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电影叙述艺术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结　语

本书主要借鉴了传统和现代叙事学研究的观察视野与分析思路对动画电影进行研究，如前所述，动画电影叙述艺术的研究是庞大而复杂的，有限的十几万字很难将其分析得面面俱到。于是主要选择人物、情节、时间、空间和修辞艺术等基础层面进行研究，从中寻找出动画电影创作者是如何通过安排各个成分环节产生故事的效果，哪些功能性的元素能够帮助作品与观众达到预期的沟通目的等等。

就叙述的本质而言，动画电影与一般故事片是相通的，它们以讲述故事为基础，人物、情节、环境等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叙述要素。然而，动画电影的叙述艺术又有着自身的特殊性。第一，叙述对象的虚幻性。故事片中的故事情节主要源于现实生活，镜头前也是实人实物实景，“无论是西部片、爱情片、歌舞片、警匪片、科幻片、战争片、枪战片、武打片，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归结到神话上来。说到底，电影本质上就是一种‘世俗神话’。”^[1]所以它可以称得上是对现实生活的世俗化还原或者神话式再现。虽然，在真人上演的故事片中有时也会利用电脑特技，比如在《珍珠港》中重现太平洋战争时的悲惨场面，但这些电脑特技的作用是力求同世界本来面貌一样的真实效果。而动画电影则不同，它是完全利用电脑和绘画技术展现人们脑海中的幻想，其中的人物、情节等常常被夸张到极为不可能的程度，叙述对象是虚幻的，是存在于人们思维中的事物和境界，完全超脱于现实世界。第二，叙述过程的童话性。动画电影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夸张来塑造形象、反映生活，它的表现过程充满浓厚的幻想性，具有强烈的童话色彩。童话凭借语言实现幻想，动画电影借助视听叙事来实现幻想，在这个过程中较多地运用拟人、夸张等手法编织奇异的故事和情节。真人故事片的空间现实性决定其以写实的手法演绎故事，在叙述的过程里强调真实地复原世界。第三，叙述结构的简洁性。动画电影主要以轻松与安定感取悦观众，它的故事结构力求简单，从不复杂化，人物和事件描绘清晰，没有任何生活以外的暗示。而故事片大多以纷繁的现实生活为背景，人物千姿百态，情节错综复杂，力求传递出丰富的人生含义和生活启示。总的来说，动画电影从传统叙述艺术中吸取经验，通过图像绘画的有效运动讲述故事，让观众流连于其中并享受着与众不同的艺术感受。

一、动画电影叙述艺术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叙述的研究其实是如何“讲”故事的研究，所以，它主要是专注于动画电影文本自身，而非其他的外围范畴。以往的几十年间，动画艺术的研究者们对其历史、技术、美学风格等方面进行了殚精竭虑的考察与分析，梳理了它的发展轨迹，也总结了种种的制作技术手段及经验，但叙述艺术的研究是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动画电影，并以其自身的“话语”去理解动画电影。

首先，叙述研究是从故事层面解析动画电影，内容是一切讲述活动的根本，只有把故事讲好了，才能真正吸引观众。因此，它无意于过多追索动画电影制作过程中令人炫目的技术手段，而将目光锁定在唯一的最终文本，这样不但尊重故事本身的意义逻辑，也自然而然地为不同国别、不同民族、不同风格的动画电影找到了共同的创作基础和欣赏基础。如中国的《小蝌蚪找妈妈》，日本的《千与千寻》，美国的《海底总动员》、《冰河世纪》等影片都共同表达了“回家”的故事主题，虽然它们来自不同国家，风格也大相径庭，但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都基本遵循了“出走或失散——遇见不同人物并经历磨难——回到家园”这样一条线来展开叙述，故事情节跌宕起伏，逻辑结构严密，这几部影片在世界各国动画电影的观众中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可见，尽管东西方人们的文化观念和审美习惯有很大的差异，但对于故事观赏性的追求却是相通的，情节的合理与完整恰恰是观赏性的根本基础。因此，本书主要论述和分析的正是动画电影普遍存在的叙述结构及各构成部分的特点、联系。

