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规划

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规划

学术规划（research program），或者称之为研究纲领，是一个现代概念，指的是为实现一个理念而对种种活动和资源做出协调一致的、合理的安排^[17]。一个完整的学术规划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某一明确的理念；二是实现理念的活动和资源；三是对协调一致的合理安排。在18世纪的启蒙时代，思想家们十分看重自己的学术规划，比如圣·皮埃尔的“一个使欧洲永葆和平的规划”、康德的“永久和平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等等，在这些学者看来，一个学术规划是种种精力、资源和实践活动在一个连贯的整体中的聚焦，该整体赋予他们以目的、方向和次序，进而“创造一个统一的人类交往场地，以之提供单一的事件框架，创造出单一的世界”^[18]。

从学术规划的角度来看，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家的种种规划都是不同类型的“现代规划”，是对围绕着种种意图展开的种种人类活动的协调，是现代性的运动，是通过占支配地位的制度安排体现出来的人类各种活动的总方向。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现代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性运动的历史，现代社会的成果是现代性规划的产物。当然，现代社会不仅仅等于现代规划，现代社会所积累的文明成果是以现代性理念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同时受到了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外在环境的制约。

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英籍匈牙利著名的数学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伊·拉卡托斯在卡尔·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科学研究纲领，以之衡量思想家们的研究规划。伊·拉卡托斯认为，“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硬核’上有明显区别，纲领的反面启发法禁止我们将否定后件式对准这一‘硬核’，相反，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独创性来阐明、甚至发明‘辅助假说’，这些辅助假说围绕该核形成了一个保护地带。”^[19]根据伊·拉卡托斯的理论，一个研究纲领必须具有一定的内核，然后爆炸开来，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否则就是一个“退化的”（degenerative）研究纲领。科学研究纲领是一组具有严密的内在结构的科学理论系统，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中心是“理论硬核”，所谓“硬核”，就是这个科学研究纲领的核心部分或本质特征，揭示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颖事实”，决定着研究纲领发展的方向。硬核是由这样一组陈述所组成，它对所研究对象的根本性质作出断言。它往往是一种思辨性的猜测，一种未经检验的总体世界图景。硬核就其本性而言，它只是“形而上”的假定，是无形象的抽象本质和规律，而不是直接面对形而下的、有形象的具体事物，因此靠经验直接检验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在理论硬核周围是“保护带”——辅助假说，辅助性假设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或理论链条，每个后继的具体理论都更充分地表达硬核，更好地保护硬核。反过来，研究纲领又可以促进更复杂、更完善的具体理论发展。三是最外层论证辅助假说的解题手段。通过这些“解题手段”，使得辅助假说在技术上展开，将理论批判的焦点集中在辅助假说地带，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事实”。根据伊·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我们可以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规划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核心问题：中国和平发展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中国能否以和平的方式发展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与现有超级大国、与整个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与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崛起具有世界影响，不可避免地引起其他国家特别是现有超级大国的警惕和防范。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中，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作为崛起中的“潜在超级大国”（potential superpower），中美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不管中国政府多么开诚布公，都会引起美国的警惕甚至误解。因为从传统的经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来看，两国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是当今国际社会“一超多强”结构内在矛盾最集中的反映，由此决定了两国之间矛盾的一面是不可回避的，这种矛盾也不是仅凭政府之间的交往和协调能够解决，这是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逻辑（“安全困境”）所推演出来的必然结论^[20]。中国如何破解这一经典国际关系困境，避免在今后可预见的未来走前苏联的老路，与美国陷入“冷战”和“热战”的泥潭，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

同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必然在世界范围内改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国际政治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在《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提出了国家体制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意义，认为从国家体制的缺陷可以发现国际冲突的一个原因^[21]。沃尔兹看到了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缺陷可能导致国际冲突，但是并没有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而是径直走向国际结构的理论路径，发展出了著名的“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家政治体制的性质对国际关系影响深远的是“民主和平论”，现代“民主和平论”认为，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22]。“民主和平论”在西方世界十分流行，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期望人口高达13亿的中国能够接受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但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前半期饱经屈辱和苦难的历史，在黑暗中不断摸索，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得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结论，中国人民对自己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选择的道路坚信不移，不愿意如此轻率地冒着不确定的危险听从西方国家提出的所谓“民主经验”，尤其是每当它们在一些问题上态度蛮横、指手画脚的时候，中国这样一个曾经有千年历史的民族更是难以接受。如何在政治制度上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模式的基础上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和平相处，显然是一个对和平发展道路更具挑战性的课题。

另外，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社会结构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趋同现象，坚持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外交的一个根本立足点。在全球化时代，在中国崛起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必然挤占广大发展中国家同类产业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对于中国周边国家，中国崛起的强大“磁极效应”和“涡轮效应”必然会冲击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稳定。中国发展成为发达国家后，如何稳定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妥善处理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摩擦，实现和平共处，这些问题显然也是对和平发展道路的重大挑战。

正是由于面临上述三大挑战，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迄今为止还仍然是一种良好愿望，还没有彻底理论化，成为一种普遍的真理。实现在原有国际体系中的和平崛起，这是突破大国兴衰规律的一个“新颖事实”，是中国国家发展需要的一种良好愿望，是一个未经检验的历史猜测。显然，这一“新颖事实”可以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纲领的“硬核”，从理论构建上来说是不容挑战的核心。其能否成立，取决于一系列辅助假说和解题手段能否围绕理论硬核实现自圆其说。

