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

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历史演变，马克思曾提出：第一阶段为“人对自然的依赖型阶段”。这是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人类与自然是一种崇拜、依赖和顺应的关系；第二阶段为“人对自然的独立性阶段”。资本主义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超越了前几个社会形态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狭隘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界的征服和统治扩大到更广的范围，其直接表现就是人性获得了一定的独立；第三阶段是“人对自然的自由性阶段”。这是指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力量全面地展开，人成为自由的人，自然也成为具有属人性的自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马克思这一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历史指明了方向。

人类文明演进依次经过了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与自然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对自然采取何种态度，受到当时人们认识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

在原始社会，人与自然是一种原始的崇拜关系。当时，人类主要以捕鱼狩猎为生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依赖自然性的关系靠天去生存。人类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自然有崇拜心理，表现在宗教上就是早期的图腾宗教，包括对日月等的崇拜，代表对大自然不可抗力的敬畏；对狮、虎、鹰等野兽的崇拜，代表对强大生物力量的向往；对花草树木的崇拜代表对自然生命的热爱。人们对自然一方面表现为崇拜和屈从，另一方面又是原始的和谐关系。在这一时期，人不仅仅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普通成员和食物链中的一个普通环节，人的生存状态和其他生物物种没有什么重大区别，其生存和发展完全由生态系统的内在法则支配。人们使用的是最简单的石器工具，对自然界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人类的全部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基本建立在依赖于周围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早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和环境问题。因为过度的采集和狩猎，往往消灭了居住地的许多物种，造成了食物链条的缺损，从而使自己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古人群不断进行迁徙，寻找并转移到新的有食物的地方。而在人类离开之后的地区，生态系统又得以逐渐自行恢复。这一历史进程大约持续了200多万年。

从整体上看，在那样一个漫长的原始蒙昧时代，人类的生存是异常艰辛的。一方面，当时的人类还处于人类发展的婴儿期，主体能动性欠缺，改造自然界、营造适合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的能力非常有限，在许多方面与高级动物并无本质性差异。另一方面，来自自然环境、自然灾难、气候突变、动物侵袭所形成的生存危机时时处处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在这种严重的物质匮乏和恶劣的自然条件的双重打压下，人类形成了最初的神话自然观。当时，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极端可怜，而自然环境又是极端险恶，人类对自然之母是又爱又恨，又惧又畏，认为自然现象的背后有神灵在支配，产生了万物有灵论，崇拜异己的自然力量，人类在与自然的交往中随时随地地感觉到处在某种外在的神奇力量的包围之中。这种对各种自然力量的无知所产生的敬畏与恐惧，直接导致了人类早期神话自然观的形成。

在农业社会，人与自然是一种基本和谐关系。在距今约1万多年前，人类社会进入了原始农业社会阶段。原始人逐渐改进了生产方式，开始耕作和种植。在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中使用的自然资源都是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由于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极为简陋，人们对资源的使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空间范围上都很有限，对自然系统的影响也很难超过其承载限度，既不会对自然系统造成大的干扰，也不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自然系统无法同化的废物。原始农业社会人类活动受控于自然，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方式本身并不必然造成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系统的失衡，实际上使人屈服于自然。

随着传统农业的出现，人类开始利用农业技术，开发农业资源，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方式开始出现变化，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和人口规模急剧扩大。人类社会也从野蛮时代发展到文明时代，从前文明时代进入到农业文明时代。此时，单位土地上的能源投入和由此带来的单位土地上的产量均有大幅度提高。人类生活和生产使用的能源主要是生物能源，特别是植物燃烧提供的热能是最主要的饮食和采暖能源，使用的资源主要是气候资源、土地资源和生物资源。社会产品主要是人类衣、食、住、行的必需品，大多是初级产品，至多经过初级的手工加工；生产和生活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也都是自然系统可降解、可同化的。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对自然而言依然处于被动地位，其技术结构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就资源与环境而言，是和谐的，它本身与自然系统并没有必然的冲突。在农业生产中，人们主张严格地顺应自然，反对盲目地干预自然。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人们必须根据自然的法则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农业不仅决定了古代的社会政治结构，也出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特质。

