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形而下”不算科学家？
关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问题，鲁迅先生在《华盖集·战士和苍蝇》一文中有过精辟的论述：“Schopenhauer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
对黄道婆的评价也当如此。在她还活着的时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少人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她，觉得她也没啥起眼的，不就跟我们一般模样么？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一个信道的老婆子，只不过多懂得些棉纺织技术罢了。她要吃饭穿衣，要劳动糊口过日子，哪谈得上什么“伟大”呀，“创造”呀，“推动”呀的。直到她溘然长逝之后，民生境况日益好转和变化，“仰食者”越来越多，“家既就殷”，人们才真正意识到这个老婆子不简单，应该好好纪念她，所以为她修建了祠庙。再过两三百年，上海经济发展得更加迅速，大家都认为与这个老婆子有着密切的联系，认为她是上天派到上海来的神祇，是帮助人们改变落后面貌的“先棉”，所以对她顶礼膜拜，奉祀有加。
六七百年之后，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她又从神坛返回劳动人民之中来了。人们除了为她设想出“童养媳”、“挖墙搭船”、“黎母认养”等情节丰富她的形象之外，还具体评价她的历史功绩和地位作用，定性她为“元代棉纺织技术革新家”，并且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来宣传她、纪念她。她的曾经几建几毁的祠堂，现在已经建设为“黄道婆纪念馆”。她的一度荒废的墓地，现在已经修葺一新。198O年，国家发行《中国古代科学家》纪念邮票，把她同我国古代最著名的科学家们排列在一起。1989年又发行面值5元的黄道婆纪念银币，表彰她对社会的重大贡献。她的事迹和形象不断地被搬上舞台、银幕、荧屏以及各种各样的书刊、纪念册。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对黄道婆在棉纺织史上的革命作了高度评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黄道婆为“世界级的科学家”，她的名字被列入世界顶级名人录中。
即使这样，在如何评价黄道婆的问题上，历来社会各界还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不少人认为，黄道婆虽然很了不起，但如何定位她的身份和功绩，仍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他们看来，黄道婆只是个农家妇女，哪有那么大的本事来推动整个棉纺织业的革命？有些人甚至认为，黄道婆至多是一个能工巧匠，是出于政治原因才把她推上那么显赫的位置。
前不久有人在因特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黄道婆：“形而下”的伟大》的文章，其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文认为黄道婆不是科学家，充其量是个“技术员”，她对纺织水平的提高停留在技术层面。在当时织布跟煮饭、洗衣一样是妇女的分内事、家务活，黄道婆不过是我们在自家街坊邻居中就能碰到的那个“能干婆”云云。
文中的“形而下”本是与“形而上”相对的哲学概念。“形而上”指的是无形的或未成形态的东西，“形而下”指的是有形的或已成形态的东西。《易·系辞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唐崔憬言：“妙理之用以扶其体，则是道也”，“体为形之下，谓之为器也”。说的是形而上为用、为道，形而下为形质、为体，为器，形而上不离形而下。现在也有人用“形而上学”来指一种研究感官不可到达的东西即超经验的东西的哲学。
文章作者只是借用“形而下”的字面意义，指称属于社会下层的普通劳动群众和有别于“科学”系统的工艺“技术”。平民百姓只是从事具体形态的劳动生产，只是做一些眼见手到的活计，没有多少深奥的学识，不会总结出多少可以达到“形而上”层面的经验和理论。所以，在作者看来，“形而下”是很难进入“科学”的殿堂的，从它走出来的至多是“技术员”而已。
既然如此，世人把黄道婆说成是“世界级的科学家”，岂不是夸大其词了？
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个问题，我们来看有关辞书是如何定义“科学”和“科学家”两个概念的吧。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科学——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有一定成就的人。”
《辞海》解释得更加详细：“科学——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以及总括和贯穿于三个领域的哲学和数学。按与实践的不同联系，可分为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等。科学来源于社会实践，服务于社会实践。它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在现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的发展和作用受社会条件的制约。现代科学正沿着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整体化方向蓬勃发展。”
我们再据此来对照和评价黄道婆的历史功绩与贡献。
尽管黄道婆的具体成就在史册中缺乏详尽的记载，但从一些资料和她回乡前后棉纺织业生产的变化中，我们还是可以了解一个大概的。陶宗仪的《辍耕录》、褚华的《沪城备考》等书，曾记载她教乌泥泾人民“做造捍、弹、纺、织之具”，“教人以捍、弹、纺、织之法”，可见她的历史功绩首先在于改进和创造了新的制棉工具，确立了一套完整的生产工序。