其次，动画电影通过故事达到与观众交流的目的。斯滕伯格曾认为，叙事是功能性的结构，为达到沟通目的而采用的方法，是叙事者与听众之间的交流，其中需要透过一些安排来产生某种效果。追寻动画电影之根本，它也应当是一门叙事的艺术，通过人物、情节、时间、背景的精心处理，运用适当且行之有效的修辞技巧，实现最佳的信息传递效果。本书将动画电影叙述艺术中的几大要素分解研究，有助于全面理解其故事文本，也有助于动画电影技术和历史研究者们进入可与理论自由对话的领域，并有利于缩小研究与观赏之间的距离。事实上，在叙述艺术的研究过程中，很多对动画电影文本的分析、见解同普通观赏者的理解十分接近，这表明对其叙述艺术的研究具有“平易感”，易于被人们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为动画电影的理论研究预设一个比较顺畅的通道，利于在更大范围中实现其理论研究的意义。

最后，动画电影是国家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与意识形态的其他部门，如政治、宗教、道德、文学、影视等始终保持着水乳交融的联系，属于文化艺术中的一部分。尽管在庞大的社会文化艺术体系中只占很小部分，但是它却拥有坚固的力量。许多国家的艺术工作者已深刻认识到动画电影的塑造人、约束人、改造人和帮助人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巨大能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巨大的能量是凭借叙述活动来实现的，因为人类天性中原本就潜伏着一种“叙述的品质”，那些脍炙人口、激励人心的故事往往具有令人振奋的力量，它们当中蕴涵有“生活的样式”，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浓缩和升华。每个国家的动画电影故事里都凝聚着这个国家的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神秘力量与精神，并不同程度地进行本国的国家宣传，这使动画电影叙述研究在揭示其中的意义和价值等方面显示出特殊的重要性。比如美国就通过动画电影这种方式潜移默化地向世界推广了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人们在其大多数影片中都能读解出其宣扬个人主义，推崇资本主义，强调自由主义的意识观念。像动画影片《埃及王子》讲述了以个人的力量拯救整个民族的英雄故事，凸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事实上，动画电影之所以采用某些特定的结构模式，往往是因为要更好地表现某种思想观念，运用叙事的艺术展现所要宣传的价值观或某种精神。对于这种现象，米克·巴尔认为只有文本的评论部分才传播意识形态的观点显得有些幼稚可笑，文本的描写和叙述部分可能同样交流意识形态，仅是传播的方式不同而已，话语形式本身就有意识形态的含义。以此观点来看，讲故事的方式可以直接影响动画电影的意识形态传播效果，但其内部的各要素也能够对这方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考察动画电影的叙述特征及各部分组合构成关系等方面是很必要的，这样可以帮助人们洞悉它实现传播效果的秘籍。

总的来说，作为一种实用型理论要素的客观性研究模式，动画电影叙述艺术研究的优点和缺点互为彼此存在的前提。第一，因为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动画故事文本上，难免会造成研究的局限性，所以就需要其他理论的优势给予弥补。比如，动画史的考据能够揭示动画电影形成的来龙去脉，总结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理清当代动画的发展走向，为动画的本体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历史参照。第二，动画电影故事的叙述离不开动画技术的支撑，像其中的造型设计、剪辑手法、三维软件的应用等方面为故事的讲述活动提供了更为灵活和广阔的空间。从这个角度而言，叙述艺术的研究有待于动画技术理论的支撑，需要将制作与创作实践系统化地概括和整理，使得动画电影叙事理论更为全面。此外，还需要观众反应、批评、描述、欣赏、接受活动的能动性及其对意义产生的制约性的理论研究，需要利用原型批评和现代心理学等科学方法透视动画电影叙述意象的宏观构成……动画电影是丰富的充满奇思遐想的灵活多变的艺术，对它需要全面和多途径地挖掘开采。叙述艺术的研究只是冰山一角，它如同其他的理论研究一样，其理论体系还需要不断地充实和发展，从而使其更具科学性和实用性，也正是通过与其他动画理论联手才能一起去完成引导人们深入理解动画电影艺术的使命。

