人类适应、顺应自然，利用自然自身固有的运动规律，更好地创造美好的生活;就是要求人类克服急功近利、自私自利思想，摒弃短视眼光，着眼现在，放眼未来，倡导并树立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人类最大美德的观念。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原理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不可犯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我们从下表可看出自然对我们的重要性:

陆地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的基础

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离不开自然环境，也离不开自然资源。陆地自然资源给人类生产提供原料和能源，是满足人类衣、食、住、行等生活需要的源泉。可以说，陆地自然资源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

陆地自然资源是人类进行生产活动的对象。人类在开发利用资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各种自然资源为劳动对象的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和矿业。它们构成了社会第一级生产，是其他社会生产的基础。

陆地能源资源是人类生产活动得以进行和发展的动力。从能源使用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看，以柴草为主要能源的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18世纪，煤炭逐步取代了柴草，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20世纪50年代以后，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地位开始动摇，以后被石油超过，又一次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灿烂的物质文明。现在，除了石油、煤炭资源外，各种各样的新能源也逐渐被开发利用。历史证明，能源利用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