在农业文明持续的若干世纪中，人类用小生产的、分散的农业劳动方式去影响干预自然，改变自然界的面貌。然而，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也会带来一些生态环境问题。传统农业的主要投入是劳动力和土地。劳动力的投入是扩大生产规模的前提，也是精耕细作的前提，而这一措施的不断强化却导致了人口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土地的扩张也是有限的。大规模的垦荒会造成森林减少、湖泊缩减、水土流失等环境后果。在农田和牧场上反复“刀耕火种”，对土地的、特别是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过分利用地力，导致土地的破坏，出现严重的水土流失，使肥沃的土地变成不毛之地。情况严重的，甚至导致了农业文明的衰退。这是农业社会中生态危机的初露端倪。然而，总体而言，由于世界人口和经济增长比较缓慢，人类经济活动干预影响地球生态系统的能力也很有限，因此，人与自然的矛盾只是在一些年代和一些地区存在着激烈的对抗，在更多的情况下表现为人类对生态系统资源开发利用不足。

在工业社会，人与自然是不断冲突的关系。欧洲以其独特的地理条件、社会状态、价值取向率先开启了近代工业文明的道路。自文艺复兴以来，通过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加速了对自然的改造和认识过程，逐步恢复了人对自己力量的认识和信心，进而提出要驾驭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的积极进取思想。这是人类在近代文化思想史上取得的伟大突破性进展。发端于15世纪西欧的近代工业文明，以其不可阻挡的气势在西方掀起了工业化浪潮，最终导致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工业的兴起，彻底改变了农业社会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方式，人类试图成为自然界的主宰，开始大规模向自然界进军，以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

近代实证科学分门别类地研究，给人类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后果：第一，从局部讲，人对自然的认识深化了。实证科学通过应用转化为技术，技术又通过应用转化为改造自然的现实生产力。于是，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相继发明，机器大工业以迅猛发展的生产力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许多局部问题上，人对自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近、现代人通过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第二，从全局讲，人对自然的全局性认识相对落后了。实证科学的分门别类地研究，带来了片面的经验论，带来了形而上学自然观……实证科学水平决定了人们尚不可能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在局部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人对自然的错误认识也发展到一个极端——人过分夸大了自身的能力，错误地认为人可以征服自然，可以主宰世界。在这种错误认识的主导下，人类对地球的狂掘乱采，局部上获得了经济利益，整体上却破坏了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这是“人与自然”关系出现全球性危机的阶段，亦即不协同阶段。

工业社会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一种“工业化实现模式”，它以工业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把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由此产生的工业文明当做是实现现代化的标志。在经济方面来看，这种工业文明主要表现在：无限制地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无限制地追求物欲，无节制地浪费资源和能源，商品拜物教和国民生产总值拜物教盛行，追求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发展模式表现为对GDP，即对经济高速增长的热烈追求。这种单纯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日趋短缺。问题的症结在于，这种经济增长没有建立在环境的可承载能力基础上，没有确保那些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受到保护和发展，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过度的开发利用和大量废弃物的污染，已超出了生态系统原有调节机制所能承受的限度，严重损害了生态系统的功能，使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下降。

总而言之，自人类文明以来的远古时期，孱弱的人类逐渐学会利用自然“恩赐”的礼物，学会用石器、木器乃至火器作为生存手段，在浩瀚无边的大自然中人类活动的地域极为有限，生存和物种的繁衍成为生命活动的主要内容。原始社会过渡到农业社会后，人类总体上对土壤的依存度极高，靠种植、养殖为主的谋生手段仍然显示出“听天由命”“靠天吃饭”的无奈，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滞后是制约人类发展的重要瓶颈。但是，在此阶段，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渐增强，人口生产的速度加快，人类之间的争斗日趋频繁，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也开始初露端倪。工业社会在“知识就是力量”、“向自然进军”的号角下，人类理性开始觉醒，科学知识获得空前发展，人们逐渐对自己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充满信心。“崇尚理性，相信教育和启蒙的作用，并以此作为历史不断进步的保证，这就是近代以来的历史进步观。”^[22]运用知识和理性的力量，应用新的科学方法来征服自然，促进生产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近代工业文明的轨迹。到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人的力量强大到没有人怀疑人的能力的地步，以科技武装起来的现代人不仅对周围的自然界而且对地球深处及宇宙空间的广大区域进行探索、研究、开发和利用，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使社会历史发展有了强烈的动力机制，又以人类的理性和科学技术为工具，使内涵了动力机制的社会历史的发展由可能变成现实。社会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张扬和外化。^[23]然而，“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24]这种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的矛盾日益暴露和尖锐化，出现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类在无视自然规律的前提下片面追求自身发展，产生了日益严重的畸形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产生了环境危机。因此，当代环境危机的困境无疑反映了人类实践活动违背了自然规律，人类的不当行为遭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与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