二、目前中国动画电影发展的迷茫与缺失

上个世纪，中国的动画电影曾经在世界的动画舞台上辉煌过。1941年，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也是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不但“在大上海、新光、沪光三家影院同时放映一个多月，盛况空前”，而且在东南亚地区上映也同样受到热烈欢迎和称赞，像在日本，它成为日本上映的第一部动画长片，“其排场和有趣的故事令当时的动画界震惊，卖座也很好”。此后的中国动画电影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屡获国际大奖。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1961年在瑞士第41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震惊世界，获得短片银帆奖，并在1978年第三届萨格雷布国际动画电影节再获一等奖；另一部水墨动画片《牧笛》获1979年丹麦第三届欧登塞国际童话电影节金质奖；《大闹天宫》获1978年伦敦第22届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被英报刊称作“1978年在伦敦电影节上最轰动最活泼的电影”；还有，《三个和尚》获丹麦第四届欧登塞国际童话电影节银质奖；《鹬蚌相争》获第34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短片银熊奖……迄今为止，中国动画电影共获得60多个国际奖项，几乎都是在世界艺术电影节角逐中赢得的殊荣。然而，在近二三十年间，中国的动画电影却发展缓慢，甚至止步不前，失去了发展的方向。究其原因，本人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受众定位上的困惑。有很多人曾经认为，动画电影的主要接受对象是儿童，只有儿童喜欢那些简单的情节、幼稚的人物和绚丽的画面。他们却没有发现在现代社会的成人世界里，有时候也需要享受动画电影所表达的轻松感和快乐感。正像拉康认为的那样，人的前语言期是“镜子阶段”，婴儿在镜中之像发现了自我的同一体，动画电影表现的虚拟幻象正是镜中之像，它流露出了人类原始天性中存在着的那种儿童式的气质。所以，在今天的动画电影银幕前还涌动着大批的成年观众，是动画电影的娱乐性使处于忙碌中的人们获得了精神释放，在这片天空下彻底的放松，满足自己虚拟儿童心理和被遗落了的想象，也可以在精神世界满足自己在现实里未曾获得的一切，比如《白雪公主》中王子与公主的浪漫爱情，《超人》中威力无比的神奇英雄，《勇闯英灵殿》中激动人心的惊奇历险……成人们就是在想象世界里延续着各自内心曾经做的或未曾做完的梦想。

显而易见，在动画电影的发展进程里，它的观众应该是多层次、多层面的，不能把观众仅仅定位于儿童。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将动画电影的观众细分，针对不同的群体生产相应的动画影片。而且，动画电影观众是具体的、历史的存在，他们不是一个抽象、恒定的群体，接受心理是随着时代的推进而不断变化发展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科学技术的进步，给社会带来巨大且深刻的变化，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风尚和趣味习惯，使观众的接受具有明显的时代特性。在漫长、复杂的流变中，各种惯例都已凝聚了一种内在的张力，从而能够制约和概括相应的接受反应，烘托特定的接受氛围，反映了时代精神与历史意识。如同巴赞曾评价伏尔泰的剧作那样，其创作的悲剧之所以不成功并不是由于他缺乏悲剧头脑，而是因为伏尔泰的时代已经不是悲剧的时代，企图在伏尔泰的时代继续搞拉辛的悲剧是不合时宜的做法。可见，观众审美接受的差异性将会影响动画电影的传播效果，动画电影生产者应该根据现代社会的审美需要创作富有“现代性”的影片，并且从故事情节、人物造型、叙述形式等方面都需要体现极强的现代性和时代感，从而获得观众的认可和成功。

其次，题材创作的迷茫。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自古以来流传着许多优美的故事和传说，像早期的《猪八戒吃西瓜》、《鹬蚌之争》、《小蝌蚪找妈妈》、《牧笛》、《大闹天宫》、《九色鹿》等动画影片来源于富有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的民间故事。总的来说，早期的动画艺术家们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汲取营养为己所用，相继创作了大批引人入胜的动画影片。然而，当前动画电影的创作却呈现出题材匮乏，争相“炒剩饭”的局面。本人认为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创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欠缺。二是，创作者的创新意识缺乏敏锐性和独立性。实际上，中国拥有的文化资源远远胜于美国和日本，但是对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再生产却落后于他们。例如，美国对世界文化资源实行“拿来主义”，人们不难发现，其生产的许多动画影片都取材于别国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或文学名著。像《埃及王子》、《花木兰》、《钟楼怪人》、《阿拉丁神灯》等影片的素材都源于他国，可是，当这些故事通过巧妙的美国式的商业化改造之后，一下子就成为美国精神和价值观念的代表。由此可见，当代动画电影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革新，人们通过文化的沟通与借鉴可以使动画电影的创作素材扩展到世界范围。