（二）辅助假说：若干重要理论问题

根据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辅助假说取决于理论硬核与历史事实的互动。当理论和事件发生矛盾，出现反常或者反例的时候，“硬核”保持不变，而保护地带却不断修正、增加并且复杂化，辅助假说调整、更换、再调整、再更换，或通过对原有的辅助假说和术语进行重新解释，或者提出新的辅助假说，从反例中挽救该理论，使其免被淘汰。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思想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面临的矛盾和挑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可以凝练为以下六个理论课题：

1.解决国家统一和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矛盾的新国家观。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任务还没有最终完成，不仅作为领土完整的台湾问题、南中国海的主权归属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就连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也没有最终完成任务；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建设还面临着超越现代国家建立后现代国家的历史使命。此种双重的国家建设任务，要求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站在整个时代高度，从更广阔的国际社会的视野确立新的国家观，通过国家建设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中国与国际体系结合起来，实现中国长期的和平发展。

2.解决大国安全困境和实现和平相处的新安全观。安全始终是有序的人类存在的前提条件，而安全观反映了人们对安全的认知状态。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就必须确立符合时代客观要求且有利于维持和平的安全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发展中经济作用的日益增强以及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安全威胁的来源和种类发生了很大变化，安全问题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要求人们用新的视角处理国际冲突，拓宽安全议程。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成为新安全研究中新的生长点。对于一个开放的体系而言，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不仅来自传统安全领域，更重要的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尤其是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

3.解决一国发展与国际经济不平衡发展矛盾的新发展观。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推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重组，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率；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可能拉大贫富差距，导致南北差距、数字鸿沟、环境破坏等社会不均衡发展。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全面分析和妥善应对来自全球化趋势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善于扬长避短，坚持平等互利、共赢共存，充分利用有利因素，积极化解不利因素，努力变挑战为机遇，推动全球化实现均衡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体系之后，中国必须在理论上加快熟悉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参与有关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磋商和制定，充分反映合理主张，坚决维护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共同权益，妥善回应国际社会对我国情况的关注。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关于能源需求的担心、纺织品摩擦、贸易倾销等事件层出不穷，中国要想实现和平发展，就必须在新能源革命、新贸易模式以及科学发展观等方面开展系统的理论研究，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发展领域中的双赢和共赢。

4.解决中国发展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改革和平相处的新秩序观。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本身具有深刻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在实践中往往成为众多国际冲突和摩擦的根源。如果从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角度而言，中国的崛起本身就是破坏旧秩序的重要力量，很容易引发与现有秩序内既得利益国的冲突。既然如此，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就必须对新的国际秩序进行必要的研究，重点是当今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联合国改革问题等。中国崛起如果能够与某种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秩序链接在一起，就会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5.解决中国发展与世界不同文明矛盾的新文明观。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相互矛盾、相反运动的双重力量发展并行不悖的过程：一种是分裂、冲突与无序；另一种是统一、合作和有序。詹姆斯·罗西瑙称之为一体化（integration）与碎片化（fragmentation）叠合的分合论（fragmegration）：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23]。正因为全球化浪潮无法消弭世界的多样性，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就必须加强对世界多样性与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的研究。正是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使我们的世界更加绚丽多彩，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建立平等对话的秩序，人类文明只有在这种对话和交流当中才能更好地发展、丰富与完善。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和今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所必须重点考虑的重要课题。

6.解决中国与世界各重要力量矛盾摩擦的新外交观。外交是用和平方式处理国家间事务的重要手段，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除了确立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国家观、安全观、秩序观、发展观、文明观之外，还必须确立积极谋求这些价值原则实现的新外交观，包括外交旗帜、外交道路、外交立场、外交政策、外交准则、外交风格等众多方面的内容。早在建国之初，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就明确提出了外交学中国化的任务，认为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旧中国外交以及其他国家的外交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我们虽然可以翻译几本兄弟国家如苏联的外交学，或者翻译一套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但前者只能作为借鉴，而后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看，是不科学的。唯有经过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整理的，才算是科学。从前者我们可以采用一部分，从后者我们只能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但是现在还做不到。”^[24]建立中国的外交学，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述六大课题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和平发展所面临的历史性挑战，如果上述六大课题能够成立，能够在实践中化解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三大矛盾，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就成为一种破解历史上大国兴衰规律的另一个重要理论，从而具有普遍的历史意义。

（三）解题手段

辅助假说的成立，往往取决于能否在客观的社会物质领域找到能够支持其成立的解题手段。这些解题手段从方法论上包括反面禁止法和正面启示法：反面禁止法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反面禁止性规定，它本质上是一种禁令，禁止科学家把反驳的矛头指向硬核，而要科学家竭尽全力把它们从硬核转向保护带并以修改、调整保护带的办法，保护硬核，免使它遭到经验的反驳。正面启示法是一种积极的鼓励性规则，它提供并鼓励科学家通过增加、精简、修改或完善辅助性假设，以发展整个研究纲领。通过正面启示法和反面禁止法，可以从全球化时代决定国际关系发展的社会物质领域寻找支持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客观条件，同时也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的主观能动性，提供必要的主观条件，将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统一于中国和平发展的伟大实践，就能够将中国和平发展成就为一种伟大的理论。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只要能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理论化，就可以创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所谓的中国学派就可以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