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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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此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始深入观察国际关系，分析重大的国际事态，研究中国的历史命运，力图洞察国际关系的本质。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于1980年成立。北大和复旦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列入了国家重点学科建设。中国迅速和平发展，日益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必然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巨大需求。

三、前进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

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在20世纪上半期表现为二元的进程。欧美的国际关系理论和观念被引入中国，不少译著问世，但西方国际关系学并未在中国扎下根，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与此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始深入观察国际关系，分析重大的国际事态，研究中国的历史命运，力图洞察国际关系的本质。

中国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晚清。当时，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中国处于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在报刊社和出版社的推动下，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反帝爱国的主题而展开，着重揭露帝国主义侵华、对重大国际时事作政治评述，以及中外关系通史与专史研究。

1902年中国最早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刊《外交报》（旬刊）问世。该报至1911年共出300期，内容涉及国际法、国际会议、外交史、外交理论、大国外交、列强竞争、中外关系、英日同盟、俄法同盟、法日协定、美日协定、关税政策、世界政策、国家主权、国力比较、势力范围、利益均占、最惠国条款、西藏问题、租界、领事裁判制度等，并就学科建设提出设想，认为“外交学”宜设专科。

民国时期，一些专门研究机构开始建立，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理论研究进步。1930年代是国际关系研究活跃时期，著名的《世界知识》杂志于1934年9月16日在上海创刊，这是一个重要标志。

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国现代教育的迅速发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都相继成立了政治学系或专业，以培养现代政治外交专门人才为目标之一，不少学校开设了欧洲政治思想史、欧洲外交史、现代国际政治、国际公法、各国政治制度等国际政治课程。除了西方和日本的国际关系著作继续翻译出版外，国内学者编著的国际关系著作也相继问世，如周鲠生的《国际政治概论》（1930），探讨了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目的和范围，张奚若的《主权论》（1925），则介绍了主权的起源、演变及发展趋向，王亚南的《现代外交与国际关系》（1933），阐述了外交的意义、功能及近代外交的演进。学者们还对国际关系进行了分科研究，涉及的领域包括外交史与外交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政治方法论、中外关系史、帝国主义侵华史、殖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时政研究、战争与和平研究等方面。但是，在民国时期，国际关系学并未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它使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20年5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等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为己任，翻译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新青年》、《共产党》和《向导》等革命刊物载有国际政治研究文章，首先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口号。马克思主义为国际问题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关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的研究逐步展开，内容广泛，分析深入，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作出了自己宝贵的贡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国际斗争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传统思想精华，概括出外交理论，在错综复杂的外交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培养了一批外交人才，围绕着外交问题和国际斗争，对国际问题予以关注和研究，这一切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形成与发展，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但在新中国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偏重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偏重于具体的对策研究。

转机出现于1963年。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加强研究外国问题的座谈会，会议达成共识，认为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还远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并指出存在的问题是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太少，几乎没有国际政治的学科和专业，以及资料匮乏、任务不明与缺乏协调。根据会议的建议，中共中央随即下达了《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决定》，对国际问题研究进行了全面部署，在北京、上海等地建立或加强了覆盖主要大国与世界各地区的研究机构，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设立国际政治系，它们的主要任务分别是培养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亚非、西欧与北美的人才。1964年中国国际关系学框架开始构建。但是，刚刚起步的国际问题研究和学科建设，因十年浩劫而陷于停顿。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际关系学进入复兴与全面发展的新时期。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41]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对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于1980年成立。人大、北大、复旦三校的国际政治系正式恢复，迅速完成了规范的学科建设，完善了课程体系，形成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系列。北大和复旦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列入了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到2006年，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及其硕士点、博士点，已扩散到全国各地主要高校，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科学院与党校等。随着大批博士和硕士的加盟，国际关系教学与研究的学术梯队形成。国内学者的教材、专著每年有多种付梓，已有系列丛书与教材问世，学术论文与研究报告不计其数，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少创新观点和对策建议。一批当代外国国际关系名著出了中文版，国内外学术交流频繁，对外国理论、分析工具的引进、消化、吸收，促进了国内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意识和学术水平。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繁荣的局面。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学在不断完善学科体系的同时，正在努力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优秀的传统文化、外国研究成果的精华，以及实践经验等创建途径，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1987年、1998年和2004年在上海先后举行了三次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这三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步、发展和进入综合、创新的阶段。第三次会议提出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明确目标：建构中国理论，创建中国学派。中国迅速和平发展，日益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必然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巨大需求。努力创建中国理论和中国学派，已经成为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

综合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趋势，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一些大的重要转型：

1.指导思想的转型。从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思想，转到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这并不抹杀他们之间的继承性和延续性。

2.对时代主题认识的转型。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转移，不失为一种有对比性、能反映历史变迁的概括，并由此构建中国独特的“和平发展”理论。

3.国际关系价值取向的转型。意识形态、阶级分野曾经是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的主要价值趋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完善和发展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集中体现国家核心利益的价值取向。

4.对国际关系研究态度的转型。从整体的否定性批判，转向实事求是的建设性研究。

5.对国际格局认识的转型。以前对国际战略力量的划分，都是从我们的价值偏好出发，而今对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认识，则是按客观存在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中心来进行划分，这是一个巨大转变。

6.对体系认识的转型。过去，中国长期置身于传统国际关系的零和博弈中，对此有深刻的认识。随着全球化而来的国际体系的转型，中国高举和平合作发展的旗帜，更加关注全球稳定和全球发展，积极投身于全球问题的共同治理，充分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建设性作用，着力推动全球和谐社会的建构。

7.国际关系研究倾向和方法的转型。首先，从单一的对策研究转向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动态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其次，从单学科研究转向多学科研究；第三，从单一方法的研究转向多种方法的研究；第四，从封闭式研究转向走向世界的开放式研究。

我国国际关系学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面向迅速和平发展的中国，任重道远，前途无限。

思考题

1.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2.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各学派有哪些主要观点？

3.如何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注释】

[1]斯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2]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Merrian－Webster Inc.，Springfield，Ma.，1991，p.632.

[3]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4]斯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5]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598页。

[6]Frederic S.Pearson and J.Martin Rochest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T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1998，p.15.

[7]参阅王邦佐等：《新政治学概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8]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9]Stanley Hoffmann，“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Long Road to Theory”，in James N.Rosenau，ed.，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1），p.426.

[10]Stanley Hoffmann，“Theory as a Set of Questions”，in Stanley Hoffmann，ed.，Contemporary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1977），p.44.

[11]参阅俞正樑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12]参阅俞正樑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3页。

[13]康德：《永久和平论》，《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8—118页。

[14]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5]俞正樑：《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168页。

[16]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5页。

[17]俞正樑：《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5页。

[18]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3页。

[19]参阅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中文版序言。

[20]参阅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中文版序言。

[21]参阅秦亚青：“译者前言”，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0页。

[22]参阅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撰写的译者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