再次，形式风格的缺失。风格，是人类文化思想通过一定手段的自然表现，从文本的角度而言，它可以归为两类。一是个人的表达习惯，比如美国动画导演蒂姆·波顿的风格，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风格。二是集体的表达特征，比如美国动画的幽默娱乐风格，日本动画的唯美风格，欧洲动画的抽象风格等等。动画电影作为电影的一种类型，它既是艺术的也是商业的。比如美国动画电影在发展过程中探寻到的是一条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以商业为主的发展之路，所以，它在创作上重视娱乐性，强调制造幽默的效果。而欧洲与加拿大关注的是动画电影的艺术探索，他们生产的动画电影具有浓厚的自由精神，还展现导演的个人风格。就中国动画电影而言，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直到80年代中后期，它的生产一直停留在小规模的手工制作阶段，这个时期人们不断尝试着寻求动画电影艺术风格上的突破，并在世界动画电影舞台上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国学派”，以水墨动画为代表形成了写意性的风格特征。90年代初，中国动画电影开始商业转型，《宝莲灯》成为此转型时期的重要动画影片，此后的创作者们不断尝试，又推出了《魔比斯环》、《勇士》等所谓的动画“巨”作。

可是，人们只要仔细观察就不难看出，无论是先前的《宝莲灯》还是现在的《魔比斯环》都流露出模仿西方动画的影子。比如，美国的《花木兰》中有个插科打诨的木须龙，中国的《宝莲灯》中则有个跟剧情毫无关系，不会说话只会指指点点的小猴子。《魔比斯环》的主人公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可是行动举止却是西方化的，并且从情节设计上也处处笼罩着西方魔幻色彩，观众很难从中捕捉到中国的“风格”。

今天，我们的动画电影创作者们一直在宣扬着要“把中国的动画推向世界，动画需要国际化、全球化”等等。然而，本人认为，当人们在推动中国动画电影走向国际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人们对中国动画电影的文化认同感，因为建立了文化认同就意味着建立了动画电影传播的基础，在多元文化交流的碰撞下才能够维护本国动画艺术的个性。我们从宫崎骏的动画影片中就能够感受到其中传递出的日本民族的气息。比如在《千与千寻》中表达关于勇敢和爱的主题正是东方文化的内核，画面背景也随处可见榻榻米、和服等民族元素，处处渗透着日本的民族风格。当下的中国动画电影在追求发展，强调市场化、产业化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中国动画电影实实在在的风格，在观众中也很难建立起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而没有自己的风格和给予观众的文化认同感，恰恰是造成中国动画电影不容易有突破的一道屏障，因此，在现代动画电影艺术中如何建构中国动画电影的根本性和独特性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在叙述艺术中寻求中国动画电影发展的根基

加拿大电影学者安德烈·戈德罗认为，只要讲述故事，就是叙事，一切叙事都具有两个方面：被讲述的故事世界和故事世界的组织者。中国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故事宝藏，神话、民间故事、寓言、小说等等都可以成为动画电影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内容源泉，而如何选择故事，如何构架故事，如何运用恰当的叙述活动机制吸引观众等问题才是当前中国动画电影创作发展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一，提高主题思想的人文性。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就十分强调“寓教于乐”，动画电影作为文化的“外衣”，在中国社会里自始至终都隐含着教育民众的功能。由于人们过多地强调教育性，中国的动画电影就侧重于寻求故事表现的思想意义，并努力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人民”。因此，中国的动画电影给人们营造的更多的是一种“摆事实，讲道理”的理性氛围。而美国和日本的动画影片除了生动活泼的故事内容以外，却更加强调对人类内心的关怀感。比如，《龙猫》中小姐妹俩生活中由于母爱的缺失，让她们对世界拥有了更多的期盼和梦想。两人在樟树内部发现龙猫的过程，其实正是她们在自己的感受空间里寻觅母性的过程，观众伴随着这个过程走入了姐妹俩的精神世界，被唤起了对母性的渴求，同时也获得了心灵上的慰藉和满足。再比如《花木兰》，借用中国古代故事素材演绎了一段女性追求个性解放，努力挑战自我，实现个人价值的现代故事。在动画影片中淡化了原故事中替父从军的自我牺牲精神的道德宣传，而以花木兰勇于突破封建传统思想为主题框架，探讨了勇敢、自由、责任与爱等人类共同话题。人类对于生命和精神价值的追索是永无止境的，他们需要将欣赏到的艺术作品与自己对生命的感悟产生互动，达到精神上的沟通，深入心灵深处。可见，中国动画电影在“寓教于乐”的同时，也需要表达对人类的生命关怀和价值思考，如迪斯尼所说的，动画要吸引世界各国年龄不一的观众，对童话传说和神话故事的处理在本质上要简单，无论是善还是恶，所有伟大的作品中的各类角色都必须具有可信的人性，必须保持人类常有的道德理想。