在轧棉去籽方面，最初她教人用铁杖来捍（赶）去棉籽，以代替早先用手剥去籽的原始方法。后来又根据崖州的踏车，创造出一种轧棉用的搅车（又名轧车或踏车），大大提高了轧棉的生产效率。
在弹花方面，她改进弹弓，以4尺多长、强而有力的绳弦木弓，代替原来长尺余、弹力轻微的线弦小竹弓。又把以指拨弦弹花改为以弹棰敲击弓弦开棉。
在纺纱方面，她在传统的单结崔式（一个纺锭）手摇纺车的基础上，创造发明了一种三结崔（三个纺锭）的脚踏纺车。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工具，是一项重大的技术发明，是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卓越贡献。
在整经和织布方面，黄道婆充分利用和改进了传统的丝绸生产工具和技术，能织出有各种美丽花纹图案的棉布。
黄道婆的历史功绩，还在于向乌泥泾人民介绍和推广了织造崖州被和其他精美棉织品的方法，并且把黎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的优良技术结合起来，有所发展，有所创造。
黄道婆的革新和推广，有效地推动了松江乃至江南一带的纺织业发展，使之崛起而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中心和经济发展的中心，也刷新了世界棉纺织业的历史，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社会的穿衣问题。
以此看来，黄道婆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大婶”、“大娘”、“大妈”之类的家庭妇女，也不同于一般的手艺精湛的能工巧匠。她对棉纺织业的这些作用和贡献，绝非一般的“技术员”能做得到的。要不然，为什么普天下那么多的“婶”“娘”“妈”们不被人“感恩洒泣而共葬之”？那么多的“技术员”不被人立祠纪念且奉为“先棉”？足见黄道婆的创造发明是远远居于一般的“形而下”层面之上的。
黄道婆也许不识字，即使识字也不会很多。如果她不是年纪较小的时候住进道观，就很难有机会学文化，就是她在道观接触到一点，也不可能成为文化涵养较高的人。所以，她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发明创造通过书面的形式总结和记录出来，好传授给我们这些后人。但是她对纺织工具的改革和对纺织工艺的创新，却是前无古人的。没有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没有经过反复的试验和挫折，肯定做不出来。如果她做的这些不算是“科学”，那还有什么能算作科学？如果当时有人把这些都系统地记录和整理出来，那不叫科学“理论”又叫做什么？
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地想，如果黄道婆不具备科学家的素质和涵养，她有能耐千里迢迢地从天涯海角来到乌泥泾“教他姓妇”么？为什么她能有备而来，把一整套先进的纺织工具特地从海南带到乌泥泾来？假如有谁对她能否随带那么多、那么庞杂的器械有所存疑，那她在没有样式给工匠仿制的情况下，仍能指导人们制造，后来又继续改进、革新，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这还不能算是“科学家”吗？
当然，以现代科学家的条件来衡量黄道婆，她肯定是会差得很远的。因为时代已经大踏步地前进了，不管是生产工具还是生活条件，也不管是人的知识水平还是思想观念，都已经是今非昔比。你拿过去皇帝太后们的物质条件来跟现代人相比，他们连汽车、空调、冰箱、电脑都没有，哪比得上我们现在的一个小职员呢？所以，在给黄道婆冠以“科学家”的称号时候，我们实在是不必苛求的。
羊中兴，男，汉族，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海南省儋州市人，195O年5月出生，华南师范大学政治本科毕业。曾任中共琼海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琼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系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杂文学会理事、省散文诗学会副会长、省乡土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专著《黄道婆评传》和《儋州调声山歌》同时列入“海南历史文化大系”，2OO8年由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联合推出；此前出版过诗集《猛士之歌》（作家出版社）、《没有初恋的情歌》（中国文联出版社）和杂文集《向一挑战》（中国戏剧出版社）、散文集《儋州歌海》（九州出版社）等。
【注释】
[1]陶宗仪（1329～约1412），字九成，号南村，天台（今浙江黄岩）人。元末参加进士考试没被录取。曾隐居松江府的泗泾及凤凰山一带。他常随身带笔砚，有所闻见或有所思，便记录下来，投入一瓮中。积累日久，整理成《南村辍耕录》三十卷，记述元代典章制度甚详。他还辑录前人笔记小说，另著有《南村诗集》、《书史会要》等。《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四、二九七条记“黄道婆”，是今见黄道婆事迹最早的记述。
[2]王逢（1319—1388），字原吉，号最闲园丁，又称梧溪子、席帽山人。原籍江苏江阴，元明之际诗人，初隐居无锡梁鸿山，后游松江，筑“梧溪精舍”于青龙江畔青龙镇。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三月移居乌泥泾宾贤里。著有《梧溪集》，为最早咏黄道婆者。《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有其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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