其二，打造情节上的细腻性与合理性。动画电影叙述的本质是在讲故事，情节的流畅、节奏的紧凑、画面镜头的简洁是讲好故事的基础。中国动画电影在创作故事时通常注重的是结果，重视故事给人们带来的教育意义，而往往忽略了对故事发生和发展过程的精雕细刻。像《宝莲灯》，虽然讲述了古代“劈山救母”的传说故事，然而却把占传说中比重2/3之多的三圣母与刘彦昌的爱情故事线索完全删去，目的是为了突出沉香的作用与地位，大大削弱了情节的完整性和故事的内在张力。三圣母本应是剧情最有力的推动者，因为影片故事线索是：母触犯天条——母被压——儿救母。故事的缘起没有展开，她在山下受苦的情景也一笔带过，把她的爱情与苦难省略，消解了其反抗性与被压的痛苦，只是作为“母亲”形象的代表符号。影片将故事重点由母子感情转向对二郎神的反抗，却抛开了对母爱的追寻。沉香与二郎神的斗争，虽然表现其勇敢坚强的性格和武术高超的本领，却失去了那种感人的母子情深。这样的情节安排磨灭了原传说故事中所表现的反封建、反皇权，要求独立的思想意识，同时也削弱了原故事中对于人类最美丽、神奇的爱情和亲情的呼唤。相比较而言，美国动画电影就始终强调故事的戏剧性叙事结构，突出矛盾和冲突，开篇讲究悬念，设计问题，然后通过人物的一系列活动解决问题。而且，对每一处细节的刻画都不轻易放过，像《冰河世纪》里怪松鼠抱着松果到处逃窜的情节设置，不但给影片增加了喜剧色彩，而且有效地控制了全片的叙事节奏，当故事一旦进入抒发情感的段落后，它迅速地跳出来制造笑料，保证影片有一种“从头笑到尾”的喜剧效果。

中国动画电影的故事内容素材是丰富多彩的，其中的情节也可以毫无局限地在上天入地、古往今来的时空中展开，然而，在叙述过程中，这些情节的设置不能过于随意，它们需要建立在合情合理的事物发展的逻辑之上，让叙述的过程有张有弛，人们的情感随着情节的节奏跌宕起伏。

其三，雕塑人物性格的圆润性。动画电影人物与真人电影、电视人物最大的区别是虚幻性。因此，动画电影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到这些虚拟人物的个性化。首先，虚拟的人物需要真实的人性包装，因为真实的人性是打动人心的手段。比如影片《千与千寻》凭借塑造了一些性格饱满、有血有肉的人物而真正赢得了观众的心。像其中的坏人形象汤婆婆，虽然是一个唯利是图，靠抹掉人的名字让人忘记过去来控制一个人的势利之人，但最后她也遵守诺言将千寻的父母变回人类。再如主人公千寻，原本是个任性、冷漠的小女孩，在经历了困难的考验后，激发了她善良而勇敢的品质。河神送给她的药丸本来可以分为两半，将父母变回人类，但是当见到身受重伤的白龙、因为孤独而吃了满肚子脏东西的无面人，她还是毫不犹豫地将药丸给了他们，这些都是自然的人性流露。而中国动画《宝莲灯》中的沉香，虽然也是个孩子，但是他勇猛顽强，在他身上没有缺点只有优点，绝对是个“高大全”的模范生，显然没有一个软弱自卑但却依然不放弃责任的普通女孩更有艺术感染力。^[2]正如迪斯尼所说，“无论善恶，所有伟大戏剧作品中的各类角色，都必须具有可信的人性。必须保持所有人类常有的道德理想，胜利不能来之太易”。^[3]从一定意义上说，动画电影中的人物其实也是对现实生活里的人们的一种艺术转化，他们如同一块块吸铁石，既有吸引人的磁性，也有异于人类的特征，这样的人物形象才有张力和持久性。

【注释】

[1]陈晓云：《影视文化：工业时代的视觉神话》，《当代电影》，2000年第6期。

[2]参见焦素娥、张洁：《从〈宝莲灯〉和〈千与千寻〉看中日动画片创作观念的差异》，《中国电视》，2007年第6期。

[3]转引自《浅析美日动画的内容设计——兼论中国动画的创作方向》，《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2007年2月。